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琏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台湾新北23153）

关于苗蛮图研究的一点商榷与一个建议

张琏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台湾新北23153）

自20世纪迄今，苗蛮图研究已逐渐在民族学中占有一席之地。2001年，国内出版了李汉林《百苗图校释》，所下功夫，令人敬佩。所谓“百苗图”是指自清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及其后一系列抄本的总称。然而有评议认为，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有“丰富的资料和精美的绘图”，且认为《百苗图校释》已“大致恢复陈浩原作部分文字原貌”。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是对史料的误读。另外，不应用“百苗图”，因为这是一个不严谨的统称，更不应写作《百苗图》，因为它更不是一个书名。

苗蛮图；百苗图校释；八十二种苗图并说

论及近代的苗蛮图研究，最早可归功于近代两位人类学家。他们生于同时代却一前一后产生影响：一为刘咸(1902-1990)，一为芮逸夫(1898-1991)。刘咸早年任教山东大学，于1933年发表《苗图考略》，[1]可谓是国人考察苗图发展与流传及报导国外收藏与研究概况的先行者。此后四十年空窗期不见相关研究，直至1973年芮逸夫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见到一批苗蛮图收藏，他从十一种中挑出《苗蛮图集》、《番苗画册》两种影印出版，并详撰序文。芮氏的序文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编目时见过苗蛮图，也在琉璃厂书肆见过几种，唯因价昂无力购藏，后至贵州调查苗夷诸族时曾多方访求，皆无所获，数十年后在中研院傅图才再见苗图，经一番分析比对，挑出两部付梓。尽管有学者指出其中一部是仿冒本，且二书皆非善本，[2]但苗图的再现，重启苗图研究之门，芮氏发掘与查考之功不可没。大陆学界在民族学家宋兆麟1988年发表《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的风俗画》之后亦加速研究的脚步，迄今已有不错的成绩，有关近二十年来研究概况可详见祁庆富、马国君等专文，[3][4]不多赘述。

西方学界关注苗图，德国开风气之先，兹略举几例。如德国汉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早年在同治八年(1870)来华，初任职厦门海关，后任几处的税务司，在中国27年间收集了不少中国书籍，其中有一些苗图抄本。这些苗图后经汉堡民族学博物馆长 Chiu Chang-kong（音译：丘长恭）译成德文，并撰《中国古代苗族的历史文化》(1937)，应是国外学者最早谈论苗族的专文。[5]另一位是德国汉学家、人类学者艾伯华 (Wolfram Eberhard)，他在1934年至中国访问，又先后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远东部、莱比锡格拉希博物馆亚洲部任职，著有《中国及其西南邻邦》，①德文书名：China und seine westlichen Nachbarn.Beitrge zur mittelalterlichen und neureren Geschichte,Z monograph.他将多种苗图版本做综合比较，参考材料除所在的两所博物馆馆藏外，还包括哥达图书馆(GothaLibrary)所藏的苗图13册及《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②《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原系1857年旅居上海的外侨尼克逊(Capt.Sir Frederick W.Nicolson)等人在创立“上海文理学会”，隔年更名“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并出版会刊，以调查中华帝国及其邻近周边国家各项事情，并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于1948年停刊。中记载有关苗图的文献。

另外，如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LauraHostetler发表于1995年的博士论文《18世纪的中国人种志：贵州苗图》，[6]P292从西方绘制人种志的观点，认为苗图是贵州官方或清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想象与殖民扩张控制下的产物。2006年她与David Deal合著《人种志艺术：一册中国“苗图”》，[7]书中将一部1797年以后绘制的贵州苗图译为英文，介绍该书起源、复制及版本流变，并试图把苗图放到世界民族志的脉络中，与同期日本、土耳其的人种志比较，探讨其在民族学研究中的价值。尽管他们受限于文化隔阂或理论框架，有些论点略嫌偏颇，但仍为苗图研究开出新的视野。因此，自20世纪迄今，苗蛮图已逐渐在民族学中占一席之地。

国内学界普遍使用“百苗图”一词，指称是自清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及其后一系列抄本的总称。以“百苗图”作为统称，主要源自于李宗昉《黔记》一段记载，然而，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并未传世，后人无从得见，李宗昉于嘉庆十八年(1813)任督学黔中，二十年后即道光十四年(1834)出版《黔记》，书中提到自己也绘制黔苗图，却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遭到同样的命运，也未能传世，但现今学界几乎公认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为“百苗图”的起源。

