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朋军，于　鹏（.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北京市0008；.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市0008）



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落实“一带一路”投资战略的影响

孙朋军1，于鹏2
（1.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北京市100081；2.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市100081）

摘要：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三种动因。文化距离负向调节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正向调节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对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无显著影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关注文化距离的影响，资源寻求型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可选择与我国文化差异小的国家；市场寻求型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可选择文化差异较大的发达国家，以获得东道国的市场；而由于文化距离对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相关企业应结合行业、国际产业链竞争状况等因素综合决定其投资区域。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动因；区位选择；文化距离

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持续高速增长。商务部《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231.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年度投资额是2002年的45.6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8826.4亿美元，在全球按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中较上年提高3位，位居第8，首次进入全球前10行列；投资区位分布在全球186个国家（地区），但集中度较高，201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或地区存量占总量的近90%。2015年，中国开始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区域，可以预见“一带一路”战略将极大助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主题文化距离（国家间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备了更现实的意义，并可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提出针对性建议。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异军突起以及所呈现出来的诸多特征，如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区位选择等问题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归根结底是企业的微观决策行为，除了考虑宏观层面的经济、[1-2]地理、[3]文化、[4-6]政治[7]等因素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服务于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目标。寻求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市场的不同动因[8-9]影响中国企业具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而文化距离对不同动因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势必产生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化差异导致文化冲突、交易成本提高、整合困难，给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诸多现实挑战，明基闪婚西门子、TCL并购阿尔卡特、上汽整合双龙、中铝参与双拓合并等案例教训不可谓不深，文化距离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研究文化距离对不同动因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一步研究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并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讨论，为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决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方面，邓宁（Dunning）[10]在综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系统研究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和动因，提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四种动因类别，即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与效率寻求型。资源需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指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获取技术、管理、分销网络与品牌等战略资产，补足短板，获取竞争优势；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抢占东道国市场，追逐更多的收入和利润，排斥竞争对手，贏取市场份额；效率寻求型是通过在海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如降低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

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主要存在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三种类型。巴克利等（Buckley etal）[11]通过研究2003—2007年中国对4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发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存在效率寻求型投资动因，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在东道国不能形成“协同效应”，而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存在效率寻求型投资动因。邓宁有关中国经验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技术、管理技巧、研发能力、国际化经验、战略方案、营销网络与品牌等战略资产从而强化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东道国的战略资产越丰富，越是能吸引中国对其进行投资。[12]陈岩等[13]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东道国的自然资源。

关于文化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文化距离指国家间的文化差异，由两国间的文化水平测定，国家间文化差异以文化距离数值的大小来阐释，霍夫斯泰德五维度文化理论模型是测定文化距离（国家间文化差异）全球价值最高、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弗洛里斯和阿奎莱拉（Flores& Aguilera）[14]对美国的研究表明文化距离与区位选择负相关，潘镇、[15]綦建红等[16]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得出了同样结论；托马斯和格罗斯（Thomas&Grosse）[17]对投资于墨西哥的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和投资流向正相关。包米克和措（Bhaumik&Co）[18]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软实力的延伸，文化距离与其正相关，文化距离较大的发达国家的市场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康和姜（Kang&Jiang）[19]通过研究中国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发现中国倾向于将文化距离较远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目标国。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存在复杂的线性关系，如S型关系、[20]门槛效应[21]等。总之，文化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流向和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存在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复杂线性、门槛效应等不同的结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文化距离可能存在“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两方面的效应；另一方面，前述研究忽略了“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效应对不同企业的不同影响，尤其是对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企业的影响。关于文化距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区位选择关系研究较少，张吉鹏、衣长军[22]研究了文化距离在东道国技术禀赋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对寻求技术战略资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寻求技术战略资产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倾向于选择技术禀赋高的国家和地区，而文化距离削弱了这一区位选择倾向。目前，还缺乏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区位选择、文化距离的全面研究，文化距离对不同动因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尚不明晰。本文综合文化距离、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区位选择研究的相关观点，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文化距离负向调节中国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即中国资源寻求型企业外国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文化距离小的东道国和地区）。

H2：文化距离负向调节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即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外国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文化距离小的东道国和地区）。

H3：文化距离负向调节中国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即中国市场寻求型企业外国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文化距离小的东道国和地区）。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样本

