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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灯》“败家子”迷途知返的分析及当代意义

2016-03-29江中云

昌吉学院学报 2016年6期
关键词:败家歧路

刘 玉 江中云*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歧路灯》“败家子”迷途知返的分析及当代意义

刘 玉 江中云*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歧路灯》中塑造了很多“败家子”形象,例如世家子弟谭绍闻、盛希侨、夏逢若、管贻安,商贾贩卒子弟巴庚、钱可仰、王豆腐儿子,等。但最终幡然悔悟,迷途知返的只有两个人:谭绍闻和盛希侨。通过对两个人物的对比分析,笔者发现,虽然是三百年前的小说人物,其命运变化过程对当代中国的青少年成长及家庭教育均有极现实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歧路灯;谭绍闻;盛希侨;迷途知返

《歧路灯》所描写的社会现实大致与乾隆前期相吻合。外似升平,内实蛊坏,世风日下,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浑浊之气。李绿园本着“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的目的,肩负立一家之言的重任和儒士的忧患意识,创作出佳作《歧路灯》。塑造出众多败家子的形象,但最终幡然悔悟,迷途知返的只有两个人:谭绍闻和盛希侨。二人能走上败家的道路,共同点表现为富足和优越的家庭条件促成了他们养尊处优的脾性与青少年时期都缺乏良好的管教和引导,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交往与经验、家教家风的不同,使得二人的心理成熟度存在很大差异致使两人具有不同的败家选择。虽是如此,俩人却并未像“败家子”夏逢若等人那样泯灭良知,“富了寻人弄,穷了就弄人”堕落到底,而是悬崖勒马,及时回头。笔者认为,从二人迷途知返的历程,可以为当代青少年的成长及家庭教育汲取经验与教训。

一、谭绍闻与盛希侨“败家”的共性与个性

谭绍闻与盛希侨同为世家子弟中的败家子形象,根据二人的家庭背景、家教家风、社会经验等,可以看出他们的败家的原因有共性,也存在着个性。作者在《歧路灯》开篇第一回指出:“若是覆败之人,聪明早是浮薄的,气质先是轻飘的,听得父兄之训,便似以水浇石,一毫也不入;遇见老成前辈,便似坐了针毡,一刻也忍受不来;遇着一班狐党,好与往来,将来必弄得一败涂地,毫无就医。”这一提纲挈领地评论可以说直接对准了小说中的两个人物谭绍闻与盛希侨,而作者也是根据这个经验性的生活识见来敷衍这两个典型人物。然而细究文本可知两人“败家”的缘由存在着差异。

(一)青少年时期都养尊处优并缺少良好的管教

首先,俩人俱是有根底的人家。谭绍闻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累世忠义为继,到了他父亲谭孝移这一代虽为“限额所移”辍了举业,在家料理,但仍然留心诗文,结交的都是些“正经”朋友,常聚在一处畅饮酬酢。由于谭孝移治家有道,加上祖上家业殷实,日子过得也是颇富足的。而盛希侨的家境要比谭绍闻好太多,祖父做过云南布政,父亲做过州判,却都先逝世,留下四五万家私。小说中我们通过王隆吉的眼可知端倪:“只见墙上古款新式,也难认识,大约都是很好的。条几上古董玩器,一件也不认的。只闻得异香扑鼻,却不知香从何来。”这一刘姥姥大观式地开阔了眼界使王隆吉不禁叹道:“果然天上神仙府,只是人间富贵家。”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会更早懂事,独立能力比较强。而谭绍闻与盛希侨富足和优越的家庭条件使他们可以伸手即来,养成了他们不事生产,不知人间疾苦的脾性。其次二人在青少年时都缺少管教与良好的引导。谭绍闻13岁时,父亲谭孝移染病不幸离世,虽走时留下遗言“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但斯人去矣,已是山高皇帝远,作用甚微。盛希侨也由于父辈仙逝,19岁时便成为一家之主,上面无人监督。俩人都太过稚嫩,正是心性不定时,加上少了约束,如脱缰野马。最后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下,城市娱乐方式更加多样化,使他们这种骄奢淫逸的特性放大。

(二)社会交往机会的多少与社会经验丰富与否使二人心理成熟度存在差异

谭绍闻走上败家道路的原因与盛希侨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家教家风,二人年龄和心理成熟的程度存在差异。

