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春芳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阳471000）



洛阳两座鲜卑墓葬的检讨

商春芳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阳471000）

［摘要］该文对1986年和2007年洛阳市涧西区和吉利区出土的两座时代为公元3—4世纪的墓葬进行了重新探讨。通过对其文化特征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该文认为这是两座带有鲜卑文化特征并兼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墓葬。从这两座墓葬包含的文化信息中可以探知公元3—4世纪时期草原民族在中原的活动足迹，以及鲜卑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互影响。

［关键词］十六国砖棺墓；三燕文化；铜鍑；烧物葬俗；毁器

1986年和2007年，洛阳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涧西区和吉利区发现了两座不属于中原传统葬制的墓葬，其族属及葬制具有典型的鲜卑风格。但因为缺乏深入挖掘，文物工作者对这两座墓葬所包含的文化特征及历史背景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意欲就此进行检讨，以期管窥草原民族在中原的活动足迹。

一、涧西区十六国砖棺墓的时代、族属及历史背景

1986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涧西轴承厂发掘出一座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砖棺墓，这是洛阳地区仅有的经过科学发掘的十六国时期墓葬。原报告称，墓葬南北向，棺作长方梯形，南宽北窄，用空心砖和小砖垒砌，空心砖上兼用小砖平铺垒砌。南北两端各用一块楔形大砖挡堵，墓顶用板瓦和小砖封盖。棺内仅存两根腿骨，呈黑色，似经火烧过。随葬器物中有小口平沿鼓腹的陶罐和银镯2件，出土钱币有货泉2枚、綖环钱4枚、五铢3枚（大型的2枚，小型的1枚），另出有铜镯2件[1]。在发掘报告中，对墓葬的年代笼统地定为十六国时期。经过仔细比对，笔者认为对于其族属及历史背景等似有可书之处。

（一）墓葬形制反映出的族属及时代特征

对比考古资料进一步表明，这不是中原地区的葬制，应是一座埋葬于汉地的鲜卑墓葬。

1.棺木结构反映出鲜卑族特有的葬俗。

这座十六国墓葬棺木前高宽后低窄，用小砖和空心砖砌成平顶，这些是鲜卑族的埋葬习俗。

史传鲜卑族起源于大兴安岭鲜卑山，考古发现表明，在鲜卑的拓跋和慕容二部都使用这种前宽后窄，前高后低的特殊葬具。

1987年7月发现的拉布达林鲜卑墓群[2]是最接近其原始状态的葬俗反映。

在内蒙古扎赉诺尔墓群中，更集中反映了鲜卑汉代遗存中普遍存在这种葬制。

“M27亦为竖井土坑墓，地表距墓口50厘米，墓口至墓底3.1米，墓室长方形，北大南小，北宽1、南宽0.8、长2.1米。”

“M24地表土厚20厘米，墓口至墓底深1.1、长1.85、北宽0.5、南宽0.36米。M5的棺盖长1.94米，一端宽62厘米，另一端宽48厘米。”

“M25为竖井土坑墓，墓室为长方形，……墓底长1.9、北宽0.54、南宽0.44米，坑壁内砌一周土坯为框，土坯框内放着桦木棺，木棺结构与M2相同。”[3][4]

这些墓葬是拓跋鲜卑早期墓葬，其共同特点是：木棺呈前宽后窄、前高后低的梯形，近90%的棺木有盖无底板，随葬器物置于头部位置。研究者称：“其丧葬制度的古朴，葬具之简单，是鲜卑南迁之前，其狩猎、游牧经济形态的反映。”[5]

在属于慕容鲜卑的墓葬中，也普遍是这种情况。

如辽宁朝阳十二台1号墓（88M1），墓圹长4.95米、前宽3米、后宽2.5米，里面的木棺亦呈前宽后窄的梯形。

甜草沟2号墓，墓圹为梯形，内置的木棺亦呈前宽后窄、前高后低的梯形棺。

朝阳县沟门子乡北庙村1号墓、2号墓、前燕奉车都尉墓等均为梯形墓。

另外，居住在鲜卑区域的汉人也使用这种葬俗，如朝阳后燕崔遹墓，为土圹竖穴石椁墓，椁为狭长梯形。从石椁北部残存的木棺痕迹看，棺亦作前宽后窄的梯形。北燕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之弟，本人为大司马，是鲜卑化的汉族官吏）葬具有石椁，亦呈前宽后窄、前高后低的梯形[6]。

