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动物和儿童的行为与心理材料作为艺术起源材料怀疑论*①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动物和儿童的行为与心理材料常被作为研究艺术起源的重要材料，其意义和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人在动物阶段虽与动物具有共同性，但二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如在模仿、游戏、语言等方面，人与动物便有本质的区别。动物材料对研究艺术起源问题也就没有实证意义。儿童艺术心理的研究对探讨艺术起源虽有启示作用，但将儿童行为和心理材料作为研究人类艺术起源的依据，其意义和价值十分有限。目前学界研究存在一个普遍的错误，即混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概念。儿童不论是心理、行为、语言习得的方式还是所处的环境，与原始人都有根本性的区别。在这一意义上，现代人的儿童阶段与人类的原始阶段这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动物；儿童；艺术起源；怀疑

艺术起源是当下学术界较为热门的话题。关于艺术是如何起源的，一直都是众说纷纭，相关研究所采用的学术材料也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这其中，动物行为材料和儿童的行为与心理材料常被认为是研究艺术起源的重要材料。研究动物行为和儿童行为与心理对我们研究艺术起源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其作为单独的研究也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但是将动物和儿童的行为与心理材料作为论证艺术起源的依据，其意义和价值则十分有限。

一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人类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童年时期。人类的童年和人的童年在行为和智力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性，所以，人们在研究远古时期的人类思想、文化时总是把动物和进化未完成的人类祖先进行比附，把儿童和未完全开化的我们的先人进行比附。发生认识论研究是这样，古人类学是这样，语言起源研究是这样，艺术起源研究也是这样。所以，儿童的行为与心理材料、动物的行为材料也是艺术起源研究的重要材料。比如，有人这样说：“有声语言是在动物界的交际能力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生物演变和文化选择逐步发生的。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类的语言很可能是从非人动物的较简单的交往系统进化而来的，因而研究动物的交往行为将有助于阐明语言的起源问题。”②李景源：《史前认识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笔者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根据化石考古学的研究，人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腊码古猿”（1400－700万年前）、“南方古猿”（400－100万年前）、“直立人”（200－20万年前）、“早期智人”（25－4万年前）、“晚期智人”（5万年前至今）。晚期智人即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4－5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除了会制造各种工具以外，还制造装饰品。“装饰品有象牙珠子和其他各式各样的珠子以及穿孔的兽牙、砾石、鱼脊椎骨和蜗牛壳等，还有垂饰、别针和手镯等。”①吴汝康：《古人类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更重要的是，“这时期的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其中有绘画和雕刻等”②吴汝康：《古人类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比较人类的发展和动物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人和动物既具有共同性，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动物阶段。这一阶段，人和动物没有大的差别，只是形体不同而已。动物的人与文明的人最大区别还不是身体构造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文明的人是有意识和思想的，因为意识和思想而制造工具，组织群体社会，生发出色彩斑斓的文化，诸如语言、艺术等。动物阶段的人也可能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艺术的行为，并且产生出艺术的作品，比如建造、涂鸦、装饰，但它本质上是本能的产物，和动物的巢穴、装饰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不是艺术。

同时应该看到，人与动物具有本质的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由人与动物在构成上的根本差别决定的。人的大脑不同于动物的大脑，人潜在性地具有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认识能力以及艺术和审美能力。正是这些潜能的实现，彻底地改变了人，使人脱离纯粹的动物性而转向人性。人本质上是高级动物，是具有精神和意识、具有文化和社会性的动物。人仍然保留了动物的本能，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思想。社会也好，语言也好，艺术也好，科学也好，人类文化财富和物质财富一切都源于人的精神和思想。精神和思想让自然和动物最终成为人的对象，人本身也成为意识的对象。所以，人与动物的差异性才是艺术起源的根本原因，应该从人这里而不是从动物这里寻找艺术的源头。

