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平兴

（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广东 惠州 516007）

乡梓景观与文化自觉
——东南亚惠州会馆出版物中惠州乡梓形象的书写与叙事

郭平兴

（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广东 惠州 516007）

东南亚惠州会馆出版了大量的华文出版物，其中有不少关于“惠州”的书写，包括惠州的历史变迁、文化特色等，成为当地惠州华人华侨了解家乡的重要渠道。但总体上看，东南亚惠州会馆对于“惠州”的书写较多的是一种浅层次上的介绍，内容不够深入，文化身份上的“他者”与乡愁需求中的“自我”的矛盾难以得到深层次的解决。因此，改进内容书写，创新传播形式等，是东南亚惠州会馆传播乡梓形象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东南亚惠州会馆；华文出版；乡梓形象

惠州，是我国重要的侨乡之一，“地球上只要有咸水的地方就有我惠州乡亲［1］1”。此种说法虽有夸张之嫌，却足以说明惠州人足迹之广。根据1987年的初步统计，“旅居国外的惠州人共有49430人［2］1”；到2015年，有学者指出，惠州“有海外侨胞、台港澳同胞约800万左右［3］12”。两种说法数据相差较大，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时代变迁的因素。其二不同统计者的因素，前者为中国地方政府，后者为雪隆惠州会馆，前者作为地方政府修史之成果，其数据相对窄化；而后者则是海外惠州会馆所出版的出版物，其数据相对宽泛，且只以约数而论，无法具体明指。其三是对“海外惠州华人华侨”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即只要祖籍地是原惠州十属的即可，而狭义的则仅指其祖籍地为现今行政区域意义上的惠州。需要指出的是，论文所指的惠州，并非现今行政区域意义上的惠州，而是指原来“惠州十属”意义上的惠州，因为这既符合现今广东华侨史研究的实际需要，也符合当代海外惠州籍华侨的心理诉求（现今海外惠州华侨除新近移民之外，多数海外惠州华人华侨并不了解当今广东的行政区域的不断划分变换情况）①。

从道光二十年（1805年）第一个惠州会馆在马六甲设立后，先后在美国旧金山（会馆设立于清同治元年即1862年）、吉隆坡（会馆设立于清同治三年即1864年）、越南河内（1880年设立会馆）等地，设立会馆数十处，成为传递惠州乡音、了解惠州乡情的重要机构。笔者有幸于2014年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收集了大量海外惠州会馆的中文出版物，里面涉及的内容非常之广，是研究惠州乃至广东华人华侨的重要史料。笔者仅对海外惠州会馆出版物中有关“惠州”乡梓形象的书写与叙事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东南亚惠州会馆华文出版物的现状

联系乡情，兴办文教事业，是会馆的主要宗旨之一。例如，新加坡惠州会馆就明确提出，其宗旨为“联系惠州十属同乡感情，促进互助合作，兴办文教事业，赞助公益慈善，共谋同乡暨社会福利及维护本会有关之权益［4］29”，其中出版各式中文出版物，也就成为各会馆的重要工作内容。会馆出版物的出版与会馆的领导人、相关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纵观现有的东南亚惠州会馆的出版物，主要类型有会馆各种纪念特刊、皇历善书、墙壁挂画（如以笔者所到达的近十个会馆中，多数会馆都会在会馆的显著位置对惠州进行叙述描写，其形式既可为文字表达，亦可为“惠州十属”的地理图画）、人物专题性书籍、研究性书籍等。这些出版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海外惠州华人华侨在居住国的相关情况，其中内容也多涉及“惠州”的书写，从而让惠州同乡感受到，“我们先贤那股不畏艰辛，刻苦奋斗的血液，如今仍然在我们的血脉里澎湃着［5］3”。