本文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来源于英国金融时报集团的FDIMarkets数据库，它提供全球各个国家外国直接投资（FDI）及跨国绿地投资项目数据，涵盖189个国家和地区，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据超过25 000个，其数据已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以及诸多国内外学者采用，该数据库按照行业、国家（对内、对外）等维度进行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监测和统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具体到各个省和城市。

本文未采用绝大多数研究使用的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原因是该公报中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第一目的地并不能正确反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目的地。由于避税、会计金融等方面的原因，2003—2014年，中国大量（平均超过70%）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卢森堡这些避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这也是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广泛而不平衡的原因），甚至大量协议控制（VIE）结构返回国内投资控制相应经营实体。企业在避税地设立平台企业，并不产生生产、雇佣、本地投资等行为，只是作为投资中转地，最终将资金投向真正的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国内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王碧珺[23]认为采用这一数据得出的结果会存在较大的谬误。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

本研究中的因变量为中国企业对东道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流量（单位为美元），因变量数据使用FDIMarkets数据库2005—2014年底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国企业共在125个国家和地区累积投资2 256个项目。

2.自变量和调节变量

巴克利（Buckley etal）、[24]邓宁（Dunning）、[25]陈岩等[26]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石油和金属产品出口比例（Ore）对于自然资源禀赋变量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东道国的年度居民专利申请量（Pat）对于战略资产变量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东道国的绝对市场规模即国内生产总值（Gdp）能够较好地代表市场规模变量。本文自然资源禀赋变量采用东道国石油和金属产品出口比例（Ore）、战略资产变量采用东道国的年度居民专利申请量（Pat）、市场规模变量采用东道国的绝对市场规模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以上自变量数值均取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网站。

文化距离变量方面，考古特（Kogut）和辛格（Singh）[27]在霍夫斯泰德的五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度与女性度、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文化理论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距离的测算指数KSI，即：

其中，CDj指东道国j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值，Iij是东道国i维度的文化值，IiCH指中国i维度的文化值，Vi是i维度文化距离的方差。

文化距离CDj采用KSI指数，各个国家文化维度的数值来自于霍夫斯泰德的网站。

3.控制变量

与以往的研究文献保持一致，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来自于经济、地理、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因而本文引入以下控制变量：（1）地理距离（Dis）。本文的地理距离是指北京与各东道国首都（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引用CEPII距离数据库的各数值。（2）双边贸易额（Intrade）。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是一种互动关系，因此需要将贸易变量加以控制，本文采用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来衡量，数值来自于世界银行网站和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统计局。（3）经济制度（Ins）。经济制度作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因素，对跨国投资产生直接影响，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公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Economic Freedom Index，EFI）来测量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

（三）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

为了检验本文假设，本文设定如下模型：模型（1）可以进一步检验在当前时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为本研究的文化距离、动因、区位选择的核心假设做前置性检验，相关检验的前置假设如下：

HP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正相关。

HP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的战略资产正相关。

HP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正相关。

为了检验假设H1、H2、H3，本文在模型（1）检验的基础上引入文化距离与各自变量交叉项，设定模型如下：

在上述模型中，下标i代表第i个东道国和地区，下标CH代表中国，下标t代表时间年份，β0为常数项，ε为随机扰动项，β1～β4为对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CV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地理距离、双边贸易额、经济制度三个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常用的面板数据估算方法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首先对模型进行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P值拒绝原假设，故本研究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LSDV）进行回归分析，并考虑多重共线性，将解释变量逐步放入模型进行回归。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设定的模型（1）进行样本检验，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动因。其次，对设定的模型进行检验，探讨文化距离对不同动因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

（一）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检验

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5的结果表明，Ore、Pat、Gdp均通过了1%的显著水平（Pat单变量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其系数分别为5.176、0.402、1.369，表明东道国石油和金属产品出口比例（Ore）、东道国的年度居民专利申请量（Pat）、东道国的绝对市场规模即国内生产总值（Gdp）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正向调节作用，前置性假设HP1、HP2、HP3得到验证。该估计结果与前文提到的各学者研究成果一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寻求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市场的动因。