人类的艺术在最初始的时候，肯定与人的动物本能有关系。艺术最基本的元素比如节奏、音响、色彩、线条、讲述、动作等，也是人类早期艺术的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这些因素其实都可以找到生物学的根据，所以，研究艺术起源的时候，充分意识到人的生理特征和动物本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合理的。特别是研究人类动物阶段的艺术“行为”和艺术“产品”，以及这种艺术“行为”和艺术“产品”与原始艺术及文明人艺术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但作为动物的人极其遥远，人在动物阶段的艺术“产品”以及相关的生存遗迹留下来的极少，如何研究这个阶段的人类及其“艺术”，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难题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料上的，或者说是证据上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目前关于人类动物阶段的行为和艺术都是理论上的，甚至都是假说。

出于一种巨大的诱惑，人类总是对自己的来源很好奇并进行各种探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人不是上帝，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的研究手段也是有限的，最根本的是人类的动物形态已经消失得过于长久，没有留下足够的能够勾勒出这一历史的证据。当今，通行的做法是从民俗学材料、民族学材料、人种学材料中寻找人类动物的残留，同时用动物材料来比附人类的动物阶段，我认为这都是不可靠的，没有充分理论和实践根据的。具体对于艺术来说，人类动物阶段是否有艺术“作品”，是否有艺术“活动”，是否有艺术的心理和思维，这都是值得怀疑的。应该重视人的动物性对艺术起源的作用和意义，但这是极初步的。艺术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具有文化性。艺术是如何起源的，从根本上应该从社会和文化方面来寻找根源。

艺术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很难弄清楚。但从现存的艺术品或者具有艺术因素的产品来看，模仿、游戏、语言表达、审美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的特征。而模仿、游戏也好，语言表达、审美也好，其实最初都是人的动物本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模仿是人的天性，动物的人就具有模仿的本能，文明的人仍然保持模仿的习性，不过具有文化和思维的特点而已。人类从孩提时代就会模仿，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人类的器物、建筑、服饰、文字、语言以及艺术诸如舞蹈、音乐、绘画、雕刻等，很多都是模仿自然，风雨雷电、日月星辰、树木花草、动物等都是人类模仿的对象，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师法自然”。随着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的积累，人类越来越具有想象性，越来越具有创造性，越来越具有学习性，简单的模仿越来越少。而在人类的文明初期，模仿是人类生活和创造的最基本方式、最简洁方式，是最重要的“学习”。人类艺术的发生与人对自然的模仿有关，特别是与人的模仿能力有很大关系，但艺术不一定就是起源于模仿，人类最早的艺术也并非就是模仿性的，人类初期的模仿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并不一定就是艺术，并不一定就具有艺术性，或者说并不一定就是后来艺术的雏形。动物也具有模仿的能力，具有模仿的活动并产生一定的模仿产品，但这些产品与人类的艺术具有本质的不同，根本就不具有艺术性，和人类的艺术哪怕是最原始的艺术也不可同日而语。人类的模仿和动物的模仿具有本质的不同，动物模仿永远只是模仿，动物至今仍然是动物，而人类的模仿却锻炼了人的头脑与四肢，并最终导致人类脱离动物而进化为人类。所以，研究人的模仿能力，研究人的模仿与艺术起源之间的关系，都是合理的，但我们不能把动物的模仿和人的模仿相提并论，并以动物的模仿为实证材料来证明人类的艺术模仿行为和特点。

