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李莉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摘要】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环境发生了剧变，传统文化的生存土壤被时髦风潮悄然挤兑。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遇巨大冲击，许多宝贵的口传遗产濒临消亡。恩施州是地处内陆腹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山高路远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口传遗产较为丰富。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显示，近年来恩施州在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上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要使口传遗产得到进一步传承弘扬，还需不断努力。

【关键词】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对策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经济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传统文化遭遇巨大冲击，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加速了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口传遗产）的消失乃至消亡。为加强口传遗产的保护，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口头传说和表述”列为“非遗”首项内容。口传遗产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重中之重。近30年来，我国现代经济也在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迅速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乡村环境发生剧变，传统文化的生存土壤被时髦风潮悄然挤兑，口传遗产的生存状况实在让人堪忧。传承队伍日趋萎缩，传播空间日渐狭窄，社会功能日益边缘，一些珍贵的口传遗产濒临消亡。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将“传统口头文学”列为口传遗产头项，民间口传遗产的研究再度引起学界重视。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是地处内陆腹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山高路远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口传遗产较为丰富。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显示，近年来恩施州在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上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归之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恩施州在口传遗产抢救、保护、挖掘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1984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活动，恩施州8个县市分别采编了“民间故事集/歌谣集/谚语集”，第一次对恩施州内少数民族的口传遗产作了较大规模的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1990年后，民族文化研究掀起新高潮。出版的专著有《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田发刚1998），《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献集成》（胡萍等2008）等。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组织出版了《土家族研究丛书》16部（湖北民族学院，1999），《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35部（恩施州民宗委，2000—2006），《民族文化丛书》54部（八县市民宗局，2005—2010），《巴文化丛书》10部（恩施州职业技术学院，2005），《民族民间文化丛书》6部（恩施州文体局，2006）等。这些丛书对恩施州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较系统的搜集、整理，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探讨了各民族文化。其中《宣恩民歌精选》《宣恩民间故事精选》《来凤土家族长篇叙事情歌》《来凤民间歌曲》《鹤峰柳子戏》《南剧》《巴东堂戏》《利川小曲》等资料以文本形式介绍了各县市独具特色的民歌、地方戏及其表演形式，为口传遗产的保护、推介、宣传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土家族口传遗产的专题性研究逐渐增多。田发刚在《鄂西土家族传统情歌》（1999）中对土家族情歌做了宏观探讨；蔡元亨的《大魂之音：巴人精神秘史》（2001）、余咏宇的《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2002）、谢娅萍的《土家族民间文艺的文化人类学阐释》（2005）分别运用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理论阐述了土家族民间文学、口传文化的深层内涵。丁世忠在《试论佛教伦理对土家族民间故事的影响》（2009）一文中分别从不同视角探究了土家族民间文学的艺术特点。

第三，口传遗产被其他学科如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作为辅助资料得到间接研究。如龙子建等《湖北苗族》（1999）、唐洪祥《酉水河边》（2002）、雷翔《梯玛的世界：土家族民间宗教活态仪式“玩菩萨”实录》（2006）、刘伦文《母语存留区土家族社会与文化》（2006）、陈正慧等《乡民们的庆典》（2009）、谭志满《文化变迁与语言传承》（2010）、谢娅萍等《土家族村落文化的审美流变》（2010）等专著在部分章节旁涉歌谣、故事、传说、谚语、方言等民间文学内容，从侧面彰显口传遗产在文化学、传播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重要功能。

