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

三国的历史由诸镇纷争演化成三足鼎立，考其风俗，仍是战国时期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之局。吕布杀丁原投董卓，又杀董卓去投袁术；而刘备得荆州之前亦四处投靠，转而又跟人家翻脸。此类情形在《三国志》叙事中比比皆是。汉室式微，士者难以社稷为规仪，曹魏篡汉竟让一班汉臣做成了尧舜禅位的天命文章。可见，在陈寿那个时代的史家眼里，只有抽象的圣王之道，并没有具体的 “国家 ”观念。

到了《三国演义》这儿，历史场景注入了小说家的臆想和情怀。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到 “衣带诏 ”那种秘密活动，再到刘备进汉中王上表献帝之官样文章，凡此种种，一再申明匡扶汉室之家国大义，如此以文学形式奠立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叙事话语。当王者血脉贯注于士者精神，便慨然凝成整饬的意志和纪律。乃至后来，即便汉室已不复存在，也还是国之神器。曹丕既已受禅，刘备这边马上借壳上市继统汉祀 —汉王朝之名义庶几成了合法性标识。刘备强调的

统纪，在小说中一步步地推衍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情境。“国家 ”（汉室）作为统辖性的精神存在，必然规定了叙事话语的正义性。关羽无奈之下依附曹操，便以 “降汉不降曹 ”申明其志；徐庶被诓入曹营，则有 “身在曹营心在汉 ”的故事。然而，忠诚的基础仍然离不开人伦道义，刘关张以结义模式开创了一种新型君臣关系，“士无定主 ”在小说中自然成了反面例子。当然，士者与人主之间不再是简单的道义关系，更重要的是政治选择。刘璋手下的张松，本欲将西川地图献与曹操，跑到曹操那儿受到冷落，转而投向刘备。这种旧时纵横家套路可称之卖主求荣，但换个说法就是弃暗投明。蜀汉阵营里有不少出自降臣降将，如黄忠、马超、王平、严颜、法正、吴懿、刘巴、费、姜维、夏侯霸等人，他们背弃旧主或转变立场，也算是深明大义，不是什么人格污点。

当然，蜀汉阵营里也有少数投敌者，多是小角色，如荆州失利时投了东吴的傅士仁、糜芳。还有刘璋的降将孟达，关羽危厄之际未出手相援被刘备忌恨，因而投了曹魏。后来孟达坐镇陇西又想反正，未及起事却让司马懿给灭了，直使诸葛亮扼腕不已。叛逆者境遇各有不同，角色定位未可一概而论。但此中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悖谬：如果说正义之念源自人伦道义，那么正义之举往往只能捐弃道义；所谓政治正确实际上是一整套国家话语，可是各为其主的忠诚亦难以排除在国家话语之外。这里几乎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蜀汉重要将领中有一人始终被视为异己，正是因为过于轻率地做出选择，被诸葛亮认为是具有 “反骨 ”。诸葛亮死后此人果然率兵哗变，他就是魏延。

《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关羽战长沙，与黄忠大战三日未定胜负。阵前厮杀中，关羽不斩堕马的黄忠，黄忠也不射杀疏于防备的关羽。长沙太守韩玄以为二人暗通款曲，命人缚了黄忠要推下城楼斩首。这时，魏延出现了，杀了刀斧手救起黄忠，并杀上城头斩了韩玄。刘备顺利拿下长沙，显然魏延是首功。可是，诸葛亮却认为此人不可留。

云长引魏延来见，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斩之。玄德惊问孔明曰： “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军师何故欲杀之？”孔明曰：“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斩之以绝祸根。”玄德曰：“若斩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军师恕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饶汝性命。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生异心，我好歹取汝首级。”魏延诺诺连声而退。

在刘备看来，魏延阵前起义，功莫大焉。但诸葛亮认为他是投机者，杀韩玄，献长沙，实乃不忠不义。这就是正义与道义的悖谬。对比关羽不杀堕马之人，黄忠以不射相回报，魏延的窝里反就没有什么品藻可言。魏延只是一心投奔刘备，要替刘皇叔打天下，这是小说叙事中的政治正确。但是小说同时以关羽、黄忠的风范树立了人格标杆，一方面给出某种超越性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又试图借以弥合正义与道义之间的罅隙。

