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平，雷欣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0087；.浙江省龙游中学，浙江衢州34400）



电影《狼图腾》的叙事隐喻解析

张子平1，雷欣悦2
（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2.浙江省龙游中学，浙江衢州324400）

摘要：《狼图腾》原著倾注了作者多方面的思考，为让-雅克·阿诺导演电影提供相对自由的发挥空间，从而电影凸显对人、技术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在电影中，机械的技术观和自然观推崇自然规律和先进技术，而解构了朴素的技术观和自然观，但强制性解构和建构的梦想无法实现，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现，必须置于社会状况的考察与历史视野的审视之中。

关键词：《狼图腾》；电影；叙事隐喻；技术观；自然观；技术理性；人文主义

由同名畅销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狼图腾》自上映以来，不过40天就揽下近7亿元的火爆票房。该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执导，自2009年开拍以来耗时长达5年。而从2004年姜戎原著小说出版开始算起的10年间，《狼图腾》已经在国内再版150多次，海外不同语种译本达30多种。销量巨大，反响轰动。随之而来的便是激烈的争议，电影《狼图腾》在知名网站豆瓣网的评分仅有表现平平的7.0分。为此，更需要突破争论的纷乱复杂表层，深入解读其中的叙事隐喻，分析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研究案例的观念转变逻辑。

一、从原著到电影：人、技术与自然的凸显

对于《狼图腾》原著的社会学与文化学解读是其引发激烈争议和轰动反响的直接原因。然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加之于狼这一动物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价值的变迁。“任何动物在文化学上负载的内涵，实际上都是特定时代文化观念的外化和载体，是那个时代的人类观念的主观投射，体现出‘自然的人化’。”[1](P99)在传统观念中，狼无疑是邪恶、贪婪、奸诈、破坏的代表，衍生出狼狈为奸、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等诸多贬义成语。传统观念甚至构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的遮蔽，作者姜戎在小说中正是对此进行了彻底的去蔽。

一方面，《狼图腾》原著中的狼是大众陌生的而处于自然状态的狼。作者“将狼还原为草原文化中的狼，重塑了草原上自然形态的狼的形象。这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狼，也是草原游牧文化中的狼”。这种狼是农耕文明的思维定势中所没有的，而为游牧文明所独有，无疑会给习惯了邪恶之狼的人们带来巨大的观念冲击和耳目一新的感觉，进而产生对小说的浓厚兴趣与高度认同。另一方面，《狼图腾》原著中的嫁接性叙事表达了作者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新见解。通过在小说主体叙事之外的嫁接性叙事，作者穿插了大量关于历史上汉民族缺乏“狼性”精神的感叹和将“狼性”精神引入汉民族精神的呼唤。这就导致了对于国民性或者说民族精神的热烈争论，也涉及对于体育、商业、军事等多领域竞争理论的争论，更引发了对于这些争论的评论。“从泛伦理、道德化的角度去批判《狼图腾》中的狼性精神，类比且从属于国民道德建设的争论；或从丛林法则的商业竞争理论出发，对狼性精神顶礼膜拜，其实都是对《狼图腾》南辕北辙的误读。”[2](P225-230)去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的遮蔽。“一味强调当代社会的竞争，一味强调竞争的激烈和残酷，一味强调只能在竞争中获胜，这是狼道论者的理论基础或曰现实基础。”[1](P102)市场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造成了人们非常渴望财富、成功，从而在根本上导致了一部分人对于“狼性”精神或者狼道理论的热切追求。

原著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导演让-雅克·阿诺？无论是从其访谈表述还是从电影叙事中都可以看出，电影之于原著不是完全移植，而是呈现一种人、技术与自然的凸显。这可以通过考察导演的拍摄意图来说明。其一，导演擅长驾驭动物题材的电影。“动物的戏最难拍摄”是电影业内的公认，但《子熊故事》和《虎兄虎弟》的大受好评，使让-雅克·阿诺成为世界上最能以故事片手法表现动物生活的导演。对阿诺来说，《狼图腾》的题材既有相似性又有挑战性。其二，导演对于原著有很强的情感触动。“《狼图腾》更多的是从个人情感上触动了我，好像就是专门为我而写一样。从这点来说这本书的内容是全球性的，里面描写的游牧文化我是熟悉的。”[3](P122-123)对于原著的熟悉掌握与情感触动是拍摄电影的最重要动机。

