林　琦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基于供需视角的竞技体育投资体系探究

林琦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了竞技体育的公共物品属性，并结合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沿革分析中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其在供给和需求上呈现的新特点。由此，基于供需视角，从竞技体育项目的不同类型出发提出了财政拨款的投资模式、产业经营的投资模式、社会自治的投资模式和社会与政府联合的投资模式。

关键词：竞技体育；供给；需求；投资

“十二五”期间，我国竞技体育成绩斐然，总体实体全面提升。“后北京奥运时代”，中国奥运军团在伦敦奥运会、索契科奥会加快迈出争金夺银的步伐，各种竞技体育项目硕果累累。但相对于奥运会上的金光闪闪，中国三大球——排球、篮球和足球的表现则略显黯淡，广受关注的中国男足更是鲜有亮点［1］。中国的竞技体育运动发展历史不长，但却能成为世界竞技体育格局中的一支强大力量，这与中国集中投入的国家财政体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目前竞技体育投资体系的桎梏也不断显现。为了迎接世界竞技体育更激烈的竞争，中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亟需创新，对竞技体育投资体系进行改革也已引起高局决策者的注意。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体育产业”。因此，基于供需视角，分析中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进而提出竞技体育投资路径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体育竞赛为主体，以创造优秀运动成绩、夺取比赛胜利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性体育活动［2］。而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是指政府及其他供给主体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需求，经多渠道所提供的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竞技体育产品的总和［3］。

（一）我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的理论依据：公共物品理论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物品可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公有资源和自然垄断物品四种不同的类型，其判断依据主要看消费中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4］。体育公共服务普遍被认为具有社会公共物品属性，即在消费中既无竞争性又无排他性。体育源于公共性需求，并且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体育逐渐作为利益价值的平衡工具。因此，公共性服务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2］。从公共物品的属性看，非竞争性主要反映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指任何人不能独占专用从而把其他人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之外。在竞技体育过程中，比赛参与者和观赏者数量的增加对比赛过程中竞技水平高低的影响不大，而参与竞技体育比赛的消费者很难因数量的增加而影响其他消费者的观赏质量。因此，竞技体育比赛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都较小，具有非竞争性特征。此外，在竞技体育领域内，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独自享受公共领域内的竞技体育产品，即使拥有职业俱乐部的股东也须将俱乐部活动置之于公共场域内方可发挥俱乐部的相关价值。因此，竞技体育具有非排他性。

（二）我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的现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民间无能力举办竞技比赛。因此政府成为发展竞技体育唯一的投资者，同时形成了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此体制形成了以各级政府拨款为主要或唯一经费来源，政府承担了从选拔到培养运动员的经费以及从国家队到基层少体校的一切开支的投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及各级运动队得到了迅速发展，强化了政府对竞技体育的管理，从而确定了政府对竞技体育的责任和义务。相对于当时竞技体育落后、又希望有所突破的中国，这种投资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突破，最终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然而，竞技体育的政府一元化管理和投资体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进程。投资主体的单一使从训练到比赛、从人才培养到场馆建设的一系列投入都依靠财政资金，财政负担沉重，市场经济的灵活性难以得到体现。而且在一元化的投资体系下，由于竞技体育见效快、周期短、目的明确，容易出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错位，二者难以协调发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此外，虽然我国竞技体育屡次取得佳绩，但金牌成本过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不协调等问题也常常受到诟病。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事业也开始逐步朝着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近年来我国运动竞赛冠名权、商业赞助比赛等商业性行为层出不穷，这些从社会上筹集到的资金为竞技体育的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我国的足、篮、排三大球职业联赛，提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以经济效益为手段，大大提高了我国三大球的竞技水平，加强了体育竞赛产品的公共特征——利益的外溢性，从而实现社会效益［6］。2014年10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制度，鼓励社会资金注入体育产业，并放宽竞技比赛的转播权限制等等的改革措施。这些鼓励竞技体育市场化的政策为实现竞技体育多元化投资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石和现实基础。

二、竞技体育公共产品服务供给分析

根据经济学原理，竞技体育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其不能完全由市场供给。根据大卫休谟的“公共悲剧”理论与帕累托最优原则，私人企业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不会提供这类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4］。但这类产品又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此必须由国家提供。因此，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竞技体育的发展由政府投资与经营具有最佳社会效益，但具有外部性的产品难以用投入产出法来衡量其经济效益，因此，虽然政府政策可以潜在地解决市场失灵，但政府投资未必能增进经济福利。而如果引入私人投资，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社会效益只能是一个附属产物，无法充分发挥资金的社会效益，因而不利于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6］。

随着竞技体育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国家提供的竞技体育产品往往达不到人们的期望，因此有些国家把竞技体育项目推向社会，由俱乐部等私人企业提供，从而产生了私人资本的最大趋利性与竞技体育产品公共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跟发达国家一样，我国的一些竞技体育项目也逐步开启了职业化的进程，但由于国家、俱乐部、个人三个投资主体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界定的困难却更为突显。在我国现今的竞技体育投资体系中，先由主导的政府提出体育公共服务的标准和需求量，再由市场主体进行“契约”化生产。而社会大众则在过程中呈现他们的利益诉求，最终形成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与协调机制［7］。