“个体社会交往机会的多少及参与程度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有直接的影响。那些积极参与社会交往,参加同伴活动的儿童比起那些较少参加同伴活动的儿童来说,其心理发展水平要高些。”[1]13岁之前的童年阶段,为了不让儿子沾染不良习气和接触匪友,谭孝移采取了一种拘禁式的管教方法。这种与外界隔离的成长无疑压抑了小孩子的天性,也错失了儿童接触社会和认识事物的机会,影响了谭绍闻的心理发展水平。而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给人一种孩子的印象,遇到事情时总是脸红,逃避,不知所措。压抑的程度与反抗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这也为谭绍闻禁不住诱惑埋下伏笔。而母亲王氏也是促成其败家原因的重要方面。在孩提时期,她当着儿子的面责备丈夫教育方式的错误,影响了孩子判断是非的能力。例如,在一次谭孝移要惩罚谭绍闻时,王氏说:“孩子还小哩,才出去不大一会儿。你到家乏剌剌的,就生这些气。”“这端福听得母亲姑息之言,一发号啕大痛。”谭孝移死后,谭绍闻走上了堕落,王氏更是采取了护短和纵容的态度。第二十五回谭绍闻赌博输钱被逼无奈要寻死,王氏道:“小福儿,那钱不值什么,快休要吓我!我的乖孩子呀,快休吓我!”这种做错事不加有效的斥责扭正还一味纵容的地方很多。愚师的误导也带有相当一部分成分。第一个愚师侯冠玉品行不端,满肚歪理,懒惰成性,使劲奉承。第二个愚师惠养民迂腐不堪。根据盛希侨、谭绍闻、王隆吉与夏逢若四人结拜时的情况看,当时谭绍闻是十七八岁。发展心理学认为,这正处于青少年阶段。“在人格特点上,还缺乏成人那种深刻而稳定的情绪体验,缺乏承受压力、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社会经验也十分欠缺。”[1]正是因为谭绍闻的认知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很差,再加上他的幼稚性和不健全的人格,所以才经常被人牵着走,反反复复,意志不坚定,使得夏逢若此类利欲熏心的无赖分子挖空了心思对准他的弱点拉他下水。

盛希侨19岁就当了家,早早与社会有了接触,社会经验也自然丰富。与谭绍闻相识时已有二十多岁,属于成年早期阶段,心理上要比谭绍闻成熟多。发展心理学认为,“在这一时期,个体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迅速发展,自我同一性逐步确立,这就促使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趋于稳固,客观地认识自我也成为可能。”[2]相比于谭绍闻,他是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所以就不存在被人引诱的问题。他失去监督,没有人逼迫读书,也不爱读书,家里有钱支使,不用奔波发愁生计,可随意挥霍。且他的父亲在世时并不像谭孝移那般谨守儒教的规规矩矩,在第二十回中,程嵩淑就说:“可惜藩台公朴斋老先生,竟生下这样一个公孙。当日藩台公学问淹博,德行醇正,真正是合城中一个山斗。到了别驾公,就有膏粱气了养尊处优之中,做下些不明不暗的事儿。未及中寿,忽而物故。”没有谭孝移这种父亲的管束,再加上他父亲本身行为上不能作为模范,相比谭绍闻来说,他处于放养的环境中,这种背景下就导致他闲散使钱,只顾娱乐开心的现象。

