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继文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现实社会主义的两种发展形态——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①

高继文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脱离了国情，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总依据，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揭示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战略上，苏联具有明显的备战色彩，主要以国家独立、安全和对外扩张为目标，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更没有做到国强民富；中国对内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改善民生，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走上了科学发展之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模式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没有处理好坚持基本制度与改革具体体制的关系，长期不改革，最后的结果是从根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深刻改革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初步建立起充满生气活力、利于发展的体制模式。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阶段、两种不同形态，二者有继承关系，但又有重大区别。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体制模式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界对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对其中若干问题展开了争论。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同，观点多样。我认为，对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应坚持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揭示出一些深刻的甚至是有规律性的道理。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战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模式等方面，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予以比较研究，对有争议的观点简要辨析。通过分析，阐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阶段、两种不同形态，二者有继承关系，但又有重大区别。深入比较二者间的异同及其原因，进一步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创新经验，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比较

一般来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思想僵化、理论教条，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没有找到正确的建设道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找到了正确的建设道路。不少学者还列举两党在一些具体理论上的不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这是正确的。但还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两党在理论上的不同集中表现在哪里，这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事业兴衰有什么关系。

苏共、中共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两党对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态度有重大差别。苏联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理论构想，认为苏联建设的社会就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阶段性缺乏认识。这就脱离了苏联国情，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欲速而不达。1956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受苏联影响，也犯过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教训惨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到落后国家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发展，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合格”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总依据，经过30多年的伟大探索，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深刻揭示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因此，把握两党在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观点，是比较研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环节。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比较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大致处于资本主义的中级阶段，在这种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定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十月革命后，列宁认识到，资本主义越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越困难，俄国只能先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清醒。但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宣布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速胜论”倾向，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短暂过程，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36年，随着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初步完成，斯大林宣布苏联建立起了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出：“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①《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9页。这一判断的标准主要是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制度，消灭了剥削等。而就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来说，苏联远不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还很繁重。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那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的。然而，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却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苏联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年）中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②王正泉、刘艺文、姚洪芳：《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0页。1952年联共（布）十九大则宣布：“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③王正泉、刘艺文、姚洪芳：《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0页。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看到了苏联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的弊端，但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并不清醒。为了在与美国的“和平竞赛”中显示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他急于建设共产主义。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口号，宣布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指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成了苏联人民直接的实践任务。”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14页。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纠正赫鲁晓夫“左”的冒进政策，在社会发展阶段上退了一步，提出苏联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还不符合实际。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共领导人试图纠正超越阶段的思想，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完善中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等说法，但在理论上没有创新，依然超越阶段。有的学者尖锐指出：“这种脱离生产力实际水平、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几十年来一直在苏共党内占主导地位。从赫鲁晓夫开始，历届苏共领导人都批评前任领导人的‘冒进’倾向，然而，他们照例宣布苏联当前的任务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从3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整半个世纪，尽管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但苏共始终没有摆脱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实质上是‘贫穷社会主义’的思想。”②吴仁彰：《吴仁彰文集——二十世纪的苏联社会主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430－431页。

苏共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速胜论”，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政策教条僵化的病根，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消极影响。如有的学者指出：“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和教训很多，但总体看主要问题还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③肖枫：《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一个大国的崩溃如何看怎么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这个见解很精辟。由于理论教条，在建设实践中直接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原则设想付诸现实，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绝对化，结果脱离了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人民愿望。这种超阶段的思想，导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也脱离实际。比如，苏共长期从制度层面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必然把建设的任务放在变革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上，片面追求所有制关系的“一大二公”、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不重视生产力标准，过早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非公有制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消灭掉。苏联也注重发展经济，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从不把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再如，由于超越阶段，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观点，实行战争年代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赫鲁晓夫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它使得国家的全部生产力能够迅速地和有计划地发展。……国家计划是每一个部、总管理局和企业的法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④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1964年10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37、218页。在这一思想支配下，苏共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苏联在20世纪50—80年代所进行的经济改革，都局限于调整计划，至多是尝试利用市场机制，而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的框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出现了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潮，目的就是防止改革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又加剧了上述“左”的错误，导致体制和政策僵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衰退，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可以说，从表面上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不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实际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历史教训，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产品极大丰富之后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实际。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十三大报告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①《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页。，这个阶段的任务是“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②《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要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制定路线和政策，不要急于求成、超越阶段。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能照搬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模式，而要自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党探索和解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始终坚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重要思想。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围绕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这个论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使我们围绕发展生产力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使判断改革开放中的是非得失有了正确标准。还有，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的改革，积极参与全球化，大胆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页。这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切实体现。其原因就在于，搞清楚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这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突破。

