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义强,王苑青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515)



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傅义强,王苑青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515)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离不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经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研究以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所积累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的启动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对此问题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去否定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期间出现的问题夸大化，认为后三十年的改革背离了前三十年所走的道路，是对前三十年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否定；另一种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来批驳之，认为中国现如今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后三十年的努力和奋进，并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割裂历史的连贯性，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经济方面亦是如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虽然各具特点，但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性，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将有利于我们真正理解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

一、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具有一脉相承性

谈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不禁让人联想到“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等词语，似乎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一些人觉得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是停滞和倒退的。而毛泽东之所以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刚开始进行国家建设，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学习和模仿他国的经验是不可避免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了全面封锁和禁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向我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再加上苏联已经有丰富的管理社会主义的经验，所以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进行国家建设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苏联的经济模式实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为核心，并且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行政手段统一调节。在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期间这一模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联也是在这一模式下于50年代初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就更加增强了其对中国的吸引力。此外，毛泽东在新中国经济建设起步时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与国内一穷二白的现状也是分不开的。薄一波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在统一财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对于当时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迅速恢复凋敝的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应付抗美援朝的巨大开支，胜利地完成‘三大改造’的任务，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在这种特定的时代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这种经济体制有其弊端和不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过不利的影响，但是面对当时国外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国内经济落后的现状，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选择建立中央高度集权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为建国初期取得的一系列经济成就赢得了可能。正如1994年12月江泽民在天津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所说：“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希特勒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3]

而且，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深知苏联经验不能照搬照抄，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尽管我国在“一化三改”的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效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我国走的是一条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不同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方式。这一阶段我国作出的重大决策已经带有两重性：除了在宏观方向上与苏联保持一致性，还在微观决策上保持了中国特色[4]。1956年，毛泽东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并以此为起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做足了准备。

二、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济理论具有内在承继性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思潮，理论界有人将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提出要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产品无偿调拨，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针对这种情况，并结合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毛泽东认真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胆探索，形成了一些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社会主义阶段必然存在商品经济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商品经济。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存在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他指出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代表着两种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要实现它们各自的利益，只有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采用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方式。二是因为商品生产的命运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密切相关。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只要存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就应该保留。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论述虽然正确，但并不完整。他指出：“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6]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存在与生产力水平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对利用商品生产推动生产力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为后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研究拓宽了思路。此外，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的观点，扩大了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

(二)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针对当时将发展商品生产与发展资本主义相等同的一些传统看法，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观点加以肯定，即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待商品生产。他进一步指出：“商品生产，就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7]他多次强调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充分利用商品生产的积极作用，对不好的、消极的方面也不要惧怕，有就限制它。毛泽东这一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对我国利用商品经济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也为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更加坚定和自信。在怎样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有计划地进行，首次将计划和商品生产联相系。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决议与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分不开的。

(三)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既然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就必然要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对苏联违背价值规律剥夺农民的政策表示不认同，指出我们对工农业品的交换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1959年二、三月间，第二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对很多地方否认价值规律、搞“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同年3月毛泽东在批转山西省委的一个文件时又指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8]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肯定了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应充分利用它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突破了斯大林对于价值规律的限制，更为后来邓小平探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打开了一道突破口。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相关理论，最终对中国究竟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正确的决策。1979年11月邓小平在谈到市场经济问题时说到：“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9]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将这一原则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一直到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是在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济理论具有内在承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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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具有因果联系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毛泽东一直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为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积累和人力资源积累。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良种、化肥的使用以及水利的兴修，改革开放以后很难做到“一包就灵”。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收获最多的“人口红利”，也与毛泽东时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物质资源积累

首先，毛泽东时期工业有了重大发展。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时，受战争影响，我国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极端落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即使是在新中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的1952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4%。到1975年，这一比率颠倒了过来，工业总产值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仅占到28%，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初具规模[10]。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从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11．3%”，“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 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 600万吨增加到44 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 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于零发展到8 4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 930万吨。”[11]

其次，我国在农业发展方面实现了很大突破。70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经推广后，水稻单产量约提高20%。小麦、棉花、玉米等也陆续发生种子革命，产量和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到1976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由1949年的2 263.6亿斤提高到5 726.1亿斤，亩产量从137斤提高到316斤；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提高到4 410.9万担，亩产量从22斤提高到56斤[12]。毛泽东时期，水利建设对农业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各级政府的组织下，我国大规模兴修水利。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共新建水库8万4千多座，其中人民公社时期新建水库83 300座，占改革前新建水库的98%。大量水库的修建提高了防洪抗旱的能力，对农业稳产高产起到保障作用[13]。此外，70年代开始我国陆续在各地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到1979年这些装置的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化肥施用量迅速提高[14]。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良种、化肥等农业建设和技术改造，农村的发展繁荣想必也是无源之水。

再次，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1964年10月，成功爆发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5月，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同年10月，第一枚核导弹发射成功。1967年5月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进行。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同年12月，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5年11月，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回收试验成功。这些成就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邓小平后来说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5]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也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6]。

(二)人力资源积累

毛泽东除了在物质资源积累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支持，在人力资源积累上也为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了人口转变的过程。1950年我国的死亡率高达18‰，出生率高达37‰，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达到19‰的较高水平[17]。此后除了1960年，我国都呈现出死亡率持续下降，出生率下降十分缓慢的情况。这种低死亡率和高生育水平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大幅度上涨，并在整个60年代达到最高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少儿人口的比重相对减少，老龄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显著提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人口抚养负担降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少儿抚养比和总体抚养比都有很大下降，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得到很大提高。

这种低负担的人口结构使得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存在，并集中在农村地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为了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需要，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相当一部分人经历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生活和劳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在计划的方法下受到工人一般的管理和纪律约束，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亿万农民被编制在600多万个生产队中[18]。这些经历让他们在离开土地之前已经适应了被组织和管理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改革开放后顺利转型为“农民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生政策的保障下，大多数人都接受过初、中级的学校教育，人口素质得到很大提升。1949年，我国的文盲率达到80%以上。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19]。中国农村巨大的人口存在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还能够较快适应现代工业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又兼具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自然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长期依靠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加速转变，低负担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收获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供给。1978—2002年间，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即劳动参与率逐年上升，并保持在70%—86%的高水平，普遍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17]。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里，我国超过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即使是在“民工荒”现象发生的2004年，我国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农民仍有1.2亿，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0%以上[20]。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走向城市和发达地区，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避免了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造成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浪费产生。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由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创造出了新的生产力和巨大利润，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综上所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扬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体制具有一脉相承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建立在毛泽东时期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理论具有内在承继性。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计划和市场两方面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毛泽东时期积累下来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得到充分调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因果联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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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曹雷.公有制高绩效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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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104-110.

The inherent logic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ty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FU Yi-qiang,et al.

(TheCollegeofMarxism,Southern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515,China)

Building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for our success.However,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rty’s first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ist road experience.Mao Zedong exploration of the planned economy,the thought of socialist commodity economy research and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30 years the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 resources and human resources,laid the valuable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tart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planned economy；market economy；reform and opening up

10.3969/j.issn.1009-8976.2016.01.003

2015-12-2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度专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4JD710041)阶段性成果

傅义强(1969—)，男(汉)，江苏南京，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政治教育。

D619

A

1009-8976(2016)01-0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