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倩如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



儒家经典对曾巩散文创作手法的影响

周倩如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

摘要曾巩的散文“温醇典重，雍容平易”，儒家经典不仅影响了曾巩散文的思想义理，更影响了其创作手法。曾巩深谙古文创作之法，并将儒学经典活学活用，将儒家经典的义理、句法、结构、风格融入到自己的散文中，形成了体貌完备，雍容典雅的曾氏文风。

关键词曾巩；依经立论；简约适度；擅用问句

曾巩（1019-1083），北宋著名文学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古文创作的标准和准则，体现了一代醇儒“以经为正”的散文创作风格。

曾巩纯正的儒家思想体系，得益于家庭的熏陶、良好的儒学启蒙和自身醇儒的追求。曾巩出生在一个世代书宦的家庭，家人世代奉儒，曾致尧、曾易占的学风给幼年曾巩极大的影响。青年的曾巩喜爱钻研古文，其父大为支持，认为他“大有造才”，还请来著名学者“盱江先生”李覯担任曾巩的老师。李覯重视经世实用的儒学，重视《礼》学，尤其是《周礼》《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是其代表作品。可以说李覯的“通经致用”的理论启发了曾巩，为曾巩全面认识儒学打开了一扇窗。宋仁宗庆历前后，经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逐渐改变了唐以来儒生拘泥于训诂的束缚，积极倡导儒学的复兴，批判佛道，且回归儒学经典本身，开始了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使儒学进入到一个全新发展的时代。在此大背景的影响下，曾巩根植于早期儒学，摒弃佛老学说，保持其儒学思想的纯正性。

一、依经立论

擅长议论是曾文的一大特色。在议论文中，他常常取法经典，或作为理论的观点，或作为文章的重要论据。《诗》《书》《易》和孔孟的言论等其中观点均出现在这些文章中。

有的文章直接引经据典，阐明道理。如《梁书目录序》，该文引了《尚书》中“思曰睿”“睿作圣”，和《周易》中“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以上二处，曾巩以小见大，谈论了圣人之道的优势，以攻击佛教的弊端，全面捍卫了儒学思想。又如《说苑目录序》，曾巩用《论语》中的孔子言论和《礼记》中的话语阐发学者难以把握道术的精妙之处。“孔子之徒三千，其显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独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及回死，又以谓无好学者。而回亦称夫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又以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其精微之际，固难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无失于其间也，故曰‘学然后知不足’，岂虚言哉!”再如在《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推崇古代学者擅长六艺之处，并时常有《雅》《颂》之乐相随，如此风雅是曾巩由衷倾慕的，文章后半部分，引孔子言论道明音乐的价值。“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盖乐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于《乐》’。昔舜命夔典乐，教冑子，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则乐者非独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纳之中也。故和鸾佩玉、《雅》《颂》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于前，岂虚也载？”古代学者注重内外修养，而音乐不仅可以去除邪气，还能够弥补性格中的不足，达到内外兼修的目的。《答王深父论扬雄书》里提及了《书》《易》《论语》《孟子》等经典中的话语、观点。

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见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还有一类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引用经典话语，而是将其中的观点融入到文章当中，形成立论或论据。如《战国策目录序》，以孔、孟礼崩乐坏的前提下依然坚持昌明的先王之道，在不违背先王之道的前提下适应时代的变化，提出治理国家的建议。“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曾巩追寻着圣贤的脚步，坚持圣贤大道，批评战国纵横家处心积虑狡诈之计。曾巩对毁于秦火的典籍特别痛惜，也对收集整理完善典籍的工作感到欣喜，但是他也看到了个别荒谬言论有损于社会的风险，《南齐书目录序》曾巩指出“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阐明修史之人需遵从圣人之道，当天下之才，才能担当起修史的重任。再如《新序目录序》，“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相为始终，化之如此其至也。”用《诗》《书》为例，宣扬了要统一天下道德观念，同化风俗的政治理念。