因此，让-雅克·阿诺想借助电影表达自己对于原著的理解和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因为我觉得我将向世界其他地方传达这样的理念：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是如此杰出的，而书中描写的男孩与狼的关系也很美。”[4](P90)作为一个法国导演，阿诺跳出了关于“狼性”精神或者狼道理论的争议，转向更具有国际性视野的生态环境领域，利用主人公与狼的故事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在技术方面，阿诺也具有一种求真的可贵执着。“《狼图腾》如此众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动物追逐、撕咬的大场面，居然只有5%由CG完成，其余的95%全部是真实的狼、真实的马、真实的黄羊和暴风雪……只有使用真狼，才可能捕捉到狼的反应、狼的灵魂、狼的心灵。”虽然技术化是当今电影的发展趋势，然而阿诺却仍然追求真实、追求灵魂式的展现。“他对文学的改编是印象式的而非再现式的。他要告诉观众的，‘不仅是小说讲了什么，而且是我为什么喜欢它’。”[5](P119)由此看来，阿诺对于电影的某种终极追求就是超越技术、回归本真。

事实上，原著中对于生态环境领域的关注和思考已经非常突出，可以为电影的改编提供丰富的素材与坚实的基础。甚至连作者本人也无法预料文本最终对受众产生的这方面影响。“《狼图腾》引发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聚集于姜戎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但作品对草原生态变迁的真实展现，是全面而深刻的，这种全面性与深刻性甚至超出了作者的预设。”[6](P47)一部成功或者说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争议的，毫无疑问，原著中倾注了作者多方面的深刻思考。正因为如此，导演对于电影的理解才能拥有相对自由的选择和发挥的空间，从而凸显对于人、技术与自然的关注和思索。

二、解构与建构：《狼图腾》的叙事隐喻

电影的开始，当陈阵和杨克作为文革中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初次来到草原，就看到了牧民毕利格老人的蒙古包外挂着的狼皮迎风飘扬。狼皮的特写镜头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正是蒙古人对于狼的图腾的象征。没过多久，陈阵因放牧归来抄近路而初次遭遇狼群，历险之旅使得他的内心深受震撼：“因草原狼所产生的恐惧与敬畏，是不是从原始时期起，就是人们心灵中所崇拜的图腾。我对这种神秘的力量给予我的帮助满怀感激。我有种感觉，我已经推开了通往草原人民精神世界的那扇门。”借陈阵之眼，阿诺向我们展示了蒙古人朴素的技术观和自然观，朴素自然观致力于维护游牧民族身处其中的草原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当杨克质疑毕利格老人为何放走幸存的黄羊时，老人对此的回答是因为狼已经捕杀了太多的黄羊，狼没了猎物就会攻击牧民的羊群，所以需要足够的黄羊让狼明年吃。在今天看来这正是注重生态平衡的表现。

蒙古人朴素的自然观如同古希腊人的有机自然观。对于希腊自然观而言，自然就是有生命的有机体。自然界充满着心灵（mind）这个支配性因素，先把秩序加于自身，然后加于从属事物。活力（vitality）或灵魂（soul）则与自然界的运动息息相关。狼群驱赶黄羊而将其困在雪窝里，这样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小狼就会有充足的食物。当陈阵怜悯黄羊而憎恶狼的滥杀无辜时，毕利格老人说：“不对，黄羊才是草原上的祸害，它们把草都吃没了。草原也有生命，是大命。所有其他的都是靠大命才生存的小命。”大命与小命的神学解释反映了蒙古人“万物有灵”的朴素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的神学解释的进一步体现就是当天色已晚时，毕利格老人拒绝了其他牧民第二天再来拉黄羊的要求，认为腾格里的旨意就是让他们现在走，应该把剩下的黄羊留给狼群来年开春吃。科林伍德（Collingwood）认为，朴素自然观之所以将自然看成有理智的有机体，是因为源于自然界同人类个体之间的类比：“个体首先发现了自己作为个体的某些特征，于是接着推想自然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于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界就被解释成按这种小宇宙（microcosm）类推的大宇宙（macrocosm）。”[7](P8)小命与大命正如小宇宙与大宇宙，草原也被视为有理智的有机体。

