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坡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上海200241；2.安徽大学出版社，安徽合肥230039）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卢 坡1，2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上海200241；2.安徽大学出版社，安徽合肥230039）

摘 要：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陈用光；姚鼐；尺牍交往；解读

陈用光（1768—1835），字硕士，一字实思，新城（今江西省黎川县）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左侍郎，提督福建、浙江学政。尝为其师姚鼐、鲁仕骥置祭田，以学行重一时。陈用光从姚鼐求学较早，与姚鼐来往最为亲密，传扬姚鼐之学不遗余力，“姚门四杰”中梅曾亮、管同也是经陈用光提携方才科场获捷，从某种意义而言，陈用光对于姚鼐之学、乃至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梅曾亮所写的《陈石士先生授经图记》一文：

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人士，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翼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夫先生之书具存，其文章之高奇、说经之通远，士或浮慕焉而未能入。然张其学者有公，则学于公者，亦必有人如公守师说而尺寸不逾者。先生之学，其传于世者未有艾也［1］235-236。

从梅曾亮上文可以看出，姚鼐虽有高奇之文章，但仍需要得其人而传之。与英才早逝的钱沣、孔广森及怀才不售的方东树、刘开等相比，“受知于圣主”、“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的陈用光自然是姚门弟子中最合适承担传扬师说的人选。

陈用光虽从姚鼐求学较早，但迫于科举考试及为宦谋生，与姚鼐却是聚少离多，其嘉庆六年（1801）进士及第，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十一年任福建学政，道光十三年至道光十五年任浙江学政，其他时间多在京城为官。尽管陈用光曾有离开京城来江宁就姚鼐之设想，但最终还是未能南下从游于姚氏。

我们前面指出陈用光为与姚鼐交往最密切者，与上述陈用光的求学为宦之迹是否相矛盾？原来陈用光是通过尺牍这种方式积极向姚鼐请教的，姚鼐则是有问必答，诲人不倦。正如陈用光在《寄姚先生书》中言：“自古师弟子之相授受，固贵乎亲炙，而其传之能习与否，必视其人之自力。苟终日侍侧而志气不从，则如其未侍焉而已，用光曩者在江宁时是也；苟千里阻隔，而服膺师说而弗懈，则如其日侍焉而已。”［2］卷五姚鼐与陈用光即是虽千里阻隔却唱和问答往来无间，而尺牍成了他们沟通的工具和载体。

《太乙舟文集》卷五为陈用光与他人之尺牍，其中与姚鼐的书信最多，总计有十二封。仅就陈用光文集中保留的十多封与姚鼐的尺牍来看，其中亦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对于深入、真实地了解桐城派的发展具有较高的价值。

一、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

尺牍作为双方交往的工具，一般就一封书信而言，仅能看到一方的意图，若能将往来双方的尺牍对比着看，将会比较全面地了解双方表达的内容。

陈用光与姚鼐的尺牍仅存十二封，绝大多数已经散佚了，通过搜罗梳理、考辨推测，基本上能在姚鼐的尺牍中找出与陈用光十二封尺牍相对应者。下面按照《太乙舟文集》顺序，将陈用光与姚鼐尺牍往还情况，稍做还原，分列如下，必要处略做说明考辨：

表1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表

从上面的陈用光十二封尺牍看，其中有对姚鼐尺牍回复的，但更多的是向姚鼐请教和诉说的。请教中多是读书为文之事，诉说的则是科举、生活中的种种失意和烦恼。姚鼐不仅为陈用光引荐名流，授之于诗文之道，还以“得失进退，听之天而已”来宽慰失意中的陈用光。除了总体考证梳理清楚姚鼐与陈用光尺牍往来的情况，桐城派群体之间的相互引荐尤其值得关注，如姚鼐先是将陈用光向已经成名的先辈引荐：

敝门人新城陈用光，本阁下通家子也。其人学为古文，已得途辙。极其所至，足以追配前贤。而行谊学识，端正有规矩，此尤今日才士之所难者。阁下留意人材，必不能掩水镜之鉴。鼐聊为先言之，公当察其不欺耳。春寒犹厉，肃请近安，统惟鉴照不具［3］10。