游戏也是人类的本能。动物时代人的游戏本质上是过剩精力的发泄，属于身体学的范畴，而文明人的游戏则是人的精神活动，具有文化性。文明人的游戏背后是思想、思维和意识，但仍然保留动物时代的娱乐和身体快乐的特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游戏构成了人的本质特点。席勒指出：“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①［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9页。也就是说，正是在游戏中，人的动物本质和文化本质都充分体现出来；也正是在游戏中，人才是真正的人。荷兰学者赫伊津哈认为，“理性的人”和“创造的人”都不能准确地概括人的本质，只有“游戏的人”才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出人的特征。他说：“文化乃是以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从一开始它就处在游戏当中。甚至远古时代那些目的在于即刻解决生存需要的活动，比如狩猎，也倾向于采取游戏的形式。游戏形态赋予社会生活以超越于生物本能的形式……正是通过游戏，人类社会表达出它对生命和世界的阐释。……在文化的最早阶段里蕴含有游戏的特质，文化在游戏氛围和游戏形态中推进。在游戏与文化的双生联合体中，游戏是第一位的。”②［荷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49页。也就是说，正是游戏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伟大原创活动自始都渗透着游戏”③［荷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页。，人类文明的各种形式都与游戏有关，都还或多或少保留着游戏的形式，深刻地渗透着游戏精神。“当一种文化演进时，不管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我们所假定的游戏与非游戏之间的初始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作为通例，游戏成分逐渐退至幕后，大部分被宗教范畴吸收，剩余的则结晶为知识、民间故事、诗歌、哲学或各种司法形式及社会生活。这样，原始的游戏成分就完全隐藏到文化现象的背后。但不管何时，即使在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中，游戏的天性会再次全力宣称自身的存在，使个人和群体都沉浸于一个巨大游戏的迷醉当中。”④［荷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0页。作者在此详细考察了法律、战争、学识、诗歌、神话、哲学、艺术与游戏之间的深刻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研究现代文明的起源，包括艺术的起源，不能完全撇开人的动物性，研究现代艺术的特性，也不能完全脱离动物性，动物的本能性仍然渗透在我们的日常艺术活动之中。

游戏在人从动物向人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游戏参与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至今为止人类生活特别是文化中仍然保留着很明显的游戏特征，但不能由此而说艺术起源于游戏。艺术的游戏性和艺术起源于游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从人的游戏本能、游戏爱好和游戏活动中探讨艺术的发生，探讨艺术的本质，这是必要的，但文明人的游戏不同于人在动物阶段的游戏，人在动物阶段的游戏不同于动物的游戏。所以，我们不能拿动物的游戏来说明人的游戏，不能用动物的游戏和文明人的游戏材料来研究艺术的起源问题。人的游戏也许很多都是从动物比如猫和狗那里学习而来，但猫也好，狗也好，它们至今仍然还是动物，并且将永远是动物，而人类却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只有人把游戏最后变成了艺术，而动物永远在游戏之中。

语言表达能力同样与人的动物性有关。事实上，它是人的身体结构的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人作为动物本能那里。在宽泛意义上，从交流的角度来说，动物也有自己的语言，动物也通过一定的“语言”，如特殊的气味、姿色、姿态、声音等进行交流，动物中也有声音的语言，但至今为止动物的声音语言没有和人类语言相似或相近的。八哥通过一定的训练可以模仿人类的语言，发出人类语言的声音，但这非常特殊，且八哥的模仿仅仅只是声音，没有任何意义，数量也非常有限。狗、马、猴子等高级动物通过训练可以“听懂”人类的某些简单的语言，但这种“懂”更准确地说是“反应”，是对某种声音的敏感，动物不管如何训练，都说不出表达意义的人类语言。所以，人类的语言本质上是人脑自然进化的结果，与人的大脑的复杂性有关系，与人的身体构造特别是口、鼻、咽喉等有关系，当然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人作为动物就有语言，但人的语言从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语言。当我们说动物也有语言的时候，这里的“语言”是在交流的意义上而言的，是一种隐喻；而人的语言则是特殊的具有语音、语法、词汇和精微意义的语言，是一个复杂的思维系统、符号系统。动物语言是纯粹的自然现象、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而人类语言同时还是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不能把动物的语言等同于人的语言，或者把人在动物阶段的语言等同于动物的语言，从而根据动物的语言来研究人在动物阶段的语言，并进而研究人类早期的艺术问题。

