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美，尹建东

(1.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贵州贵阳 550025；2.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源流与特点

王勤美1，尹建东2

(1.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贵州贵阳 550025；2.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为研究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渊源与特点，通过对博厄斯及其弟子提出的考古、体质、生态、文化人类学4个学科架构的论述，发现美国人类学自诞生之初就深受德国自然科学经验主义和人文哲学的影响，强调文化精神或民族气质，关注文化的历史性以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形成独特的美国人类学“文化研究传统”；美国人类学发展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引发了民族志表述危机。

美国人类学；考古；体质；生态；“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特殊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社会充斥着“欧洲中心说”、“白人种族优越论”、“文明”、“进化”等思想，欧美学界普遍习惯以“居高临下”姿态，用本民族的道德标准去看待和评判非西方社会。而此时以博厄斯及其学生为主力军的美国人类学悄然兴起。历史特殊论，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人类学思想流派，经由博厄斯及其学生创建并发展壮大，因此也被称为博厄斯学派[1]。博厄斯以实证论和经验论为哲学基础，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工作范式，强调不同人群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以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为研究前提，探索不同族群的文化性质、文化与个体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博厄斯所创建的人类学是当今美国诸多人类学流派的共同母体，该学派所开创的文化区域论、年代—区域学说、文化类型与文化模式研究、文化相对论等后来分别发展成为文化生态学、文化与人格理论、民族心理学、解释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和理论流派。作为近代美国人类学的奠基人，博厄斯被尊为现代美国人类学之父，可谓实至名归。

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人类学相比，美国的人类学发展历史相对年轻。本文并不打算对美国人类学的各个理论流派及其主要观点进行详细罗列陈述，而是结合美国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就博厄斯提出的考古、体质、生态、文化人类学4个学科架构在人类学界的延伸和影响，从整体上论述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渊源和特点。

一、考古、体质、生态和文化人类学并存的四分学科结构

博厄斯是一位富于创见而且著作宏富的学者，在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描述与理论语言学、美洲印第安人种学以及民俗和艺术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大贡献，著有《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手册》《原始人的心灵》《原始艺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普通人类学》《种族、语言和文化》等。除此以外，他对美国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1895年前后，博厄斯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哥伦比亚大学为阵地，发展了美国人类学，1898年他还重建了《美国人类学家》杂志；1900年发起建立了美国人类学会，并于1907～1908年担任该会主席。博厄斯培养了一大批美国人类学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从他的第一代学生开始便在美国各地建立人类学系，如克鲁伯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创建人类学系，后来洛伊投奔克鲁伯去了伯克利；弗兰克·斯佩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库伯·科尔和爱德华·萨丕尔在芝加哥大学(后来萨丕尔去了耶鲁)，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在西北大学，亚历山大·戈登维泽在社会研究新学院等[1]。

在博厄斯众多的学生中，萨丕尔语言研究成就最突出，他是美国描述语言学的主力干将和文化语言学的奠基人，萨丕尔与学生沃尔夫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名噪一时，联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吸引着更多的学者关注思维和语言的关系，并且启发了20世纪50年代认知人类学的产生。二战期间成长起来的林顿、本尼迪克特、米德、克拉克洪等一起组成了名噪一时的文化与人格学派。除此以外，怀特则通过戈登维泽、萨丕尔和科尔成为博厄斯家族的一员，与克鲁伯和洛伊的学生朱利安·斯图尔德一同成为美国新进化论的旗手。1950年代初，以怀特和斯图尔德为代表的新进化论出现在美国人类学界。怀特提出的文化论认为文化随着人类获取能量的增加而进步，技术发展是整个文化进步的基础，并以C=E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利用的能量Energy，T表示技术Technology)的公式评估文化的进步水准。朱利安·斯图尔德研究大盆地地区的考古学和民族学，并且探索环境和生态关系，认为文化是群体适应环境的手段，“文化生态学”深刻影响到考古学界的新考古学学派。博厄斯学徒众多，人才济济，学生们都习惯称呼他为“弗朗茨”老爸，他的学生几乎都自己收集、整理、消化材料，按照克鲁伯的说法是“他让学生不折不扣地相信自身的价值”，这也是为后来学者津津乐道之处。然而对于男学生而言，这位博学多才的导师有时候严肃得近乎苛刻，并不是那么容易亲近。“女孩子似乎比男孩子对他更有吸引力，而他也会对她们的要求作出反应。也许由于这些女学生有着年轻女性的本能和计谋，她们更容易透过他那严峻的保护盔甲，看到他的本性。”[2]