在惠州会馆的众多出版物中，各式特刊是其特色。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刘崇汉先生曾说，“华团出版特刊是优良传统，特点是保存华团史料，兼刊载学者或地方研究文章，”其内容“不只包括会务，也能载录华社争取权益的资料及反映某个时代华人的集体行动②”。通过笔者所收集的会馆特刊和其他类型的出版物，以及对众多会馆负责人和部分研究者的口述访问，可以发现海外惠州会馆出版物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编辑出版时间具有节点性。除了一些特定会馆史出版、会馆人物传记出版等之外，其它的海外惠州会馆的出版物具有鲜明的时间节点性，其主要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围绕着某一个特殊的会馆馆庆时间出版纪念特刊，如《马来西亚雪隆惠州会馆庆祝15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南洋客属总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森美兰惠州会馆百年纪念特刊》等；二是围绕着某一特定主题而出版，主题的确定往往与会馆当年的重大事项如会馆建设、世界惠州同乡恳亲大会等有关，如雪隆惠州会馆在其会馆大厦于1995年重建之后，编撰出版了《雪隆惠州会馆馆史》，以示“在存亡断绝的历史阶段，将种种史实收录成书，使传之久远［6］465”。三是将特定的会馆馆庆与特定的主题结合在一起而出版，如《泰国惠州会馆落成揭幕四周年暨惠州同乡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马来西亚雪隆惠州会馆庆祝46周年会庆暨筹募循人中学大礼堂基金纪念特刊》等。惠州会馆出版物的经费主要源自会馆的自身经费，因而其出版时间的节点性，既让出版物具有一定的纪念价值，又能从会馆管理等方面方便可行。

第二，编辑出版的内容有一定的体系性。通过研读各惠州会馆的出版物，可见其内容具有一定的体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研究性主题的出版物，大体是关于会馆史，或某一区域的海外惠州华人华侨这一群体的历史，如由马来西亚学者刘崇汉编著的《甲必丹叶亚来》、马来西亚学者编撰的《惠州人与森美兰》等；二是对于会馆的特刊而言，其编撰体例也基本成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惠州及会馆馆史的书写、会馆所在地的介绍、会馆诸贤的献词或介绍、会馆的相关活动介绍。或许是出于经费等原因，会馆特刊的后半部分往往会有大量赞助单位的相关介绍。

第三，出版物发行相对单一性。在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往往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地位，加上语言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等，对于会馆的出版物而言，其发行的对象、渠道等都相对单一。总体而言，会馆的出版物发行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针对会馆会员发放，二是向华人研究机构赠送，三是其他方式如赠送等。会馆出版物发行的相对单一，是会馆发展乃至华文文化传承的重要瓶颈。

二、东南亚惠州会馆出版物中的“惠州”书写与叙事

“惠州”作为海外惠州华人华侨共同的家乡，东南亚惠州会馆的出版物中“惠州”的书写与叙事大量存在，书写的形式也趋向多样性，包括文字撰写、图片展示、音乐歌词（如《大惠州颂》③、《惠州之歌》④）等。尽管海外惠州会馆出版物中所塑造的惠州形象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在某些方面却是统一的，即紧紧围绕着“惠州”这一海外惠州华人华侨的想象共同体而展开。无论是采用文字叙述，还是图片传达，甚至是音乐撰写等书写方式，都对惠州形象建构起着不同的作用。“人的文化承传的惯性与力量，有时强大到令人无法想象［7］59”。对于海外惠州华人华侨而言，故乡的历史文化是他们在东南亚生活中文化理念的互动与补充。一方面，他们所塑造的惠州形象无疑是经过本国文化参照过的形象，受到本国文化中书写范式与叙事策略的影响；另一方面，长期浸染于华文文化尤其是客家文化而形成的惠州人特有的文化积淀及其相应的思维模式却很难改变。具体而言，这些出版物对惠州的书写与叙事呈现以下特点：