与语言有关的是人的思想和思维。一般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有意识、能够思维，而动物没有。但人与动物的区别要远比这复杂。实际上，动物也有思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就列举了大量的动物实例说明动物具有思维性。他认为，猿已经有了思维的能力。他说：“猿类像最低等的未开化人那样，很喜欢模仿；以前提到的一个简单事实表明，经过一段时间后，在同一地方用同一类的陷阱就不能捉住任何动物，这阐明了动物会从经验中得到教训，而且可以模仿其它动物的谨慎。”①［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叶笃庄、杨习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7页。经过对动物的详细研究，达尔文的结论是，高级哺乳动物和人在心理官能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比如性爱、母爱，人和动物有某些共同性，动物也有情感变化，比如喜怒哀乐等。但人的思维和动物的思维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张浩先生认为，动物的思维与人的思维不同主要是两方面：“动物不能借助语言符号进行思维”②张浩：《思维发生学——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6页。；“动物的思维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③张浩：《思维发生学——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8页。。在这一意义上，动物不管怎样和人具有相似性，不管如何能够善解人意，不管怎样具有思维和情感，它终究是动物，终究不可能生产出艺术作品来。就是说，动物的思维和情感永远不可能转化为艺术的思维和情感。所以，对于艺术起源研究来说，动物的情感性材料唯一的价值在于可以证明人在动物时代就有思维，就有情感，就有语言，而这些都是艺术的不可或缺因素。研究人在动物时代的思维、思想和情感，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人类文明的身体学基础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这种研究应该依赖人自身，依赖人的身体结构、依赖人的动物本性，而不能以动物为参照，不能从动物身上得出人作为动物的结论。因此，艺术与动物无关，艺术本质上还是人类的事情。

艺术的最重要特征是审美。美感是人的特殊的感觉能力，具有文化性、社会性等。而人的美感也不是天生就有的，它是从动物的快感演变发展而来。“没有特定的生理和心理机能的内在条件，没有环境提供的必然条件和特殊机运，人的猿类祖先不会产生制造工具的行为。而没有制造和使用工具这种特殊方式的生存竞争手段，猿不可能进化为人，动物快感不会进化为人的美感。”①刘骁纯：《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10页。正是因为人类的美感是从人类动物阶段的快感发展和演变而来，所以研究人类在动物阶段的快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对于艺术起源来说尤其具有意义，因为对于艺术起源来说，模仿、游戏、宗教活动等都还具有表面性，而审美心理的发生和衍变才具有深层性。但问题在于，这种研究更虚无缥缈，无所依靠。人在动物阶段的身体状态、生活状态等物质形态的东西我们都无法弄清楚，又怎么可能弄清楚人在动物阶段的感觉状态和心理状态呢？动物的快感和人在动物阶段的快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作为人类祖先的动物和一般的动物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作为人类祖先的动物是阶段性的动物，而一般动物则永远是动物，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进化到人类的水平。《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一书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关于人的美感，这没有什么问题，另一部分是关于动物的快感，这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这两部分其实不能联结起来。关于动物快感全是动物的材料，而美感则是人的材料。作者实际上把人在动物阶段的快感和动物的快感等同了，把动物的快感和人的美感本来是并列的关系解释成历时的关系，出现了“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

总之，从来源上说，人类早期的文化都是猿类时期人的活动的延续，或者说都可以追溯到人的动物本性，艺术也不例外。猿不同于猫、狗、马等动物，猿可以进化为人，但猫、狗、马等永远进化不到人的程度。研究人的动物本能对艺术起源的作用和意义这是有必要的，研究人类的进化过程及其与艺术发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必要的，但一般性的高级动物和作为人类祖先的动物比如猿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用一般动物的行为和心理来证明人作为动物的行为和心理，不能用动物材料来论证艺术起源问题。动物心理材料和实践材料对于我们研究人类祖先的动物具有参考意义，一定程度上具有比附性，但它只能说明人与动物的不同，而对于艺术起源问题，没有实证意义。

二

在关于原始文化、史前认识论的研究上，儿童材料也被经常使用。比如泰勒就曾经用过，他说：“绘画和雕刻是从现在儿童的绘画和雕刻的尝试中可看到的那种幼稚的萌芽中产生的。英国儿童们第一次尝试学画用的石板和板棚门，使我们想起了野蛮部落画人和动物、枪和小船的树皮块或兽皮块。这些儿童中的许多人将成长起来并度过自己的一生，但他们并没有远离这个儿童阶段。”②［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76页。从表述中可以看到，泰勒在这里对儿童艺术材料的使用是很有保留的。他使用了“想起了”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一种直观和现象的描述，不是理论的论述，也缺乏理论上的根据。