博厄斯试图把19世纪的博物学、种族生物学、民族志学等看似互不相干的学问组建为一门体系严整的学科，他结合美国已有的印第安学基础，将考古、体质、生态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组装成美国式的4大领域人类学：“它将人类学的四门子学科视为对无文字文化进行研究和历史重构的互补手段。”[1]可以说，这样的学科架构是美国人类学在学科建制上有别于其他国家最突出的特色，现今有人类学专业设置的美国大学均保持着4个领域组成的学科结构，例如芝加哥、哥伦比亚、伯克利等大学。

二、“文化研究传统”：兼顾实证与人文

美国院校出身的第一代人类学家多为德国移民后裔，他们谙熟文化圈理论和人文哲学，可以说人类学注重综合社会性和文化性的研究，人类学的文化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等都是德国自然科学经验主义和人文哲学的产物。博厄斯和他培养的大弟子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都是德裔美国人。博厄斯在柏林读书时，曾结识了鲁道夫· 雅尔超和阿道夫·巴斯蒂安，二者都是当时德国人类学的领导人物。1883年，博厄斯前往巴芬岛进行爱斯基摩人的地理学和民族学调查，此次田野调查被后来学者拿来与马林诺斯基的特洛布里恩岛调查相提并论，正是这次调查，使博厄斯步入了人类学的舞台。之后他在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的阿道夫·巴斯蒂安手下工作，整理出版了《中部爱斯基摩人》，极富学术敏锐性的他将上述两位德国人类学家的概念进行转换以因应美国情境下的文化问题。作为德裔移民，博厄斯将李凯尔特、狄尔泰、文德尔班为代表的德国巴登学派的历史特殊论、哲学和自然科学传统引进美国，同时将德国唯心论的文化观带入，使得美国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关心“文化”而非“社会”，这样的文化概念充满着观念、价值、象征等浪漫主义的唯心论色彩。博厄斯的文化概念强调“历史性(强调每个文化在历史过程的发展)、多元性(文化是复数的)、行为上的决定性(文化在生活上会影响人的行为，并由行为来具体呈现文化)、文化是整合而相对的，各个文化要素在历史过程中整合为一整体，故每个文化都不一样而产生文化相对论”[3]。后来学者因此也将美国人类学的“文化研究传统”与英国人类学的“社会研究传统”相对比。众所周知，文化与人格理论受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和德奥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格尔兹的文化学说里也有马克思·韦伯思想的影子，格尔兹毫不隐晦的说：“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马克思·韦伯提出，人是悬挂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4]“格尔兹对人类学的基本认识是与康德——狄尔泰——李凯尔特——维特根斯坦一脉下来的相通认识。这一脉的思潮在西方的学术汇成流，奠定了今日人本主义、意义取向的诠释学之基础。”[5]