模型4、模型5的结果表明，文化距离（CD）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系数为-0.197，说明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倾向于文化距离小的东道国和地区。这与潘镇、[28]綦建红等[29]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控制变量方面，估计结果表明，地理距离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表明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地理距离小的东道国和地区。双边贸易额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双边贸易有明显的互相促进作用。经济制度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较少考虑东道国和地区的经济制度因素。

表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回归分析结果

（二）文化距离调节作用检验

文化距离对不同动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的结果可以发现，在模型1中，文化距离和自然资源禀赋（Ore）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文化距离负向调节资源寻求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资源寻求型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倾向于选择文化相近的东道国和地区，假设H1得到验证。

在模型2中，文化距离和战略资产（Pat）的交叉项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战略资产寻求型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较少考虑文化差异，假设H2未能得到验证。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东道国的年度居民专利申请量（Pat）对于技术性战略资产的代表性不够强；另一方面可能存在“技术无国界”的现象，中国企业在寻求技术资产时较少考虑东道国和地区的文化差异问题。

表2　文化距离调节作用回归分析结果

在模型3中，文化距离和市场规模（Gdp）的交叉项系数为正，并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文化距离正向调节中国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与本文假设H3正好相反。考虑现实因素，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和地区往往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本身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较大，因而寻求市场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倾向于选择文化距离大、市场规模大的东道国和地区。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市场寻求三种动因，假设HP1、HP2、HP3得到验证。假设H1得到验证，说明文化距离对中国资源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资源寻求型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文化距离小的东道国和地区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实证结果与假设H3结论相反，说明文化距离对市场寻求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寻求型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文化距离大的东道国和地区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假设H2未得到验证，说明文化距离对战略资产寻求型（技术为代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无显著影响。

四、中国企业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从全局来看，“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及两端带动的日本、韩国和欧盟，一端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依据霍夫斯泰德的五维度文化理论模型的KSI指数，沿线国家与中国文化距离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组（注：霍夫斯泰德文化评估缺失一些国家数据，可根据地理位置、宗教传统等选取相邻国家估计文化距离值，另将日本、韩国和欧盟代表国家文化距离值放入分组作为参考），如表3所示。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小的近距离组主要为东南亚和南亚的中国临近国家（阿尔巴尼亚除外），中距离和远距离国家主要是西亚和中东欧国家。

由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可知，资源寻求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到文化距离的负向调节，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文化差异小的国家，而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中亚五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我国的文化距离为中（霍夫斯泰德KSI指数只有吉尔吉斯斯坦的数据，其他四国可参考该数据），沙特阿拉伯等西亚诸国文化距离为中距离和远距离，对于中国资源型企业来说，首选中亚五国是明智的战略决策，对于西亚和中东欧国家应当注意文化距离所带来的经营和管理挑战。与此同时，在资源领域投资近距离9国是非常好的战略选择，如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能源领域投资。

表3　各国家与中国文化距离远近统计结果分析

注：以上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值由低到高排列，数字为CD值，即与中国的文化距离数值。以黑体字标注的国家不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里仅作为参考。

文化距离对市场寻求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起着正向调节作用，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以获得东道国市场（此实证检验结果来自于125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数据，发达国家多为与我国文化距离大的国家），对中国企业来说，选择文化距离较大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来开拓市场是正确的战略选择，这种选择来自于中国的成本优势、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总体来说，处于中远距离的中东欧16国以及欧盟成员、东亚的日韩是市场寻求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选区域，这些国家和地区东道国市场规模较大、文化距离中远，有利于发挥我国企业在成本、品质等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较发达的西亚诸国单从文化距离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目标市场，但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应当注意不稳定的政治风险和地区动荡局势。

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与文化距离并无显著关系，对中国企业来说，需要结合自身产业领域、国际产业链竞争态势等因素来综合选择，文化距离并不是关键的考虑因素。与此同时，战略资产包括技术、管理技巧、研发能力、国际化经验、战略方案、营销网络与品牌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诸多产业领域其战略资产并不丰富，远弱于欧盟、美国、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结合具体产业情况而定。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FDIMarkets数据库2005—2014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据，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LSDV）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寻求资源、寻求战略资产、寻求市场的动因，与此同时，文化距离负向调节中国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文化距离正向调节中国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文化距离对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并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动因，即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同时证明了文化距离对不同动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果也能很好地从侧面说明前人的研究结论。文化距离负向调节中国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即资源寻求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文化差异小的东道国和地区），正向调节中国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即市场寻求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文化差异大的东道国和地区），但对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影响不显著（即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对战略资产寻求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无明显影响）。从本文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动因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和地区文化差异的考量并不一致，客观上说明了专家学者整体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象。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动因的角度入手，全面分析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拓展了文化距离与区位选择的研究深度，也赋予了本文较强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同动因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必须考量东道国和地区与中国间的文化差异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考察文化距离对不同动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企业微观层面的视角，下一步的研究可以从行业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研究不同行业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发现不同行业在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三种动因的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检验文化距离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这种深入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本文用三个代表性变量（Ore、Pat、Gdp）来考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有一定的局限性，下一步深入研究可以增加变量数目，提升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