深刻奠定儿童材料作为艺术起源问题研究的实证材料理论基础的，则主要是瑞士哲学家皮亚杰开创的认知发展理论。皮亚杰最初是一位生物学家，后来转而研究心理学特别是儿童心理学，并从儿童心理的角度研究人类认识的发生，包括人的知识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增长等问题。其理论前提是：“儿童的智力结构的心理发生过程同认识史上数学家们所创立的最一般结构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梅斯说：“皮亚杰的关于儿童思维的大部分资料是通过有简单实验过程支持的熟练问询方法得来的。皮亚杰观点的基础在这里跟现代实用主义倾向一致，那就是：逻辑与数学观念在儿童身上首先是作为外部活动而显示出来的；只是在较晚的阶段，它们才内化了，并具有概念的性质。它们可以用缩微的内化活动来表达，其中事物被符号所替代，而活动则被这些符号的运演所替代。当儿童的试误性摸索达到皮亚杰所谓的‘平衡’，即达到一个可以在思惟中逆转的一定顺序模式时，理性活动才出现。”①［英］梅斯：《发生认识论原理·英译者序》，［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页。皮亚杰关于人类认知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对人类认识论、知识论包括思维学的影响都非常大，儿童心理方法和儿童认知过程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原始文化研究、史前认识、语言发生等研究。但我认为，这是严重的误解。

皮亚杰运用动物学材料来研究人的生物结构与认知结构或者说生物机能与认知机能之间的关系，这没有错。在《生物学与认识》的开篇，皮亚杰就说明：“本书的目的是根据当代生物学来讨论智力和一般意义上的认识（特殊意义上的逻辑－数学认识）问题。”②［瑞士］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尚新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8页。就是说，皮亚杰想解决的还是现实问题，没有把它延伸到历史中去，没有试图涵盖原始人的认知问题，并没有试图解决人类由动物向人转变过程中的认知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实际上把皮亚杰的认知理论扩大化了。同样，通过研究儿童心理、儿童行为，通过研究儿童的思维过程、认知过程来研究人类的思维过程和认知过程，这也没有错。个人的知识、文化、生活习惯包括身体发育等一切都有一个发生的过程，研究人类的认识发生当然要从儿童开始，而且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儿童。观察儿童、问询儿童，包括一些必要的诸如对话、游戏、测试等实验，也都是这种研究的应有之义。在皮亚杰这里，思路是明确的，对象是明确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就是研究人的认识是如何发生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人作为个体初期的认识发生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儿童在他这里就是研究对象，没有任何比附性，也不是隐喻。

错误在于，我们把皮亚杰的研究从共时性转换成历时性了。人从婴幼儿到成人的成长过程和人从猿类进化到原始人再到现代文明人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除了从不成熟到成熟这一点有可比性以外，其他一切都不具有可比性。在认识上，人从婴幼儿到儿童的发生过程和人从猿类到原始人到文明人的发生过程也是完全不同的，除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循序渐进这一点有可比性以外，其他一切都不具有可比性。皮亚杰的本意是研究人从婴儿到孩子时代的思维、思想和知识是如何发生的，相比较人类从猿演变到人这一漫长的时间来说，它可以说是一个点。所以，本质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人的认识论的“横”的研究，是“共时性”研究；而人类认识从猿到原始人到文明人的发展历程研究则是历史研究，是“纵”的研究，是“历时性”研究。尽管二者具有某种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皮亚杰的共时研究对原始文化包括艺术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种价值非常有限。所以，仿照皮亚杰的方法，用儿童心理和行为材料来研究原始文化、研究人类思维、思想和知识的发生，这是误解，是嫁接错误。

但这种错误在原始文化研究中却是非常普遍的，这不是在皮亚杰之后才开始的，其实早在爱德华·泰勒那里就有这种错误。比如在讨论文字的起源时，他就曾经使用过儿童材料：“人如何向书写艺术迈出下一步，这从通常儿童的画谜游戏亦即从书写‘作为物象’的字中可以看出。这种游戏，也像许多其他游戏一样，在儿童的娱乐形式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内容，即在较早时期对成年人来说是一种严肃的事情。”①［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但在皮亚杰之后，使用儿童材料来研究原始文化、研究人类思想和思维以及知识的发生则成为一种普遍。