陈用光在与姚鼐的尺牍中称“石君先生，海内所称君子人也，用光虽尝以通家子得谒于皖城，今此北行将谋继见，庶几磨厉所业，以期有用于世”，乞姚鼐为之书以介绍，姚鼐才给朱珪写了这篇推荐信。朱珪（1731—1806），字石君，号南崖，晚号盘陀老人。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乾隆十三年（1748）中进士，曾出任安徽巡抚，又授兵部尚书，后调为吏部和户部尚书。与兄朱筠并称“二朱”，为当世名流。姚鼐除了称陈用光“学为古文，已得途辙”，还向朱珪言陈用光“行谊学识，端正有规矩”，可谓是很高的评价。陈用光则因着姚鼐的推荐拜访了朱珪，其在稍后的《与姚先生书》中称：“石君尚书昨已谒见，辱教诲之甚，至用光不为海内君子之所摒，固当益缮治其学行，以无重为知我者诟病矣。”［2］卷五陈用光于嘉庆五年欲改试京兆，姚鼐除向其引荐朱珪外，尚有鲍桂星等，陈用光于嘉庆六年中进士，与姚鼐等积极引荐或有关系。

陈用光后来仕途平顺，先后充河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为福建学政，官礼部侍郎等，执掌科考选士，正如梅曾亮所言“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姚鼐亦积极向陈用光介绍和推荐其他姚门弟子，如：

大抵作诗古文，皆急须先辨雅俗，俗气不除尽，则无由入门，况求妙绝之境乎？此间作古文有荆谿吴仲伦，作诗有江宁管同，又梅总宪有一曾孙，忘其名，才廿一岁，似异日皆当有成就者，亦视其后来功力何如耳［3］96。

近江宁有管同秀才，其古文殊有笔力。其人贫甚，在河南作馆。寄数文来，今时中所希见。其年廿六，异日成就，未可量耳。微觉腹中书卷不足，济以学问，不可当矣［3］99。

上两首姚鼐与陈用光的尺牍中第一首为陈用光《与姚先生书》的回信，陈用光在尺牍中称“官京师数年，学未能尽而职未能称，外不能效世俗取声势得美仕，而内不能具甘旨终年侍衰亲之侧”［2］卷五，甚至一度有“南归就先生”之说。陈用光此时已经在京居官，姚鼐除与其商谈文章，加以劝勉外，还积极向其引荐管同和梅曾亮等人。而管同更是因陈用光点试江南而中试，梅曾亮也是为陈用光所荐取。

这种被引荐与引荐，成了姚门子弟加强交往、增进感情、扩大影响的必要手段，而这种被引荐与引荐又多是由尺牍所承载的。这从陈用光与姚鼐之间的尺牍交往中即可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推动了桐城派成员的文学创作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除了经常请教治学为文之道，还请姚鼐作文，今翻检姚鼐诗文集，其中为陈氏所写之文有：《陈约堂六十寿序》《陈约堂七十寿序》《陈氏藏书楼记》《喜陈硕士至舍有诗歌见贻答之四十韵》《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陈硕士藏管夫人寒林小幅》，等等。

姚鼐一般不喜为他人作文，但陈用光求之必得。姚鼐为文甚严，要求甚高，一般少在他人面前夸示，但却在与陈用光尺牍中直陈得失，如其《与陈硕士》尺牍中称：“所属《藏书楼记》已就，此文尚为鼐近日文字中称意之作。”姚鼐或有向陈用光提供典范的学习对象之意，此文不长，我们为了便于分析，录之如下：

士大夫好古能聚书籍者多矣，而传守至久远者盖少。唯鄞范氏天一阁书，自明至今，最多历年岁。国家修《四库书》，取资范氏，以助中秘之藏，海内称盛焉。

余家近合肥，闻合肥龚芝麓尚书所藏书，亦至今未失。其家专以一楼庋之，命一子弟贤者，专司其事。借读入出，必有薄籍，故其存也获久。闻范氏之家法，盖亦略与同焉。

夫一人之心，视其子孙皆一也，而子孙辄好分异，以书籍与田宅奴仆资生之具同析之，至有恐其不均剪割书画古迹者，闻之使人悲恨。然则藏书非必不可久，抑其子孙之贤不异也。

新城陈凝斋先生，尝购书万卷。其后诸子为专作楼，以贮手泽，楼旁即为子孙读书之舍。今其仲子约堂太守，又虑久而后人或有变也，乃模凝斋先生之像于石，而奉之于楼下，使后人一至其楼前，而怆然思，惕然悚，愈久而不敢不敬守也。

