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晖

曾在《读书》杂志上写过一则漫读札记：《杨朔眼中的川端康成》（《读书》二○一一年第二期），提到散文家杨朔在名文《鹤首》中，近距离描摹过战后日本文坛作家群像，其中对川端康成的刻画形神兼具，气韵尤为生动云云。有朋友读后找出杨朔散文集子的相关原文来读，不料却读出了问题：原来他家收藏的《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中所收《鹤首》一文里居然丝毫不见描写川端康成的相关文字 —川端康成哪去了？

写那篇读后感式的短文，我参照的读物是新版《杨朔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版）文本，这是以杨朔生前出版的诸多散文集子的初版为底本的作品选集，某种程度上还原了杨朔作品的真实风貌。好奇之下，我从网上旧书店邮购一本人文社一九七八年版的《杨朔散文选》对读。两相对照果然发现：该书《鹤首》中的确只字未提川端康成。换句话说，在该版的《鹤首》中，有关川端康成的部分被删除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在该版第二百八十六页，在描写与龟井胜一郎见面情景之后，以“处处都有点乡土的感觉 ”作结。紧接着就着墨于作家井上靖：“隔两天，我去拜访井上靖。井上的家是座两层小楼。”原来在龟井胜一郎与井上靖之间还有一大块，计六个自然段关于川端康成的特写，但这部分文字在人文社一九七八年一月版的《杨朔散文选》中被删除了。仔细对照，删去的部分转引如下：这种感觉在川端康成家也很亲切。

去访川端那天，已经是深夜。这位小说家有六十多岁了，头发灰白，脸很瘦，两只大眼却挺有精神。他为人沉默寡言，你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不答话，只用热情的大眼望着你。听人说他家里藏着丰富的文物，很想看看。川端也不说什么，站起来走进里屋，一转眼搬出件东西来，亮给你看。来来往往有那么几次，席子上早摆满东西。这里头有叫作 “蜡缬 ”的唐三彩陶瓶，有宋汝窑瓷，有明朝文徵明写的十札，还有清乾隆年间画家罗两峰的画稿。这位画家造意挺新奇，一幅画上画着一片火光，吓得一只兔子落魂丧胆地跑，题词是 “忽看野烧起 ”。川端指着那只兔子，含有深意地一笑，我也笑了。

陪我同去的松冈洋子帮助主人端出酒来。川端喝了一盅，脸色绯红，有些酒意，话比较多起来。他说他翻译过《红楼梦》，又说郭沫若在千叶的藏书，都完好无缺地收在吉祥寺，原叫郭沫若文库，后来又加进些别的书，改叫亚细亚图书馆，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件事。川端说着，又殷殷勤勤替我斟茶，指着茶杯说：“这是明朝的瓷器，看得出么？”

茶杯是白地画着蓝色的竖纹，像窗格一样，不是中国风格。我说出自己的看法。川端说：“这种花色叫麦秸纹，日本最流行，杯子可确实是从中国来的。也许是当年日本特意向中国定制的。”说着他又用热情的大眼望着我。从他那眼神里，我总觉得他心里藏着一句话，一种情意，还没表露出来。该是句什么话呢？

隔两天，我去拜访井上靖时，不想倒从井上靖口里听到这句话。接下来才接 “井上的家是座两层小楼 ”。其间删除的与川端康成有关段落，计六百一十五字。删去了川端部分的文字，为避免前后文衔接突兀，部分语句也不得不做了调整。写井上靖部分的第一句话 “隔两天，我去拜访井上靖时，不想倒从井上靖口里听到这句话 ”被改成 “隔两天，我去拜访井上靖 ”。可以想象：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杨朔散文选》之际，在面对杨朔笔下的川端康成时，出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在此处做了重大删节等技术处理。

删节的原因在于川端康成。为什么删去这段描写川端康成的文字呢？杨朔写作此文时，正值

一九六一年，从所写内容来看川端固然不是需要避讳的人物。从文章艺术而言，被删除的有关川端康成的文字，却恰恰是这篇文章中最活灵活现熠熠生光的部分，在寥寥六百多字的篇幅内，把后来荣膺诺贝尔文学桂冠的一代日本文豪那种腼腆沉默、内涵丰富而又热情如火的一面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抽掉这部分之后，《鹤首》神采大失，沦为一篇平板的域外作家群的速写采访记录了。

为何要删除川端康成呢？

偶然在东京郊外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无意中读到一段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革 ”之间的一桩公案，才找到川端 “被”消失的迷思。

一九六六年五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开始。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让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强烈感受到震撼，在列岛席卷起了一场红色风暴：当时日本主流媒体的各大新闻报纸、电视台、广播放送，全方位报道中国的“文革 ”动态；日本共产党及左派组织，通过大量翻译、印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及“文革 ”纲领性文献，激起日本知识青年的满腔热情，大量与 “文革”有关的符号图腾如毛泽东像章、绿军装、《东方红》唱片成了列岛炙手可热的物品，两年多后，甚至在日本东京最高学府出现了东大学生攻占安田讲堂，与国家暴力机构直接对峙的局面。“文革 ”爆发后，围绕着中国 “文革 ”的性质和意义，日本社会出现了正反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其中最具冲击力的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东京新闻》刊发了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四个日本文坛重量级作家的联名宣言 —《为维护学问艺术自由呼吁书》，抗议中国 “文化大革命 ”“破坏了我们原有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最早公开否定中国 “文革 ”的宣言之一。引人注目的是川端康成，此人一向疏离政治，闲云野鹤般埋首自家文学旨趣，对中国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却忍不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实属罕见，兼之翌年荣获世界文学桂冠诺贝尔奖的身份，也加大了这篇文章的分量。如今很多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上点年纪的日本人谈起那段旧事来依然记忆犹新。

