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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闽中词学

2016-04-16袁晓聪

关键词:词坛词体音律

袁晓聪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7)

论近代闽中词学

袁晓聪*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7)

近代闽中词人论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词调音律;二是推尊词体;三是推扬苏、辛词风;四是建构地域词学;体现出较强的词学批评意识。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近代;闽中词学;特点;词史意义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4.12

一、问题的提出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堪称近代福建词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若以理论的建设来说,晚清重要的词学论著中,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可说是最不标榜特定宗旨、最不具备流派色彩、也是最难以把握其思想风格者之一”[1]182。也因此前人关于近代闽中词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上,而对闽中词学所呈现出的整体理论思想缺乏应有的重视,故本文拟对近代福建词坛作整体观照,并试着阐述其词学理论思想。

二、闽中词学的特点

近代闽中词学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表现为对词调音律的重视。以词的历史发展而论,嘉道之际,词学式微,“浙西词派日趋衰微,郭麐虽有新变之努力,但却无法扭转浙西的颓势;常州词派虽已登上词坛,但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变词坛之风气”[2]95。而且浙派所标榜的清空骚雅的审美理想,并没有随着浙派的式微而为人们所淡忘,相反倒是经过近百年的传播,已积淀成为人们认识词的基本观念。作为开近代福建词学复兴之先的许赓皞论词承接的是浙派谨守音律的创作主张[3]172,推尊姜、张,认为“填词宜审音,审音宜认字。先讲反切则字清,遍习乐器则音熟。然其得心应手、出口合耳、神明要妙之致非可以言传,亦非可以人强也”[4]433。这种观点对初入词坛的谢章铤影响甚深,“因是不敢为词者数年”,之后谢章铤在读古人词的时候,发现“宋人之词亦不尽可歌”,对许赓皞之说提出了质疑,并认为许氏之说“可从而不可泥”。他对许赓皞谨守音律的创作观念的异议,在其《赌棋山庄词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叶申芗是许赓皞的词友,论词亦非常重视音律。《天籁轩词谱·跋》云:“芗素不谙音律而酷好填词,自束发受书,窃相摹拟,兹远宦万里,行箧无书,暇时取《词律》亲为编次,乃竟裒然成帙,虽未足为枕中之秘,亦便于取携耳。其以天籁名轩者,惟不谙音律故也。”[5]《天籁轩词谱》虽以万树《词律》为参考,但在编纂体例及选词方面两者有很大不同。首先,万树《词律》坚持无论雅俗,有调必选的原则,而《天籁轩词谱》则严辨词调源流,注意原调与别格的前后顺序不同,注意甄别曲调之雅俗,取雅去俗。在选词方面,万树以是否严守格律为选词的唯一标准,而叶申芗注重格律但又不泥于格律,以原制之词和名人佳作为选词的首要标准。如果同一个词调有比较多的佳作,叶芗申一般会选录时间较早的作品,表现出重源流之作、原创之作的特点。詹安泰云:“自后若叶小庚申芗之《天籁轩词谱》、谢默卿元淮之《碎金词谱》,其考明音律,视万树尤精;注明旁谱处,尤为万书所不及。顾采取有限,故仍不若万书之流行。”[6]166简要地指明了万树《词律》与叶申芗《天籁轩词谱》的优劣及特点。在创作实践方面,叶氏虽屡次言及自己填词不谙音律,“笑余迂拙,浑不辨丝簧” “随意谱宫商”“纵未尽谐音律,半生也、曾费吟肠”等,但这恰好说明了他本人对音律的重视。谢章铤对万树《词律》也非常重视,说:“红友《词律》倚声家长明灯也。然体调时有脱略,平仄亦多未备。”[7]卷一3325其《赌棋山庄词话》中谈论词调、格律、押韵、平仄、句法等作词之法颇多,如“填词宜选调”条云:“ 填词亦宜选调,能为作者增色,如咏物宜《沁园春》,叙事宜《贺新郎》,怀古宜《望海潮》,言情宜《摸鱼儿》《长亭怨》等类,各取其与题相称,辄觉辞笔兼美,虽难拘以一律,然此亦倚声家一作巧处也。其它《西江月》《如梦令》之甜庸,《河传》《十六字令》之短促,《江城梅花引》之纠缠,《哨遍》《莺啼序》之繁重,傥非兴至,当勿强填,以其多拗、多俗、多冗也。然俗调比拗调,涉笔尤须斟酌。”[7]卷三3360又如“调名宜从朔”条云:“古人调法,始皆独创。调有数名,宜从其朔。如《日湖渔唱》既曰《酹江月》,又曰《百字令》,前后异称。至电发《菊庄词》,《蝶恋花》与《凤栖梧》分载;心余《铜弦词》,《贺新凉》与《金缕曲》杂书。又若调本先传,而题开新号,如《纳兰词》之改《忆王孙》为《秋千索》,虽曰信笔,颇近炫奇。”[7]卷二3346第一,谢章铤注意到词调选择与词作声情表达之间的重要关系,词调选的好不但有利于作者情感的表达,而且还可以为词作增色;第二,在填词选调时,要注意辨别雅俗,尽量做到取雅去俗。第三,谢章铤注意到词调的源流之变,特别重视原创之调。此外,谢章铤还认为词之长调与短调应该有不同的艺术表现,“长调要转折矫变,短调要词意倘怳”。从谢氏现存的《酒边词》来看,他确实对选调填词颇多领悟与实践。但谢章铤并不过分追求音律,相比之下,他更注重词的立意与真情的抒发:“声音既变,文字随之,正不得轩轾太甚,至今日,词学所误在局于姜、史,斤斤字句、气体之间,不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一若词之分量不得不如是者,其立意盖已卑矣,而奚暇论及声调哉?”[7]卷八3423谢章铤从声音的发展变化及当时词坛的弊病出发,对词之音律作出了合理的定位。他甚至倡言:“与其精工尺而少性情,不若得性情而少公尺。”在音律和性情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谢章铤在《词后自跋》《与黄子寿论词书》等文中反复申述了作词不能被音律束缚的道理。综上,近代福建词坛对词体音律的认识过程,其实就是对浙派严守音律思想的再认识以至拨乱反正的过程,从而廓清迷雾达到对词体音律充分认识的目的。