以余少获奉见凝斋先生，乃以拓本寄余，且命为楼记。余于先生后裔又识数人，皆贤俊也，而约堂用意，又如是之至。然则百年之后，数海内藏书家，必有屈指及新城陈氏者，吾安得不乐而为之记也［4］231-232。就一般而言，求遗画像之记与求墓志相类，名义上是为死者记，实际却是为生者记，姚鼐此文亦然。陈氏一门科举兴盛，陈用光祖父凝斋先生自然希望陈氏子弟能如芝兰玉树，枝繁叶茂，这也是其购书万卷之目的；陈用光之父陈约堂“模凝斋先生之像于石，而奉之于楼下”，亦是希望陈氏子弟，发奋读书，继承祖志，光大门楣。这也就是姚鼐所言“夫一人之心，视其子孙皆一也”。通篇文章就是要表达这样一层含义。但如何表达？高明之人和一般作手则有了区别。

姚鼐此文颇能看出其为文之特点，也就是桐城文章的特点：讲究文法，注重雅洁。姚鼐先是指出“士大夫好古能聚书籍者多矣，而传守至久远者盖少”，这不仅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人想寻求“传守至久远者盖少”的原因，实际上也是暗中透露传之久远在于得人，在于有贤子孙能继承祖志。姚文并以“海内称盛”的天一阁为典范，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接下来的两段则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各列举一例，一盛一败，形成鲜明对比，让人感慨。而这一盛一败，不在其祖上，而在于子孙，子孙贤者能守其业，不贤者甚至因财产分配不均，以至于“剪割书画古迹”，让人悲恨。行文至此，姚鼐方才正式介绍陈氏藏书楼之来历，陈氏希望其弟子继承祖志之良苦用心等。最后一段，交代自己与新城陈氏之三代交情，陈氏子弟皆为贤俊之辈，陈氏藏书楼必然会传之久远。这是借着藏书楼传之久远寓意陈氏子弟之兴盛。除了如上的结构章法，文字的雅洁也是较为明显的。整篇文章意思很简单，姚鼐翻出几层，却丝毫不显得累赘重复，这和姚鼐为文的雅洁是密切相关的，比如“怆然思，惕然悚”，就非常简洁却又十分生动地写出了陈氏子弟瞻仰祖上遗像时的肃然起敬之情。

如以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而言，本文传的是奉儒守学之义理，“借读入出，必有薄籍”的记载则有着考据求实的意味，辞章也颇为讲求，此已不待再言。这样的文章无怪乎是姚鼐颇为欣赏的。

陈用光为姚鼐高徒，姚鼐爱之如子，姚鼐常与陈用光谈论为文之得失。姚鼐很少对自己文章发表评论，即使谈及也多不满意之辞。上文能够较为明显地显出姚鼐为文之特点。姚鼐为此文，大有为陈用光作示范之意味。此文之所以在姚鼐看来是成功的，除了姚鼐对于求文者重视，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此文章的话题是颇具文人气息的，为姚鼐所熟知，所以下笔才如有神助。陈用光从姚鼐学久，为文亦颇受姚鼐之影响，如其《游石门洞记》：

自丽水以达永嘉，舟行瓯江中，两岸山多树木，多石，木石之上下草茸茸铺青翠，下临江水，澄碧深演，仰睇俯瞰，涉目可玩。行七十里，至石门洞，两岫峙若门，从洞口入，履石磴，循田畴，迎瀑而行至诚意书院。……当瀑垂处，若稍洼其中，故瀑之垂也，直而婉，回翔而容与，如雪之激，如雨之霏，其下深谷水绀碧色，近瀑则雨溅衣袂，坐听事而纳众景，使人欲舍世事而居之不忍去也。……其石如俯，如立，如趺坐，龈齶露而肘趾错，象物之形，若可以名［2］卷四。

陈用光此文前半部分似姚鼐《登泰山记》，后半部分又有《游媚笔泉记》的风采。其剪裁之得体，方位之明确，用语之雅洁，写物之传神，都能看桐城派的印记，可谓习桐城文之代表作。可以说，桐城派成员间的尺牍往还，除了大量的谈文论艺之言，更是直接催生一批讲求义理、考据、辞章的佳作。

三、强化了桐城派成员的批评意识

众所周知，姚鼐是扬宋抑汉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姚鼐的观点不被众人所接受，姚鼐成了被“孤立”之人。但是姚鼐通过聚众讲学，特别是利用书院，向求学之人传授其治学为文之法，稍收成效。但是姚鼐弟子，特别是颇有成就的几位，随姚鼐在书院读书问学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交流途径就是尺牍。弟子们，特别是陈用光经常向姚鼐请教问题，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陈用光等关于“汉宋之争”的请教，进一步深化了姚鼐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姚鼐在与陈用光等的讨论中，注意方法的科学、态度的通融，这让更多的学生开始逐步采纳姚鼐的观点。姚鼐之学开始逐步被接受。