除了解现有的文献资料外，笔者也多次深入田野进行了大量调查。两者结合，对恩施州口传遗产的保护现状以及传承形式进行了归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民间个体自觉传承，构成口传遗产传播的主要力量。民间社会，千千万万的底层老百姓是口传遗产的重要传承主体。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在茶余饭后的闲谈聊天中，在田间地头的劳作之际或劳作之余，在走亲串友的交往交流中，都会自发地创作或传唱歌谣，讲述故事、笑话，借此活跃气氛，缓解疲劳，娱乐生活。这看似他们的小众行为，可是，当无数个小众的力量汇聚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民间俗语“众人拾柴火焰高”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事实上，民间个体的传播很少有组织，也很少有领导者，大多数依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觉传播。在各种民俗活动中，优秀的民间艺人常会义务牵头组织人们积极参与，不为名，不图利，只为自己的生活需要，或是为了某个乐子，某种趣味。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人也会自觉地积极参与其中。经历几次活动，耳濡目染中年轻人就学会了，祖宗留下的财富就这样代代传承下来。旧时优秀的民间艺人会受到人们尊敬，今天他们又是民间文化传播的旗帜。例如，鹤峰田歌传人王桂姐姊妹、巴东撒叶儿嗬的传人谭学聪、恩施红土乡山民歌歌手张凤娥、建始民歌《黄四姐》演唱者文建华等人，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家乡长期自觉传唱各种歌谣，经媒体宣传后成为民歌传承的代表性人物。此外，还有广大普通老百姓也在日常生活中口传心授各种民歌和技艺。笔者调查得知：来凤百福司镇一位厨娘一次就能演唱100多首不同的山歌，还可以根据客人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运用不同的曲调编唱歌词①。恩施屯堡乡的刘加双自小喜爱民歌，为了传播民歌，他自己组织了一支乐队经常为各地乡亲表演。屯堡乡马者学校的谭明成老师退休后，自觉收集当地山歌，整理唢呐曲调，还自愿在当地幼儿园和小学义务传授传统的打连响技艺②。无数个体汇聚成一支支传播大军，铺就了口传遗产传承的重要基石。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现代生活迅速介入民间社会，农村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离开了家乡进城务工，无形中脱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环境，不自觉地离开了传承队伍，口传遗产失去了重要的传承力量。即使没有离开家乡的，也因电视、网络、手机的普及，大量的新信息、新生活逐渐取代了口传遗产的功能，使口传遗产失去了生存环境。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依然坚持不懈地自觉传承口传遗产的民众，就更值得尊敬和爱惜了。为此，地方政府应该予以特别关注和重视，制订有效措施，给予其物质帮助和精神奖励，甚至授予荣誉称号，有意识地保护他们。同时也要重视学校教育，将口传遗产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传播给一代代人，再由他们去发扬光大。

（2）民间集体自觉传承，构成口传遗产传播的基层组织。中国乡村，民众居住分散，看似松散的结构中，人们依据血缘关系之亲疏、邻里关系之远近，构成复杂庞大的家族、朋友、邻里关系网络。长期稳定的面对面生活，民间不断形成各种各样的节庆礼仪，如生日聚会、婚庆喜事、孩子满月、修房上梁、乔迁新居、丧葬礼仪、还愿请神、端午访亲、中秋团聚、春节拜年、元宵灯节等。系列活动中，人们彼此相互邀请，频繁交往，热闹聚餐，聚集一堂后讲故事、笑话、传说自娱自乐，或唱歌跳舞，或邀请民间艺术班子表演，共同欣赏，娱人娱己。民俗活动是民间社会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纽带，是口传遗产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和重要途径，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

民间社会的家族、艺术团体、村组合作交流都是集体自觉传承的重要方式。建始县三里乡以《黄四姐》为代表的系列民歌传承久远。据说，“从第一代传人黄齐兴到现在的黄宗界、黄宗定、黄宗平等，《黄四姐》已有八代传人”③。类似民歌在家族传唱中并不多见。鹤峰王桂姐和王月姐是从外婆那里学唱民歌，王氏姐妹又传给女儿，也形成了家族传唱风气。长辈的兴趣爱好和歌唱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代的继承产生巨大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大为减少，单靠家族传播已是十分困难，“子承父业”的情形发生了变化，家族性传承渐趋衰微。可是，当地方经济好转后，人们对祖辈曾经留下的民间艺术仍存留在心头和记忆中，渴望重温传统民间歌舞的现场感和亲切感，于是民间文化表演队应运而生。笔者在恩施屯堡乡调查的一个案例具有一定典型性。屯堡乡农民刘加双，自幼十分热爱民间文艺，熟悉当地流行的各种山歌、民俗礼仪活动。6年前他组建了“恩施土家族歌舞团”，自任团长，利用民间各种婚丧喜庆活动，表演民间传统节目，受老乡邀请曾带领团队远赴浙江表演，深受大众欢迎。这样的民间团体，生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能将传统与时代需求较好结合。因为经济上全靠团内成员演出获得，因此他们必须寻求更好的成长空间和发展契机。这些有益于传统文化弘扬光大的民间团体，政府应大力支持，必要时给予相应的经济援助④。