二、俩人败家行为的侧重点和心理特征刻画的不同

虽然谭绍闻是在与盛希侨结交并进而受到“启发”下走上了败家的道路,但作者在展现他们的败家行为时,各有各的侧重与特色,并非是亦步亦趋的。

谭绍闻主要败在赌和色上,且反反复复。中途又多次悔悟却终又败下阵来。能败在赌上,自始至终都与他“面嫩心软”的性格脱不开干系,其心理发展的描写也极其出色。第十六回,俩人刚结拜,盛希侨觉得闲话无聊便邀一同掷六色,这时谭绍闻“把脸红了”,“希侨再三催促,绍闻无奈,把色子抓起,面红手颤,掷将起来。”“家庭教养方式指父母在教育抚养子女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是其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综合体现。通过父母的教养行为,把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态度体系以及社会道德规范传授给儿童,并由此构成了儿童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和目标。”[3]由于谭绍闻背着满身的家教包袱,所以心中十分不安与羞愧。到了第十七回,有美人作陪,谭绍闻竟有了“此间乐,不思蜀”的意思。“绍闻竟是也不脸红,也不手颤,拿起色子掷了一个两点,心中还想起一个有情趣的地方,不料数了一个冷泉亭。”自从“兔儿丝”夏逢若与他搭上关系后便败得快了。夏逢若抓住他性格的弱点,可以说是对症下药。拿着他好色的习性,凭借九娃儿,与茅拔茹暗下勾结,从中牟利,使谭绍闻哑巴吃黄连地损失了不少家私。第二十四回,凭借妓女红玉,加上洗脑式“及时行乐”观念的灌输,与张绳祖、钱万里及淡如菊分肥,设法骗“憨头狼”上道。虽然之后谭绍闻内心倍受煎熬,也知道这群匪类没一个安的好心,但总是没有能摆脱心软的驱使和诱惑的勾引。其间由于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和巨债的重压,想过自杀,离家出走,也算受了种种磨难。但还不知悔改,直到把家败尽,甚至要砍掉祖宗坟头的杨树来抵债。

盛希侨的败家行径与谭绍闻很不相同。作者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带有明显的欣赏。即便是读者,在阅读时也禁不住喜欢。他的败家并不是受人引诱,也没人敢惹他这个“太岁”。他不仅没有坑过谭绍闻,反而总是替其解围。他虽算是匪人,但心不坏,与“兔丝儿”夏逢若、“没星秤”张绳祖等无赖有本质的区别。他骨子里有一种侠义精神,甚至有点嫉恶如仇,把这种流氓无赖的祸害人的行为认为是降低身价的事儿。他家底雄厚,性格豪爽不羁,散漫使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玩是他唯一的生活乐趣,唯一算上痴迷的东西便是戏。他的生活哲理是及时行乐,并且他已经是成人了,思想已经独立,再加上没有家教包袱,所以并没有谭绍闻的不安、内疚与痛苦。他出场便是他声势浩大,扬鞭出猎。第十六回:“我竟是闲坐不来,咱生法玩玩罢”“棋我是不耐烦下的,骨牌也不好玩。再做一会儿,我就闷死,这却该怎么?不然者,咱掷六色罢?”他不能闲着,定要找点乐趣来解闷。即不爱读书走仕途,又不用靠生产来获取生活资源,似乎只能用玩来找寻存在的意义。这种行径不免让人感受到他精神的荒芜。他变着法的玩,但唯有戏他是不离不弃的。不仅自己在家欣赏,不辞辛苦去张罗戏班,还要请别人一同欣赏,甚至作为礼物送人。在谭绍闻决定要安葬父亲时,虽手头窘困但仍助他一百两,还要送戏唱。盛希侨对人从来都不是客气的,但对伶人特别是长相柔美的旦角怜爱尤甚。

三、俩人迷途知返的可能性与不同选择

谭绍闻与盛希侨可以说最后都是被逼上绝路才开始弃暗投明的。《歧路灯》中塑造了很多败家子形象,除了谭绍闻与盛希侨,还有夏逢若、管贻安、鲍旭等,其中以夏逢若最是关键。作者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心思,从第十八回出场一直写到一百回被遣往边境止。夏逢若可以说是作为谭绍闻与盛希侨的反面来写的,他不仅坏透了心眼并且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最终他不仅没有走上迷途知返的道路且落得个派遣到边地的苦下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赖,他的无赖主要表现在他对谭绍闻的迫害上。他可以说眼睁睁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谭绍闻从一个清白书生逼成了一个坠入黑暗深渊的罪人。第五十回作者通过盛希侨对夏逢若进行批判:“这全是谭贤弟心上没窍,恰又遇了你。你当我看不出形状吗?久矣,我就想讨伐你,时未得便。今你既碰到我嘴上,正好说了叫你知道。当日老人家大也罢小也罢,总算做过官,你也算个官裔,怎就甘心学那些下流行径,一味逞刁卖俏,不做一点有骨力、顾体面的事。”“倘是你借端想再讹诈几两,你便真没一点人气哩。你再不用提这一嘴话。这些话只好哄谭贤弟那个憨瓜,能哄得过我吗?像你这种材料,只中跟我去,替我招架戏,我一月送你八两银,够你哩身份了。”即使是自己的家人,在利益面前也要权衡利弊做出取舍。第六十回,他的妻子被貂鼠皮侮辱,他最后怕事情变大就选择忍辱吞声。