（一）突出惠州的历史变迁

对于海外惠州华人华侨而言，了解惠州的历史变迁，既能增加他们关于家乡的历史知识，也可以促进他们的族群认同。在现今的海外惠州会馆出版物中，突出在各大会馆出版的特刊中，绝大部分都设有诸如“惠州历史”、“惠州史略”之类历史介绍性版块。在这些版块中，书写的内容以惠州的历史变迁居多。究其内容的准确性，内容是否准确主要取决于内容的来源，通常有两种来源。其一是摘自惠州本土学者所著，此类介绍更具正确性，如在《泰国惠州会馆落成揭幕四周年暨同乡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对惠州的“书志、人物介绍”中的《惠州文物志》取自惠州本土学者邹永祥、吴定贤编著的相关内容，并以其目录示于刊物之中，《惠州方言志》取自中国学者刘若云所著之书；其二是由东南亚惠州会馆组织的人员所编写，其内容相对较为简略，与实际的惠州有所出入。以1970年出版的《森美兰惠州会馆百年纪念特刊》为例，其中“惠州史略”中介绍惠州时说，“惠州十县，首邑惠阳，为东江之重要城镇，环城皆水，东北为江，西南为湖，西北有罗浮，西南有丰山，湖居于西，故曰西湖［8］21”。其中的内容与现实有所不符。值得提出的是，海外惠州人所描写的惠州，是他们记忆中的惠州，这种表象上的“错误”，源自于他们对惠州历史记忆的连续性，这种世代相传的累积，使其有着强大的文化韧性，甚至可以上升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心理，加之长期地理、社会的隔绝，进而无视甚至排斥某些历史记忆的断裂面，包括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惠州行政区划问题，虽有屡次变化，但其相对短暂的历史变迁，难以骤然改变几百年来所形成的惠州十属的共同历史记忆。

（二）突出惠州的文化特色

在东南亚这一华人聚集区域，区域特色文化成为族群区别的重要特色，这种差别构成海外华人华侨身份认同的重要内涵。“相较于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族群认同等，文化认同具有更深远的内涵。因为，与其他的认同相比，文化认同更具‘自我认同’的特征［7］51”。

现今东南亚惠州会馆出版物对惠州的文化特色书写，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惠州的旅游景观的书写。惠州拥有罗浮山、西湖等文化景观，值得海外乡亲的回忆与书写。对于海外惠州华人华侨而言，他们具体的祖籍地尤其是海外侨领出生的地方，更是成为会馆出版物中的重点介绍对象，如惠州市惠阳区周田村，即著名侨领叶亚来的故里等。这种文化的感召，使得越来越多的海外惠州乡亲返回惠州寻祖问亲。二是惠州民俗的书写。民俗是族群认同建构的重要文化符号，惠州民俗自然就成为惠州会馆出版物的主要内容之一，惠州的东江麒麟、龙形拳、惠州渔歌等等常为其中重点推介对象。以“惠州渔歌”为例，数本惠州会馆的刊物都有所提及，有的甚至称之为“惠州的《诗经》［9］159”。而这些独特的文化内容书写出现于会馆出版物之中，无疑成为身为“他者”的海外惠州华人华侨所思念的文化象征，符合会馆会员的集体文化心理。三是突出惠州本土宗教信仰对东南亚的影响。近几年来，在东南亚有王琛发、刘崇汉等数位学者深耕于惠州某一历史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研究，其中又以惠州本土宗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为研究热点，如“谭公”、“仙四师爷”等，王琛发教授所撰写的系列著述是其代表。这些著作史料独特、旁征博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原乡形象的延伸：东南亚惠州会馆馆史的书写