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战略比较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战略，是指执政的共产党依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所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除受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外，还受时代背景、奋斗目标、社会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结构、资源禀赋情况、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历史上，苏联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中国则经历了学习苏联、独立探索走了岔路、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几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中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执政70多年时间里，苏联共产党对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明确认识和概括。20世纪30年代，在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斯大林带领人民走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把应对外来战争威胁，实现国家独立、安全和国防强大当作首要目标。这就势必把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放在突出地位。二是实行“赶超战略”，追求高速度。苏联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差较大。斯大林提出用10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50年到100年走完的现代化路程。这就势必实行高积累、高速度、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三是强化超经济的动员方式，通过高度集权的制度和阶级斗争的方法，充分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发展目标。有学者将苏联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概括为“八重八轻”，即“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计划轻市场、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①黄宗良：《科学发展观同苏联模式发展观的比较》，《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在战争年代，这种发展道路和战略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二战后国际形势逐步缓和，苏联本应调整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但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经济实力、发展速度主要表现在军事工业上，而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都不合理，人民生活多年没有大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习苏联，按照苏联道路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所著《论十大关系》就是初步探索的代表作，但后来这种有益探索没有坚持下来，走了很大的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端正思想路线，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的探索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特别是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新境界。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这个概括包括奋斗目标、党的基本路线、总布局、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点。

具体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几点显著区别。

第一，从发展目标看，苏联社会主义片面追求国家的安全、强大甚至称霸，不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苏联一直把建设的重点放在增强军备和国防实力上，执行庞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计划，而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则处于从属地位。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在全球与美国争霸、对外扩张，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程度更高。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国防军费开支高达国民收入的20%左右，军工生产占工业产值的1/3左右，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50%（西方估计仅为35%左右），而军费却与美国相当。①肖枫：《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一个大国的崩溃如何看怎么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247、67页。这就造成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消费品短缺，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难以改革，引起人民不满。苏联在几十年建成了军事强国，但没有建成现代化国家。表面上很强大，但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邓小平确定了“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按照这个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应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完善社会制度，满足人民需要和民主权利。这样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大优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第二，从根本原则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形式上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没有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没有保障人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民利益，满足人民需要，促进人的发展。苏联建立起一套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人民解放道路上迈出可喜一步，但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没有实现以人为本。几代苏联共产党人恪守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不把发展民主、改善民生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苏联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一系列民主权利，苏共党章明确规定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但由于理论教条和体制僵化，党员和人民群众应有的权利得不到切实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发展民主，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为标准，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其实质是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以这样的原则深化改革、促进发展。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超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生命力的奥妙。

第三，从发展动力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没有通过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没有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全面深刻的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苏联长期把战争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绝对化、固定化，不敢改革。20世纪50年代后，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发展方式严重妨碍经济发展，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迫切需要大胆改革。但苏共领导人对高度集权体制的病症缺乏深入研究，改革缺乏理论性、系统性，仅采取完善计划机制、实行集约化方针、提高经济效率等措施，在经济政治体制和发展方式上没有大的动作。这就导致体制僵化，经济社会乏力，腐败泛滥，矛盾重重。戈尔巴乔夫主政后的改革，则彻底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失败告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步步深入，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改革理论和战略策略，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变，特别是改掉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激发了社会活力和动力。我国的改革，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在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上坚决、彻底地改，不断全面深化。这就避免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老路和邪路，走出了一条新路，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苏联、中国社会主义兴衰说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改革、走老路，或者改革不坚持正确方向、走邪路，都会葬送社会主义。