宿白先生对内蒙古及东北地区的鲜卑考古遗迹进行梳理分析表明，在鲜卑南下过程中，即在从东北札赉诺尔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的迁徙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都表现出这种独有的特点，在后来发现的鲜卑墓中，都能找到这种鲜卑人的棺制，在呼和浩特美岱村发现的北魏墓，仍保留着鲜卑这种旧俗：木棺为前宽后窄的形制[7]。

在受到北燕文化影响的中原地区，也发现了这种鲜卑葬制的墓葬，如安阳孝民屯墓葬中普遍发现使用头宽脚窄的木棺，墓穴的宽端设龛，龛内陈放随葬的器物和殉葬的家畜。

从洛阳发现的这一鲜卑墓葬看，其前高后低的棺制是鲜卑葬制无疑，而且从棺底无板而以土筑的状态看，应该是发生在鲜卑南下不久，与辽宁北票房身村发现晋墓的时代相当，考古发现证实，在朝阳发现的慕容鲜卑墓葬中，有许多是以土筑底板。这是慕容鲜卑南下大凌河时期的遗存[8]。

2.出土器物反映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属性。

众所周知，墓葬中具有断代指向意义的是陶器，这座墓葬出土的陶罐显示它独特的文化属性。

首先其陶罐口部逐渐缩小的趋势是西晋以来的特点。肩部饰三周倒人字纹是鲜卑及匈奴墓葬中普遍存在的。陶罐系瓷土烧制，呈粉白色，是东汉以来釉陶的特征，但未及上釉，显示了地位的低下或是时间仓促。

检索考古发现这类平底罐与之相近的有以下几处：

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中85号陶罐，这组墓葬的时代在东汉至西晋时期[9]。

1979年，辽宁朝阳发掘了“燕建兴十年（公元395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墓，在这座墓中出土了一件侈口，圆唇、短颈、广肩、鼓腹、大平底。肩部饰两道凹弦纹，中间划水波纹。高17.8厘米、口径10.6厘米。另一件侈口，方唇、短颐、广肩、圆腹、大平底。器底凹凸不平，似有拍印痕迹。高1厘米、口径8.8厘米。这是目前有确切纪年的后燕墓葬[10]。

另据研究表明，这类矮领罐在三燕地区出现的时间是自前燕时期开始，至北燕时期成为主要器型[11]。

但同时仅随葬陶罐的做法也提示我们其匈奴文化属性的可能。据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匈奴墓葬中随葬仅陶器，而且种类很少，以罐为主。这些陶罐也都是平底，肩部常常饰一两周弦纹或波纹，有的饰弦纹，中间夹波纹，颈部施磨光暗条纹。这种把磨光的暗条纹、弦纹和波纹图案结合起来装饰器表的风格形成了匈奴陶器的鲜明特点，使其明显区别于其他草原文化的陶器，是判定匈奴墓葬的标志性器物[12]。

公元3世纪，鲜卑人南下进入匈奴属地，一部分匈奴人留在原地加入鲜卑部落，因此在这一时期，鲜卑部落中还存在有匈奴因素。此时，东部鲜卑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慕容鲜卑逐步形成了三燕文化。

钱币中货泉是王莽时期钱币，綖环钱是东汉晚期钱币，另外出土的3枚五铢钱中，小型钱币被发掘者推断“具有三国时期五铢钱的特点”。在辽宁朝阳地区发现的后燕墓中也出有货泉、綖环钱。但在其后的北燕墓中却再未出现这类钱币。

