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红

摘要：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拓展课程，开设《跨文化交际》选修课既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可以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社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本文以提高大学英语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出发点，立足于实践教学的探索，探讨开设大学英语选修课《跨文化交际》的意义。

关键词：大学英语；跨文化教育；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2-0180-02

一、背景

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要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听的能力和初步写和说的能力。外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交际能力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其中社会语言能力指在不同文化场景下，语言使用者能根据话题、说话者身份、交际目的等多种因素恰当理解和表达话语，即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然而，目前我国的“文化教学”理论多数是针对英语专业的教学而提出的。对于大学英语教学而言，文化因素在教学中的分量很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更不用说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就工具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是对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提升和拓展，主要目的是在高中英语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大学英语的工具性也体现在专门用途英语上，学生可以通过学习与专业或未来工作有关的学术英语或职业英语，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能力。就人文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要求把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列出来，并按照办学的三个层次来加以要求，即基础级别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以丰富学生中外文化知识、培养学生中外文化差异意识为目的；提高级别的跨文化交际课程帮助学生提升文化和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级别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是通过系统的教学，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理论依据

跨文化交际是上世纪50年代在全球意识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跨学科研究新兴领域。霍尔《沉默的语言》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诞生的标志。美国跨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克拉克洪和斯托特柏克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欧美将跨文化交际教学法导入外语教学。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大学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到80年代，将外语教育导入了“文化交际”课程，并在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Dell Hymes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它包含四个因素，即语法性、适合性、得体性和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Canale和Swain把“交际能力”具体分成四个部分：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交际策略能力。Samovar & Porter（2004）认为一个有效的交际主体在交际过程中有动机并能掌握一定的知识和交际技巧，因此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动机、知识、技能。国内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许国璋先生于1982年首先发表了有关语言与文化的论文，胡文仲于1998年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概论》，接着又有多部专著问世，包括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林大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及贾玉新的《跨文化交际学》。高一虹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指的是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能力或素质”。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是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然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不仅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更要懂得遵守Hyme所说的“语言的使用规则”。因为没有这种使用规则，语法规则将是毫无用处的。在与外国人的接触当中，讲本国语的人一般能容忍语音或句法错误，相反，对于讲话规则的违反常常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因为本族人不大会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相对性，胡文仲的研究也证实了他本人的观点：在交际中，文化错误常常比语言错误更严重。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知识，如果不了解文化方面的可接受性和不可接受性，那么交际很可能会发生障碍甚至失败。许多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阐述。贾玉新综合不同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分类总结出四类交际能力系统，包括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与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和策略能力系统。张红玲也从态度层面、知识层面、行为层面等三个层面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构成框架。我国学者文秋芳先生在综合了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把“交际能力”扩展为“跨文化交际能力”（Cross-cultural Competence）。他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部分。其中，跨文化能力是指：（1）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2）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性；（3）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层层递进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从低层到高层，循序渐进。

三、课程目标设定

作为大学英语的拓展课程，跨文化交际课程是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语的延伸，其课堂语言应为英语，以区别于非外语学院开设的同名课程。英语作为目的语和课堂教学语言，在充分发挥其语言工具作用的同时，还能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再次得到培养和提高。针对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普遍不及英语专业学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语言和内容不宜过难，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该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如前面所述，跨文化交际能力既包括跨文化能力，也包括语言交际能力。在设置课程内容之前，首先要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课程内容应该围绕教学目标进行设置。大学英语选修课《跨文化交际》课程目标可以简单地设定为：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以及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体现在下面五个方面：（1）培养学生识别并理解文化差异的能力；（2）培养学生接受、尊重并欣赏文化差异的能力；（3）让学生认识到语言、文化、交流三者之间的关系；（4）让学生学会比较和分析母语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5）培养学生积极对待自己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态度。

四、教材选用及过程考核管理

目前的跨文化交际教材大多是为英语专业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编写的，由于难度和侧重点的不同，并不适用于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林大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与英美人交往指南》、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教材是用中文编写的，不适宜作为大学英语的拓展课程教材；窦卫霖的《跨文化交际基础》、Robert M.March的《跨文化商务交流》是用英文编写但侧重理论的讲解，适用于英语专业或商务方向的学生；郑晓泉《跨文化交际》和杨峰的《跨文化交际》是专为高职高专商务英语类专业学生编写的。笔者最终选定2本教材为参考：重庆大学出版的张爱琳编著的《跨文化交际》（语言文化类）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的由严明编写的《大学英语跨文化教程》。笔者所在学校在2014—2015学年第2学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选修课，学时为32学时。一个班为全校公选课，学生人数28人，其中2人来自广告学院，2人来自师范学院，其余均为文理学院学生；5名学生为2011级（大四）学生，3名2012级（大三）学生，5名2014级学生（理科新生）；4名学生通过四级考试，2名学生通过六级考试。从期末考试成绩来看：试卷主观题50分，有判断题、选择题等，翻译20分，写作30分。该班学生平均分为69分。期中80～89分占7.14%；70～79分占35.71%；60～69分占57.14%。另一个班是面向文理学院文科大类培养而招收的学生，学生全部来自2014级文科生，学生总数19人。从期末考试成绩来看：90～100分学生3人，占15.79%；80～89分7人，占36.84%；70～79分3人，占15.79%；60～69分5人，占26.32%；不及格1人，占5.26%，成绩明显好于全校公选成绩。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犹如一个桥梁，将一个国家的文化以语言的形式承载下来。由此可见，语言与文化是相依存的。在交际中，往往说话者虽然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但因不注意场合，说法方式或表达不符合常规，运用的语言不符合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导致言语交际障碍。只有将语言与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语言的交际价值。反之，无视文化的语言交流行为，不利于交际的顺利开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使学生对跨文化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习惯、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有较清晰的认识，引导学生注重跨文化中存在的差异，合理得体地处理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

总之，开设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选修课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大量的国外文化思想渗透到中国的各个角落，造成一些学生盲目追捧的局面，而对于中国文化却持冷漠态度，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令人叹息。作为英语教师，我们更应反思自己在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英语教师应适时地将跨文化知识合理地设置到教学活动中，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觉悟，引导学生注重跨文化交际在思维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质，及时纠正学生对跨文化思潮全盘接受极力效仿的不理智行为，在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同时，引导学生理智对待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蔡基刚.压缩大学基础英语，提高语言学习效率——试论重点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改革[J].外语界，2002，（5）.

[2]蔡基刚.ESP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发展方向[J].外语界，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