事实上，儿童心理和行为虽然和原始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原始人思维的发生是自然形态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且具有偶然性，而儿童的思维和思想的发生以及知识的获得是通过学习的方式实现的，相比人类漫长的演化而言，儿童的思想和认识的发生过程是极短暂的，可以说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两者的环境、条件、过程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我们可以以语言的发生为例来说明。

有一种意见认为，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与人类的语言发生过程具有“同构性”，因此，研究儿童是如何学习语言的对于研究语言的发生过程具有比附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研究语言的起源和语言的本质具有帮助。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人类语言的历时发生和儿童语言习得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语言的起源是人类语言的自然发生，而儿童语言习得是学习，人类语言起源之前没有语言，所以语言的起源其实就是语言的创造过程。语言的创造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因而形成各种各样的语言，而儿童在学习语言之前语言已经存在在那里了，儿童不过是把这种已有的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或者说实现语言的功能。我们可以让儿童选择不同的语言来学习，但语种一旦选定，语言从词汇到语音到语法，都是固定的，不能随意变更。儿童只是成人还没有长大，是身体上发育还不成熟的成人，这和人类在文明上还不成熟是两码事。两种不成熟具有天壤之别，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同时，儿童的心理从根本上不同于原始人的心理。儿童打从娘胎出生就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这和处在文明黑暗中的原始人是完全不同的环境。“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婴儿出生之后就面临着有组织的语言系统，儿童是在语言交流的环境中习得语言的。那么，人类祖先能有现代儿童的语境吗？人类祖先的心理和生理机制能以现代儿童的心理和生理机制为可靠的参照吗？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现代儿童的遗传信息和神经信息与人类祖先的还能有什么可比性吗？”②裴文：《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页。儿童和原始人在生理、心理、生活环境、生存方式上都完全不一样，二者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原始人在个体上也有一个从儿童到成年的成长过程，而且两个年龄阶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与文明人之间的差异则是原始人自始至终都是落后的，没有语言和文化，所以从个体上来说，原始人和现代儿童也是没有可比性的。

孔狄亚克曾经假定两个没有语言的儿童在荒原上相遇，并由此出发，进行情形推理，然后得出语言发生过程的结论。这可以说求助于儿童语言材料，但这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正如房德里耶斯所分析的：“儿童只能使我们知道一种有组织的语言是怎么获得的，不能使我们窥知语言最初发展的时候可能是什么情况。我们观察一个儿童怎样努力重复他从成年人那里听来的说话，可以得到一些关于语言变化原因的启示，但是儿童只能交还别人供给他的东西；他只运用周围的人所提供给他的要素，用这些要素组合成自己的词和句子。他所做的是一种模仿的工作，而不是创造性的工作，排除任何自发性。他带进语言中的创新是出乎无意的；那是由一种满足于‘大概’的天生的惰性所产生的结果，并非出于任何具有创新能力的意志。”③［法］房德里耶斯：《语言》，岑麒祥、叶蜚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10页。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不只是现代儿童语言习得的性质和过程不同于人类语言发生的性质和过程，现代儿童的艺术活动从根本上不同于原始人的艺术活动。现代儿童绘画从根本上不同于原始人的绘画，虽然二者在外表上有某种相似性。同样，现代儿童的音乐、舞蹈、文学与游戏等各种艺术形态从根本上不同于人类初期的音乐、舞蹈、文学与游戏等各种艺术形态。这是由现代儿童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心理结构以及身体构造等各种因素决定的。朱狄先生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曾用很大的篇幅讨论研究艺术起源的三种途径，其中“通过对儿童艺术心理学的研究来推测艺术的起源”①朱狄：《艺术的起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74页。是之一。但纵观朱狄先生的介绍，可以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种研究是有效的。有些研究结果，比如：“自19世纪末以来，人们就日益清楚地知道，原始艺术和儿童艺术一样，它运用的是种象征符号，而不是自然符号，它不定位于‘看’，而定位于‘知’，它是一种以观念性形象去进行的艺术创造。”②朱狄：《艺术的起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80－81页。这句话里就有很多问题。首先，现代儿童艺术是否是象征符号，是否是“知”的艺术，很难说，不能绝对化，至少这只是一种观念。其次，原始艺术和现代儿童艺术有些相似，或者说有的原始艺术和有的儿童艺术很相似，但也有大量的原始艺术不同于现代儿童艺术，二者之间更多的是差异而不是相似，很多相似都是表面上的。第三，原始艺术也是丰富多彩的，目前留存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或者说目前人类发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何概括这有限的原始艺术其实相当困难，我认为“形象”、“象征”、“符号”、“知”等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它肯定只概括了部分原始艺术的特征，而遗漏了更多的特征。第四，引文中关于原始艺术与现代儿童艺术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各种特征的结论，其实只是猜测，只是假说，不是事实，因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其实，我们还可以作另外的假设，也许现存的很多原始艺术就是原始儿童艺术。艺术本质上是劳动之余的产物，是精神性的。原始社会，由于人的生存环境太过于恶劣，成人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生存，根本没有时间去从事精神性的艺术活动，只有孩子们因为不劳动才去涂鸦、捏造、刻划、唱、跳、堆砌、装饰、游戏等，因而儿童才是原始艺术的主要创造者，这或许更有可能。既然现代社会有成人艺术和儿童艺术之分，原始社会为什么不可能有成人艺术和儿童艺术之分呢？为什么我们不把原始艺术中那些近于现代儿童艺术的艺术认定为原始社会的儿童艺术，而一定认定它是原始社会的成人艺术呢？