朴素的技术观是与朴素的自然观相辅相成的。游牧民族并不具备农耕民族的技术发展水平，更倾向于依靠图腾和部落崇拜。此时的技术对于蒙古人来说只是简单的生产工具。上级对于掏狼崽、打狼非常支持，简单地把狼视为有害动物而想要消灭之。蒙古人一方面并没有足够高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仍然注意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认为狼如果过少，那么对草原毁害性最大的黄鼠和兔子就更多了。在掏狼崽中，蒙古人认为是在听从腾格里的召唤，他们在帮助小狼崽升天。他们给予了一种神学的、宗教的解释，这种行为从而获得解释的合理性。哈贝马斯（Habermas）曾经指出：“这种能够经受攻击的优越性是传统社会区别于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准。”[8[(P52)也就是说，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前，草原上以毕利格老人为代表的牧民们所秉持的朴素技术观和自然观是可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的。

那么，草原上的狼和草原的稳定因何而变呢？除去文革中知青下乡插队的特殊背景因素，可以发现，变化是因为机械技术观和自然观对朴素技术观和自然观的冲击。影片中，以场部主任包顺贵为代表的主事者们利用物质诱惑牧民，获知了大雪湖的下落并趁夜色拉走了牧民原先留给狼来年开春吃的所有黄羊。既是特殊年代在饥荒和人口压力下的无奈之举，也是人定胜天思想对于朴素自然观毫不留情的压制。人定胜天思想便是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机械技术观和自然观的重要侧面。文艺复兴时人们认为，自然是被制造出来的机器，是为着一个明确目的设计出来、并组装在一起的躯体各部分的排列。他们区分了感觉世界、物质与自然定律。可感觉的自然界也就是“第二性质”的世界，它是变化不可知的。但是同时“存在着本身并不受制于变化的的‘实体’（substance）或者‘物质’（matter），它们变化着的排列和配置，就是给我们的感觉显现出‘第二性质’的那些实在。其次，这些排列和配置的变化是有‘规律’的。物质和自然定律这两件事情，便是自然科学的不变化的对象”[7](P11)。自然的机器由实体或物质构成，其排列、配置和运转是有规律可循的，科学致力于把握自然规律与先进技术。

电影中，机械技术观和自然观就推崇自然规律和先进技术而解构朴素技术观和自然观。以包顺贵为代表的主事者们自认为掌握了自然规律和先进技术，出于对科学技术的自信，无视牧民们对于腾格里和狼的敬畏。在新的观念建构之下，陈阵喂养小狼崽的行为被发现后，他也利用了机械自然观的解释，说一切只是个实验。“我觉得我们必须对狼进行更近距离的观察。我准备把它和牧羊犬交配，以保护我们的羊群。”场部主任包顺贵曾经在大学里教过生物进化的科目，对此表示赞同，并结合当时消灭狼群的政策，试图以小狼崽为诱饵来引诱并击杀狼群。他们不断地对狼进行捕杀和消灭行动，还大胆地对草原进行农业垦殖，也是机械技术观走向唯技术论的表现。最终天鹅湖被东部西迁者所占据，移民们捕杀天鹅、狼群和其他动物，并对草地进行开垦，使得草原走向了沙漠化的深渊，牧民们原先所期待的水草丰美的理想国被彻底解构而终究沦为虚无。

