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玺

(惠州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广东 惠州　516007)



“新常态”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思考

陈德玺

(惠州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系，广东 惠州516007)

摘要：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常态”的思想对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启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文化精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常态”主要反映为监管“速度”和“质量”并重的效率观，力求一般性与特殊性相平衡的方法论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的发展观。

关键词：新常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新常态”思想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要义，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重要启示。这也就是说，在治校理政过程中，意识形态工作同样形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新常态”，本文称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常态”。其“新”的表征是讲求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效率观，点面相结合的方法论和在继承中有创新的发展观。

一、“新常态”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效率观

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部分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云集中央党校畅谈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建设问题，主旨鲜明，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这可以看作是对共产党人的学风的一次自觉实践，但“学习”就要真学，并做到真懂和真用，更要善于运用“新常态”思维分析当前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首先，从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来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调整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形势，因此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应该紧扣时代发展趋势，积极应对，化被动为主动，当务之急就需要提升工作节奏，凸显工作的速度。

众所周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转变，我国GDP产值位居世界第二，区域竞争优势显著，但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节奏总体上略显滞后。反观欧美(以美国为例)，在国内经济发展迟缓的形势下，转而通过意识形态工作和挑衅的国际行动转移国内危机和民众注意力，在东欧、北非、中亚、南亚一带策动“颜色革命”，而在乌克兰危机、突尼斯动乱，埃及的倒“穆”运动、叙利亚危机、打击伊斯兰运动等事件中，美国更是扮演了始作俑者的积极角色；在亚洲，美国推出“重返亚洲”战略，怂恿中国周边国家与我国搞摩擦，制造紧张的双边关系。近期，这种不良的全球政治气候持续发酵，香港地区以高校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学联”和“民运”人士实施了“占中”行动，引发香港地区大规模的骚乱。这些事件给处于思想前沿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遗憾的是，面对来势凶猛的形势，我们的应对策略还是传达会议和文件精神，举措上依旧是“围”“堵”“防”。但据实而言，这一反应速度往往赶不上事态的发展速度，进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并没有与学生处于同一频率，所以往往是事后才进行教育和疏导，被外因牵着鼻子走，被动应对的局面始终难以改变。

其次，从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来看，国内经济转型、社会转变、体制转轨构成加强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动力，需要意识形态工作准确和科学地反映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及时占领话语空间并正确引导高校师生。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融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因此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准确反映师生思想、文化、心理的变化及特征，并正确地将这种变化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动力[1]。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但产业结构粗放、效益低下已成为制约科学发展的严重问题。为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但在经济结构转型、社会转变、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矛盾，也相应带来了大学生就业难、创业难等问题，进而引发大学生心理问题，出现思想偏激、行为失范等情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身心条件下，大学生很容易被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所掳获。通过调查走访发现，网络化、信息化全覆盖下的高校校园内，学生能够很容易地获取涉及黄赌毒的相关信息，而主管机构并没有及时介入。所以，对这些问题须及时进行干预，而所谓“及时”就是一旦发生意识形态事件，相关工作人员就必须第一时间介入，查明原委，批评教育，对于涉及违法犯罪的，应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再次，从意识形态斗争手段的多元性来看，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充分体现“党性”的要求。所谓“党性”的要求，即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态度坚决、正本清源，以高效构筑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从人类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共产党人与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回顾历史，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从科学走向实践，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实践，从传统社会主义走向现代社会的300余年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从显性走向隐性，从个别领域发展为全方位。

熟悉美国对华战略的人士一定不会遗忘，20世纪50年代，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专门拟定“和平演变”的十条方针，其政治意图在今天看来极富前瞻性、务实性和颠覆性，可谓“的”“矢”一致，很值得我们思考。杜勒斯曾这样说道：“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他还说：“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他们宣传所针对的对象主要为高校大学生群体，宣传的内容均涉及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时下，大学生群体观看的电影九成以上为好莱坞大片，喜欢的文娱节目有“脱口秀”“NBA”等，服饰上青睐阿迪达斯、耐克、乔丹等，饮食上热衷麦当劳和肯德基，留学或交换生的首选目的地是美国等等，这绝不是巧合。