这类团体活动的结果表明:要传承众多的民间文化，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物质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3）地方政府、文化界人士热心关注，为口传遗产保护建言献策。在全球性重视口传遗产保护工作的文化热潮中，恩施从州政府到各个县、市、乡、镇、村都认识到了口传遗产保护的重要性。2005年，州政府出台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建立了国家、省、州、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被列入遗产保护的项目有82个，先后命名民间艺术大师5批48人（网查到2011年），民间艺术表演队伍25支。另有8个乡被文化部、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口传遗产的保护树立了标杆，扩大了乡村民间文艺队伍，推动了口传遗产的发展与繁荣。

口传遗产面临濒危处境，各路学者也积极奔走呼号，撰写文章，提出建议，要求人们重视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典型案例是当代作家冯骥才。他曾经号召大批作家和学者深入村巷，寻找老街，保护老城。他的建议和倡议引起了社会热烈反响，并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尤其得到了“学院派”的支持。近十年来，口传遗产研究机构也纷纷涌现，如去年湖北省就在全省设立了十个非遗研究中心的分部，“鄂西南非遗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之一。全国各地有很多学术刊物专门开辟了口传遗产研究栏目，口传遗产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科研项目和研究成果也愈益增多⑤。

恩施州丰富的口传遗产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坐落于此地的湖北民族学院近水楼台先得月，把恩施的口传遗产当作该校学术研究的重头戏。在该校专家的积极努力下，“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研究中心”“湖北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均在该校挂牌成立。这些机构的建成与建设不仅促进了口传遗产研究，也有利于恩施口传遗产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学校的许多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的获得也得益于各级部门、各路学者对口传遗产的重视。此外，全国各地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如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三峡大学武陵民族文化研究院、湖北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吉首大学、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也常到恩施采风，调查和了解恩施民族文化。

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为口传遗产的传播推波助澜，理论提升又拓宽了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思路，促进了地方文化经济的发展。作家们利用文学创作将口传遗产以文字的方式记录并传播。恩施本土文学的创作者们十分关注口传遗产的传承。少数民族作家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形式记录口传遗产，歌谣、故事、传说、谜语、笑话、戏曲、方言等文化样式被文字记录下来，其伴随作品的保存、传播得到弘扬。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保护、传播口传遗产的重要途径。

（4）学校教育重视民族文化，加大了口传遗产保护与传承步伐。恩施大中小各级学校重视口传遗产的保护与传播。恩施州教育部门为中小学和幼儿园编写了简易的民族文化教材，让本土孩子们学唱民歌，讲民间故事和在节假日进行表演。有几所乡镇小学还开办了苗语、土家语课程以抢救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恩施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不遗余力地保护、研究口传遗产。他们创办了刊物《巴文化》，并坚持对恩施口传遗产进行调查、传承，该刊很多栏目的很多文章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宣传了恩施口传遗产。湖北民族学院则根据专业要求从不同层面大力开展对口传遗产的研究。从课堂教学到课外活动，从学生学习到教师科研，都把口传遗产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中文专业的师生侧重民间文学和文学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成绩出色。不但教师积极组织参与各类口传遗产保护的教学、科研、调研活动，近几年，大学生也通过申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深入田野开展民族文化的调研。例如，2014年以汉语言文学12级学生谭学春等为代表的小组深入鹤峰乡村，调查“鹤峰山民歌传承状况”⑥，发现了民间艺术家对民歌文化的热爱以及传承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难，进一步认识到口传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与艰巨性。民族学、文化学专业的师生侧重于口传遗产的社会调查，成果丰硕。民族研究院和法学院的老师接连不断地承担了各类民族文化研究课题，出版了系列专著，他们间接或直接地宣传、传播了口传遗产。艺术专业的师生侧重民族歌舞的传唱和表演，通过地方、省和国家各级媒体的大力宣传，已在社会各界赢得了美誉。学校师生成为口传遗产保护、传播的一支生力军，影响深远。