墓葬用砖有西汉时期流行的空心砖和汉魏时期的小砖、板瓦等，说明应距离东汉不远，因此其年代应在公元3—4世纪之际。

3.墓葬反映出的慕容鲜卑族“烧葬”习俗。

据原发掘报告称：“墓葬仅存的两根腿骨，有火烧的痕迹”[1]，报告者称可能存在二次葬，实为鲜卑族烧物葬习俗。

乔梁先生在论及内蒙古科右中旗北玛尼吐墓群时，认为这批墓葬有以下特征：“一百余座墓葬分布有序地构成公共墓地，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少数带有二层台或使用桦树皮为葬具，墓向多呈南北向，有一例火葬现象。”这批墓葬出土有大量木炭，骨头已被烧成灰烬[13]。

在被确定为慕容鲜卑的朝阳十二台砖厂88M1中，墓中出现有焚烧痕迹，研究者认为这是慕容鲜卑的葬俗[14]。

安阳孝民屯154号墓中，在头骨及脊椎骨下面发现黑色灰烬[15]。

这种烧器的习俗源于游牧民族杀牲以殉的自然崇拜，被后世草原民族继承下来，成为一种文化属性。

《三国志·魏书》中说，北方乌桓：“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缨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饮食必先祭。”鲜卑的言语习俗与之相同。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必须以生前所用之物烧送之，才能顺利到达赤山。

《后汉书》因袭其说：“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

这种习俗因其耗费巨大曾经一度引起朝廷的不满，“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日焚之，以为灰烬”①《魏书》卷48·列传第三十六·高允，中华书局，第1075页，1974年6月。。

这种烧葬习俗在北魏入主中原后，被改革而在中原葬制中不复存在，因此从这座十六国墓葬反映的这一习俗也证明了墓葬的时代当在北魏入主中原之前。

（二）墓葬反映的历史背景

鲜卑墓葬在洛阳的出现，反映了东汉晚期以来鲜卑人南下以及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尤其是慕容鲜卑形成三燕时期与中原的交集。

据史书记载，鲜卑起源于东北的东胡，在西汉时“未尝通中国焉”②《后汉书》卷90·列传第八十·乌桓鲜卑，中华书局，第2985页，1965年5月。，东汉“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③《后汉书》卷90·列传第八十·乌桓鲜卑，中华书局，第2982页，1965年5月。。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始通驿使”④《后汉书》卷90·列传第八十·乌桓鲜卑，中华书局，第2985页，1965年5月。并由此开始了与中原的交往和自身的壮大。

曹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⑤《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第120页，1965年5月。。自此，东部鲜卑慕容部在东北地区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西晋末、东晋初，中原的战乱与动荡，慕容鲜卑始终与晋王室保持着朝贡关系。晋室南渡之后，仍然表现出对晋廷的臣服与忠心。

“[晋]惠帝旋洛阳，转[王]浚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以燕国增博陵之封。怀帝即位，以浚为司空，领乌丸校尉，务勿尘为大单于。浚又表封务勿尘辽西郡公，其别部大飘滑及其弟渴末别部大屠瓮等皆为亲晋王。”①《晋书》卷39·列传第九·王沈，中华书局，第1147页，1974年11月。

《晋书》卷4《孝惠帝纪》载：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封鲜卑段勿尘为辽西公”。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慕容部大人“帝嘉之，拜鲜卑都督”②《晋书》卷180·载记第八·慕容廆，中华书局，第2804页，1974年11月。。

随着慕容鲜卑势力强大，于公元337年建立前燕，并与东晋政权在中原展开争夺，其势力一度攻许昌、汝南、陈郡，徙上述三地万余户于幽州，遣镇南将军慕容尘屯许昌。七月，太宰慕容恪亲自领兵攻打洛阳，东晋洛阳守军战败逃离。

慕容垂于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乃散骑灭迹，傍南山复还邺，隐于赵之显原陵”③《资治通鉴》卷第120·晋纪二十四·海西公下，中华书局，第3222页，1964年4月。，又杀白马以祭天。慕容令对慕容垂说：“太傅忌贤疾能，构事以来，人尤忿恨。今邺城之中，莫知尊处，如婴儿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顺众心，袭其无备，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后，革弊简能，大匡朝政，以辅主上，安国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诚不可失，愿给骑数人，足以办之。”慕容垂说：“如汝之谋，事成诚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万全”④《资治通鉴》卷第120·晋纪二十四·海西公下，中华书局，第3222页，1964年4月。。