三、结局与重构：技术观与自然观的走向

无论是哪一种技术观和自然观，都曾经对彼此相遇抱有热切期望。牧民们也非常明白自身相对原始的民族文明，渴望科学与文化知识的传播与吸收。毕利格老人在第一次见面时问陈阵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陈阵回答说全是书并且打开了箱子，在看到满满的书籍之后，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为了拯救被狼咬伤的孩子，陈阵长途奔波取回了救命的青霉素。后来在询问巴雅尔的病情时，他也自信满满地说过：“这就是现代医学的力量，是我未来发展的方向。”只是事实并不如预想的那么美好，不同文明观念的相遇必然充满着矛盾与冲突，谁也无法从长远的角度轻易下定论。“正如马克思和熊彼特都以自己的方式所建议的那样，可以被理解成为这样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8](P52)哈贝马斯认为，与劳动相关的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会动摇并吞噬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构建与自身相互适应的新制度框架。包顺贵们围绕着目的理性的活动即技术实践所形成的的技术理性，就是这样打败了毕利格们原有的神话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解释。

机械技术观和自然观对于草原的强制性建构并不能持久，最终迎来的是草原退化的悲剧性结局。刚开始，夺走所有黄羊的行为使得狼群食物急缺，导致狼群不断袭击捕杀牲畜，甚至导致了袭击军马事件，成百上千匹马被活活冻死，结成了冰湖上令人震撼的冰雕，给军马场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这个时候，无论是高呼长生天保佑我的牧民，还是只知道消灭狼群的包顺贵们，都无法挽回悲剧的结局。也就是说，无论是敬畏自然的朴素自然观，还是人定胜天的机械自然观，都无效了。后来，迁徙者们对天鹅湖流域进行垦殖，天鹅湖的未来已然堪忧。他们用炸药设的陷阱不仅杀死了大量的狼，也炸伤了放牧的毕利格老人。

影片的末尾，狼图腾的旗帜仍然在飘扬。“阿爸走了，我所熟悉和深爱的草原也没了，我将回到那个，我曾经决意离开的城市，找回那个迷失后而又成长了的我。”最终，随着毕利格老人的去世和陈阵、杨克的返城，预示着不论是朴素的技术观和自然观，还是机械的技术观和自然观，最终都没能够挽救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这种结局不仅象征着陈阵的个人命运，而且揭示着整个时代发展背景。“更年长的人在‘大时代’的宏大叙事中挥霍了梦想，导致通往梦想的路径的坍塌，又没有及时地重建。”[9](P91)机械的技术观和自然观进行解构和建构的梦想没有实现，针对悲剧性结局予以重构的必要性由此显现。

其实，重构的可能性仍然可以到电影的叙事中寻找。阿诺对于陈阵与小狼崽之间关系的刻画是影片的重要线索。当毕利格老人指责陈阵亵渎神灵并将狼视为奴隶时，陈阵却不肯承认，而是认为自己成了伺候小狼的仆人，以解释其未抱有其他目的，动机单纯。这正反映了让导演感兴趣的男孩与狼的关系。从原著来看，这种人与动物的特殊关系也是知青文学所关注的重要侧面。知青作家群体的作品往往存在一种动物叙事，描绘了人与动物的微妙关系。“动物既能够以主人公的身份出场，呈现出其鲜明的主体性特征；也时常被赋予隐喻、反讽、象征等抽象叙事功能，隐晦地表达出知青作家对于时代荒诞性的体认。动物还可以被抽象为某种图腾，在信仰缺失的年代给予知青以精神上的启蒙和激励……动物叙事展现了作家对于大自然的真挚热爱和对于维护生态和谐的真切向往。”[10](P88-91)这个微妙的侧面也被阿诺进一步提取并予以表达，显示出电影与原著的异曲同工之妙。在影片末尾的演职员表中，狼演员Cloudy、Silver、Parker、C -Saw、Johnny等和狗演员Rusty、Tiger、Waller、Russell、Molly等的名字也一并出现在了屏幕上。由此可见，阿诺对于动物演员给予同等尊重，狼和狗无论在拍摄时还是在影片中都被视为伙伴和朋友。

