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晨

“不以一物还故乡”

郭庆晨

南朝梁时的新安太守任昉，在任上病逝了。临终前，他给家人和身边人留下遗言：“不许以新安一物还都！”因为京都是任昉的故乡，故而也就被人们说成了“不以一物还故乡”。

其实，即便不留遗言，任昉也没有什么可带回京都家里的遗物。据衙门里的人所知，任昉去世后，遗产只有桃花米二十石，其余别无他物。经济拮据致使家人没有能力办丧事。难道，他没有产业，也没有家业吗？没有。任昉家里不置产业，以至于没有宅屋府第。他的俸禄，除了奉养父母、叔父母，都散发给了亲戚。领取俸禄的当天，所领取的俸禄就散光了。这还不算，他还经常借贷，借贷来的钱款也都用来救助和接济亲戚朋友。

任昉更关心和爱护他治下的百姓。他在新安，经常访查四乡。他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手里拄根拐杖，带着几名随从，走在乡间的小道上。遇有百姓申诉，他就随时处理。乡道、民屋都是他受理申诉的办公场所。为了解决百姓的疾苦，他还制定了这样的规矩：对本郡内8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都要由郡、县属官上门访贫问苦，遇有难事立马解决。他下过这样的禁令：以往，每年百姓都要为太守采办一些杨梅等郡内的特产。他到任后，发现采办杨梅危险性很大，便下令停止了。老百姓对此禁令欢欣鼓舞，称赞“这是百余年来没有过的好事”。而这一百姓的好事是以任昉牺牲和放弃“太守专利”“太守特权”为代价的。

看来，任昉的“不以一物还故乡”的遗嘱，是与他生前“不持一物为己有”的行为一脉相承的。倘若任昉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贪得无厌，待遇不嫌多、享受总没够的人，就不会留下那么难为自己和家人的遗言。

活着在官位时“不持一物为己有”，才可能在死后“不以一物还故乡”。这就是一时和一世的关系。人的修养是需要平时逐渐积累的，养深方能德厚，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任昉的清廉和简朴、为他人为百姓，都是靠平时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且，其“德”之厚是以其“得”之薄换取的。正是因为能够舍弃个人所得施之于人，才成就了他广爱他人的品行，他也才能受到百姓的称颂和拥戴。

该怎样看待任昉的“不以一物还故乡”？与任昉同时代的南朝梁时的诗人、骈文家王僧孺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任昉以别人快乐为乐，以别人忧愁而忧，不带家产上任，赢得百姓敬仰回来，不顾贫穷，抛去吝啬的性格，他的行为可以激励当地风俗，他的气节可以教化人伦关系，能让贪婪的人不贪图钱财，让怯懦的人有自立的勇气”。一个人的行为，能够教化人伦关系、激励一地风俗、鼓舞人们自强自立，这样的作用，和教科书相比，绝不逊色。

所以，不要小看官员廉洁奉公的社会意义，决不能把清廉为官、关爱百姓当成官员的个人行为，它具有引领社会风气，标示人生价值的作用。这，就是任昉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