会馆出版物本身就是会馆践行其“文化教育”职能的重要内容，作为“展示我先贤为会馆所作出之贡献、会馆的发展史，也记录了许多近代、现代惠州成功人物事迹”的会馆馆史，具有“缅怀先贤”和“激励后进”［6］2的意义，自然也就成为出版物的主要部分，这点在各会馆出版物中表现非常明显。纵观东南亚惠州会馆馆史的内容，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创馆历程的描写。会馆发展史的记录既“为后人留下史实”，又“希望后代子孙从历史基础上，吸取经验，改良求进，发扬光大本会宗旨和长远目标”［6］5。因此，在各大会馆出版物中，都会有会馆馆史的书写。东南亚惠州会馆馆史的介绍有两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其一是不仅介绍自己会馆，也介绍其他惠州会馆。如在《新加坡惠州会馆主办首届世界惠州同乡恳亲大会特辑》中不仅介绍了惠州会馆，也介绍了“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雪隆惠州会馆馆史》中对柔佛惠州会馆等马来西亚各州惠州会馆的略记等。其二是在马来西亚还出版了各大惠州会馆馆史合集式的书籍，如由雪隆惠州会馆编写的《惠州名人》中的第五章“马新惠州会馆简史”、《惠州人在马来西亚》等。

其次，会馆先贤和乡贤的介绍。在东南亚各惠州会馆中，都特别重视会馆先贤或乡贤的书写，基本上都设有“乡贤介绍”版块。先贤指已去世之乡贤，所谓乡贤，是指在会馆所在地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家乡人物，其中尤以对叶亚来的书写最为广泛。作为“吉隆坡之父”的叶亚来，对马来西亚的发展影响深远，在雪隆惠州会馆、森美兰惠州会馆等馆史中都有对他的书写。浓墨重彩的乡贤书写，除了记载乡贤本身的事迹之外，更多的是为了激励海外惠州乡亲向他们学习。

惠州会馆，是众多惠州华人在海外联系的纽带与桥梁。东南亚惠州会馆出版物中关于会馆馆史及先贤与乡贤的书写，记录了海外惠州会馆的发展历程，保存了海外惠州华人华侨的重要史料，丰富了各式会馆出版物的内容，拓宽了海外惠州华人华侨对于乡谊的认知和理解。如此人人相传，代代相袭，其本质上是原乡形象的延伸。

东南亚惠州会馆出版物的大量出版，既记载了会馆的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华文文化，特别是其对家乡惠州的大量书写，扩大了惠州在海外的影响。但近些年来，各大会馆也对出版物的出版表现出很多的担忧，一是史料没有得到充分的保存、整理与运用，导致在编撰相关史料时无从展开；二是会馆史料编撰人员的不断弱化，包括专业人员稀缺、关注的人群不多等，使会馆出版物的编撰常依赖外来学者；三是关注会馆事务的人群老龄化，新生队伍无法跟上，导致文化断层等问题。现今诸多海外惠州会馆的会长都深切体会到年轻会员不关注包括出版物出版在内的会务活动，这直接或间接影响会馆的发展。

三、东南亚惠州会馆出版物中乡梓形象书写的意义

（一）创造共同的想象，建构身份认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说过，“‘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10］8”。对于包括惠州籍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华侨而言，“以寻根来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凝聚新的族群认同［11］3-4”。而族群认同除了依靠血统之外，更需要以语言为核心的文化因素的促进，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宗教、风俗等等，对于海外华人华侨而言，血统与文化必须同时存在才能产生强烈的族群认同感。文化寻根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其中通过出版物的了解而获得精神上的认同，亦是其中之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交流的频繁、交通的便捷以及网络的延伸，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惠州籍华人华侨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祖籍地惠州，或亲身回到家乡观光、探亲，或通过种种媒介来了解。当他们接触到真正的本土惠州文化，他们兼有“族内人”与“异域者”双重的视野：生活在东南亚的他们，除了华文文化之外，还接触到诸多其他的文化，来到“异域”的惠州，惠州文化已然成为客观上的“他乡”文化，诸如“惠州文化是什么？”“如何看待惠州的历史文化？”等等问题，成为他们思考的对象之一，他们寻找并审视着这些“他乡”文化，“异域者”的视角非常明显；另一方面，时空的距离并没有割断他们与家乡文化传统的联系，华人寻根的文化传统更易强化他们的文化自觉，诸如“我的老家是惠州的”，“我的家人告诉过我惠州的什么事情”等等内容，亦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话题，“族内人”的身份唤起了他们对家乡的文化记忆。因此，他们在东南亚以各种方式传承惠州的传统文化，包括惠州方言的传播、会馆出版物的编辑发行等。一方面表达了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深层认同，另一方面也借此以凝聚当地族群的力量，寻找文化归宿感。在会馆出版的众多刊物中即可非常明显地体会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如长期担任过雪隆惠州会馆会长的丘伟田就多次呼吁，“保住惠州会馆，就是保住我惠州人的尊严［12］261”。为此，在他的主张下，雪隆惠州会馆得以有多种出版物的出版，既记载了会馆的历史，也传播了当地“惠州人”的族群精神。