魏延救黄忠这些情节完全是小说家虚构，《三国志 ·蜀书 ·魏延传》未见此节。《先主传》所述刘备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那几位太守都是投降的，亦并无魏延杀韩玄一事。然而在《三国演义》中，魏延弃主献城这还不是第一次。他本是荆州的低阶军官，在襄阳守将蔡瑁、张允手下。第四十一回，刘备携百姓自樊城撤退至襄阳城下，蔡瑁、张允不让进城，竟“叱军士乱箭射下 ”。情急之下，正是魏延挺身而出 —城中忽有一将，引数百人径上城楼，大喝：“蔡瑁、张允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今为救民而来投，何得相拒？”众视其人，身长八尺，面如重枣，乃义阳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长。当下魏延抡刀砍死守门将士，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短短一节文字中，魏延两句话里都大骂 “卖国之贼 ”，叱咄亢烈，直是大义凛然。他是刘皇叔的铁杆 “粉丝 ”，早也盼晚也盼，怎知道今日里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不巧与文聘缠斗之际，刘备与诸葛亮决定转道去江陵。“魏延与文聘交战，从巳至未，手下兵卒，皆已折尽。”最后魏延只得拨马而逃，找不到刘备，自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

其实，魏延的来历并非如此。《三国志》本传有谓，魏延 “以部曲随先主入蜀 ”。他一开始就投入刘皇叔的队伍，并非从敌方反叛过来。《三国演义》结撰两次城头倒戈的故事，是有意暗示其 “反骨 ”，为日后的反叛埋下伏笔。然而，这一再反水的叙事，既是强调魏延追随刘备的政治选择，也隐隐勾勒出一种吕布式的 “士无定主 ”的劣性。从另一方面说，这里恰好暗示着国家话语的道德脆弱性。

刘备显然很看重魏延。《三国志 ·蜀书 ·先主传》谓：“（建安二十三年）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本传叙述稍详：“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在《三国演义》中，刘备进汉中王在第七十三回，其中也提到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却未说这本来应该是张飞的职位。拿魏延与张飞作论，可见在蜀汉高层他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本传又谓：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 偏将十万之众至，“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汉中是蜀之门户，地理形势比荆州更重要。能像关羽那样领一方重镇，魏延岂止壮志满怀，口气里更透着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史书没有留下魏延在汉中的治绩，只是《蜀书 ·姜维传》提及：“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这种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围守防御坚持了许多年，直到姜维时期才变为纵深布防，事实证明相当有效。在晋军入蜀之前，汉中一直未易手，反倒是关羽那边没能守住荆州。《三国志》记魏延镇守汉中仅寥寥数语，值得注意的是有几处提到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公元二三○）的一次战役。本传云： “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后主传》亦谓：“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

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坂，大雨道绝，真等皆还。是岁，

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这两段记述对应《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至一百回中叙事，但小说压根不提魏延破郭淮的事儿。

《三国演义》描写的魏延与《蜀书》诸传记载颇有出入，但魏延的战功在小说中亦有充分表现。如，第七十二回的汉中之战，马超闪击劫寨，魏延诱敌回防；一者 “忽没忽现 ”，一者 “忽来忽去 ”（毛宗岗夹评语）。最后魏延开弓射中曹操（箭头直入人中，让曹操折却两颗门牙），如果不是庞德奋力援救这厮就挂了。曹阿瞒一生屡遭厄难，战濮阳遭吕布伏击，屯宛城被张绣暗算，渭河之滨让马超追击，遭遇魏延的游击战法，亦像是碰上了那些战地独狼。

诸葛亮南征孟获，魏延征战无数，无论攻坚、伏击，还是佯败诱敌，都打得相当出色，可谓战功卓著。后来几度北征，更是大显身手。二出祁山时按诸葛亮密计，魏延在陈仓道口斩了被蜀将张嶷称之 “英雄无敌 ”的王双。五出祁山撤兵，还是执行诸葛亮的战术，魏延诱敌深入，在剑阁木门道射死曹魏名将张郃。所有这些，自然都有诸葛亮的周密运筹。在小说中，魏延虽骁勇善战，却只是一个战术型猛将。

当然，魏延不能满足于丞相棋盘上车马炮的角色。他亦有满腹韬略，何尝不能调度大兵团作战。第九十二回，一出祁山之前，有魏延献计一节：忽哨马报道：“魏主曹是遣驸马夏侯

，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拒敌。”魏延上帐献策曰：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

“夏侯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诸葛亮担心遭魏军设伏，不用此计，直使魏延 “怏怏不悦 ”。魏延后来想到此事还抱怨不迭，他大概不曾意识到，没有人能够指点诸葛亮如何用兵。在诸葛亮眼里他只是一个游击将领。魏延的子午之谋不见于《三国志》，却亦并非小说家杜撰，源自本传裴注引鱼豢《魏略》。小说里用了这段材料，很容易让人看清魏延的自我角色定位。