2001年出版李汉林《百苗图校释》，比勘校对十二种苗蛮图的文字，校释的抄本包括贵州省现存十种及1973年台湾出版的两种苗蛮图，并征引明清时期《贵州通志》、《黔书》、《黔记》等十三种典籍对照，试图回复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貌。校勘、比对、参照史料等皆是硬工夫，令人敬佩。此书出版后普遍获得回响，如《论李宗昉摘编〈百苗图〉的得失》一文写道：“李宗昉于清嘉庆末年任职贵州，有幸看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深为该书丰富的资料和精美的绘画所打动。为了解决该书流播上的不便，遂将原书的说解部分摘编于自己的《黔记》一书之中。随着《黔记》的刻版和批量印刷，《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文字材料才有幸与读者见面。李宗昉这一保存、传播珍贵民族志资料的功绩一直为世人所称道。近二百年来，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仰赖李宗昉的《黔记》，才得以全面把握清代中叶贵州民族社会的生活实况。”[8]该文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有“丰富的资料和精美的绘画”，并言若非李宗昉的传述与保存之功，后人无缘看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文字材料。又说：“依据这些现存抄本，经过精心校勘、详尽注释，撰成《百苗图校释》一书，大致恢复了陈浩原作文字部分原貌。”该文称赞《百苗图校释》大致恢复了陈浩原作文字部份原貌。然而，我想要问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2015年9月，中研院史语所出版傅图收藏的另五种苗图，即《黔苗图说》（甲）（80图文）、《黔苗图说》（乙）（7图文）、《黔苗图》（82图，无文）、《苗蛮图》（甲）（27图文）及《苗蛮图》（乙）（28图文）。[9]此五种新问世的材料，并不在校释之列，有无可能因新材料的出现而改变《百苗图校释》的结果？

笔者有两点存疑：一是如何认定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有“丰富的资料和精美的绘画”？一是何以认为《百苗图校释》已“大致恢复陈浩原作文字部份原貌”？

由于《百苗图校释》是校对目前传世的部分苗图的说明文字，然而在陈浩之前，严格的说应是在李宗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已有颇具权威性的文本叙事，远者如嘉靖朝田汝成《炎徼纪闻》、万历朝郭子章《黔记》及官修《贵州通志》；近者如康熙朝田雯《黔书》、（康熙）《贵州通志》及（乾隆）《皇清职贡图》等。李宗昉出版《黔记》是在道光十四年(1834)，内容与篇幅皆十分简略，与前代各书详尽的文本不成比例。

今人以《黔记》的简略文本去推测《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如何能得出“丰富的资料”呢？相较于过去详尽的文本，二者有天壤之别。此外，将校释的结果认为大致恢复陈浩原作文字的部份原貌，可谓将陈浩之作推至典范的层级，这样的推论准确吗？笔者想提出一点商榷及一个建议，就教于方家。

一、一点商榷

学界多是依据李宗昉《黔记》中的一段话，推重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为“百苗图”之源，并推断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于嘉庆五年(1800)出版。①推断出版时间从嘉庆年间，到嘉庆初年，再到嘉庆五年。杨庭硕《“百苗图”贵州现存抄本述评》，贵州民族学报，2001年4期。杨庭硕，《〈百苗图〉对（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4期。兹摘记那段文字如下：

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作，闻有版刻存藩署，今无存矣。田山《黔书》，旧有三十种，兹图说较山为详，惜其言不雅驯，拟暇时再为润饰成文。凡山所记已详者，俱纪其名，语不具录。[10]

1“.闻有版刻存藩署，今无存矣”

这两句话是说李宗昉听闻《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有版刻且保存于藩署，但后来已不存。按“版刻”二字，有两种解释，一指印刷的书版，一指刊印之书，故此，可确定的是，该书是刊印而非手绘本。由于李宗昉是听闻有“版刻”，可见他并未见过，因此“版刻”二字应是指书版，而不是指刊印之书，否则，李氏如何将之与《黔书》做比较？但是，问题来了，若只是书版不存，李宗昉也看过此书，为何众家之中独独李宗昉提到此书，别处皆未见他人提及，后人也未见该书的其他印本？难不成李宗昉所见的是一部孤本，且自阅读后便失传了？如果陈浩所作《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个善本，应不致成为孤本。这些问题该如何解答？

此处指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比《黔书》(1673)为详，笔者比对李宗昉《黔记》与田雯《黔书》，明显看出李书的文字更简短而非更详尽，故所言“为详”，并非指内容的繁简，而是指所载少数民族种数的多寡。从《黔书》到《黔志》二书相距约160年，前者记载少数民族30种，后者则为82种，故称后者较详。

我们排比一下，明清以来贵州少数民族的种类是渐进式增加的，如明田汝成《炎徼纪闻》记载为19种，万历《贵州通志》仅11种；康熙初期《黔书》记载30种，康熙《贵州通志》(1692)为38种；乾隆《贵州通志》(1741)为61种；《皇清职贡图》(1757)42种，到了嘉道时《黔志》(1834)已载有82种。

