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通馥

(闽江学院 外语系，福州 350108)



辜鸿铭英译《论语》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曲通馥

(闽江学院 外语系，福州 350108)

辜鸿铭所译《论语》在西方社会广受好评，经久不衰，成为儒经英译的典范。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生态翻译理论关照下，从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者中心地位的体现及多维适应选择三个角度来解读辜鸿铭英译《论语》，认为辜氏译本是一部整合适应选择度极高的佳作。

生态翻译学；辜鸿铭；《论语》

《论语》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它是近代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因而被传教士、汉学家及国内学者陆续翻译成60余种语言。《论语》的英译始于17世纪，但直到1809年才出现正式的英译本。此后出现的诸多译本不乏大家之作，如理雅各、辜鸿铭、林语堂等。辜鸿铭凭借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学素养引经据典、博采众长，使辜氏译本经久不衰，享誉西方世界，“当年销路之佳，罕有其匹”[1]。辜鸿铭的译本(以下简称“辜译本”)首次成功地向西方国家输出中国文化，其成功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生态翻译学的出现为解读辜译本提供了全新视角和科学依据。

生态翻译学理论由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2]。这一理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生态环境”“适者生存”“适应”“选择”等概念引入翻译学领域，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2]。生态翻译学强调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明确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倡导译者将翻译实践置于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考察，通过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交替循环来完成翻译过程，达到“‘译有所为’地创造译文、影响译语的文化和社会”[3]。

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视角，从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地位及多维适应选择等角度来解读辜译本《论语》，挖掘其经久不衰的原因，旨在为当今典籍英译工作提供有效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一、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语言、文化、交际、社会及作者、译者、读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2]，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与优化选择的诸多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及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4]。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主要包括对自我角色的适应和社会环境的适应。在此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佳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因此，要合理解读辜译本，首先就要考察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一)对自我角色的适应

辜鸿铭(1856—1928)，字汤生，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出生于马来西亚。辜氏早年随其英国义父前往欧洲留学十余年，通晓9国语言，对西方历史、哲学、文学以及神学有极深的造诣，其思想深受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卡莱尔和爱默生的影响。卡莱尔和爱默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者，对儒家思想赞赏有加。在他们的影响下，辜鸿铭对儒家文化愈加倾心。回国后，他即回归中国传统观文化，“从师受业，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5]，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为英译《论语》做好了译者的自我角色适应。

(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19世纪末的中国已陷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无数仁人志士试图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洋务派认为当务之急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一方面，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遭到严重的削弱；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为了寻找侵略中国的借口，故意丑化中国人的形象。阿瑟·史密斯在其《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总结了麻木不仁、诚信缺失等“中国人的特性”。辜鸿铭为此十分愤慨，认为应该让西方人了解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真正的中国文化。然而，辜鸿铭对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理雅各翻译的《论语》并不满意。他曾公开对理雅各进行批判：“理雅各博士在其所译中国典籍中展示出的中国人的知识和道德面貌，其陌生和怪诞，不亚于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衣着和外貌。”[6]辜鸿铭希望通过重译《论语》来修正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种种偏见，这正适应了当时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

二、译者中心地位的体现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所有“矛盾”的总和。“处于不同语言和文化间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点上，既是翻译过程的主体，又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6]译者中心地位在于平衡来自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创造性地忠实原文并顾及读者感受，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能动地选择翻译策略等等，以期实现“译有所为”的目标。辜译本处处皆显灵活，林语堂赞其“造词用字，皆属上乘”[7]，使西方读者在没有任何文化背景的情况下也能准确地把握《论语》思想的精髓。