公元384年，慕容垂在荥阳（今河南荥阳）自称燕王，建立后燕。公元395年后燕被一分为二，开始衰落。直至公年407年被北燕所取代。

洛阳发现的这座十六国墓正是后燕时期墓葬，是慕容鲜卑势力南下至此的历史遗存。

在这些与中原的朝贡与战争中，鲜卑人接受汉地文化并改造自身，但其固有的传统却始终未改变，因此，我们在感知这些传统习俗的同时，不禁感慨：流寓汉地的鲜卑人，正是以这种方式回望故土，固守心灵的家园！

二、吉利区墓葬的鲜卑葬俗及文化特征

2007年2月，洛阳市吉利区发掘一座土洞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3米、南北宽2.7米，墓顶在生土壁上减地雕出仿木结构的屋顶形状，呈人字形两面坡状，中有梁柱贯通东西壁，通高2.1米，南北壁有椽柱承载人字形拱顶，人字形拱南北各10根，每根宽0.12米。东壁以土雕出人字形叉手。墓室东南壁距地表1.3米处有一长方形壁龛，东西长0.50米、高0.18米、进深0.18米[16]。

出土器物中发现铜鍑1件（C9M2503：2）残。合范铸成。直口稍敛，深筒腹，口平面呈大半圆形，口沿上有二个对称的竖耳，其中一耳残，耳呈半环形，口沿中部有一焊缝至腹底部，腹壁一面平直，中亦有一焊缝。圜底，小圈足，下为三块板形卷曲成足，其中一足缺失，留一小洞，底部正中有一长4.4厘米、宽1.2厘米的长方柱状横栏。近足底处有一直径0.3厘米的小洞，用一卵石填补。器壁外侧遍布烟炱痕迹。带耳通高18.8厘米、口径15.4厘米，圈足高3.2厘米。

（一）墓葬形制反映出的鲜卑特点

从墓葬形制上看，墓顶以土雕出屋脊檐柱的做法，与鲜卑石室有关。

众所周知，黄河上游或长城沿线被称为“华戎”分野所在，地理位置和民风所致，那里的建筑和墓葬多以石头垒砌，是黄河下游的农业民族文化所不备的。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商周时期，黄河上游的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就出土过石棺墓。其形制结构，葬具上盖有一块小石板，北端用一块小石棺竖立堵挡”[17]。

在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石棺和石椁墓，其中M10，系用9块形制较大、体积扁平的石板竖立而成。“上面覆盖石板五层，厚达0.6米。底部未铺石板。”M4的葬具为石椁，在二层台的上下皆铺石块和石板[18]。同时这种石椁墓，在长城沿线的山西忻州地区的原平市刘庄塔岗梁春秋时代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19]。

十六国时期的丧葬制度中，土圹石椁木棺一度极为流行，如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夫妇墓、辽宁朝阳北燕墓群均为土圹石椁墓，这显然是鲜卑族葬俗的特色。

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后，仍将此习俗带了过来。孝文迁都洛阳后，孝昌三年（公元527年）葬于洛阳的宁懋墓，依然保持土圹石室的风格，石室仿木结构，高约1.5米，用石材雕筑成一单檐悬山顶木构形式的房屋。进深二架椽、面阔三间，无门，下有基石。每间刻出人字拱二朵及檐柱等，山面刻蜀柱、叉手[20]。

在河南安阳西北大司空村曾发现一座同样随葬有青铜鍑的第30号墓，其墓葬以小砖券砌成人字坡状[21]。

吉利区这座墓葬土雕房屋的形式反映的正是鲜卑特有的石室。它与宁懋石室和安阳大司空村第30号墓一样，都是鲜卑墓葬在汉地的表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吉利区这座墓葬中设有壁龛的做法，在考古资料中显示也多存在于慕容鲜卑的墓葬中。辽宁朝阳十二台1号墓（88M1）中设有头龛，内有牛腿骨和陶奁。安阳孝民屯前燕墓，北票冯素弗墓等都设有头龛或壁龛，内置陶器和牛骨。

这些头龛和壁龛的设置是慕容鲜卑游牧生活在葬俗上的体现，在吉利区这座北魏早期墓中也设有壁龛，但其中不见器物和牛骨，笔者认为这与时代和置于汉地产生的形式上的简化有关。