其次,推尊词体。近代福建词学推尊词体的努力是从两方面展开的。第一,崇雅去俗,抬高词体地位。许赓皞论词偏于浙派,其在创作上亦颇宗法此派,追求清空雅正的词风。其“所著《萝月词》二卷清思丽藻,镂月雕云,即景妍情,体物尽态,品高诣粹,瓣香在邦卿、白石间”[8]。如前所说,叶申芗《天籁轩词谱》在填词选调上“雅者录俗者弃”,不仅如此,他在许多地方都表明了推崇醇雅的词学思想。如叶申芗《浪淘沙·再题词存》云:“迂拙百无成。莫问浮名。晓风杨柳柳耆卿。陶写奚须丝与竹,减字偷声。宫调易分明。深在言情。夜窗细校复微吟。且喜拈来无绮语,差慰平生。”[9]从这首词里可以看出:第一,叶申芗比较重视词的音律。第二,重视情感的抒发,重情语而弃绮语。第三,不应该以绮语入词。谢章铤亦云:“纯写闺襜,不独词格之卑,抑亦靡薄无味,可厌之甚也。然其中却有毫厘之辨。作情语勿作绮语,绮语设为淫思,坏人心术。情语则热血所钟,缠绵恻悱,而即近知远,即微知著,其人一生大节,可于此得其端倪(略)。”[7]卷四3366虽然谢章铤不太认可纯写闺襜的艳词之作,但是却主张将情语和绮语分开,认为绮语尤不可作。谢章铤《金缕曲·谈艺视芑川》和叶申芗《金缕曲·谢周稚圭抚军寄示词稿》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作词切勿涉绮语。其实,重情语弃绮语只是现象,从本质上来看,他们的目的是追求雅正,从而推尊词体。在处理雅俗关系时,谢章铤明显地重雅轻俗,云:“乃近日词坛哲匠,亦复不嫌鄙,倍唱《道情》《鼓子词》之类,张皇楮墨。夫古人乐府,专重典雅,竹垞操选,以此为准。”[7]卷二3346可见,谢章铤认为词宜典雅,不应鄙俗。他甚至进一步提出:“词亦雅矣,而尤贵得趣。雅而不趣,是古乐府;趣而不雅,是南北曲。李唐、五代多雅趣并擅之作,雅如美人之貌,趣是美人之态。有貌无态,如皋不笑,终觉寡情。有态无貌,东施效颦,亦将却步。”[7]卷十一3461谢章铤从“雅”和“趣”两个方面来界定古乐府、南北曲及唐五代词的区别,并且认为古乐府虽然格调雅正但是缺少意趣,南北曲虽趣味有余但却格调欠雅,只有唐五代词是雅、趣兼擅并融。谢章铤步入词坛的时候正是常州词派正盛之际,他接受了张惠言“意内言外”思想的影响,主张词以立意为本,协律为末,故其所论之“雅”虽然吸取了浙派的尚雅思想,实际上是以重意为前提的,而不像浙派末流一样仅仅局限于形式,是流于空疏的“清雅”。

