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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灯再话《歧路灯》
——评杜贵晨《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

2020-12-11张弦生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20年6期
关键词:歧路小说研究

张弦生

(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 郑州 450016)

1979年,中州书画社(即后来的中州古籍出版社)甫一成立,开门炮就是出版李绿园著、栾星校注的《歧路灯》。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其他人还在犹豫敢不敢接这部书稿的时候,就主动要求编辑这部书稿。这是我第一次担当图书责任编辑。在校注者栾星的指导下,我在编辑的同时,也对这部200多年来主要由手抄形式流传的小说产生了研读兴趣。此后,我试着把自己的心得整理成文发表,也时时关注着学术界对此书的研究状况。40年后,就在中州古籍出版社成立40周年之际,我又编发了我当责任编辑的最后一部书稿——杜贵晨的《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结束了我以《歧路灯》始、以《歧路灯》终的编辑生涯。

作为《歧路灯》研究会副会长的杜贵晨,是几十年来一直在繁忙的教学与科研中始终关心并不断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研究有心得的著名学者。杜贵晨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涉猎很广,但《歧路灯》是他一直坚持研究的方向。除了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他早在1992年就出版了研究专著《李绿园与〈歧路灯〉》。

从2016年开始,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古典名著释读丛书》七种,其中有“李绿园与《歧路灯》”。社里认为,有关《歧路灯》的研究,海内外首推杜贵晨,此题的撰写非他莫属。因书稿题名与他先前的专著相同,但实际内容已大大丰富,观点也多有修正,故名《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此书于2020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

在这部书的“缘起”中,杜贵晨写道:

我之步入学术的门槛,自《歧路灯》始,至今垂四十年,仍将为《歧路灯》一天天老去……四十年来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个人的视野也有所更新扩大,认识也有了不少改变和些许提高,而且时代对李绿园《歧路灯》研究也有了新的要求和期待。因此,我必须尽量把这个早曾做过的题目重写为一部有新意的书,在前人和过去自己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书,留给自己,也献给如我一样喜欢和推重《歧路灯》的人们。[1]

学界对《歧路灯》的研究自1915年李敏修在《中州先哲传》中评“汝州李绿园意求通俗演为说部,开近世平民文学之先声”[2]104,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其间对《歧路灯》的研究虽然比不上“四大名著”那样轰轰烈烈,但也不绝如缕,向前发展。在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栾星校注的一百零八回本《歧路灯》后,其研究向显、向热,取得了斐然的成果。杜贵晨的这部著作,就是对100年来《歧路灯》研究,或者说对乾隆四十五年(1780)吕中一评《歧路灯》为“以左丘司马之笔,写布帛菽粟之文”[2]101240年来评点、研究李绿园与《歧路灯》的总结性著作。

栾星生前很赞赏杜贵晨研究《歧路灯》的文章。他曾说,杜贵晨能从大家都熟知的材料中,提炼出大家不曾论及的观点。我从阅读他的研究论文和编辑他的这部书稿中,也有此体会。他的这些新颖独到观点的提出,一是来自他广博的中外文化积淀,特别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学识;二是来自他对相关文献搜罗无遗的了解和准确无误的把握;三是来自他自己缜密多维和持之以恒的研究。

《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一书的目录分为三级,起初有人建议将第三级目录删去以避繁就简,但删去后的目录,因约稿时的提纲所限,与全套丛书的其他六本目录雷同无二,显示不出本书的特点,于是又重新恢复如今,使人仅从目录就能大体看出作者对李绿园知人论世的全面论述和将《歧路灯》放在社会史、文化史、小说史中所做的社会与政治、科举与官场、儒学与理学、佛道与民俗、家政与教子,以及从朝廷到市井、从内陆到海疆的场景分析,对它的创作特色、艺术成就和它与明代“四大奇书”等说部、戏曲、八股和俗文的关系所做的剖析和定位,从而以一持万,纲举目张。

《歧路灯》的研究资料集中在栾星编著的《〈歧路灯〉研究资料》和台湾宜兰县吴秀玉教授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两部书中。后者是吴秀玉和她的丈夫高双印出于乡梓亲情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花费五年时间五到河南,两达贵州,“凡绿园行迹之处,《歧路灯》流传(收藏)之区,不惜代价,不计辛劳,作广泛而深入的搜集调查”[3]而成的30多万字的著作。但因此书在台北出版、印数很少,大陆学者见到的不多。杜贵晨全面研读这两种著作后,在恰当借鉴的同时,也充分并公正地评价了这两位学者的成果。

杜贵晨对其他相关专著和论文的成果,也都加以汲取和介绍;对有关资料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新进展,也都无一遗漏地加以注意。比如,原载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十六期未署名的《介绍〈歧路灯〉》一文,孙振杰考证应为吴宓所撰。杜贵晨经过进一步查证推考,采纳其说,并在书中作注说明。