至于何时定为82种，是官方认定？或是约定俗成？尚值得再进一步探讨。然后，一般人误读“为详”是内容详细，实则不然，乃系指民族种数更详。

此外，李宗昉指陈浩《八十二种苗蛮图并说》“言不雅驯”，拟于暇时为之“润饰成文”。至于他后来是否如其言而加以润饰，并无交代，但由前后文来看，这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其目的乃是在指陈浩的文笔不佳。

3.卷三另一处有段文字记道：“兰坡又题余所绘黔苗图，诗曰：‘洞庭彭蠡间，古苗多根 蟠……盍当职贡图，拜手呈朝端。’”②（清）李宗昉，《黔志》卷三：“（朱）兰坡又题余所绘黔苗图，诗曰：洞庭彭蠡间，古苗多根蟠……”

兰坡，姓朱名存，与李宗昉为同年进士。从这段节录的文字可知，李宗昉也绘有黔苗图，[11]P15-28且获好友朱存赠诗称贺，甚至推崇何妨当成职贡图进呈皇帝。对照李宗昉指称的陈浩书，则是用词不够文雅，还打算为之润饰，但是他自己所绘制的黔苗图不仅受到好评，且被比拟做职贡图，为此他特地撰文载录了此事。故此，这段文字究竟反映了什么？

是否有对照投射之意，反衬作为后来者的李宗昉表现更好？陈浩之书版刻既已不存，原书想必也有些陈旧，虽较《黔书》所载的民族种数较详细，但文词却不佳。不过，李宗昉也不得不提陈浩书，毕竟他采用与陈浩相同的苗族八十二种的叙事形式。

反观，李宗昉对田雯态度，可谓欣赏乃至敬佩之心，皆跃然纸上，凡提到田雯时必称其字山，不似称陈浩迳呼其名。书中多处引述《黔书》，又例如卷二还特别提到田雯及其所作的诗歌。

总结一句，李宗昉对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贬，而非褒。

4.关于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出版年代

此一问题学界争议已久，目前多采嘉庆五年(1800)出版的说法。[12]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原因很简单，假设《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是嘉庆五年(1800)出版，李宗昉于嘉庆十八年(1813)任黔中督学，时间不过相隔13-14年，书版不应该不存，书也不该那么快就失传。其次，嘉庆年间八寨县历任同知名录中并无陈浩之名，而八十二种苗族一些新增的族称在乾隆朝已出现，[13]因此陈浩刊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在乾隆后期的可能极高。现今传世苗图的绘制年代，大多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作品，但有少数被鉴定为乾隆后期绘制，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编号Or.13504，题名《贵州全黔苗图》（彩图。图40、说文40，图文相对），绘制时间为1797年（乾隆末年）以前；如美国国会图馆收藏，编号D827M59，题名《苗蛮图册页》（彩图。图41、说文41，图文相对），绘制时间为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倘若以上年代考证无误，则苗蛮图在乾隆朝后期已出现。如此一来，若不是推翻陈浩《八十二苗图并说》并非“百苗图”之源，便是将《八十二苗图并说》推前至乾隆后期之作。

至于李宗昉为何撰写《黔记》，在卷一开端写出他的心声，他有感于史志久未增修而忧心后人难以考证，如云：“《贵州通志》（乾隆六年，1741）出版近今八、九十年未加增葺，以今所见闻考之，才得四五耳……有草稿数册，仍抄撮《通志》，殊无新得，荒略如此，考古者将何所征信焉？”他在《自序》中，称所作是“田氏《黔书》与《通志》所未及载”，足见，李宗昉自期《黔记》是部承先启后之作。《黔记》共有四卷，第三卷整卷记载苗蛮民族，虽此前有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但刻版不存，文词亦不佳，不足为据，故以田雯《黔书》为准，因田书“所记以详”，所以李宗昉只标记各族名称，内容便不全载录，这就是为何《黔记》内容极简略之故。若将之与康熙、乾隆两朝《贵州通志》及《皇清职贡图》相比，真可以简陋形容之，以倮儸条记载为例，其文字内容甚至不如晚出的一些苗蛮图（参见附录）。

此外，笔者所参阅《黔记》的版本为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于《丛书集成初编》，其中见一错别字，《黔记》记载花苗“性憨畏法”，然乾隆《贵州通志》、《皇清职贡图》皆记“性戆畏法”，按“戆”、“憨”二字意义迥异，不知是李宗昉之误或因辗转印刷造成的错误，亦待进一步查证。