基于此，笔者以民歌为例，专门撰写了《民歌文化的校园传承与创新》一文，阐述学校教育在促进民歌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文章指出：“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学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宣传优势，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校内外活动以及教师的科研、创作等活动传承民歌，创新民歌，为民歌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应有的贡献。”[1]

（5）各种现代传媒手段积极参与，为口传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了新范式。电视台、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网络、手机等媒介成为口传遗产保护与传播的重要工具。近几年，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春晚”“星光大道”“中国·民歌”等节目都重视民歌的表演，恩施民歌《撒叶儿嗬》《黄四姐》《一根冬竹笋》借机荣登大雅之堂，有的还能斩获比赛名次。恩施电视台、土家族文化网、恩施土家网、恩施论坛、湖北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媒介大力推广各类恩施少数民族文化，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采用不同方式为口传遗产的弘扬做出了贡献。

对此，笔者的论文《现代媒介技术作用下民歌文化生产与消费之新态势》从媒介视角对民歌文化的传播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证。笔者认为：“在现代媒介技术的影响和强有力作用下，民歌文化的社会地位、经济潜能和精神影响已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民歌从传统的单一的口耳相传发展到有声有色、有形有像、有实践有理论、有实力有组织的丰富多彩的生产、传播、消费多层递进、多元共生局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态势。”[2]

除民歌外，口传遗产中的民间故事、笑话、戏曲等也有新的传播形式加以改造创新与传承。他们有的被改编为动画置入荧屏，有的被搬上舞台拓展了传播空间，有的被制作成耳目一新的读物被印刷出版，有的被设计成各种图案依附于文化用品、生活用品，这些内容最后均可以编辑成相关文字、图片、影像资料入网络，再进一步予以宣传、推广、消费，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多层面的传承系统。

（6）现代旅游为口传遗产传播提供了新平台。随着鄂西生态旅游圈的深度开发，近五年，恩施旅游出现前所未有的火爆景象，旅游业成为恩施重要的支柱产业。去恩施旅游不但可以观赏景色壮丽的自然风光，更能领略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为游客演唱民歌已成为导游工作的组成部分，若遇上节假日或是隆重的民族节日（如女儿会、牛王节），游客还能欣赏甚至参与到更精彩的文化节目。作为旅游商品的各种土特产（如鲊/渣辣椒）和工艺品（如西兰卡普）也能将口传遗产（如故事、传说、歌谣等）物化为符号，印刷、包装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对此笔者曾在论文《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作为恩施州旅游经济发展之文化定位》中有过较为深入的分析。文章得出的结论为：“作为‘情’性之载体，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恩施旅游中能发挥特别功能。它们遍布于恩施的山山水水，活跃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若把其中的有利元素置设于旅游，让文化因子熔铸于自然胜景，自然胜景充盈文化气息，天然之景与文化之情有机契合，旅游便有了丰富、醇厚、精彩的内涵。特色旅游、文化旅游就能成为恩施旅游品牌，进而为恩施经济的腾飞助一臂之力。”[3]

口传遗产保护中尚存的问题及其对策如下：

（1）口传遗产保护的广度需要扩大，力度需要加强。实际生活中，除部分口传遗产被列为保护对象，引起广泛关注外，仍然有海量的口传遗产如古歌、老歌、民谣、俗语等散落在恩施广大乡村，存活于老百姓口中，有待进一步搜集、挖掘、整理、推广、宣传和继承。这项意义深远、价值非凡的工作尚未引起相关人员的足够重视，需要大家艰苦而漫长的努力，以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尽管政府和学界已有不少保护措施和方法，如政策保护、传承人保护、器物保护、文化节目保护、书面成果保护等等，但对口传遗产生长、生存的土壤、话语环境以及总体文化氛围的保护意识还不够。传统的文化土壤和文化氛围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特别是现代话语对口传遗产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冲击力。各级政府要有政策支持文化空间的原生态保护，防止在社会的发展中有意无意地破坏文化资源，强化保护的力度和深度。

