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芹

（宁德师范学院 思政教研部，福建 宁德 352100）

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致思路径的根本差异及价值剖析

黄 芹*

（宁德师范学院 思政教研部，福建 宁德 352100）

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的差异根源是多方面的，古代农业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玄学和科学思维模式、自由观的方法论、知识论态度等展示出极大差异；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西文明的不同进路，都对人类异化现象展示了深邃的思考和批判；探索比较、深入剖析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庄子；马克思；自由观；中西文明差异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4.05

中西文明史上，庄子和马克思对人类存在的异化状态和自由追求都表现出深刻睿智的思考，二位伟大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个性特质都有极大不同，因而自由观也显示出迥异的色彩。庄子和马克思的不同自由观积淀着深刻的社会思考和时代内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西文明社会背景、思维方式、方法论、认识论以及民族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典型差异，将时代相距极大的不同地域的两位思想家的自由观放置现代学术平台进行观照比较，一方面，既有益于二者自由观价值的思考，另一方面，挖掘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产生的不同时代背景、社会思想根源，又有助于推进东西方文明在社会结构、思维模式、文化思想等差异的深入比较探索。当下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探索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差异及其价值分析，具备积极的时代意义。

一、庄子和马克思：“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自由观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两位思想家生活年代相距足足两千多年，时空距离之大，对人类摆脱异化状态的自由探索，显示出根本性差异。“思想史除了理论之外，还要了解哲学家这个人，将涉及他的具体生活、际遇、意识活动，以及他如何面对种种的困境，甚至他们的悲伤和喜悦。”［1］1任何一个思想家，不管其观念如何展示出理论的抽象形态，总脱离不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思想背景和生活场域，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切入庄子和马克思生活时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把握二者不同自由观产生的历史根源。

（一）“天人合一”与庄子的自由观

庄子生活于中国的先秦战国时代，从经济和政治形态上看，是中国诸侯争霸、小国分立的古典农业社会时代，而马克思生活于 19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古代农业社会和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从外在话语场域形态角度来看，是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产生基础的一个明显区别，由此出发，我们更能直观感受庄子和马克思思想对人类自由追求的差异根源。立足于农业社会和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从农业时代的“天人合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天人相分”的基本角度剖析庄子和马克思对异化和摆脱异化思考的致思路径。

庄子学说继承老子《道德经》道法自然的思想，天道、自然是庄子自由观的“第一哲学”，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因此，不难理解庄子的“逍遥”“神游”“坐忘”“无待”等基本自由核心理念奠基于天道、自然界的运行，天道→无为而无不为→摈弃人为→忘我→无待逍遥的绝对自由，这是庄子自由观的致思路径。庄子的自由观可以说是农业社会的“田园理想”“山林哲学”的产物，《庄子·让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典型地表达文人化的“农夫哲学”；自然为人立法，人相融合于宇宙大化的典型东方思想，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庄子的致思点着重于“人的自然化”， 人类不自由的异化根源就是违反天道，心为物役，虚静通于自然大道，就是心灵和生命的自由。

（二）“天人关系”与马克思的自由思考

马克思自由观建立于唯物史观之上，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视角审视自然界、社会发展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历史唯物主义同以往的自然唯物主义不同之处，在承认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存在基础上，突出人的实践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因此，马克思对待“天人关系”完全不同于庄子的视角。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时指出：“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马克思这里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没有看出自然界的“人化史”以及缺乏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马克思不是孤立静止地看待自然界，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的有机统一的联系，并突出人的实践作用，因而，人类的自由实现是一个不断发展、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唯物史观显示其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作用。

陈先达指出：“唯物史观产生的客观条件是时代，它是马克思自觉地适应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透过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资本主义外在化的矛盾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意识。”［3］16唯物史观的产生是马克思所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同样，马克思自由观正是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旧式分工、私有制和异化现象的批判而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结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改造、自由是现实的人的历史辩证运动等科学内涵，归根结底是对时代的认识并超越时代的科学理论。“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范式中，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经济同它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既隐蔽又混乱，为一些中间环节所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社会意识，以最卑鄙、粗糙的、赤裸裸的形式，每时每刻迫使人们感受到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关键地位。”［3］13马克思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自由观创立，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总结分不开，其时代条件起着决定作用。同样，庄子的逍遥自由观也与战国农耕时代条件分不开，马克思和庄子自由观在天人关系思考方向的巨大差异，应该从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形态出发，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角度去把握分析。

二、 庄子与马克思自由观的思维方法：玄学与科学的根本分野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指出：“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4］庄子的自由观是玄学而非论理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由观批判继承近代欧洲自然科学成就基础上而发展的，两者思维方法典型体现玄学和科学的区别。

（一）庄子的玄学自由观

老子《道德经》首篇“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这个颇具东方神秘主义意味的名词，深刻影响到庄子自由观的思维模式。庄子塑造的神人、真人、至人形象就是得道的自由人代表，《逍遥游》这样描述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如果说“道”是老子哲学体系的神化和权威代名词，“神人”“至人”“真人”是庄子理想自由人格的代表，从老子的“道”到庄子的“绝对自由”精神，不难看出，庄子的自由观是一种典型的玄学思维。