《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在贵州思南府印江县为官期间的活动,对他一生影响极大。李绿园对自己这段生活是很自负的,他在晚年还不时念及印江:“梦中偶到印江地,犹见吁呼待抚民。”[2]90“揽镜拈须雪色新,颓然剩得一闲身。蛮烟几历荒绥外,蜃气曾终渤海滨……平生不负称循吏,梦绕桐乡爱我民。”[2]91《歧路灯》所塑造的多位廉洁清正的县令“循吏”形象,与他曾任职印江很有关系。但对这一段经历,研究者注意不多,而杜贵晨从李春林的《李绿园家世及生平》、杨春晓的《舟车海内的文学家李绿园》和肖忠民、陈云蝉的《考释李海观在印江的“为官之道”与〈歧路灯〉的创作激情》等文中,细加梳理、披沙拣金,条分缕析地摆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歧路灯》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杜贵晨对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还深入到其他人未曾注意的方面。比如,书中所论的《歧路灯》与《愿体集》《传家宝》《文昌帝君阴骘文》《五灯会元》,所涉及的明清社会思想、民俗,以及《歧路灯》命名和主题的关系等,都可见他能从细微处做大学问的卓识。

《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一书分五个部分:

一是绪论。这部分主要对《歧路灯》传播及其研究历程和《歧路灯》的文学史定位、主题、艺术研究加以综述,对240年来涉及《歧路灯》评点、研究做全面回顾。这是迄今唯一系统论述《歧路灯》研究过程的文字,实际上也是一部李绿园与《歧路灯》的学术史。

二是李绿园传略。与栾星编著的《〈歧路灯〉研究资料》相比,这一部分不仅增添了不少新的材料,而且在“知人论世”的探讨上,见微知著,为全面认识李绿园进而细读《歧路灯》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卓见。比如从清代的“文字狱”、理学与科举对李绿园“三观”的形成,得出“祖上逃荒出身的李绿园生当此时,既不能不读书做官过上更好的生活,就不能不是一个科举中人,就不能不是一个读理学书、说理学话、做理学家的人。那么他要做一部《歧路灯》和能够做出一部什么样的《歧路灯》,就大体可想而知了” 。在“李绿园的著作”一节中,他介绍了李绿园除《歧路灯》之外的九种诗文、杂著,其中有一些是新发现的,这对于全面评价李绿园的文学成就,是很有意义的。

三是《歧路灯》故事的简述及创作特色。杜先生在简述《歧路灯》故事之后,从李绿园《歧路灯》创作意图、过程与方法,《歧路灯》中的夫子自况,《歧路灯》的命意特色等四个方面入手,揭示小说的创作思想、描述其成书过程、论析其创作方法和特色。这些探讨在学界有关《歧路灯》的研究中均为首创。

四是《歧路灯》的文本细读,也是全书的重心。杜贵晨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以“《歧路灯》中的‘教子’‘家政’与‘女人’”和“《歧路灯》中的‘儒林’‘官场’与‘市井’”为题,分析了《歧路灯》以“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教子”思想为核心主题的外延分层,即一核多层的主题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的叙事、描写和议论的旨意,作出高屋建瓴而又精致准确的评价。杜先生指出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的六大命意主题:“教子”是全书最显性高调的主题;以写“家政”而使《歧路灯》独树一帜;以“人间一部女春秋”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从王氏寡母当家教子,到韩节妇全操殉母,从孔慧娘气病而亡身,到巫翠姐夫妇情乖,如此等等,写出了“家风”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也写出了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和市民新女性的崛起;在此家庭、家族的故事之外,结合着“教子”主题,以中州“理学名区”环境中众多的各式儒林人物描绘,又写出了一部无与伦比的“儒林内史”;《歧路灯》写官场的名臣、好官,也写官场的贪腐、黑暗,是李绿园所亲历的“官场现形记”;《歧路灯》中《清明上河图》式的开封市井描写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市民形象,还生动逼真地刻画出了以工商业和资本的活跃为表象的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的社会特点。杜贵晨提出,“李绿园乃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家中最大的理学家,理学家中最为优秀的小说家”,更确切地说,“《歧路灯》是中国小说史上鲜见而又堪称上品的‘理治小说’”。