综上可见，在古文的创作中，依经立论，即或引用经典原文，或阐发经典义理，不仅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度，更易于被世人所接受。曾巩采用的两种依经立论的方式说明他对儒家经典的推崇，不仅折射出他的政治理想，也反映了他用先贤之道完善自己达到修身的目的。而且曾巩致力于现实要求，向经典原文原意寻求答案，更加有力地宣传了儒家的思想，保证了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二、简约适度

曾巩作文追求简约适度，“简古而则，不少贬以就俗”，对圣贤简古的文风特别赞赏与推崇。在精简文字和详略得当方面深受《尚书》和《周易》叙述艺术的影响。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字资料汇编，保存了虞、夏、商、周各代的诰言、誓词和大事记等，反映三代的政治情况和历史变迁。以记言为主，多采用对答文体，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其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卜筮之书”，流传至今已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周易》经文由卦符构成，包含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卦符，一个系统是文辞。其语言简练，具有很强的表象性和象征性，如《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上九，亢龙有悔”，语言很精练，意义却很丰富。语言简练，却能明白阐述道理的行文风格是宋初致力于变革的散文家备受推崇的。曾巩继承了《尚书》《周易》等练达的文风，在简约适度的同时，传达出丰富的含义与内容。

首先，曾巩散文的简约适度表现在用字用语的精练上。《移沧州过阙上殿劄子》一文，用《诗经》《尚书》等以虔诚的语言向宋君王阐述着曾巩自身的治国理想，其中论述了夏至五代的历代兴衰，数千年的历史仅仅用二百余字就交代得特别清楚，堪称简而有法的典范。

夫禹之绩大矣，而其孙太康，乃坠厥绪。汤之烈盛矣，而其孙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统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难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厉，陵夷尽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汉定其乱，而诸吕、七国之祸，相寻以起，建武中兴，然冲、质以后，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为三。晋、宋之患，天下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传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贞观、开元之际，而女娲世出，天宝以还，纲纪微矣。至于五代，盖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废兴之故甚矣。

短短二百余字，却道尽千年的历史，叙述精当，评论也切中要害，抓住了每个朝代最鲜明的特点，历史兴衰，朝代更迭，全都浓缩在曾巩精当的文字中。沈德潜评析该文时指出“用笔简练，居然史法”，又“省语简古”。

再如《道山亭记》，其中第一段描写了道山亭的险峻景色，用字精练，真实地展现了山的奇异美景和水路的惊险。“其途或逆坂如缘，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用语简洁峭拔，将山、水之险峻展示得淋漓尽致。再如曾巩的名篇《墨池记》，是一篇短小精美的文章，全文共三段，首段介绍了临川城，墨池典故的由来。第二段讲述王羲之纵情山水的品行和刻苦练习书法的故事。段末，曾巩用了简短而精彩的话语进行了点评。“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耶？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用刻苦学习书法的事例表明学习任何东西都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才能达到更高的成就。第三段写出了作《墨池记》的原因。墨池之上，已经建起了抚州学社，王盛先生希望弘扬王羲之勤奋好学的精神，特此写曾巩写一篇文章。全文结尾处，曾巩发出了感慨。

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

中心突出，不蔓不枝，茅坤评价此文“峻而不庸，洁而不秽”。

其次，曾巩散文的简洁适度表现在对材料详略的剪裁上。《抚州鲁公祠堂记》表现了曾巩对颜真卿的倾慕之情，他着重选取了颜真卿“捍贼”和“忤奸”两个视角，但在详略安排上，详细写“忤奸”的一方面，突出了颜真卿百折不挠，威武不屈的形象。又如《范贯之奏议集序》，曾巩重点记叙了他不阿谀奉承、温厚善良、仁慈宽恕的美好品质，而对范师道的世次、州里、历官、行事等一笔带过。“公讳师道，其世次、州里、历官、行事，有今资政殿学士赵公抃为公之墓铭云。”

简而有法是宋初散文革新的特点之一，在欧阳修极力倡导下，不少散文名家在创作上均带有以上倾向。而曾巩不仅师承欧门传统，还在简而有法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突出表现在用字简练和材料的精当选择上，也为欧门其他成员树立了典范。