川端与三岛，石川与安部，师徒四人，且不论人生态度，就是文学旨趣与理念也迥然其趣，但隔岸观火，对发生在彼岸的 “文革”问题，见解却如出一辙，旗帜鲜明加以口诛笔伐。而在中国当时的背景下，开罪当时的当权者，被列入 “黑名单 ”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三岛由纪夫，无论后世有人出于何种意图如何为其粉饰美化，但其人作为赤裸裸的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招魂师的身份是不争的事实。据研究，共同声明的出台也系三岛串联并亲自捉刀，二○○三年十一月新潮社版的《三岛由纪夫全集》（决定版）第三十六卷末的《参考作品一》就收录了这篇文章。在发表这篇 “宏文 ”前一个月，他就秘密到自卫队接受特殊训练；其后又个人出资两千万日元巨款组建实现复活军国梦想的道具 “楯会 ”，并鼓动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到成立会上发言，遭到拒绝后遂与恩师交恶。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岛由纪夫试图闯入自卫队哗动政变受到抵制，计划失败后按预先演练的步骤戏剧性剖腹自杀，种种足以证明其作为极右反动作家的底色。有研究表明，“文革 ”期间，中国高层对三岛由纪夫曾给予高度警觉和关注：在三岛由纪夫殁后，我国曾以内参的形式先后出版了他集中体现其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忧国》及《丰饶之海》（四卷本）以资批判；三岛由纪夫的极端反动言行，也进入了当时主管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的当权派人物的关注视线。据叶渭渠回忆，“文革”期间有一份专供江青阅览的刊物《参考消息文艺专辑》，里面就有一篇批判三岛由纪夫的文章，其中写道，三岛是 “主张恢复天皇制，重建武士道，再次发动侵略战争 ”的极右分子，其作品“贯穿着武士道加色情的黑线 ”（叶渭渠：《学术腐败风漂洋过海》，载《日本新华侨报》，二○○六年一月八日）。至于川端康成，在联名宣言中因系领衔人物，又在文学上与三岛有着非同一般的师徒关系，不见容于当时的中国，可以理解。所以无论是在宣言发表次年的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作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授奖台上为全世界娓娓道来《美丽的日本和我》，还是一九七二年在逗子的独立工作室里噙煤气管自尽，死得艳若桃花，都在全世界激发强烈反响，唯独邻邦中国不为所动。在考察川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轨迹时，我曾多方查寻上述两大事件在当时中国所能引起的反应或评议，但这部分的相关评述记载近乎空白。川端辞世半年后，田中角荣风尘仆仆飞往北京与周恩来总理握手，随着中日实现正常邦交，中日文学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现代日本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但现代日本优秀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则成了禁区，彼时中国主流社会对川端所持态度不言自明。

川端与三岛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文学上对三岛由纪夫有着伯乐提携之恩，又亲自为他与画伯山杉宁之女执柯作伐，是三岛终身仰慕的恩师。文学旨趣上或有惺惺相惜之处，但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很难说他与三岛之间在本质上有何血脉渊源。川端康成某种程度上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文人，纵观其言行与思想主张，与真正的右翼文人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迫使这位以沉默闻名于世的文人打破 “沉默 ”，毅然加入三岛诸人的原因，据说是源于日本媒体转载的郭沫若在 “文革 ”之初的 “自我批判 ”引起的震撼。郭氏是名动日本学术界、文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巨匠，也是川端尊敬的文学家，川端曾积极参与保护郭氏在日本的藏书。但身为 “中国文坛祭酒 ”（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居然对自己终生呕心沥血几百万字的创作如此自弃，使川端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实质一开始就抱有深深的警觉和怀疑。“文革 ”结束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许多文学作品也得以重见天日，杨朔美文得以问世并大量进入中学语文课本即是一例。但一九七八年一月出版《杨朔散文选》之际，还属于 “文革 ”思

潮余威犹在的春寒料峭时期，作为国内出版行业中译介日本文学最权威、最前沿的出版社，在重新出版杨朔作品时，如何处理其笔下曾 “有争议的日本作家 ”川端康成，应该没少争过 —最终将有关段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切除，也许是委曲求全的折中之举吧。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余寒放眼看，岭外已春风。就在被删除了川端康成的《杨朔散文选》出版同年，在介绍域外文学的《外国文艺》创刊号上，赫然刊登了川端康成的小说代表作：《伊豆的歌女》（侍桁译）和《水月》（刘振瀛译）。川端康成的回归，在当时是否引发过干预或争议，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在处理其早年代表作《伊豆の踊子》的题目时，看得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译介过川端小说的老翻译家韩侍桁先生是颇费一番踌躇的：他没有把 “踊子 ”按原意直接翻译成汉语的 “舞女 ”，大概是顾忌到“舞女 ”一词在汉语范畴内不无隐含风尘气息的缘故，而转译成阶级压迫下的 “歌女 ”，似乎也是考虑到当时中国读者的价值评判和阅读习惯。但不久，川端康成作品接二连三被译介，洛阳纸贵，他也成为在中国翻译出版作品最齐全的作家。以莫言为代表的诸多新时期 “文青 ”，将从川端文学那里获得滋养与灵感，书写中国当代文学神话，蹒蹒跚跚却又坚定不移地向世界文坛迈进。由川端康成被删除到复原、接受，又到其文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变迁史，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域外文学在中国流播过程中曲折的一面，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