三、竞技体育公共产品服务需求的分析

总体来说对竞技体育产品的需求可以分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三个方面。其中，从国家层面的需求看，从大赛金牌到体育经济、体育产业、校园体育，无不体现出体育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社会层面的需求看，竞技体育进入工业社会后体现出了多方面的社会价值，其中社会服务是其最为重要的体现。如竞技体育在推动全民健身、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调配体育资源等方面的社会服务都体现了社会层面的需求。从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对象——个人层面的需求看，根据竞赛类型，个人层面对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可以分为精英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需求和大众性竞技体育服务产品需求［3］。个人对精英竞技体育的需求主要反映在欣赏层面，以及由此而延伸出的享受和发展需求。精彩的比赛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偶像力量能给人们产生精神愉悦和寄托，成功的赛事能激起人们爱国热情和集体荣誉感。个人对大众性竞技体育的需求则表现为在欣赏精彩比赛的同时，唤醒了人们参与群众性竞技体育活动的意识，培养了全民对参与体育运动的浓厚兴趣，同时满足了人们的社会交往需求。

人们对竞技体育产品的需求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我国大众心理的逐渐成熟，对竞技体育产品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需求质量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味，人们对竞技体育产品的需求不再仅是停留在单纯欣赏上，而是更加关注环境和娱乐等服务性配套设施。第二是需求结构不断地调整。随着人们更加重视精神生活质量，人们对竞技体育产品的需求也从注重比赛结果、关注金牌数量，逐步转变为参与体验需求。第三，需求主体的扩大。随着能够提供更加直观观赏的电视普及，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的受众迅速增加，需求主体对竞技体育的关注度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第四，需求内容多元化。在需求主体日益扩大以及新媒体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公众接触的竞技体育项目从传统的国球向新兴的运动项目转移，如网球、跆拳道、高尔夫、瑜伽等项目日益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喜爱。

综上，在我国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和需求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的趋势下，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的竞技体育项目已经难以按照公众期待的方式提供。因此，探索我国竞技体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路径已变得十分紧迫。

四、我国竞技体育投资渠道多元化路径选择

在我国社会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竞技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顺应国际竞技体育活动的潮流，厘清不同类型的竞技体育项目的投资方式，创新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形式，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集中性和市场投资的灵活性，调动不同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体育投资模式的多元化的路径。

（一）财政拨款的投资模式

竞技体育涵盖面广，既有观赏性高、容易被大众接受的竞技体育项目，也有观赏性不强、商业投资兴趣不大的项目。但是后者也构成竞技体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一定程度上发展奥运精神，起到“为国争光”的作用。在投资路径上，这一类的竞技体育项目适合发挥政府财政集中配置资源的优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按照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实行财政预算拨款，利用政府财政增加体育投资，将中央财政的投入主要用于训练竞赛活动，地方财政主要是用于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和梯队的培养，为“奥运争光”计划培养人才。如1984年，曾国强于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在52公斤级获得金牌，在中国的举重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把中国举重推向了世界，促进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便是典型的例子。

（二）产业经营的投资模式

众多竞技体育项目中，观赏性强、公众认可度高、市场开发潜力大，尤其是高新技术竞技体育项目的投资可探索市场化、产业化的投资模式，充分发挥市场资金的经济效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遵循竞技体育产业的市场发展规律，逐步完善市场融入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吸引优质的社会资本参与，鼓励具备市场运作条件的竞技运动项目走职业化道路［8］。而要完善竞技体育的产业化经营投资体系，政府不仅应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推进，使竞技体育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更应该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运动员、教练员、经纪人等主体的相关制度，保护职业竞技体育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建立规范、高效的市场监管机制。

（三）社会自治的投资模式

对于部分深受大众喜爱，但是尚未列入奥运比赛项目，或者在国际体坛中缺乏竞争力的竞技体育项目，可以探索实施社会筹款为主的投资方式。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依靠多种形式的投资公司或个人以盈利性的方式，通过市场机制筹措资金，探索社会自治的“草根模式”，充分发挥这类型竞技体育项目的经济价值。

（四）社会与政府联合投资模式

群众性竞技体育项目社会效益大，但其效益在短期内难以显现，而加大大众体育的投资力度是必然的趋势［9］，因此这类竞技体育项目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所能获得的资源十分有限。而实现“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都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因此，可以实行政府出资和社会融资相结合的方式，探索介于财政拨款与产业经营之间的投资模式。政府直接投入财政资金或者通过彩票、基金等方式实行政策性间接扶持。同时，也可以通过社会赞助、运营收入等方式获得社会性资金的支持。这类竞技体育投资过程中，以政府投资为主或以社会投资为主，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对项目发展潜能的判断。

参考文献：

［1］新华社.成就、改革、贡献——中国体育辉煌“十二五”［EB/OL］.（2015-10-19）［2016-01-10］.http: //www.gov.cn/xinwen/2015-10/19/content_2949525.htm.

［2］邵凯，董传升.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背景下竞技体育社会价值新论——试论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5（1）.

［3］赵成霞，张金桥，张鲲.我国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多样化研究［J］.四川体育科学，2015（1）.

［4］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21-222.

［5］扶健华，陈虹帆.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成本的经济学分析［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6］周冬，张居伟.体育公共服务多元化主体供给的“瓶颈”问题分析——从公共性的视角探讨［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1（10）.

［7］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EB/OL］.http://baike.haosou.com/doc/ 9799114-10145888.html.

［8］谢静月，刘权炜，姜迪，等.农村体育投入体系与农民健康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3）.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84（2016）01-0058-04

收稿日期：2015 - 12 - 20

作者简介：林琦（1971-），男，福建沙县人，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