本朝之有考据，诚百世不可废之学也。然为其学者，辄病于碎小，其见能及乎大矣。而所著录，又患其不辞。用光尝服膺明儒之尊信宋儒，而病其语录之不辞也。……覃溪先生又言，与其过信汉儒，毋宁过信宋儒，此非近日诸儒所能为之言也。用光颇悔与覃溪先生踪迹之疏矣。用光比阅近儒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其说专与朱子为难，而其考订名物颇有是者。用光向尝辨其据小序以难朱子者数条，今欲尽其说，俟其成，当以质之夫子耳［2］卷五。

陈用光追随其师多年，自然知道姚鼐在“汉宋之争”的立场及处境，陈用光对于“汉宋之争”的看法基本上和姚鼐是一致的：肯定汉学的价值，但汉学之弊端更是显而易见，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学则成了学习的对象，任何专门非难朱子的则成了批判的对象。陈用光在此事上请教姚鼐，实际上进一步促发姚鼐对“汉宋之争”的思考。姚鼐在回复陈用光的尺牍中这样指出：

陈集贤之注，诚未为佳。然今匆匆为一书便欲胜彼，恐尚未易言耳。又注书之体欲简严，勿与人争辩。争辩是疏，非注矣。世有注《礼记》，义明了于陈，而文少于陈者，斯乃不刊之书，而陈注乃可废矣。覃谿先生劝人读宋儒书，真有识之言。真汉儒之学，非不佳也，而今之为汉学乃不佳：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正使人厌恶耳。且读书者，欲有益于吾身心也，程子以记史书为玩物丧志。若今之为汉学者，以搜残举碎，人所少见者为功，其为玩物不弥甚邪［3］101。

姚鼐首先认同陈用光关于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说法，但是不主张陈用光与之辩论。在“汉宋之争”的问题上，姚鼐不反对真正的汉儒之学，而反对当时的汉儒，即“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者，认为真正的学问是有益于身心的，不应该玩物丧志，更不能“以搜残举碎，人所少见者为功”。关于“汉宋之争”的问题上，姚鼐在另一封与陈用光的尺牍中指出：“不若读程、朱之书。用功之劳同，而所得者大且多也。近世为汉学者，初以人所鲜闻而吾知之，以该博自喜；及久入其中，自喜之甚而坚据之。以至迂谬纷乱，不能自解。”［3］119

可以说陈用光的询问，引发了姚鼐关于“汉宋之争”的进一步思考，同时，姚鼐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及让弟子更相信自己的见解，从用功之多少与收获之多寡相对比，让弟子坚持以宋学为主。

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是姚鼐提出的，其在《述庵文钞序》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陈用光与姚鼐的书信，丰富和补充姚鼐关于此问题的思考。

覃溪先生穷经以博综汉学而归于勿背程、朱为主，其识自非近人所及，然其论夫子经说谓不当自立，议论说经文字不可以作古文，则用光不敢谓然。欧阳子曰，经非一世之书也。前人成说有可以为左证者，有不可以为左证者。儒者学古以其自得义理兼所目验事实，参互考证，归于一是，必欲于前人成说，一字不敢移易，是今人所嗤为应声虫者也。虽依附郑孔，安能免门户之见哉？朱子之学，所以上接洙泗者，固其躬行心得非诸儒所能几及，而其穷经之余，又精通文律，故其诂经文义，十得七八。用光尝谓东汉人拙于文辞，虽邠卿、康成亦然，凡其说之难通者，皆其拙于文辞所致也。文辞之在人，乃天地精华所发，周秦人无不能文者，诸经虽不可以文论，然固文也，不知文不能文者，则不可以通经。今人读孔、贾疏，未终卷，辄思卧，其为说缠绕，不能启发学者志意，非疏于

文事之过耶？然则说经而以古文行之，其有益于后人，岂独文字之间而已哉？韩昌黎所注《论语》，惜后世无传本，使其传于世，朱子必亟称之矣。用光恐覃溪先生之说贻误于后学，敢私质其说于夫子。［2］卷五