（二）铜鍑的时代特征

青铜鍑、铜鍑自西周到北魏早期，是匈奴、鲜卑等民族地区古代文化遗存中特有的一种器物，基本形制是一个圆腹容器下支一个喇叭形的高圈足，口沿上有两个对称的竖耳，既可立在地上，又便于悬挂。最早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因为早期的青铜鍑大多出自这一地区，后来大多称为北方系青铜器。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种青铜鍑发现的也愈来愈多，其分布的范围包括长城内外以及四川、甘肃、湖北、辽宁等广大地区。

目前中原地区仅在河南安阳淇县[22]、河南巩县芝田[23]及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六朝墓中[21]出土过。

1.1958年3月至4月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南安阳西北大司空村第30号墓发现一件青铜鍑，敛口、鼓腹、平底，口沿上有两环形立耳。同墓伴出的还有“长宜子孙”铜镜1枚、陶瓮1件、玛瑙珠8颗、银戒指、银镯及铁刀。另外在死者头部还发现零星的鎏金铜饰片。墓型为小砖券墓，墓顶系单砖平铺砌成屋顶形，东西两侧用平行砖砌成房坡状，上脊用两层砖交叉叠砌，再上层有平铺单行纵砖一层作为脊顶。墓四壁由地面向上用小砖平卧单砌十层即改为用残砖竖砌至墓顶。墓顶北端竖放两块卧砖，南端横放卧砖三块。

2.1972年11月河南省巩县芝田公社寨沟大队发现一批器物窖藏，其中一件铜鍑，敛口圆唇、口沿上置双立耳、削肩鼓腹平底，腹下有对称竖形铸缝两道。伴出器物有铜洗、塔形器等。

这两件器物的时代为东汉晚期至北魏早期。

3.1978年3月，河南安阳淇县杨晋庄公社出土一件铜双耳鍑，半环耳、直口、鼓腹、三板形足、口部残，有修复痕迹，外布烟炱，通高18厘米、口径10.5厘米。时代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后。

到目前为止，河南发现的这四件青铜鍑可分为二型：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和巩县芝田公社出土的被认为是I型，时代为东汉至北魏早期；河南安阳杨晋庄、吉利区吉涧村出土的铜鍑应是J型，时代为北魏早中期。

这次吉利区出土的青铜鍑与前几件不同的是其矮圈足下的三板形足卷曲成圆环状，而且其一面腹壁平直，应是适于悬挂而设置的特殊器型。其筒腹的特点不同于河南其他地区出土的以鼓腹为特点的铜鍑，表明它是来自于慕容鲜卑[24]。对比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这件铜鍑年代应在公元2—4世纪，至迟不过北魏早期。

（三）墓葬反映的鲜卑“毁器”和“烧物”葬俗

该墓葬几乎在所有器物都出现了残缺，铜鍑残缺一足、陶盘口沿、陶壶口沿残缺等，与鲜卑“毁器”葬俗有关。

有研究者称，“毁器”葬俗从新石器时代至辽金时期，普遍存在于东北民族地区，以东汉至十六国时期最盛。这种“毁器”习俗从最初毁坏的青铜兵器逐步蔓延至各种质地的器物。

1980年，吉林省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榆树老河深鲜卑墓群工作中，发现鲜卑墓葬129座，墓中“毁器”习俗明显者见23例，毁器的内容从青铜兵器至陶豆等生活用器[25]。

1979年，集安县文管所清理的高句丽积石和封土洞石墓31座，墓内外殉葬的陶壶、陶罐、陶瓶等器物，无一件完整，均已被人为地毁坏[26]。

1984年，集安县文管所在清理发掘上火龙禹山下128座封上和积石墓过程中，发现这一墓区，多有在墓外东南或西南角处打碎大口罐的习俗。他们所毁器物，并不局限于陶器类的生活用具，有的将一些马具或兵器毁坏或折弯[27]。

1973年吉林和龙县北大地的渤海墓葬清理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54座墓葬。在这些墓葬中，不见任何随葬品或有随葬品而无陶器者计41座，其余13座。