由上述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外因和“党性”要求可知，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因此，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就要有担当，决不能放任自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很严峻，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不想讲、不敢讲、不愿讲、不能讲的尴尬陆续上演，主管部门不想管、不愿管、不能管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依旧存在，师生中不想听、不愿听、不愿接触意识形态工作的群体和个体在逐年增多，这势必侵蚀“中国梦”实现的根基。总之，按照马克思借用欧洲人的谚语——“这里就是罗德岛，就在这里跳舞吧！”做好新形势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我们需要采取实际行动。这就是说，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在高校开展好意识形态工作。当然，也要避免形式化，要真正将工作融入师生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入心入脑。

二、“新常态”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论

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须讲求合理的方式与方法，否则事与愿违。这一点对于从革命走向共和进而开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陌生。可以说，做思想工作一直以来就是我党的最大优势。

(一)建党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工作从“经典”走向“大众”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建立至1949年10月建国，28年的峥嵘岁月铸就其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内生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用实践砥砺的。

“马克思主义源发于欧洲，途经苏俄，在中国落地生根并磅礴发展，经历了‘原生态’、‘次生态’和‘再生态’，催生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成果。”[2]可见，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是要坚持实事求的基本态度，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另一个是要有正确的“灌输”手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行转化，使之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始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李大钊和艾思奇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大钊是建党的发起者之一，经他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深得广大青年以及工人阶级的拥护。他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刊发于《新青年》，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挑战者为胡适先生。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火药味十足。李大钊毫不示弱，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颠灭不破的真理的信念，与胡适进行了4次理论的交锋，最终以胡适被驳倒而收场。谈及这场论战的目的意在强调，目前人们被一系列的“问题”绊住了脚，被纷繁复杂的形势扰乱了思维，混淆了视听，从而松动或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仰，其实质则是一些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今天，在高校领域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工作，意在延续这一思路，深化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积极倡导者，他笔下的《大众哲学》是当下意识形态战线工作者们应当加以借鉴的“法宝”。顾名思义，“大众哲学”就是要将哲学从哲学家们晦涩的思辨中解放出来，让普罗大众都能理解，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恰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3]70所谓“现实”，就是人们每日都在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艾思奇在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基础之上，采用了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比如用“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解释了“二元论”，用“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影视形象阐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用雷峰塔倒掉揭示质量互变规律等，深入浅出地谈及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理论问题。此书一出，收到了很好的实战成效，至今该书已连续再版达32次之多，受众数以万计，就连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谈及大陆之败时也将共产党的成功归因于《大众哲学》。

借鉴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我们看到当前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少马克思主义功底扎实的好老师。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的教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实战者，但在现实中则良莠不齐，更有甚者，有的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自由化”的说客。二是缺少有效的媒体支撑。虽然时下新媒体已全覆盖，但却很难说里面的思想和内容都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三是缺少适宜当代大学生心理结构和认知方式的“教科书”。大学生“三屏生活”*“三屏生活”，指当下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已发生深刻的变革，电子读物取代纸质读物已是大势所趋，与阅读纸质图书相比，高校大学生更喜欢通过“电视屏幕”“手机屏幕”和“电脑屏幕”获取信息。其优点是便捷高效，缺点是容易导致大学生思维封闭，创新思考能力蜕化等。之外就是专业书籍，“五大课程”*“五大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这些课程是高职以上高等教育课程必须开设的学分高、难度大、实效性最难把握的课程。的实效性被弱化。

(二)建国建设时期：意识形态工作从“鼓动”走向“运动”