(一)本性善良向上

盛希侨和谭绍闻则不同,他们是有迷途知返的可能性。首先谭绍闻与盛希侨有祖宗的震慑,讲孝悌,知耻存羞,且俩人心地是不坏的。对于谭绍闻来说,坏事他没那个胆量干,也不像夏逢若那么多的巧心思。他有良心的折磨,父亲生前好友的监督与警言棍棒,有王中死心塌地始终跟随,有同类良朋的好标榜,有丹徒亲戚谭绍衣的协助,等等。而盛希侨他极看不惯那些坑害人的下流勾当,认为是一种降低身份的行径。他虽有纨绔子弟的不良作风,但好在为人十分豪爽大度,还每每对谭绍闻慷慨解囊。有时候评价人起来公道非常,比如批判夏逢若。在遇到家事不和的情况下,客观地站出来不护内,重视兄弟情谊。他可以说是非常重情重义的一个人。虽然最后作者给了夏逢若一个自食恶果的惩罚,或许有一定的主观情绪,但盛希侨和谭绍闻的很多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们俩人不会像夏逢若那样,而是最终能够悔悟并痛改前非。

(二)心理学上人生重要转折时期的悔悟

另外,小说安排俩人转变的时间都集中在了三十多岁,这一阶段属于成年中期阶段,根据美国著名精神病医师埃里克森的观点,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得创生感,而这种创生感被理解为自我实现。”所谓自我实现,是一种尽力争取成为最完善的人的动机。”[4]再加社会角色的丰富带来的压力与挑战,他们要承担为子为夫为父等责任,让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第八十五回谭绍闻在忠仆王中以及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还清了债务,用剩余的钱买房赎地。母亲王氏在经历波折之后也清醒过来,遵照亡夫在世时的言行,凡事只要是王中的意思都极力赞成。从此谭绍闻杜绝匪类,与儿子一起立志读书,走向正途。谭绍闻的这种耕读结合的脚踏实地的生存方式是极其符合作者的愿望的,从李绿园的生活理念中就可以得以总结。而盛希侨也是为振作操足了心,本与谭绍闻商量经商,然而因满相公说他“义不聚财”的经验之谈,只得作罢。读书是不能指望的,他心中也是十分清楚的,所以第九十九回决定尽自己的能力供他弟弟读书,判他中进士,以期望能够光宗耀祖。

结语

通过俩人的迷途知返的道路选择,可以看出在作者看来读书仍是唯一的出路。尽管小说中处处弥漫着商业扩张带来的气息,但由于作者自身的阶级因素以及思想观念的定位,很难超越这一局限也是难免的。再者写王中在地下意外得金不菲,悉数助主,小说最后又以谭绍闻在平倭中建下气功,备受皇恩而平步青云。这种从天而降的好事纷纷砸中谭绍闻有点草草结局的仓促感,缺乏生活的真实感,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而这种大团圆式结局似乎使《歧路灯》的思想价值流于浅薄。然而这部小说以其典型的教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且其描写的地方文化以及反应的时代特征是有待我们继续探讨的。

通过谭绍闻与盛希侨二人迷途知返的历程,我们可以汲取一些经验与教训,这对当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有很大的提高,孩子的生长条件和环境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不仅要把好的条件给孩子,还要把好的思想传输给孩子,防止养成他们好逸恶劳,养尊处优的坏习惯。父母要扮演好各自的教育角色,多关注一些教育方面的信息,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另一方面,不应给予孩子太多的“保护”,要给予他们接触社会的机会,丰富社会经验,增长社会阅历,从而使心理更加成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得到更快更好地成长。

[1]张莉.论心理成熟及其与教育的关系[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7):148.

[2][4]林崇德.发展心理学(第二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320,372,406.

[3]李坚敏.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5,(04):60.

I207.41

A

1671-6469(2016)-06-0054-05

2016-09-10

刘玉(1992-),女,河南桐柏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简介:江中云(1965-),女,河南固始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中代文学、中国古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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