其三,诗词异体同源。在词学史上,在与诗的对比中推尊词体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谢章铤云:“词虽与诗异体,其源则一,漫无寄托,夸多斗靡,无当也。”又云:“夫词之于诗,不过体制稍殊,宗旨亦复何异?”谢章铤认为诗词不仅渊源相同,而且宗旨也相同,词与诗的功能作用没什么区别。他还认为词之所以被视为小道,乃是因为词的题材局限于“尊前惜别,花低谈心”,故应该扩大词的表现范围。这一点却是与近代湖湘词坛的王闿运观点颇为相异。王闿运认为词是“靡靡之音,自能开发心思,为学者所不废也。”并且王氏还列举《周官》《教礼》不摒弃“野舞缦乐”以证其观点。他认为词与诗不同,是别具情趣的一种文体,其独特之处在于“不言理,不事流,边风月,俯仰身世”。词体的内质是在风花雪月的同时寓身世之感,从而达到有情有韵而自乐、自足[10]69。谢章铤认为词和诗除了体格不同之外,功能作用完全一样;而王闿运则认为词和诗不但体格不一样,而且功能作用亦不一样,词的作用是愉悦人的身心,启发人的心智。这在词体不断诗化的大潮中,“不可不谓是一种‘逆反’态度”[11]。推尊词体是清代词学的重要成就,显然在尊体的方法上各有差异,谢章铤可说是尊体的“正统派”,而王闿运应该说是一种“另类”尊体。

其四,苏、辛词风的高扬。对苏、辛词风的推崇是近代闽中词学的标帜。谢章铤生活的时代“孤枕闻鸡,遥空唳鹤,兵气长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这样的社会环境促使他树立了词要参与时代、反映时代的“词史”观:

余尝谓词与诗同体,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与?惜填词家 衹知流连光景,剖析宫调,鸿题巨制,不敢措手,一若词之量止宜于靡靡者,是不独自诬自隘,而于派别亦未深讲矣。夫词之源为乐府,乐府正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7]卷三3529

谢章铤认为词可以和诗一样反映社会时事,时代需要创作出如杜甫“诗史”一样的“词史”。谢章铤在《与黄子寿论词书》《眠琴小筑词序》等文中一再强调词应扩大题材范围,反映社会重大问题,以词陈史。谢章铤是继陈维崧、周济之后,不仅在理论上对“词史”观念进一步发挥,而且在创作上也表现出强烈的“词史”意识,具有重要的词学史意义。谢章铤及他领导的“聚红”榭词人在近代福建词坛高举苏、辛大旗,写下了不少反映当时历史状态的词作。咸丰七年(1857)三月太平军之战火烧到了福建,“聚红”词人作“闻警”一题,他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福建被攻破的复杂心情,以及对当权者的愤恨,并抒发了文人末路的悲慨,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风云突变的社会现实更容易使词人“不得已而为词,其殆宜导扬盛烈,续《铙歌》鼓吹之音。抑将慨叹时艰,本小雅怨诽之义”。其实,不光福建词人“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谱写了反映时事的“词史”之章,同时期的蒋春霖、文廷式、王鹏运等亦写了不少反映动乱现实的“词史”之作。他们通过创作实践证明词不仅不是“小道”,而且是可与天地同辉的“文章事业”。这正是苏、辛言志之风在新时代的创新与推进。

作词追求声律谐美和注重性情的抒发,是两种不同的创作主张。推重苏、辛词风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重视性情的抒发。谢章铤曾说自己撰《词话》十二卷,颇有会心之语:“然有其要焉:则归于养性情。宅之以忠爱,出之于温厚;意旨隐约,寄托遥深;犹是作诗作文之根底也,特其体格不同耳。”[12]这里谢章铤强调“性情”是作诗作文之根柢。他还认为,诗和词只是体调不同,在抒写性情上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词较诗更宜于抒情,“言情之作,诗不如词”。谢章铤认为这种真性情的抒发是一种“不得已”的精神活动,“盖有不期然而然者,情之缠绵曲折而可歌可泣。意发于此,而振动及于天下后世,非至诚而若是夫。”可见,谢章铤所谓的性情,是真挚而至诚的性情。在“近人学稼轩,只学得莽字、粗字,无怪阑入打油恶道”的现实情况下,他说:“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7]卷一3330显然,这是对浙派末流忽视性情,专重声律的形式主义倾向的反驳。其实早在叶申芗编选《天籁轩词选》时对苏、辛情怀已经有所突出,并重视情感的抒发。谢章铤身处风云激荡的乱世,对时势民生多有了解,他之所以会高扬苏、辛词风,既是词体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玉成。