百度这样解释玄学：“玄学是一种与科学相对的理论，它回答的问题是人类已知的西方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这类学问的指导思想，是一种东方哲学的思维方法……玄学和科学在问题研究的方法上的存在本质区别，玄学是用纯解释的思路作研究的，科学是用求证的思维作研究的。”［5］庄子以卓越的想象力、瑰丽的文学笔法、奇异的思维构筑其自由生命境界的大厦，深远影响到后世道教信仰、魏晋玄学和隐士生活理想，但这种自由观不是理性演绎也非科学归纳的，它和禅宗一样，最终回复到人的“心性”中去寻找一种永恒的生命体验内在自由，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世界理想。罗志希在《科学与玄学》中指出玄学的几条“危险”：“玄学家所首先受的警告，就是理论时设法超越知识范围；玄学家更有一种很大的危险，就是陷死在一组命题中，落下去的时候逃过了深刻的批评，以后千冲万撞都难于逃出；伦理的成见是玄学家容易堕入而最宜当心的……”［6］以这几条玄学的“危险”思维来看庄子的自由观，的确可以把握庄子思维“道”的超知识、“齐物论”命题、弃仁义、泯是非的伦理学成见等等特征。

（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自由观

玄学和科学的复杂关系不是本文所能谈论清楚的话题，但论及庄子玄学式的自由观和马克思自由观的比较中，如果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历史的作简要梳理，更容易厘清东方玄学和西方科学两种立场上的自由观根本区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近代直观唯物主义、德国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清算批判过程中形成的，“旧唯物主义停留于直观，他们不理解实践的能动的革命的批判意义。但这个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加以夸大了，他们不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来理解实践。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创立，不仅要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也要批判旧唯心主义抽象的能动性，实现从实践的唯心主义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跨越”［7］。马克思自由观也是超越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内核，以“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为出发点，坚持实践的能动作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为立足点，在历史辩证运动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的科学构想。马克思自由观绝非庄子的“忘身、外天下”的精神漫游，而是具备深刻的哲学逻辑、社会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剖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自由观不仅是科学论理，而且是辩证的，相对庄子自由理想的精神，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构建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多方面的思考批判，显示出立体式的科学思维，它不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形而上学，而是展现一个现实地辩证地历史发展进程。

三、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的知识论：“绝圣弃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人类的自由是随着知识的增多而增长，还是走向越来越不自由的倒退，这方面庄子和马克思展示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对立态度。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中指出老子和庄子共同的“反智”特征，论及庄子他指出“庄子的思想既然主张泯是非，反对一切的对待与分化，则导致反智，亦当为其思想所必有一部分”，庄子反智的两个理由：“第一，是因知识的活动，严重妨碍了修道者的精神生活。庄子和老子一样，都认为修道的方法，主要在一个‘损’字，所谓‘为道日损’……第二，是因各种心智的活动，皆必然使人的精神为外物多范限所束缚。”［1］134-135庄子对知识的态度非常明显，人类求知的活动是与自由的追求背道而驰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庄子·养生主》）。因此庄子的知识论不是怀疑人类知识可靠不可靠的问题，而是视知识为人类的累赘和道德败坏的根源，从而坚持“心灵清空”式的自由观，对知识追求的摒弃，对于庄子来说真正的自由就是“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

马克思对于自由问题的探索立足于西方文明发展的时代成就之上，通过对既有思想成果的批判超越来展开其哲学思考。《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长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从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增长方面，马克思积极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的伟大历史进步，这和庄子“历史退化观”截然相反。另一方面，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此时欧洲近代文明经历了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英国工业革命等历史文化事件，人们对科学技术和思想解放带来的知识文明成就抱有极大乐观态度，理性主义、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成为时代思潮主流。哲学家梯利这样描述近代启蒙运动精神：“这个世纪是我们所描述的整个文化运动的顶峰。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语言和整个宇宙。”［9］欧洲启蒙运动深远影响到近代德意志启蒙精神，诞生了以莱布尼茨、康德、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在批判继承前代思想家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从而马克思自由观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影响。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哲学第一次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从而揭示了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能动反映的本质和辩证发展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继承了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实现了人类知识论的历史性变革。由实践、能动、辩证地反映论这条认识论路线，必然可以得出人类自由是一个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过程，从而展现出一个辩证运动的历史进程。马克思知识论和自由观克服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并充分重视人类实践能动的改造作用，这和庄子的“绝圣弃智”的消极知识观和自由论展示出完全不同的思想内涵和现实作用。

四、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的方法论：“无待”“心斋”与实践改变世界

人类通过怎样的方式达到自由，庄子和马克思的思维模式、知识论态度决定二者自由方法论上的根本差异。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思考、批判、对比中，看出在自由观的方法论上，庄子和马克思展示出根本对立的思维模式。