我认为，研究现代儿童艺术是应该的。研究儿童艺术心理对于研究艺术起源的确可以有很多启发，它可以提醒我们站在另外一种艺术方式或者不同的思维视角看原始艺术。我们也可以说原始艺术是人类艺术的“儿童时代”，但这里的“儿童时代”只是个比喻的说法，并不是说原始艺术相当于现代儿童艺术。正如我们说原始人是野蛮人一样，这里的“野蛮”其实是应该加引号的，它和现代野蛮人根本不是一个概念。马克思说：“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这里的“儿童”同样是比喻的说法。德国美学家玛克斯·德索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一书中讨论“艺术的起源及艺术体系”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儿童艺术”。一方面，他承认儿童艺术材料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史前艺术有意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持谨慎的态度。他说：“儿童的艺术史前时代的遗物已经反映出艺术的开端，而且，就连今天所正在了解的儿童和原始人的情况也为这种开端提供了线索。首先，应当研究一下这些事实，并将它们当作是关于艺术起源的推断的基础。我们从一开始便须小心，别将这三个探讨的领域看成是相等同的。因为今天的儿童与早期人类生活的条件极不相同（甚至与现存未开化的民族所生活的条件也极不相同），所以现今儿童艺术的发展要概括人类的艺术发展是完全不可能的。实际上，儿童简单的涂抹与哼唱和原始人的石画及音乐显然相去甚远。”①［德］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兰金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24页。这种谨慎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不能用现代儿童艺术发生过程来比附人类艺术的发生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用现代儿童的艺术材料来说明艺术起源问题不合适，缺乏事实的联系，也缺乏逻辑根据。

责任编辑：李宗刚

Questioning on Materials of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of Animals and Children as the Evidence in the Research of Origin of Art

Gao Yu
（School of Humaniti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Zhejinag，321004）

Materials of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of animals and children are always adopted as significant evidence，indicaling how art comes into being. However，it is problematic as to their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Firstly，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human beings at the stage of animal and animals，though there are some common traits between them. For example，they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in imitation，game，language，etc. We can learn nothing from materials from animals about how art originates. Secondly，it also makes little sense to take the materials of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of children as approaches to study the origin of art，though the study on child psychology do inspires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art. But there is a common mistake on this research，which is，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of synchronicity and diachronism are not always distinguished well. Children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hominid from many aspect such as psychology，behavior，the way to learn language，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etc. The children stage of modern men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the hominid period of human being basically at this level.

animal；child；origin of art；questioning

B843

A

1001－5973（2016）02－0025－09

2016－02－02

高玉（1964— ），男，湖北荆门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课题“艺术起源怀疑论”（10BA008）的阶段性成果。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 16456/ j. cnki. 1001－5973. 2016. 02. 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