身份的认同与族群的认同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华人华侨而言，用记忆牵出以往的岁月痕迹，这是他们认识自我，重新确认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身长存［13］82”。站在东南亚惠州人的角度，“他者”的文化是多样的，既有宗祖国的文化根源，亦有其他族群的文化，这数种文化交融于一起，如何建构身份认同且符合主流文化的要求，对当地惠州人族群而言是一种挑战。在面对这些“他者”时，东南亚惠州人族群采用的各种阐释路径和践行方法，除了将居住地作为认同表征外，东南亚惠州人族群也在同当地其他族群以及家乡的互动中不断形塑自身。这一点在各惠州会馆的出版物中反映也非常明显，一方面在显著位置印有居住国领导人的玉像以及诸多重要人物的献词，另一方面也刊载了大量乡梓之地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南亚惠州人在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和矛盾心理。

总体上来看，海外惠州会馆对于“惠州”的书写，除了少部分研究型的著述和转摘自惠州本土学者论述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较为浅显层次上的介绍，内容不够深入，并未完全意义上对惠州进行书写，难以对当地惠州籍华人形成较为深层次的影响。文化身份上的“他者”与乡愁需求中的“自我”的矛盾，难以得到深层次的解决。

（二）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尤其是惠州家乡本土文化

现代社会环境包括科技的发达、交流频繁等，打破了地理、种族、阶级、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所有的边界，东南亚华人华侨在原住民文化同化影响之下，他们仍旧不忘自身文化的历史源头，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去丰富和发展居住国的文化。毋庸置疑，从吉隆坡的开埠功臣叶亚来甚至是更早到达东南亚的惠州人始，惠州人的文化特质就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这些文化特质通过种种方式传承至今。以森美兰为例，“惠州人在森美兰所留下的最主要文化影响似乎表现在信仰文化方面。”“惠州人把这一系信仰生活在本土的实践，使到惠州籍的先民在先生挣扎中找寄托、填补精神慰藉，同时，也缩短了他们在异地与家乡的文化距离［14］9”。因为“媒介的文化救赎、价值观的维护和塑造功能［11］197”，使其在传承中华文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会馆出版物亦是如此，通过设置诸如“惠州文化风情”、“惠州十属略记”、“惠州历史沿革”等类似栏目，以专题的形式，增进了族群对家乡的了解，在传承惠城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桥梁纽带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海外惠州会馆对于“惠州”的书写，无论是惠州的历史变迁，还是惠州的文化特色，都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惠州文化在海外的影响，成为海外惠州华人华侨了解家乡的重要渠道，是创造家乡的共同体想象，获得惠州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尤其是惠州家乡的本土文化的重要方式。但由于这些出版物内容上的不够深入等问题，也会影响其形象传播的效果。因此，强化编撰队伍的培养，改进书写的内容和形式，区别对待不同的读者需求，创新传播方式与渠道等，是东南亚惠州会馆传播乡梓形象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注释：

①惠州历史悠久，其文化亦源远流长。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设立属南海郡的傅罗县，到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始称惠州，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惠州府直至清末民初，从雍正十一年（1733年）始，惠州下辖九县一州即归善、博罗、河源、海丰、陆丰、龙川、和平、长宁、永安（现紫金县）及连平州，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惠州十属”的区域，与现今行政区划意义的“惠州”有很大的不同。