(一)核心词“仁”的创新翻译

由于受到语言表达和文化接受的制约，译者很难对“仁”的英译给出一个最终定义。正如王国维所言，“欲求贯穿统一，势不能不用意义更广之语，然语义愈广者，其语愈虚”[8]。译者要在传递源语文化内涵与避免虚化之间寻求平衡。辜鸿铭对《论语》核心词“仁”的英译以“moral”为基准，又根据不同语境有所变化。辜氏的创新之处在于，既没有通篇使用单一词汇，从而造成细微语义差别的流失；也没有使用一词多译而使“仁”的核心意义消失在语篇之中，造成读者理解的分散。辜鸿铭采用了核心词在不同语境下的稳定译法，灵活多变又不失精要，使西方读者始终能把握“仁”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这样精妙的翻译在辜译本中俯拾皆是，此处仅举一例。

例1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

辜译：Cofucius remarked, “It is the moral life of a neighborhood which constitutes its excellence. He is not an intelligent man, who, in choosing his residence, does not select a place with a moral surrounding.”[9]

“里仁为美”是指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美好的，强调的是追求仁德的生活。此处将“仁”译为“moral life”十分贴切。“择不处仁，焉得知”中的“仁”指仁德的地方，即周围有仁义之人的地方。辜氏将“仁”译为“moral surrounding”，更易让人产生被仁德的人环绕的画面感。这样的翻译对于西方读者来讲是比较容易理解接受的。

(二)用西方圣贤喻指孔子弟子

辜鸿铭对于译者中心地位的把握还体现在以西释中的翻译策略上。他创造性地用西方文化中品行、地位类似的人物来喻指孔子的弟子和中国古代圣贤，在原文与读者之间建立起跨越文化障碍的桥梁，使读者对纷繁复杂的人物形象了然于心。如：

例2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Note: TheSt. 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a pure, herotic, ideal character, the disciple whom the Master loved.[9]

辜鸿铭称孔子为Confucius，其一众弟子为disciples，这样可使人物关系化繁为简。但是对于比较重要的弟子，则将其名字译出，并加以注释。例如上文中，辜鸿铭用耶稣与门徒的关系来喻指孔子与弟子的关系，并将颜回喻为家喻户晓的使徒约翰。西方读者通过对照约翰的形象就能够准确把握颜回的人物特点，这无疑是译者通过发挥中心作用而完成的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凭借自身在中西方文化的造诣，辜鸿铭能准确把握译者的中心地位，并在两种文化中游刃有余、信手拈来。因此，其《论语》译本广为西方读者接受。林语堂这样评价辜氏的儒经英译：“不仅只是忠实的翻译，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7]

三、多维度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将其翻译方法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层面的适应与选择。译者应按照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原则，应用“三维”转换的方法来完成适应与选择交替循环的翻译过程。辜鸿铭的《论语》英译实现了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自由转换，达到了文化输出的目的。

(一)语言维

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0]。汉语和英语在句子形态结构和语义表达上存在较大差异。汉英两种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汉语是表意文字，句子多短小精悍、灵活自由，注重“意合”。英语是表音文字，对句子形态和结构有较高的要求，注重“形合”。而《论语》中的古汉语结构复杂、用词简洁，对译者的要求较高。辜鸿铭的翻译能够准确把握汉英语言特点，既使原意得到保留，又在结构和措辞上符合现代英语的要求。

例3“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辜译：“There were four things from which Confucius was entirely free: He was free from self-interest, from prepossessions, from bigotry and from egoism.”[9]

为完整地将其含义译出，并保留排比式的句型特点，辜鸿铭将意义相近的“绝”和“毋”均译为“free from”，使译文既达到了形合的要求，又与原文保持高度一致。将“意”“必”“固”和“我”分别用“self-interest”、“prepossessions”、“bigotry”和“egoism”来对应，使译文表意准确，文字传神。

(二)文化维

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10]。这种转换在本质上要求译者了解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异同，适应源语言的文化环境，并且避免对源语文化的曲解。辜鸿铭在翻译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内涵的传递。在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辜鸿铭迫切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同，以此来重新树立中国人的形象。因此，辜鸿铭常在注释中用华兹华斯、爱默生等西方文学巨匠的话语来诠释儒家思想，并利用中西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来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例4“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论语·乡党》)

辜译：Although he might have the plainest fare on the table, he would always say grace* before he ate.