陈用光在与翁方纲交谈中，翁方纲认为“议论说经文字不可以作古文”，这是明显割裂义理、考据和文章的做法，引起了陈氏的不以为然。陈氏认为，东汉文人拙于文辞，故而导致其说难通，即使是郑玄这样的大儒也常词不达意，以至于他们的学说缠绕不能启发学者志意。而朱熹之所以能上接孔子，除了其“躬行心得非诸儒所能几及”，而其“穷经之余，又精通文律”，文章明白晓畅，容易让更多的人接受，故“其诂经文义，十得七八”。此论当于夫子之心有戚戚焉。这从姚鼐的回信中能看出一斑：

今日乃得去岁仲冬朔所寄书并两文。其论广仁庄事，理足而辞达，不求佳而自佳。朱子论昌黎《禘祫议》谓“是世间真文章”，吾于石士此文，亦谓然矣。……《公羊通义》，略阅一过，未及竟，真可谓好学深思者矣。其书足传何疑。然是孔约自为学之意，非吾义也。……约此书，守公羊家之说太过，正吾昔所论，如所谓“吾家臣不敢知国者”，此通人之蔽也。然博洽可取之论多矣，岂可不谓之豪俊哉？［3］117-118

姚鼐在回复陈用光尺牍的一开始就赞赏陈氏文章“理足而辞达，不求佳而自佳”，这即是对陈用光能将义理、辞章相结合的一种肯定。在下面的论述中不对翁方纲言论展开评判，而对其弟子孔约《公羊通义》有所批评，尽管姚鼐认为其好学深思，其书足传后世，但是对孔氏的批评大于褒奖，甚至指出这是孔约自为学之意，并非姚鼐所赞同的。导致这种老师不承认学生所取得的成绩，甚至撇清和自己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考据偏离了义理，从宋学走向了汉学的阵营，这当然不能被姚鼐所接受。

陈用光《寄姚先生书》中曾指为：“先生独举义理、文章、考据三者并重之说以诲示人，而所自著复既博且精，奄有三者之长，独辟一家之境。用光尝谓唐宋诸贤，至夫子而集其成焉。盖天地间文字相嬗至今，而必不能不有此境。独非得其正且至者，无以发之。”［2］卷五这段话可以看成是陈用光对姚鼐义理、文章、考据三者相结合的概括，是对姚鼐在为文方面对义理、文章、考据三结合理论及实践的高度肯定和赞赏。通过以上几则尺牍，可以看出陈用光在与姚鼐的交流中，自觉接受其师的影响，对不合桐城义法之言论展开批评；姚鼐则在这些请教中，不断思考和完善自己的观点。这些努力无疑对桐城派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陈用光在《喜得惜抱先生书》一诗中言：“钟陵回首碧云边，小别春风又一年。尺鲤久迟江上寄，寸心难向梦中传。杜诗韩笔平生事，北马南船住世缘。第一得知眠食健，喜开笑眼读花前。”［5］卷八陈用光曾不止一次在诗文中提及得到姚鼐尺牍的喜悦之情。陈用光与姚鼐的尺牍往还频繁，历时长久，内涵丰富。通过陈用光与姚鼐尺牍往返的实际考察，我们发现尺牍成了姚门师生之间引荐与被引荐的工具，通过以尺牍为媒介的交往，深化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陈用光在此过程中扮演的是一个请教者、探讨者、采纳者、信奉者、传播者的角色。陈用光与姚鼐其他弟子共同肩负起传扬师说的责任，桐城派在姚鼐及姚门弟子手中最终得到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梅曾亮.柏岘山房诗文集［M］.彭国忠，胡晓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陈用光.太乙舟文集［M］.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孝友堂.

［3］姚鼐.惜抱轩尺牍［M］.卢坡，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4］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陈用光.太乙舟诗集［M］.刻本.清咸丰四年考友堂.

Interpretation of Chidu Contacts between Chen Yongguang and Yao Nai

LU Po1，2
（1.Post 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2.Anhui University Press，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Cheng Yongguang studied with Yaonai，and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seminators of Yao Nai’s thoughts in the period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of Qing dynasty.There were many chiducontacts between them.Chidu was made of bamboo or wooden slip and w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ir literary discussion.This form of contacts also promot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and deepen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Han-Song debate as well as some other issues，which undoubtedly accelera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Key words：Chen Yongguang；Yao Nai；chiducontacts；interpretation

作者简介：卢 坡（1983-），男，安徽宿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安徽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收稿日期：2015-11-09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6）01-00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