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鲁迅博物馆，北京，100000）



两个口号·三份宣言·四条汉子——鲁迅临终前的“愤懑”*

陈漱渝

（鲁迅博物馆，北京，100000）

摘要：1935年秋至1936年秋上海左翼文艺界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是在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发生的论争，影响至为深远。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而长期存在争议的课题，因而有必要对这次论争中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如实介绍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客观全面地作出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四条汉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1．002

鲁迅晚年多病。1935年末，鲁迅写了一篇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副标题就叫“关于‘舒愤懑’”。我以为，“愤懑”二字可以较为准确地概括鲁迅晚年的心态。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人身体不适无疑会对情绪产生负面影响，但毫无疑义，恶劣的心态肯定又会加剧病情，并且使脾气越来越坏。这就叫恶性循环，在鲁迅安葬式上，萧军曾发表简短演说：“鲁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敌人迫死的——是他的敌人要他死。他现在已经死了，难道他的敌人就胜利了吗？”①衡：《出殡的行列》，《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第191页。萧军这番话，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有助于了解鲁迅晚年腹背受敌的状况。对于鲁迅而言，最使他痛心的并非正面之敌的刀斧，而是友军从背后误射的流弹。1936年7月17日，他给远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写了一封信，谈到当年3月和5月两次生病，并说：“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