Note: * An ancient Custom inChina equivalent in meaning but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saying grace” in Europe.[9]

此句中的“祭”是中华文化负载词，它不同于基督教旧约《圣经》中的杀牛羊向神献燔祭，而是用餐时盛少量饭菜置于餐桌一边以供奉神灵并表示感谢。“祭”的文化内涵对于西方人来说并不好理解，因此辜鸿铭将它类比为“saying grace”(饭前祷告)。“祭”与“饭前祷告”在文化层面上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即二者都是在就餐时因得着食物供养而向神灵献上的感谢。如此译法强调了中西文化的共性，使读者易于接受。

(三)交际维

交际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它要求译者在准确传递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的同时着重考察原文的交际意图，并使交际意图体现在译文中。交际意图的实现受到人们已有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对于《论语》中出现的影响交际意图实现的词句，辜鸿铭均对其进行了准确的解释。

例5“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

辜译：In ordinary life, unless the mat used as a cushion was properly and squarely laid, be would not sit on it.*

Note: * In ancient China, as now in Japan, among the people, there were no chairs; people, even kings and princes, sat on mats on the floor.[9]

由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席子这种物品，因此会造成交际障碍。辜鸿铭将席子翻译为“the mat used as a cushion”，并通过与现代日本的类比来阐述在古代中国没有椅子的情况下，君王百姓均席地而坐。这样的翻译和注释十分准确，也易于读者理解。

正如辜鸿铭自己所言，他的翻译方式是努力按照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翻译《论语》。[5]也正因如此，辜鸿铭的译文在语言上既有原文的音律韵味，又符合“形合”的要求；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又能唤起读者的文化认同感；既能忠实原文表达，又能扫除交际障碍，建立沟通桥梁。辜译《论语》实现了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自由转换，这也是辜氏译本备受青睐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辜鸿铭学贯中西，其儒家经典译作在西方社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当时社会达到了“每一脱稿，列国争传译”的境界[5]。在西方文化成为时代主流之时，辜鸿铭誓做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将中国文化输出到西方社会。在生态翻译学的关照下，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成功得益于三个方面：译者很好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整个翻译过程体现了译者的中心地位；译者在适应的基础上选择了恰当的翻译策略来完成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转换。因此可以说，辜鸿铭的英译《论语》是一部整合适应选择度极高的翻译佳作。用生态翻译学理论重新解读辜鸿铭英译《论语》，不仅可以使我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体会辜鸿铭“道固在是，无待旁求”的历史责任感，更为当今的典籍英译工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

[1]陈玉霞.辜鸿铭英译《论语》考述[J].兰台世界，2010(8)：58-59.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98.

[4]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J].上海翻译，2008(2)：1-5.

[5]黄兴涛.辜鸿铭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28

[6]Ku Hu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Shanghai:Kelly and Walsh,Ltd.,1898:7-8.

[7]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69

[8]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C]∥姚金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44-54.

[9]辜鸿铭.辜鸿铭英译《论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14-161

[10]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translated by Ku Hung-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QU Tong-fu

(Dept.ofForeignLanguages,MinjiangUniversity,Fuzhou350108,China)

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translated by Ku Hung-ming is very popular in western society.According to eco-translatology,translation is an adaption-selection activity.This paper interprets Ku’s transl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co-environment for translation,translator’s centrality and transformations.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Ku’s translation is an excellent piece of work with high integration of adaption and selection.

eco-translatology;Ku Hung-ming;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

10.3969/j.issn.1009-8976.2016.01.026

2015-09-06

曲通馥(1985—)，女(汉)，黑龙江齐齐哈尔，硕士，助教

主要研究英语语言文学。

H315.9

A

1009-8976(2016)01-009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