博厄斯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即文化如何成为一个整体，个体和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博厄斯的学生继续了老师未解的文化概念研究，他的4个主要学生，萨丕尔、克鲁伯、本尼迪克特、米德各自提出不同的解答，这些不同的解释影响并发展成为不同的人类学派。在博厄斯看来，人的本质是可变的，是传统习得的产物，而且文化学习基本上是无意识、非理性的，他强调文化精神和民族气质，这一思想成为“文化与人格”理论的基石，露丝·本尼迪克特综合奥地利心理学家和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和心理动态学学说，转向生理学、心理学的人类行为心理研究，吸引了林顿和卡迪那加入了这个阵营。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菊与刀》等著作中试图用集体人格作为文化整合的模式，提出“文化是大写的个性”观点。卡迪那则坚持用“基本人格结构”的说法，之后林顿又提出“角色人格结构”的概念，凸显群体成员因身份地位不同而有其应扮演的角色与行为特征，弥补基本人格结构的不足，后来杜波依斯提出“众趋人格结构”以取代典型人格结构的提法。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祖荫下》《美国人与中国人》就是顺应这样思想潮流之下的产物。1961年，许烺光出版了《心理人类学——研究文化和个性的方法》一书，提出“心理人类学”概念。尽管上述学者在理论的具体提法上有所不同，但在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成员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以人性、人格与文化变迁为研究主题，寻找个体人格和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所形成的文化模式。虽然林顿一生与本尼迪克特因各执己见私下不和，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若干年，文化与人格理论在美国民族学中占据了十分显要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概念是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理想模型，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国民性格”研究依然建立在这样的讨论基础之上。博厄斯的文化研究本身并未发展出有体系的文化理论，只是强调各个文化要素如何在历史过程中构成文化的整体。正因为如此，博厄斯阵营的文化理论受到了帕森斯“一般行为理论”的挑战。帕森斯理论认为，人体行动受到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心理体系的影响，强调文化体系的自主性，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事实”，必须用文化来解释文化本身而不能化约为其他因素，这样文化才能保持其独立性。为了回应帕森斯的挑战，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合编了《文化》一书，收集了当时所有的文化理论，最后他们还是与其老师博厄斯一样认为文化的本质是观念、价值、象征的，更强调文化的可变性和相对性[4]。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化与人格理论已在学术界悄然无声，究其原因是当他们在讨论每个社会文化之间的人格特质差别时，往往忽视了(或是刻意回避了)社会内部的差异性比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更大，这样就使得所谓的“群体人格”失去了意义，因为这样的假设前提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走出理论，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与其说一个英国农民与一个英国工人具有相同的人格特点，还不如说一个英国的农民与一个法国的农民更具有共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与一般德国民众、战争意识形态的下的日本人形象与实际生活中的日本人相提并论，以偏概全，草率得出结论，如果是这样我们又走到种族心理学的极端，因此文化与人格理论走向衰落也是自然的趋势。

当前，生态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3个研究领域试图综合社会性和文化性的研究。威尔逊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收缩成生物学的两个特殊分支；历史学、传记文学和科幻小说成为人类行为的研究记录；人类学和社会学构成整个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威尔逊出版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除此以外还有《昆虫社会》《论人的天性》)试图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点来解释文化：“婚姻规则保证部分人的遗传；亲属关系和社会组织是血缘关系的演化；智力的遗传机制决定了社会阶层；艺术作为工具使用的一种特殊表现；仪式音乐作为交流的衍生物；伦理作为延续个体基因的一种延伸。”[6]近年来，美国又兴起了小规模的心理人类学复兴运动，他们试图整合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和心理动态学学说，形成新心理学派，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 “认知人类学”的新发展。以心理动态为视角的人类学研究法日益凸显，新心理学派强调个体的特殊性、情境的偶然性如何与社会结构、政治历史过程结合起来，关注个体体验和社会性的结合。