第六章从《歧路灯》与儒学、道教、佛教,以及民俗等方面,论证了小说呈现出的明清社会思想与民俗及其对《歧路灯》创作的影响。杜先生不仅再次确认了栾星关于《歧路灯》“是一部描写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普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4]的判断,还从更高更广、更细、更深的探查中,指出在《歧路灯》中,“儒、释、道三足鼎立,又‘三教合一’”,形成了绚丽多彩的中州民俗的本质特色,具有了社会史、风俗史的价值。第八章论述了《歧路灯》故事中所涉及的明清历史和文化。《歧路灯》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明朝嘉靖年间,所以书中描写了嘉靖三大案使朝政日非、士人寒心,对嘉靖皇帝的廷杖之法、饵丹药、崇方士多有微词,认为倭寇之乱的根在海禁不当和政治腐败;书中谭绍衣“全生灵”故事与《庸闲斋笔记》“焚名册”的“撞衫”等,都显示了李绿园这一忠君的知识分子,对貌似“康乾盛世”,实则国事不堪局面的内心矛盾和他的“爱民主义”思想。

第七章从叙事艺术、写人艺术、语言艺术和模糊艺术四个方面分析总结了《歧路灯》的艺术特点和成就。杜贵晨运用了他自己多年来形成的对中国古代文学“数理美”的艺术批评理论,对《歧路灯》的艺术进行阐释。认为它在艺术上对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传统小说大胆扬弃、择善而从、锐意创新,形成了逼近于现代小说的独具一格的叙事写人模式,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最后的辉煌、中国近代小说不远的呼唤。他认为,《歧路灯》叙事与写人并重,形象与数理结合,以家庭“根柢”为原点,以谭绍闻为中心人物和主线、以其族兄谭绍衣为副线的一人双线结构,以“三复”“六复”“七复”情节,以及“五世叙事”“二八定律”与“六四节奏”来布局谋篇,显示其在架构故事时的大开大阖、精细自然与圆活。“整体上看其与前代任何长篇都判若两途,相去天渊,是一种似旧而新的小说样式。”《歧路灯》塑造的人物中,有谭绍闻这样的古代小说中败子回头的典型,有王氏这样的糊涂母亲形象,有王忠这样的义仆形象,有夏逢若这样的市井无赖形象,有巫翠姐这样的新兴商家女儿形象,还有其他各具性情的众多人物,组成了为读者熟悉又陌生的画廊。杜先生深入分析了小说人物塑造的技法,着重探讨了小说人物组合的“三极建构”“七子模式”、人物形象的符号意义、从对照中显明个性、以聚会写人、通过自白的心理刻画这些写实的手法,以及在写实中的“模糊艺术”的运用等叙述手法。运用数理批评,杜先生剖析了《歧路灯》圆融的整体美、由极数繁复形成的序列美、错综配属的对称美、张弛有致的节律美以及质朴生动的语言美等美学特色。

五是比较研究。在第九、十两章中,杜先生将《歧路灯》与“四大奇书”及其他文学著作相比较,来给《歧路灯》在古代小说史中定位,对《歧路灯》的历史价值、文学地位予以评估。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对“四大奇书”批评尖锐,认为《水浒传》是诲盗,《金瓶梅》是诲淫,《三国演义》是以儿戏场歪曲历史,《西游记》幻而非实。但实际上,“四大奇书”对《歧路灯》的创作影响很深。李绿园骂得最厉害的是《金瓶梅》。杜先生指出,在“四大奇书”中,恰恰是《金瓶梅》对《歧路灯》的创作影响最大。《歧路灯》对《金瓶梅》的“偷”“套”或曰模仿借鉴,是以“反模仿”的形式来实现的,其实是把《金瓶梅》当作了超越的对象。“伟大的对手,才能成全对手的伟大。”《歧路灯》在有些地方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因为李绿园所受道学思想的束缚,也限制了他才华的挥洒,“在引人入胜上难以望《金瓶梅》项背”。

在第十章,杜贵晨总结性地说,“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七大名著和乾隆三大小说之一”,《歧路灯》具有“独品一流”的十大特点:

一是唯一的“教子”主题长篇小说;二是古代唯一写寡母当家的“家政谱”长篇小说;三是唯一写家庭“根柢”即“家风”的长篇小说,是家族文化形象的百科全书;四是唯一的“爱民主义”小说;五是唯一的长篇“理治小说”,或曰“新儒学小说”;六是与《儒林外史》比可谓“儒林内史”;七是《歧路灯》是谭绍闻学儒归正的“西游记”;八是唯一以现实框架叙事写实的长篇小说;九是唯一以一人为中心暗用数理机制的长篇小说;十是唯一自觉运用“模糊艺术”的长篇小说。

杜先生认为:“对《歧路灯》一书价值的认可,实质是古代小说研究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回归。因此,李绿园《歧路灯》研究应该不同于几乎所有旧小说研究都重在关注其解构现实的意义,而必须并重其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作用与价值。”

在该书之末,附有《歧路灯》名言录,这些至理箴言和李绿园的《家训谆言》一样,见远识微,启人心智,大有裨益于治身理家,读者当在细读受教中,体味杜贵晨将这些散金碎玉辑录成篇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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