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主要工作就是彻底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一切落后的、愚昧的和迷信的残余，在思想文化领域打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思想文化空间。为了达到相对理想的效果，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惯常的工作手法，通过宣讲会、座谈会、贴标语、拉横幅、大游行等方式，一句话，通过“运动化”*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积贫积弱导致国力衰落，向西方学习就成为实现后发赶超的不二选择。这种选择的实现方式往往急速地“运动化”，也即以“文化运动”或“政治运动”的方式达到目的。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的一些项目工程，也跳不出运动化的逻辑。的方式使国家的大政方针及时落地。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3]，一定的思想文化发展水平反映了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那个时代被烙上强烈的政治符号，时至今日，人们仍会联想到那个时代的“大生产”“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再提速，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极左”思潮一度主导意识形态，给整个国家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经济的损失可以量化和货币化，而思想文化领域的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与货币是不可通约的。当然，这里也不能完全否认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取得的积极成就，甚至可以断言，没有当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度不可能催生“两弹一星”的奇迹。

从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中，我们能够梳理出对当下的以下启示：一是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融入青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成为大学生自觉的行为习惯，增进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引导出统一的政治行为；二是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避免重蹈“左”的或右的覆辙，同时要合理诊断出当代大学生思想文化心理多样性的成因，要春风化雨般地凝聚其对社会主义的共识；三是意识形态工作不能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要积极开辟意识形态第二课堂，从实践入手，“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4]，从而增进大学生的主观感受，激活思想文化的创造力。

(三)改革发展时期：意识形态工作从“解放”走向“虚无”

“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转变了国人过去对“资”与“社”的二元对立的简单认知，即社会主义国家也允许商品流通，也可以发展市场要素；在政治层面终结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变迁必须凭借革命的“一元论”历史观和政治观，转而坚信“革命”和“改革”都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方法；在思想文化层面解放了国人禁锢已久的思想，达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当经济改革成为常态的时候，一度从社会上绝迹的诸如拜金主义、唯利是图、享乐主义、骄奢淫逸等也复活了，并日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也不免沾染上了“金钱病”，于是权钱交易、学术腐败等现象时有发生[5]。这已危及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最明显也最直接的就是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认知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个别老师在课堂上利用大学生的认知心理尚未成熟而进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教，误导青年学生。

这启示我们：一是在富足的物质文明和巨大的财富面前，一刻也不要忘记改革开放不是免费的，开放的过程必然伴随有泥沙俱下的问题，所以需要意识形态工作主动介入，以把控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阀门，真正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二是当代大学生要主动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知识，做一个在思想上有崇高信仰的人。三是当代大学生要主动承担社会历史责任，即要做“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维护者和践行者，传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6]。

三、“新常态”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发展的学说，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7]53是我们考察一切社会发展问题必不可缺的理论指南。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原本属于政治学范畴，社会发展观则属于哲学范畴，而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恰恰就是“新常态”。所以，为了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绝不能搞自我封闭，而是要以开放的姿态，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去建构和创新适合的发展路径，以期在庇佑“中国梦”实现的征途中切实发挥好引领和保障作用。

(一)巩固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

在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的捍卫，需要每一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真正担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政治课堂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案例的分析、每一个原理的讲解，可以根据教师个人专业能力水平各异，但绝不能以已之好恶进行诱导式的价值判断。这正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力、权威性和政治性所在。一堂高质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吸引力在于老师深邃的专业视角以及清晰的逻辑梳理。

(二)发挥好政工队伍的突击反应能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夯筑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主力军，他们的工作职责是利用8小时的课堂教学进行“阵地战”的争夺。另外，也要发挥党委书记(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学生干部这支队伍的积极作用，他们的优势是进行“运动战”，在8小时之外的领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由于“运动战”往往以“单兵”突击为主，适当穿插群体攻防，所以对政工队伍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更高，在时间上要求做到随呼随到，在环境设置上要做到线上线下，在事件处置上要求情理兼备，在个人诉求上要做到舍己奉公等等。总之，政工队伍要善于攻坚克难，在日常繁杂的工作中攻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难题。

