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学”与“道德的形上学”的“交互存在论奠基”
——以牟宗三儒学为例*
2016-04-11陈迎年
思想与文化 2016年2期
关键词:儒家
●陈迎年
一般说来,无论是“国家学”、“道德的形上学”还是“存在论奠基”等,都意味着某种宏大叙事。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面对如此题目,具体而微的把握也并非不可能。宏大叙事和具体而微的把握这种双重要求,源自时代精神、民族命运等的召唤,以及个体存在因其生命感受、知识和思辨等而对此召唤的本己性应答。因为召唤,所以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便已经有很多东西仿佛是不言自明的,有如天道、天理具在等;因为应答,所以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使问题成立,迫使各人自尽其心,进入排除一切不言自明之物的发问状态中。于是,这里“以牟宗三儒学为例”,希冀“大”“小”共喻。
说到时代精神和民族命运,中国的崛起和儒学的复兴一体两面,人们正在谈论:立足中国崛起的新现实,用儒学来重新规划世界历史的“时间开始了”,中国儒学要走向世界儒学。这里无疑有儒者拯救世道人心和重建天下秩序的担当,也构成了一种信仰。“信仰安然作为一种独特的处于真理之中的方式……在我们的问题中所实实在在地询问的东西,在信仰看来只是一桩蠢事。”①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页。有坚定的儒学信仰,能够深深感受到道德形上学的可爱,但也无妨在“为信仰留余地”②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页。的同时,去干一桩蠢事,去冒险探究道德形上学与国家学的交互存在论奠基问题。或许,正是在这一桩桩蠢事的地基之上,才有可能让儒学可爱而又可信,“能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生发内在的共振谐响”,甚至可能成为这种共振谐响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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