魏延与诸葛亮的关系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第九十七回，魏延攻打魏将郝昭把守的陈仓，“连日不能破。魏延复来告孔明，说城难打。孔明大怒，欲斩魏延 ”。这叫什么道理，数日攻不下一座城池就要斩首问罪，似乎胜负乃兵家常事的道理都忘了。第一百回，也就是《三国志》所述大破郭淮之时，小说中却是魏延替陈式收拾残局。此回魏、陈诸将奉命出箕谷进攻，忽而诸葛亮又派邓芝传令 “不可轻进 ”。陈式讥嘲诸葛亮用兵多疑，魏延又趁机抱怨丞相当初不用其计。陈式贸然挺进，也可以说是受了魏延的煽动。过后诸葛亮对邓芝说：“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因怜其勇而用之。久后必生患害。”在《三国演义》的国家叙事话语中，实在容不下魏延个人的 “不平之意 ”。

论者通常以为，诸葛亮最大失误是错用马谡防守街亭。为什么不用魏延？其实《三国志》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蜀书 ·马谡传》谓：“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诸葛亮 “违众拔谡 ”，无非是相信马谡，不相信魏延、吴壹。谡传又谓：“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如此 “自昼达夜 ”的谈兵论道，换了《三国演义》里马谡的说法，那就是 “吾熟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 ”。魏延虽自矜高明，却未敢有这般言论。

小说第一百零四回，诸葛亮殒命五丈原。其临死前，授与杨仪一个锦囊，密嘱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杨仪乃丞相长史，诸葛亮嘱其打理后事，锦囊中即已安排马岱适时出手除掉魏延。但魏延若是不反怎么办，岂不是无以证实丞相的先见之明，也就没有斩杀的理由了？小说的叙事逻辑是，必须让他反叛作乱。所以，杨仪让费去传令，大军撤退时让魏延负责断后。这一招果然奏效。魏延首先是反对退兵，“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其实这话不错，国家大事因一人而废，这恰好说明诸葛亮治国治军确有问题，魏延的不平之意自是遏抑不住。其次，费说“此兵符乃杨仪之令 ”，魏延更是一听就炸了，“吾今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安肯与长史断后！”在小说中，杨仪此前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龙套角色，而魏延倒是出师伐魏的第一员大将。作为文学叙事，这种角色倒错很有意味。诸葛亮的先见之明，是料知魏延的不平之意总归要得以发泄，而现在让杨仪发号施令，明显是逼着魏延造反。

魏延烧毁栈道试图阻击回撤的蜀军，最后与姜维对峙于南郑城下。杨仪按锦囊中密计，用激将法让魏延大喊三声 “谁敢杀我 ”，喊声甫落，在魏延身边卧底的马岱便挥刀将他斩于马下。这一切诸葛亮早有安排。

上述情节，除了诸葛亮料定魏延必反，安排锦囊密计一事，其余皆由《三国志》延传敷衍而来。但是按本传所述，不能说魏延是要叛变投敌，实际情形大抵可归之于内讧。在陈寿看来，内讧只是因为魏延、杨仪二人水火不容。本传谓：“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诸葛亮显然偏宠杨仪，却并未揣测魏延必反。《杨仪传》谓： “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其实哪里会是一碗水端平，诸葛亮让杨仪打理后事，只是不怕魏延恣意妄为。魏延的悲剧在于，关键时刻所有的人都站在杨仪一边。本传又云：“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

如果魏延真有异心，讨伐杨仪何必要向后主表奏，应该向司马懿求援才是。《魏延传》说得明白：“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后主传》亦称：“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而《三国演义》之所以将这种 “争权不和 ”演绎成一场叛乱，让魏延成了中国文学中著名的背叛者，是因为需要这样一个角色，需要一种正邪互生的内部构造。其实，即便按小说描述的事况，也不能说魏延就是叛国，但问题在于他破坏了那种军国体制下的游戏规则。诸葛亮病亡之夜，魏延梦见自己头上生角，却哪里想到角字乃 “刀下用也 ”之凶兆。这个残酷的寓言不啻暗示：在国家叙事话语的框架内，不仅已摒弃 “士无定主 ”的合法性，也不允许有超越集体意识的个人诉求。

《蜀书》卷末载有蜀臣杨戏所撰《季汉辅臣赞》，其中有赞述魏延数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这是同时代人的看法，“实惟厥性 ”一句真正道出个人悲剧之根源。

有趣的是，作为魏延对立面的杨仪，恰恰不是一个忠诚者。史书和小说都说杨仪倒是有投敌动机。《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五回：“杨仪自以为年宦先于蒋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赏，口出怨言，谓费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费

乃将此言具表密奏后主。后主大怒，命将杨仪下狱勘问，欲斩之。”这段故事原出《三国志》本传。小说中是蒋琬在后主面前保了杨仪，蒋琬自然想起往昔诸葛亮对杨仪的信赖，“仪虽有罪，但日前随丞相多立功劳，未可斩也，当废为庶人 ”。

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能看出魏延有 “反骨 ”，怎么就未能看出杨仪的花花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