(三)营造好正气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大学校园，既是大学生学习与嬉戏的场所，也是生活与工作的处所，所以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至关重要。一所好学校，不仅要有“大楼”，有“大师”，还要有正气向上和人竞向学的人文氛围。时下，“大楼”和“大师”在各大高校已不再是问题，而关键在于后者，即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距离大学精神还有较大差距。为此可考虑从4个方面加以改善：一是做好思想政治理论图书和报刊的投放工作，为学生订阅相关的报刊杂志，在生活区、停车场、食堂等场所增设报刊阅览室，及时投送、宣传和推介；二是将旗帜亮出来，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一周或一月举行一次主题性的升国旗仪式，激发爱国热情；三是充分利用好校园广播，在课间、午后、傍晚转播文化经典和时事资讯，提升校园文化的品味和档次，同时将意识形态工作融入校园文化，形成校园文化持久发展力；四是可根据“微时代”信息获取“短平快”的特征，组建工作队抢占虚拟空间，进行有效的交流、解读和引导。

(四)完善网络舆情的监督管理机制

在我国，网络化发展大潮席卷各行各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伴生的QQ、飞信、微博、微信等虚拟社交平台的出现，极大程度地拓展了主体交往空间。由于新媒体的虚拟性、个性化和快速性等特征，抢占和压缩了传统媒体资源的话语空间，于是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人人都是播音员，人人都可以随性地披露信息，从而给人员集中、诉求多元的高校带来了超负荷的舆情监管压力。为此，守卫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在虚拟世界的领地，需要超越传统的工作模式：一是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准确地传达有效信息、保持学校、师生间沟通渠道的畅通；二是加强网上不良信息的过滤力度，对不实言论的制造者给予及时处理；三是在师生间形成舆情共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氛围，规避信任危机；四是挖掘和培育广大师生推崇的网络话题与典型人物，凝聚网络正能量，引导师生积极追求真、善、美。

(五)建设好全校师生共有的精神家园

大学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也是最能让人产生淡淡乡愁的地方。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大学有同学之间、老师之间、师生之间多元的人际关系网络，每一种社会关系就赋予其一种角色，每一分子都试图去扮演好它，共同建设好这个“大家”。在传统社会，维系家庭稳定的纽带是血缘和姻亲，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有祖宗崇拜；在现代社会，维系社会稳定的纽带则是诚信或信用。而现代性的危机之一就是信用危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每个个体都不再是血缘共同体，而是利益共同体，利益成为衡量亲疏的标准。高校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师与同学的关系是基于专业与人格之间而形成的信任关系，要在此基础上建立师生共有的精神家园。在信用缺失的当下，意识形态工作既要疏通学校与学生之间，也要打通师生之间的精神阻隔，共同守护好这一份圣洁的乡愁。

参考文献：

[1]丁舰丰，朱芸芸.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基于现实与虚拟两种方式的比较[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5(6)：8-11.

[2]王勇，陈德玺：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说开[J].唯实，2012(7):40-4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5.

[5]阮李全，付乐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拓展:资源节约教育[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31-36.

[6]黄鑫.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四对关系[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8)： 96-99.

[7]李恒瑞.发展观念的革命——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论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53.

(责任编辑张佑法)

On Dialectics of Ide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New Normal State”

CHEN De-xi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Abstract:Comrade XI Jin-ping’s governing the “new normal” idea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which embodies the cultural spirit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e “new normal” of ideological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inly reflects the concept of efficiency of both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regulatory, and strives to phase equilibrium theory that approaches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and the view of development that continuous innovates in inheritance.

Key words:new normal; university; ideological work; socialist core value

中图分类号：G64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425(2016)03-0077-06

作者简介：陈德玺(1984—)，男，贵州大方人，讲师，研究方向：发展哲学、文化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教育理念创新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研究”(GD14XZX01)

收稿日期：2015-05-22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6.03.013

引用格式：陈德玺.“新常态”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思考[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3):77-82.

Citation format：CHEN De-xi.On Dialectics of Ide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New Normal State”[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3):7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