最后,地域词学的建构。近代福建词学的发展,叶申芗、谢章铤与林葆恒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词学成就。叶申芗《闽词钞》真正开词学乡邦文献整理风气,由此地方词征体词集的编选逐步成熟臻至鼎盛。[13]25《闽词钞》的存词意识对谢章铤多有启发。谢氏虽没有刻意编选闽人词选,但在《赌棋山庄词话》里存录了相当多的闽人词作及轶事,如“闽词家”“闽中方言”“许赓皞词”“叶小庚词”“刘家谋词”“闽中三社”等,体现出强烈的文献存录思想,可以说《赌棋山庄词话》突显了谢章铤地域词学的建构意识,在近代词坛是唯一一部“存史型词话”。面对外界对闽人填词的非议,谢章铤云:

闽中宋元词学最盛,近日殆欲绝响,而议者辄曰,闽人蛮音 舌,不能协律吕。试问晓风残月,何以有井水处皆擅名乎。而张元干、赵以夫、陈德武、葛长庚诸家,皆府治以内之人,其词莫不价重鸡林,即林岂尘以锁韵扫,此乃用古韵通转,不得以闻见录之言而讥诮之也。且今之作词者,将协古乐乎,将协俗乐乎。若协古乐,则吾诚不敢知,若协俗乐,则今日乐部所演习者,大抵老伶伎师随口胡诌之言,何以抑扬顿挫皆可入听乎?古人词不尽皆可歌,然当其兴至,敲案击缶,未尝不成天籁。东坡铁板铜琶,即是此境。作者不与古人共性情,徒与伶工竞工尺,遂令长短句一道,畏难若登天,不知皆自画之为病也。[7]卷五3388

谢章铤列举闽词发展史上的柳永、张元干等人,驳斥外界对闽人填词不协律吕的讥笑,并说明词要以抒发性情为重,而不应该斤斤计较于音律。林葆恒虽称八闽词坛之后劲,但在福建古典词学向现代词学的转变过程中,应该说建树不多。但他编选的《闽词征》对维护福建地域词学,提高闽人治词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闽词征·绪言》云:

曩见无锡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载闽语多鼻音,漳、泉二郡尤甚,往往一东与八庚,六麻与七阳互叶,即去声字亦多作平,故词家绝少。……天下方音五音咸备,独阙纯鼻之音,惟吾闽尚存,乃千古一线元音之仅存于偏隅者,漳、泉人度曲,纯行鼻音,则尤得音韵之元矣。而丁氏以此相讥毋乃真乎,且闽音去声与平声尤界限分明,不相淆混,仅上声不分阴阳而已。然……是上声本无阴阳,非闽音独异。即以词论如柳耆卿、康伯可皆以词受知供奉内廷,为词家有数人物,即陈了斋、李梁溪、黄勉仲、蔡友古、赵虚斋、刘后村、张芦川、吴彦高等亦各有专集风行一世。[14]431

林葆恒不仅编集闽人词选以堵外人之口实,而且在理论上为闽音填词寻找可靠的依据。他认为闽人填词不仅可以协律,而且还有独特的优势。总之,叶申芗、谢章铤及林葆恒等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闽中词学,既传承了福建词学的优秀传统,又唤起了闽人治词的信心,推动了福建地域词学的进一步发展。