首先，庄子哲学轻视物欲的奔逐，而倾向于精神的自由，并求个人心灵的安宁。庄子要求我们放弃对物欲和名利的沉醉，庄子对于人间的斗争总是以批评嘲讽的语气，指出其中的执著、盲点与愚昧。人们常常为了外在名利的价值，而放弃了内在心灵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人们所向往的富贵功名以及浮华享乐，无不让人付出人性遗忘或心灵遗弃的惨重代价。庄子要求我们看透名利的束缚和生死的羁绊，庄子告诉我们“虚己无心”，通过“心斋”“坐忘”的方式到达人类的自由之路，这就是庄子的自由方法论。不难想见，庄子的自由观是内倾的直觉主义、精神至上、非历史主义。

第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评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指出它们的主要缺点不是把事物、现实、感性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虽然强调人和自然界的统一，但仅仅依靠感性的直观不可能了解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达到人和自然界的真正统一。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辩证运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直观唯物主义的视野之外。对比费尔巴哈和庄子的自然观，如果说费尔巴哈只是直觉到人和自然界有某种类的统一性，庄子却用东方玄学思维将人和自然同一关系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我们不难从庄子的“齐生死”“庄周梦碟”“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以及“和光同尘”等寓言思想中找到“万物与我同一”的表达。人和自然，对于庄子来说，完全可以等同。庄子不仅是费尔巴哈的直观自然界，而是神秘式地直觉，他也没有看到，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能是完全受动同一的关系。李成旺对比马克思与基督教、康德自由观之后指出：“马克思……既不是像基督教那样把自由理解为来自上帝的意志，也不是像康德那样把自由理解为理性存在者为自身颁布的‘道德律令’，而是把自由的实现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正确基础上，并通过实践的力量来完成。”［10］庄子虽然没有神和上帝的观念，也没有表达康德的先验道德律令，但应该看到，“自然”在庄子自由观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上帝（自然的神化），“道”“虚静”就是庄子构筑的超越时空、脱离现实的先验心性论。

第三，不难看出，庄子的自由观方法论缺乏唯物史观的基本视角。庄子放弃物质生活追求，靠卖草鞋度日，精神境界固然高尚，但只求精神放弃物质，是否就是完美的自由观？马克思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出发，考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实践和历史视野，认为人的本质非神的产物，也非意识理性等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不自由根源不是庄子认为的追求物质生活，而是社会关系的不合理，人类的社会关系产生于物质生产过程，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必须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出发，从历史辩证运动中建构适合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科学社会主义之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基础上，并积极拓展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这样的自由观是全面发展的自由理想。因此，庄子的自由观方法论是片面、非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直观受动的，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和对立。

五、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的时代价值分析

本文并没有全面分析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的具体区别，但从天人关系、知识论、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对比中，可以把握二者自由观的一些根本区分，对于今天人类自由思考仍然具备积极指导价值。从上所述，庄子和马克思自由观显示出极大的区别，两种自由观的差异也典型体现了中西文明的不同思维模式。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指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4］。我们完全可以以意欲向前、意欲调和持中两种路径和思考方式来区分马克思和庄子的自由观的致思路径。古往今来，自由理想是人类不断追求的意欲，马克思和庄子给出的不同思考和思想进路都是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但二者思路的迥异显示极大区分，值得认真剖析和辩证对待。

回顾历史，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道路是漫长而坎坷的，经历近代血与火的战争，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下，实现自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是中国梦的核心意蕴，十八大明确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纳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这个时代中国人民追求的自由理想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适应中国建设和改革实际需要而发展的。因此，实现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自由目标更能切合当代中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和宣传，树立社会主义权利、自由、民主和法治观念等等，都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理念的必然要求。

从中国文明史角度来看，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并塑造了历代文人以道游世、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基本性格，庄子的逍遥游成为不少文人美学诗性智慧的自由向往。从前面分析可知，庄子玄学式的自由观美则美矣，但从根本缺乏物质生活的根基以及历史辩证法的视角，这种内倾的精神自由明显不易于显现现代物质文明和当代公民平等政治权利意识，总体上落后于时代发展趋势和要求。庄子自由观贡献给中国人的至多是一道美丽可口的“点心”，它在近代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上的作用影响，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马克思的自由学说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体系，是现实地作用于历史进程的思想指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自由观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检验的科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辩证对待剖析庄子自由观，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1］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卷［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

［3］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M］//陈先达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8，63.

［5］百度，“玄学”.http：//baike.so.com/doc/4971553-5194162.html.

［6］罗志希.科学与玄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1-127.

［7］ 鍨孙伯 ，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0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55-256.

［9］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21.

［10］李成旺.追寻自由的三种途径：启示.理性.实践［J］.哲学研究，201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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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310（2016）04-0019-04

2016-05-20

黄芹（1975- ），女，湖北荆州人，法学专业硕士，宁德师范学院思政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法律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