参考文献：

[1]Kolstad I.，Wiig A..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JournalofWorld Business，2010（2）：124-132.

[2]Zhang X.J.，Daly K.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11（12）：389-398.

[3]、[4]、[7]Ramasamy Yeung.Do Newly Oligopolistic Re⁃action and HostTechnology ResourcesMatter forMNC’s Loca⁃tion?A Study inChina’s Technology Industries[J].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2010（4）：171-183.

[5]Hofstede G..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in Work-related Values[M].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0：1-328.

[6]Schwartz S.H..Beyond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New CulturalDimensionsof Values[C]//U.Kim，H.C.Triandis，C.Kagitcibasi，S.C.Choi，&G.Yoon.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Theory，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Thousand Oaks：SagePublications，1994：85-119.

[8]、[10]Dunning J.H..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 Neglected Factor?[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1）：45-66.

[9]、[11]、[24]Buckley P.J.，Clegg L.J.，Cross A.R.，et al.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4）：499-518.

[12]、[25]Dunning J.H..Comment on Dragon Multination⁃als：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globalization[J].Asia Pacific JournalofManagement，2006（23）：139-141.

[13]、[26]陈岩，马利灵，钟昌标.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2 （10）：91-112.

[14]Flores R.G.，Aguilera R.V..Globalization and Loca⁃tion Choice：An Analysis of USMultinational Firms in 1980 and 2000[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 （7）：1187-1210.

[15]、[28]潘镇.制度距离与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J].财贸经济，2006（6）：44-49.

[16]、[21]、[29]綦建红，李丽，杨丽.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文化距离的门槛效应与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2（12）：137-147.

[17]Thomas D.E.，Grosse R..Country-of-Origi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nEmerging Market：The Case of Mexico.[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1（1）：59-79.

[18]Bhaumik S.K.，Co C.Y..China’s Economic Coopera⁃tion Related Investment：An Investigationof Its Direction and Some Implications for Outward Investment[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2）：75-87.

[19]Kang Y.，Jiang F..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and SoutheastAsia：Traditional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47）：45-53.

[20]殷华方，鲁明泓.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S型曲线假说[J].南方经济，2011（1）：26-38.

[22]张吉鹏，衣长军.东道国技术禀赋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J].工业技术经济，2014（4）：90-97.

[23]王碧珺.被误读的官方数据：揭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J］.国际经济评论，2013（1）：61-74.

[27]Kogut B.，Singh H..The Effect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3）：411-432.

责任编辑：方程

The Im pa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Chinese Enterprises in Im p lemen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UN Peng-jun and YU Peng
（CentralUniversity of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Thereare three typesofmotivation of Chineseenterprises’OFDIbehaviors，namely resource-seeking，strategicasset-seeking，and market-seeking.Cultural distance has negative effect on resource-seeking O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positive effectonmarket-seeking OFDI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and no significanteffecton strategicasset-seeking O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I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OFDI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and Road，Chinese enterprisesmust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of cultural distance.For the resource-seeking enterprises，they should choose countries w ith almost no cultural difference w ith China；formarket-seeking enterprises，they should choose countries w ith significant cultural difference w ith China to access themarket of the host countries；and for the strategic-asset-seeking enterprises，they should determ ine their own filed of investmentw 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OFDImotivation；OFDIlocation choice；culturaldistance

作者简介：孙朋军（1979—），男，山东省安丘市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涉外经济与管理；于鹏（1979—），男，山东省烟台市人，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基金项目：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YETP0969）

收稿日期：2015-11-17

中图分类号：F2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6）02-008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