第四，从对外政策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封闭、备战、扩张色彩，对外推行世界革命、争霸世界，不注重参与全球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化，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苏共领导人看不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动向，跟不上发达国家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经济发展的步伐，不实行对外开放，继续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在全球输出革命，与美国争霸，导致军费开支庞大，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下滑，国力衰败。20世纪80年代，适应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我国主动调整对外战略，实行和平外交与对外开放政策，打开了对外交往的新局面。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冷战格局结束，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扩大对外开放，为构建世界新秩序、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建设和谐世界而努力。我国在参与全球发展进程中，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赢得了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也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第五，从党的建设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所以失败，关键在于苏联共产党不注重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失去了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朝气蓬勃，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了先进性。俄共（后称联共、苏共）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赢得国内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取得国内建设的巨大成就，曾受到人民的支持。但随着苏联模式的僵化，苏共自身建设出了严重问题，丧失了先进性和战斗力。首先，思想理论不能与时俱进，思想路线脱离实际，制定的路线和政策不受人民拥护。其次，党的领导和组织制度不合理，权力过分集中，领导方式不科学，特权现象严重，脱离群众。再次，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不统一，社会主义信仰动摇，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组织不能发挥核心作用。相比之下，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加深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研究共产党如何执政，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核心。江泽民、胡锦涛抓住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个根本，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加大反腐力度为重点，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新成就。党的建设的全面推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机制比较

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也称体制模式）两个层次。从制度角度比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应弄明白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统一、体制模式多样的规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高层次概念，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根本性质和基本原则，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他制度的本质区别。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剥削压迫、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是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经济上表现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走共同富裕道路，在政治上表现为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建设新政权，在文化上表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整体性、统一性和稳定性特征。当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需要逐步完善，具有民族特色，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其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相对低层次概念，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外在表现和具体化，主要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如权力和资源配置方式、产品分配方式、决策方式、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干部制度、人民参政议政形式等。这些具体制度，一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和要求，受基本制度约束，另一方面也受时代特征和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变化，具有多样性、多变性和复杂性特征。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同与具体制度多样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都适合时代特征和各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必须通过改革探索和完善具体制度。如果混淆了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就会把对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改革看成是动摇社会主义，因而不敢改革；或者把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存在的弊病看作基本制度有问题，把改革变为否定社会主义。

从基本制度来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它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封建主义有本质区别。苏联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凝聚了党心民心，发展了经济和文化，曾取得巨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不完善，有严重问题。斯大林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发达国家革命胜利后要实行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基本制度（比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硬套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苏联，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结果造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过于纯粹，按劳分配变成平均主义；计划经济过分集中，排除市场作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专政过多，缺乏民主法制，高度集权；思想文化领域夸大斗争，不遵循文化发展规律。这样的基本制度在形式上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内容和精神实质却不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此相联系，从具体制度说，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和本国实际，但在备战和战争环境中发挥了优势，没有明显暴露出弊端。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及其后继者本应及时改革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然而，他们却把这种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普遍经验，推广到二战后建立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各国社会主义执政党都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需不断改革具体体制认识不深，改革不力。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深感苏联体制模式急需改革，但他的改革走向了另一极端，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断送了苏联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模式的关系逐步有了深刻把握。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还有严重弊端，必须改革，否则就会葬送社会主义。我们党对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立场坚定，毫不动摇，把这作为立国之本；对不符合中国国情、不利于发展的陈旧体制实行坚决改革，把这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强国之路。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从基本制度上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具体制度或者体制上说，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对苏联模式的根本转换。在改革中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

在基本制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继承，同时又有重大突破和创新。继承主要表现为，坚持和完善由苏联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特别是坚持和完善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成果，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如果根本动摇了社会主义，就会出现苏联的悲剧。突破和创新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已被赋予新内涵，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形式上相似的那些基本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崭新的制度形态，二者有着原则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等，所有这些基本制度要么是改革开放后崭新的独创，要么已被赋予和平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计划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外，更是一大创新，这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相比具有重大区别。

在具体制度或者说体制模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根本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苏联模式实行过分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排除市场机制，统得过死、过严；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相应进行了所有制和分配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和转型。在政治体制方面，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实行任命制，缺乏监督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通过改革政治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实行依法治国方略，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文化体制方面，苏共对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高度集中的直接领导和管理，把思想文化阵地作为实现党和国家集权的工具，以阶级斗争观点和方法指导文化事业，这不符合文化建设的规律，妨碍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遵循科学、学术和艺术发展规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正确对待思想观念领域的不同认识，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在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我国也有很大创造。

总的来说，经过多年改革，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初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在改革中妥善处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关系，既坚持了正确原则和方向，又在体制上对苏联模式有了比较彻底的转变，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