二、一点建议

关于“百苗图”与《百苗图》的分辨。

今日学界皆以“百苗图”或《百苗图》指称自清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及其后一系列抄本的总称。但这两种符号意义不同，建议改为“苗图”、“苗蛮图”，勿使用“百”字，更不应写成《百苗图》，因《》为书名号，是专指特定的书。说明如下：

a.“百苗”一词，若仅是因子字82接近100而统称之，未免迁强，以数字而言，82距离100毕竟还差18。由目前现存的彩绘写本中少数民族的种数来看，几乎未超过82种，有的仅40余种、20余种，甚至更少，这些种数与“百”字的概念相去甚远。以目前台湾出版的七种抄本为例，1973年影印出版的《苗蛮图册》（82图文）、《番苗画册》（27图文）。2015年出版的五种《黔苗图说》（甲）（80图文）、《黔苗图说》（乙）（7图文）、《黔苗图》（82图，无文）、《苗蛮图》（甲）（27图文）及《苗蛮图》（乙）（28图文），已显见至多82种。排除一些残本，吾人所见包括贵州所藏十余种、台湾藏本或国外藏本等，皆至多82种，有更多的皆少于82种，故若称“百苗”，是否形容过当？

b.有不少文章作《百苗图》，按《》是书名号，笔者曾一度错以为有一部称为《百苗图》的书，当然很快便明白所以。“百苗”二字也确曾是书名，如传世写本中有光绪年间绘制的《百苗图咏》。但为指称传世的各种苗图而写成《百苗图》，如何与《百苗图》专书区隔呢？

由此可见，“百苗图”是一个不严谨的统称，为了不使后人混淆，建议勿再称“百苗图”，更不要写成《百苗图》，写为“苗图”或“苗蛮图”是否更为适当？

苗图采绘写本传世至今不下百种，散藏于国内外收藏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少部分是私人搜藏。这些写本多是再传抄本，成书年代不一，何者才是原始本或称创始本，已无从考索，亦难以认定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就是原始本。在不断的传抄过程中，传抄者的素养、艺术功底或传抄意图、目的皆各有不同，况且还有依个人意志而增删取舍，甚至改绘者，致使民族服饰、生活场景出现了与时俱进的现象，令人啼笑皆非，原本民族风貌已失真走样，为今人校勘、考辨族别及文化阐释确实增添许多难度。

然而，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绘图者是最初的观看者，其主观的取舍与选择，注入其个人意识而赋予意义，当后来的观看者，透过被框限在纸面上的图像时，又看到什么并赋予怎么的意义诠释，将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因个人才学有限，以上所提恐有盲点与误解之处，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附录:《黔记》“倮儸”条对照两种传世苗蛮图文本

[1]刘咸.苗图考略[J].山东大学科学丛刊，1933，1（2）.

[2]李汉林.九种《百苗图》版本概说[J].吉首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12-15.

[3]祁庆富.绚丽多彩的清代民族画卷——苗蛮图研究略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0（3）：109-114.

[4]马国君，张振兴.近二十年来百苗图研究文献综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38（4）：44-52.

[5]Chang-kong Chiu.Die Kultur der Miao-tse nach alteren chinesischen quellen[M].Hamburg：Kommissionsverlag Friederichsen,De Gruyter&co.m.b.h.,1937.

[6]Laura Hostetler.Chinese Ethnograph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iao Albums of Guizhou Province.Thesis[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Ann Arbor,Mich:UMI,1995.

[7]David Deal，Laura Hostertler.The Art of Ethnography:A Chinese“Miao Album”[M].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

[8]符太浩.论李宗昉摘编《百苗图》的得失[J].史学月刊，2002，（8）：54-57.

[9]刘铮云.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本（史部第21册）[M].南港：中研院史语所，2015.

[10]（清）李宗昉.黔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祁庆富，史晖.清代少数民族图册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12]杨庭硕.《百苗图》对（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J].吉首大学学报，2006，（4）：83-88.

[13]严奇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代考证——以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为研究文本[J].民族研究，2010，（1）：95-102.

（责任编辑：魏登云）

A Discussion of the Study about“Miaomantu”and a Suggestion

ZHANG Lian
(Department of History,Donghua University,Xinbei 23153,Taiwan of China)

K248

A

1009-3583（2016）-0017-05Abstract:Since 20th century,the study of Miaomantu has gradually occupied a position in the ethnology.The Annotation of Baimiaotu in 2001 by Li Han-lin is admirable due to Li Han-lin’s great endeavors.“Baimiaotu”refers to the general name for“Eighty-two kinds of Miao Maps”by Chen Hao in Qing Dynasty and its later series of copies.However,some commentators remarked that“the map by Chen Hao is possessed of rich information and graphical drawings”,and that The Annotation of Baimiaotu“has recovered some original words or expressions of Chen’s work”,and this remark is not right,just a kind of misreading of literature.In addition,“Baimiaotu”should not be used because itis nota rigorous name,and even the book title should notuse“Baimiaotu”for it is not a name fit fora book. Key words:Miaomantu;The Annotation of Baimiaotu;Eighty-two kinds of Miao Maps

2016-09-15

张 琏，女，台湾新北人，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