在科林伍德看来，技术观与自然观演进的最终趋向就在于从自然的观念走向历史的观念。历史学家谈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等社会结构时，实际上是指处于相应历史时期的非常复杂的功能，是人类行为方式的诸多类型。任何特殊类型事物的存在都是一个特殊类型的过程正在进行。正因为如此，毕利格老人认为陈阵喂养狼崽的行为是在亵渎神灵。“你把神抓起来让它变为了奴隶，你这是对我们祖先的不敬，对腾格里的不敬，总有一天你会得到报应的，这位老人也会。”包顺贵也在一次偶遇中对陈阵和杨克说：“可不能过得太舒服，你们要把学会的知识教给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人们通过观察和实验所能研究的自然界，是一个人

参考文献：类中心的世界，它仅仅由那些时间段和空间范围都限于我们观察视野的自然过程所组成，而不同的空间范围和时间间隔内的自然过程拥有不同的类型特征。

因此，对于草原上技术观与自然观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以历史视野来回应。也就是说，对于如何更新自然观以实现人与狼、人与草原的和谐相处，技术观和自然观的变化与最终去向都凸显了历史视野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今科学、技术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现更须置于社会状况的考察与历史视野的审视之中，不能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狭窄视野。这样既可以重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可以重构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而走向新的技术观和自然观。

当陈阵被迫参与打狼行动，回来之后痛苦地告诉已卧床的毕利格老人狼都死了时，毕利格老人说：“还没死光，你的还活着。”这无疑就是阿诺所暗示的救赎可能性。无论是重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是重构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都取决于人类自己。技术理性本身是有意义的，然而它不可能决定一切价值与意义，因为它并不体现对终极价值的关怀。所以，需要通过对人的因素亦即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张扬，以确立一种能够指导人类驾驭技术理性的价值理性。就像阿诺和陈阵最后让观众看到的天空中那朵狼形的白云，我们应顺从由技术理性走向生态理性的呼唤，找回那个迷失后而又成长了的自己。

［1］王澄霞．论“狼道”的社会学和文化学内涵：兼评姜戎小说《狼图腾》［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6）．

［2］韩宇宏，席格．《狼图腾》及文化观念转型［J］．中州学刊，2007（6）．

［3］嘉龄，飞明，吕卉子．《狼图腾》像是专门为我写的专访让-雅克·阿诺［J］．电影世界，2009（10）．

［4］张昊翀，董天晔．让-雅克·阿诺用电影可以改变世界［J］．东方电影，2012（07）．

［5］任姗姗．心灵捕手让-雅克·阿诺《狼图腾》是法式手工艺打造的奢侈品［J］．国家人文历史，2015（6）．

［6］赵薇．生态批评视野里的《狼图腾》［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3）．

［7］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Nature［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

［8］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9］雷环捷，朱路遥．《小时代》电影三部曲：奢侈品的想象与梦想的虚无［J］．创作与评论，2014（16）．

［10］李彦姝．论知青作家的动物叙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2）．

（责任编辑：刘建朝）

The Narrative Metaphor of "Wolf Totem" Movie

ZHANG Ziping1, LEI Xinyue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Longyou High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e, Quzhou 324400, China)

Abstract:The original work of "Wolf Totem" was devoted various thinking by the author. Jean-Jacques Annaud's direction could get relatively free space from them and highlight his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technology and nature. In the movie, the mechanical view of technology and nature venerated the nature of the law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deconstructed the simple view of technology and nature. The mandatory dream of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uldn't come true which leaded to the tragic end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animal, human and nature must be placed in the social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Wolf Totem; movie; narrative metaphor; view of technology; view of natur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humanism

作者简介：张子平，男，浙江江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与文化、科学技术哲学。

收稿日期：2015-10-25

doi：10．14098／j．cn35－1288／z．2016．01．019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343（2016）01-009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