四、几点结论

通过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社会主义本质具有同一性，其基本制度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但其具体制度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和完善基本制度，适时改革具体制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才能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样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才能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敢于和善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方面总结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完善，具体制度有严重弊端。由于长期改革不够全面深刻，具体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导致基本制度僵化、扭曲，因而没有很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最后的改革则走向了反面，将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一起抛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理论创新为指导，全面深刻改革具体制度，大力完善基本制度，促进发展和稳定，有力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第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阶段、两种形态，可以分别称为传统现实社会主义和当代现实社会主义。①这个观点的形成受到了北京大学闫志民教授、黄宗良教授和山东大学赵明义教授的启发。闫志民教授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再认识》（《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6期）一文中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在典型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为经典社会主义，称十月革命以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以苏联模式为典型的社会主义为传统社会主义，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当代社会主义。黄宗良教授在《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的关系。我的老师赵明义教授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为传统现实社会主义，而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当代现实社会主义。本文写作受到赵明义教授的多次指教，他的相关观点使我深受教益。他认为应该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区分开，这是很有价值的观点。在此，对赵明义教授等表示衷心感谢。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俄国（后称苏联）变为现实，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时代条件下形成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种现实形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模式没有大的变化，因此可以称之为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现实社会主义，或者传统现实社会主义。1956年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影响很大，后来有自己的探索，但总体上不成功，因此可以归类为传统现实社会主义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可以称之为当代现实社会主义。从上面的比较可见，在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都是现实社会主义形态，但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已有了重大区别；而在具体制度、体制模式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对苏联模式实现了根本转换，差别就更大。

第三，应历史的、辩证的认识和评价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否定或肯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只是还处在不成熟、不完善的阶段，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应客观地看待它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功绩和局限，既不能因苏联剧变和解体而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也不能不深刻汲取其经验教训。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有的学者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和体制都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不沾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这就是全面否定的态度，根本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多年所坚持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等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我们认为，虽然这些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在苏联的运用过程中存在教条主义，有走样的地方，但因此就认为它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那就走向了片面，也不利于正确吸取其教训。也有学者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并有普遍意义，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相同的；在具体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重大创新。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本制度、具体体制方面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创新，低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不利于我们深化改革苏联模式中的弊病。

第四，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向苏联学习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因彻底改革苏联体制模式而兴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继承了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发展所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又借鉴了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不论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完全是本国、本民族自己的事情，都具有世界性意义。如果说传统现实社会主义是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为代表，那么当代现实社会主义则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为源头，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现实社会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新形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前途光明，经过长期改革、发展，必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自信。它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开辟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但没有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初步解答了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飞跃，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于这个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页。因此，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四个全面”为战略布局，奋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境界。

责任编辑：寇金玲

Two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Practical Socialism：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odel of Soviet Socialism and tha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ao Jiwen
（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250014）

On the basis of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theory for constructing socialism，the Soviet Model of Socialism departs from its national conditions，transcends different stages，and violates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m as the first stage of communism put forward by Marx and Engels；whil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ith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the general basis，insists on and develops Marxism，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thus revealing the rules for constructing socialism in backward countries. As to the road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the former bear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war，with national independence，and security and foreign expansion as the goal，thus achieving neither economic or social development；whereas the latter，with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in a people－oriented way，improve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a prosperous democratic civilization and harmonious country as the goal，and pursues a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to promote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and embarks on the road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ist basic system and system model，the former has put into practice no reform for a long time，and has finally abandoned socialism.（原译：In the socialist basic system and system model，the former has failed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ic system and concrete system，has put into practice no reform for a long time，and has finally abandoned socialism；）however，the latter insists on the basic system of socialism，profoundly reforms the drawbacks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it not only adheres to the socialist orientation，but also initially establishes a system model full of vitality and conducive to the system development. These are the two stages and forms of socialist realism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at is，the two are of an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but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s well.

Soviet model of socialism；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cialist theory；socialist road；basic system of socialism；system model of socialism

A849

A

1001－5973（2016）02－0013－12

2016－02－26

高继文（1964— ），男，山东莘县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相关‘主义’比较研究”（09＆ZD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发展研究”（14AZD003）的阶段性成果。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 16456/ j. cnki. 1001－5973. 2016. 02. 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