三、闽中词学的词史价值

近代福建词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其重要的词史价值。首先,对词坛现象能够给予较为客观的认识。如对词体音律的认识。浙派提倡严守音律的词学思想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们认识词体的一种既定观念。而谢章铤却能从词史发展及创作实践中对谨守音律的思想提出异议,并突出立意的重要性。事实上,晚近词坛受浙派影响,作词严守音律的大有人在,比如杜文澜,他在《憩园词话》中就主张词应协声律,守词谱。他说:“故今之为词者,必依谱律所定字句,辨其平仄,更与平声中分入声所代,上声所代,于平仄声中分为宜上、宜去、宜入,声音允洽,始为完词。今录友人近词,专以协律为主。稍一背驰,虽有佳词,亦从割爱。……操觚家按腔运词,兢兢尺寸,不易之道也。”[15]2850再如,湖湘词坛的陈锐,著有《袌碧斋词话》,论词亦严守音律,对万树《词律》非常推崇。其实,叶申芗、谢章铤对万树《词律》也非常重视,只不过他们能够挣脱死守词律的牢笼,从词体和社会的发展出发给词体音律以恰当的定位,从而体现了闽中词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文学发展史观。除此之外,对浙、常两派的评价,对词史上南、北宋之争的分析等,都表现出较强的理性色彩,这些对词学批评史的构建有一定的作用。

其次,推崇“稼轩风”,提高“词史”意识。其一,谢章铤对稼轩词客观而精彩的评价,有利于人们对稼轩词的审美价值的重新认识。其二,“稼轩词”在词史上经常被称为“英雄之词”,它抒发了一代英雄人物面对国土沦丧、山河破败及黑暗政治的愤懑情怀和复杂心绪。近代社会亦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它呼唤着拯救它的英雄,但是黑暗的统治让英雄无用武之地,故“稼轩风”的弘扬,更容易引起文人士子的共鸣,从而影响词坛风气。“稼轩词”一个重要历史意义就是它的爱国主义,因此“稼轩风”的提倡,有利于唤醒大多数人的家国情怀,提高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其三,增强人们的“词史”意识。在情势混乱,民生多艰的时代,以词记录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不鲜见,如粤东词坛的叶衍兰与梁鼎芬就写有二十阕甲午感事唱和之作《菩萨蛮》[16]100,但是闽中词坛却是以大规模地群体唱和反映社会历史现实,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肯定苏、辛词风,而且在创作中实践苏、辛词风。这样做既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功能,又深化了人们的“词史”意识。

第三,对词学文献的整理。词话方面,叶申芗《本事词》两卷,上卷辑录唐代至北宋的词人,下卷辑录南宋至辽金元的词人。其内容大多属于创作本事或轶闻趣事,间附词人评述。其所采录的逸事纪闻,大都是依据宋人词话笔记,然不尽依宋人原文,也不注明出处,在辑录资料中间有辨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不仅有较强的理论色彩,而且也保存了大量的文人轶事,尤其对闽籍文士资料的存录,可说是此书的一大特色。然《赌棋山庄词话》的引证资料也较多异文,并且也较少注明出处。词选方面,叶申芗《天籁轩词选》针对当时词坛选词之弊病,以明毛晋《宋名家词》为选源,对宋元名家词人词作进行较全面的搜索,兼收并蓄,以存史为主,且崇尚风雅,注重真情,不拘格律。“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17]123,《天籁轩词选》深刻地体现了叶申芗的词学思想:“意在调停柳、周、苏、辛之间,尚近雅正。”[18]277《天籁轩词谱》选词侧重于音律,但也存录了不少词人词作。林葆恒《词综补遗》网罗浩博,蔚为大观,表现了以词存人,以词存史;博采众家,推尊女性词作的词学倾向[19]238。此外,叶申芗《闽词钞》、林葆恒《闽词征》等词选亦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文献资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石。福建词人编纂词话、词谱、词选等,不仅展现了他们的词学思想,也有助于构建福建地域词学史。

第四,推动地域词学发展。近代闽中词人有很强的地域词史构建意识。叶申芗、谢章铤、黄宗彝及林葆恒等福建词人或以词选的方式保存闽词文献,或以词话的方式对闽词分析评价,其结果不仅提高了闽人治词的信心,而且还扩大了闽中词学在近代词史的影响。尤其是叶申芗的《闽词钞》在乡邦词学文献整理方面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词史意义。此后地方词选不断涌现,如沈世良、许玉彬辑《粤东词钞》,况周颐辑《粤西词见》,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徐乃昌辑《皖词纪胜》,朱祖谋辑《湖州词征》等。与近代湖湘、广东等词坛相比,福建词坛更具有明显地建构地域词史的意识。

总的来说,近代福建词学既吸收了浙派、常州词派等的词学思想,又能摆脱其牢笼而自成一家,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较为公允的词学批评理论,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词学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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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7.23

A

1004-4310(2016)04-0050-04

2016-04-02

袁晓聪(1983- )女,陕西岐山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诗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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