②出自笔者对刘崇汉先生的笔访纪录，2015年12月30日。

③《大惠州颂》载于《新加坡惠州会馆主办首届世界惠州同乡恳亲大会特辑》，1994年，扉页。赖德操词，其歌词内容为：惠州美，惠州好，惠州是中国一块瑰宝，一块瑰宝哟！看山峦层叠，河川环绕哟！西湖如镜分外妖娆哟！重重稻浪碧绿千里哟，华灯大厦，似与鹅岭竟比高哟。惠州美，惠州好，惠州的名字四方闪耀，四方闪耀哟！有辉历史，先贤诲教哟，勤奋的人民不屈不挠哟，为振兴中华改革开放哟，男女老少敢与天公竟风骚哟，敢与天公竟风骚哟！站在鹅岭看四海哟！中华大地春如潮呀，一幅宏图眼前展，宗祖国永远鼓舞我们啊！

④《惠州之歌》载于《马来西亚雪隆惠州会馆编《马来西亚雪隆惠州会馆庆祝146周年会庆暨筹募循人中学大礼堂基金纪念特刊》，2010年出版，第6页。赖观福作词，其歌词内容为：惠属乡亲，坚强勇敢，到处拓荒，天之涯，海之角，都有惠属同乡，先贤的努力，奠下今天基业，我们要继往开来。我们要团结，为子孙万代，开创更好的明天，我们要同心协力，发扬坚强无畏的惠属精神，让惠属之光照耀四方。

［1］惠州市外事侨务局，惠州市海外交流协会.惠州乡音［J］.内部刊物，2013（2）：1.

［2］惠州市惠城区侨办，惠州市惠城区侨联.惠州市华侨志［M］.内部刊物，1991：1.

［3］雪隆惠州会馆.惠州名人［M］.雪隆惠州会馆，2015：12.

［4］新加坡惠州会馆.惠州会馆筹募大专奖助学基金暨一百五十四周年会庆特刊［J］.1980.

［5］丘伟田，廖师兴.惠州人在马来西亚［M］.马来西亚惠州属团体总会出版，2001.

［6］雪隆惠州会馆第118届执委会.雪隆惠州会馆馆史［M］.内部刊物，1996.

［7］胡晓玲.澳大利亚新移民华文文学中的双重他者形象［D］.武汉：武汉大学，2010.

［8］森美兰惠州会馆.森美兰惠州会馆百年纪念特刊［M］.森美兰惠州会馆，1970.

［9］马来西亚雪隆惠州会馆.马来西亚雪隆惠州会馆庆祝146周年会庆暨筹募循人中学大礼堂基金纪念特刊［M］.2010.

［1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彭伟步.少数族群传媒的文化记忆与族性书写：《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不同时期对华人的身份建构［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12］丘伟田.乘长风破巨浪：拯救百年祖业兼整顿会务历程（1986-1998）［M］.Fu Realty&Trading Sdn Bhd，2014.

［1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4］王琛发.惠州人与森美兰［M］.森美兰惠州会馆出版，2002.

【责任编辑：赵佳丽】Township Catalpa Landscape and Culture Consciousness——The Huizhou township catalpa image and narrative writing in Huizhou Guild Hall public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GUO Ping-x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Law，Huizhou University，Huizhou 516007，Guangdong China）

Huizhou Guild Halls in Southeast Asia have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language publications，which，a lot about Huizhou history，culture，etc，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overseas Huizhou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ir hometown.But overall，the writings about Huizhou is an introduction of relatively simple level but not in-depth；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other"culture identity and the"own"nostalgia demand cannot be deep-seatedly resolved.Therefore，changing the content of writing and innovating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will be the need for the Huizhou Guild Halls in Southeast Asia to think about in promoting the hometown image.

G236

A

1671-5934（2016）04-0006-05

2016-06-09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特别委托项目（GD14TW01-15）

郭平兴（1980-），男，江西兴国人，讲师，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华侨史和出版史。

Key-words：Huizhou guild halls in Southeast Asia；publications in Chinese；hometown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