三、擅用问句

曾巩曾言“我身今虽落众后，我志素欲希轲卿”，由此可见对孟子的推崇。他不仅希望自己也成为孟子那样的人物，也在散文行文方面学习孟子，有些文章模仿《孟子》的语气，连用问句发问，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显得气势奔放。

《孟子》本是“子书”而不是“经典”，直到赵宋时期，《孟子》一书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开始了中断已久的“孟子升格”运动。“宋初三先生”极力推崇《孟子》的思想，折服于其“内圣外王”理论。而且在王安石变法的推动下，《孟子》一书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首次与《论语》并称为“兼经”。在宋儒持久的努力下，南宋时《孟子》的地位已经稳固，孟子成为继孔子后道统的继承人，《孟子》一书位列经典行列，《孟子》一书的升格运动也宣告完成。

由于《孟子》升格运动的影响，再加上曾巩本身的推崇，在曾巩的早期文章中，就有意模仿《孟子》的行文语气。

孟子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层层说理，气势磅礴，曾巩的早期散文也有意的学习了这种气势。如《国体辨》：

或曰：“事之弊，作而更之欤？安而弗顾欤？”曰：作而更之也。“人之不善，按而诛之欤？安而弗顾欤？”曰：按而诛之也。“然而作而更弊，世以为纷纷也；按而诛不善，世以为刻讦也。何谓欤？”曰：有以也。事之体有小大，罪之情有深浅。彼以系者大而罪也深，任忠义者之视之也，则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诛之，恐未果也。何则？为国家天下之计然也。人见忠义者之然也，不识其心而希之也，曰：“事皆然也，我顾不能然欤？”

我们发现，曾巩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与《孟子·公孙丑上》的形式颇为相似。“孟子曰：“子诚奇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巩显然是受到孟子这种文风的影响，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和问句的连用，增强了文章的气势，显得铺张扬厉。这种行文方式在曾巩的很多文章中可见，如《邪正辨》：“正者一，邪者十，乌知正者之为正，邪者之为邪欤？……必考焉，其言与行果邪也，亦曰无乃其迹然欤？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问尧》也是采用此种形式。“或曰：‘尧之圣不逮舜，尧不能用九官、诛四罪，而舜能焉。’曰：‘舜之所以圣，由尧之圣。舜之用与诛，宜也。’曰：‘然则尧之时，独不可用与诛乎？’曰：‘将以遗舜也。’‘其以遗舜奈何？’”这种问答形式在曾巩文章中的频现，说明问句的采用有利于增强文章的气势，文章有一种先声夺人的色彩。

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曾巩散文创作的发轫期，此时期的文章写得多慷慨任气，纵横奔放，但多是模仿前人的文章风格，带有些许不成熟之处，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但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创作为曾巩之后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慷慨之后，是雍容典雅的沉淀，正是这段时期对前人的模仿，使得曾巩学习到了经典中的用字习惯和语气。

四、结语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曾巩散文温柔敦厚的儒家风格不仅得益于其深厚的儒学修养，更得益于他将儒家经典的写作手法为己所用，并为宋代散文创作树立了一个新风尚。他作为宋代杰出的古文家，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完美地践行着六经的宗旨，体现他醇儒的守正之处。

曾巩全面学习了经典的创作手法，首先体现在论点论据的选择上，常常是依照经典的原文或观点立论，使其文章具有儒者的中规中矩的特色，并强有力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度。

在文章写法上，追求短小精悍，而又不失精彩，是《尚书》《周易》尚简倾向的继承，也是宋初文学革新运动的有力支持者与实践者。结构的严谨，语言的精练，文章有了固定可循的章法。曾巩节奏舒缓、用字典雅的文风逐渐形成，在雍容典雅的风格上与儒学经典保持一致。这是他对儒家经典学习的渐进式深入，是对儒学信仰的持久坚持，形成温柔敦厚的文章之美也是必然获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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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水照.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4）.

（责任编辑：宁沈生）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7

收稿日期2016-01-27

作者简介：周倩如（1990-），女，黑龙江鹤岗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