（2）口传遗产保护方式要灵活多样，保护机制要健全长久，保护措施要落到实处。在现代乡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能继承口传遗产的只有部分留守在家的中老年人，青年较少，加上受“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很多年轻人误以为口传遗产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不愿积极传承。为此，政府要大力提倡，对自觉传承的个人和单位要给予物质上的援助，精神上的嘉奖，要给予他们发展能力的空间和展示才艺的舞台，重视各种健康有益的民间活动和民间仪式，广泛收集、采录、整理、印刷、出版、展示各项成果，形成集音、形、像、意、义、物等内容为一体的一条龙保护策略。

此外，需要建立保护制度、保护队伍，明确保护责任、权利和义务。大力宣传“非遗”保护在提升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人生价值、健康价值等方面的意义。

认真贯彻各项方针并落实措施是口传遗产能获得真正保护的关键环节，同时还需要建立责任制，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并不断总结经验、推广经验，从而深化措施。

注释：

①2013年10月笔者与同事带领部分研究生赴来凤县百福司镇采风。在等待吃饭的过程中，厨娘一边择菜一边唱歌，嘹亮的歌声吸引了我们。一阵攀谈后，厨娘十分高兴地讲述了她爱唱山歌的经历。吃饭时，她端着酒杯为每位在场的客人敬酒唱歌，并能根据每个客人的身份即兴编唱歌词。她的热情和歌唱才能令人兴奋和激动。笔者深刻地感受到：民间仍活跃着不少优秀的民歌手，他们为生活而歌，为兴趣而歌。

②这个信息是2014年12月笔者与同事带领部分研究生赴恩施屯堡乡采风时了解得到的。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之情和积极传承的态度令人感动。连响，是恩施民间一种歌舞相伴的演艺活动。有的称为连湘，也有的称连厢。表演时，人们手持镶嵌有铜钱的竹竿（竹竿约2尺长，两头系有流苏，竿身刷有红黄等不同颜色的涂料，轻巧漂亮）根据音乐有节奏地轻轻击打手臂、腿部、背部等地方。演唱曲调大多是传统的，歌词可以即兴自编，舞蹈动作可以传统与现代结合。群体表演时，且歌且舞，队形变动有序，动作整齐一致，非常壮美。连响既可以自娱健身，也可以参加各种表演活动。

③恩施女儿城民歌表演中就有黄氏后裔在传唱《黄四姐》。

④有些民间团体由于得不到政府支持，经费紧张，队伍青黄不接，经营几年后最终处于瘫痪状态。大学生（2012级谭学春、方明星、张启帆、余成等同学）调查“鹤峰原生态山民歌传承状况”时就发现了类似问题。鹤峰覃腊秀以王桂姐、王月姐姊妹为中心人物，组织了“月桂演唱队”，他们到处搜集山民歌，编写山歌集，带领队伍到处演出，但终因经费不足而瘫痪。此外，王桂姐两个女儿为了支持县政府的民族文化艺术节，放下农活参加演出活动，结果政府给每人每天只补贴30元，连往返车费和生活费都不够。她们的热情受到打击。

⑤如笔者曾主攻中国当代文学，后来发现当代文学与口传遗产关系密切，又把部分注意力转移到民间文化研究，近几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有十余篇。

⑥这是由笔者指导的、谭学春同学负责的湖北民族学院大学生创新项目（2013年立项）。

参考文献：

[1]李莉.民歌文化的校园传承与创新[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4）：126-129.

[2]李莉.现代媒介技术作用下民歌文化生产与消费之新态势[J].文艺新观察，2014（10：）12-15.

[3]李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作为恩施州旅游经济发展之文化定位——以巴东县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2（5）：23-27.

责任编辑：黄贤忠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 of the O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Ensh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Example

LI L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Hubei 445000, 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living soi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squeezed quietly by fashionable agitation with the upheaval of rural environment. O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ncountered great impacts, and plenty of valuable oral heritage was facing disappearance. Enshi Autonomous Prefecture belonging to minority areas is located in the inner part of China, therefore, oral heritage is preserved abundantly because of the remot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Literature material and field work showed that recently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were taken on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heritage, and some effects were gained. However, efforts should be made constantly in developing the heritage further.

Key words:o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tatus;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作者简介：李莉（1970—），湖南双峰人，女，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民族民间文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重点项目“民族高校民间文学之课堂教学与民族民间文化之传承创新”（项目号：KJY201303）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9-08

中图分类号：F5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6）01-0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