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

子思说过:“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①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1页。孔孟文化精神的实质是经由文化守成主义(“始于《诗》《书》”)达成道德理想主义(“终于礼乐”)。文化精神类似马克斯·韦伯说的社会学的理想类型，现实中很少存在，然而作为抽象的原则或典型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存在。文化精神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马克斯·韦伯说的历史学的理想类型有着内在的关联，亦即与具体进程中形成的社会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孟文化精神同样如此:道德理想主义孕育于礼乐文明传统之中，文化守成主义脱胎于作为传统资源的诗书文化。

一、诗书文化的历史重任

《史记·孔子世家》有言: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②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5—1936页。这里“礼乐废”与“《诗》《书》缺”并举，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周室衰微一般指相传由周公创制的礼乐文明在政治—伦理生态中越来越丧失统制功能，与此相比，司马迁还洞察到另一重内涵——诗书文化在思想—文化生态中越来越丧失统制功能。

在以周天子为中心的西周时期，就社会生态而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