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乌托邦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234)

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性善论导致了用道德主义解决一切问题的政治哲学。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对人性的预设确实有所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张性恶论，这是关于人性的悲观主义的理解。既然人性是恶的，就不可能单纯通过道德教化来改造，西方文明因而发展出一整套基于历史经验的制度与法律，来约束人性中的恶。相反，儒家文化中的性善论则是关于人性的乐观主义预设。儒家相信人性本善，认为通过道德的涵育与教化，就可以把人内在的善的潜质(即儒家所谓的“性”)显扬出来，通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可以让人皆有之的内在的善的资源充沛于全身。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能通过修养与教化，修炼成具有完善人格的君子，那么，理想社会就会到来。

儒家执著于道德治国。儒家经典中的“三代”，实乃由儒家所肯定的道德原则建构起来的乌托邦世界，它与夏、商、周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只是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道德理想国的投影。儒家根据德治的原则，建构起一系列理想化的古代制度，并把这种制度附丽到“三代”上去。这种乌托邦建构的过程，类似于现代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过程。在后者看来，良好的制度可以经由人的理性，根据“第一原理”与道德原则设计出来。这一建构过程是纯理性的，与经验事实无关，与人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中的经验与试错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