孙危先生认为：在目前发现的400多座拓跋鲜卑和100多座慕容鲜卑各个时期的墓葬中，几乎都存在毁器风俗，这表明在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两部都存在这种葬俗。但拓跋鲜卑墓中，有9座墓在其填土或墓底，明显发现有陶器的残片，或被打掉陶壶、陶瓶颈口的现象[28]。在陶器和青铜器中都存在“毁器”的现象，而慕容鲜卑则主要是存在于陶器上。两部在“毁器”种类上存在交流和影响[29]。但在吉利区这座墓葬中，毁器存在于铜鍑和陶罐、陶盘等多种类型中，似乎表明了这种习俗在汉地的另一种演变。观察鲜卑“毁器”大多是在代表性的器物中，此墓中，铜鍑和小口陶罐是鲜卑墓葬的典型器物，陶盘则与汉地器物无差，表明鲜卑文化在与汉地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既保留自身特点，又融入汉地习俗的特点。器物外侧布满烟炱与鲜卑“烧器”葬俗有关，与前述十六国墓葬不同，烧器表现在铜鍑这件器物上。

（四）关于墓葬的絮语

自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尤其是西晋以来，东北塞外鲜卑部落大批内迁，到西晋后期东北地区形成三个较大的鲜卑部落集团，与晋朝保持着稳定的朝贡关系。

该墓所在的吉利区自东汉至北朝属河内郡，正处多种文化因素交汇之地，也是草原丝绸之路洛阳段的必经之地。这座墓葬反映了拓跋鲜卑从山西大同到河南洛阳迁徙过程中的重要转变。从这座墓葬的各种现象反映出鲜卑元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轴承厂十六国砖棺墓清理简报[J].中原文物，1987，（3）.

[2]程道宏.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2).

[3]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J].考古，1961，（12）.

[4]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墓群调查记[J].文物，1961，（9）.

[5]赵越.拓跋鲜卑文化初探[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1）.

[6]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文物，1973，（3）. [7]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辑录之一[J].文物，1977，（5）. [8]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J].考古，1960，（1）. [9]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J].考古，1989，（5）. [10]陈大为.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J].考古，1982，（3）.

[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4，（2）.

[12]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J].考古学报，2009，（1）.

[13]钱玉成，孟建仁.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C]//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

[1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十二台子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J].文物，1997，（11）.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J].考古，1983，（6）.

[1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区北魏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5，（4）.

[17]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8，（1）.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考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5，（1）.

[19]李有成.原平县刘庄塔岗梁东周墓[J].文物，1986，（11）.

[20]黄明兰.北魏画像石棺[J].考古，1980，（3）.

[21]张静安.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六朝墓的清理[J].考古通讯，1958，（7）.

[22]淇县文管所.河南淇县出土一件北魏铜双耳釜[J].考古，1984，（3）.

[23]巩县文化馆.河南巩县发现一批汉代铜器[J].考古，1974，（3）. [24]朝阳市博物馆.大凌河流域鲜卑文化双耳镂孔圈足釜及相关问题考[J].辽海文物学刊，1996，（1）.

[25]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长春市文管会，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85，（2）. [26]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83，（4）.

[27]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上、下火龙村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4，（1）.

[28]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清理简报[J].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2）.

[29]孙危.鲜卑毁器葬俗研究[C]//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赵旭国）

A Review of Two Xianbei Tom bs in Luoyang

SHANG Chun-fang
（Luoyang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Luoyang 471000，Henan，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renewed the argument about two tombs of the 3rdand 4thcentury A.D. unearthed respectively in Jianxi District and Jili District in 1986 and 2007.By analyzing it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se are tombs with the Xianbei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factor of Central Plain culture. The footprint of prairie nationalities’activity in Central Plain in 3rd and 4th century A.D. and the interaction of Xianbei culture and Central Plain culture can be discovered from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these two tombs.

Keywords:Sixteen kingdoms tombs with brick coffin；Sanyan culture；bronze Fu；burial custom of burning material；demolished vessels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6）02-0015-06

［收稿日期］2015-12-01［网络出版时间］2016-04-08 0:46

［作者简介］商春芳（1968-），女，河南洛阳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汉唐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