三、“文化特殊论”：强调族群历史的关注

美国人类学历史研究的传统可谓是源于博厄斯。1881年，当博厄斯在基尔大学做《论海水颜色的研究》博士论文时，他关注的是观察者知觉内固有的主体性，这样的选题具有明显的地理学和物理学特色，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他是个十足的环境决定论者。后来通过对巴芬兰岛爱斯基摩人的考察，转而强调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这一观点对日后新进化论的诞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96年他撰写《人类学比较方法的局限性》[7]一文表达对进化论的质疑，他拒斥单线进化论和平行演化论，指出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的不足，认为二者均主张所有社会都有着相同的发展路径，都用相同的方式达到特定的发展水平。博厄斯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同时每一个文化特质都有复杂的历史，虽然历史发展时空存在着许多“类似事物”，但它们的来源和功能都不一样，有着自己发展的历史线索，不能从“人类心灵的自然活动来追溯，文化必须就它本身特有的历史过程来了解”，解释某一特定文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建该文化的独特历史，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构拟历史”，因此人类学的一般任务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全部总和，研究特殊地区的特殊历史，即历史特殊论。博厄斯把“构拟历史”作为他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目的之一，即用人类学调查资料来重新恢复某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面貌。在驳斥简单进化论和传播主义时，博厄斯本身就维护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历史问题”、“历史方法”、“历史研究”等概念，在他的一切理论主张中是经常重复的。

值得注意的是，博厄斯不提倡原则性的理论概括，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现象做详尽精确的描述和记录。他认为只有具体的东西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东西才是可信的，通过思辨归纳和简单化比较所得出的抽象理论或规律是靠不住的；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搜集和积累资料，只要资料积累得足够完全，自然就能归纳出理论或规律。博厄斯及他的第一代学生强调历史研究的路径，然而他们之间在“文化历史意味着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研究”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鲁伯比博厄斯本人更加博厄斯化……克鲁伯在‘超有机体’这一概念中体现出的文化决定论主张也比博厄斯走的更远。”[2]博厄斯的第三代弟子将历史学和心理学路径相结合，“采用强调具体事件的方式来回归到文化历史中，包括关注土著人对外部条件的反应以及土著文化所处的更大背景。”[2]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特殊论是反理论的，它并不寻求建立适用于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理论，在有效矫正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中有失偏颇的观点时，也表现出一种过分强调经验和实证，忽视理论概括的嫌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流派尤其是博厄斯本人的理论建树，这也是为后来学者所诟病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历史特殊论受到了英国结构功能论和博厄斯内部产生的文化整合论(形貌论、模式论)的冲击。他们认为历史特殊论长于批判原有理论，却短于建构有效理论，更有甚者认为博厄斯充其量只是一个“认真资料的收集者”，“博厄斯对那些可以收集、分类，从而能加以统计分析的资料最感兴趣……他一直持悲观态度，他担心他那些从千百种过去的文化中收集来的资料会永远丢失，他必定一想到这一点，就感到心神不安。要是谁从所有这些经过多年收集、比较的资料中，最终承认某种概念会‘出现’，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2]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博厄斯理论影响下的美国人类学界注重被研究文化的特定历史脉络，并提出“民族历史学”的研究取向，致力于探讨被研究民族的历史，其代表性的刊物《民族历史学》从1954年出刊到2007年为止，已出版54卷。这一传统还影响了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8]、埃里克·沃尔夫[9]等人，不过，他们所强调的则是世界范围内更为宏大的历史脉络。关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不得不提马歇尔·萨林斯。20世纪80年代末，马歇尔·萨林斯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等作品中， 用结构、事件、实践、并置的结构4个概念，来分析库克船长在夏威夷岛遇害的过程，所做的是“通过边缘来理解中心的缺失”的一种努力。马歇尔·萨林斯的上述研究，明确肯定了从文化的视野来看历史，也就是“文化界定历史”的立场[10]。这样的立场无疑是建立在文化差异的本体论假设上，而这个假设就如同文化的自主性一样，是人类学形成之初的基本假定。此处，罗纳托·罗萨尔多关于菲律宾吕宋岛的伊隆戈人以刀耕火种的地点为记忆的依凭，使得“时间空间化”的研究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历史”再现的方式因文化而异，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史学所注重的文字书写方式，遗憾的是，他没有进一步讨论，伊隆戈人将哪些事情视为“历史事件”，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再现历史，自然也就无法触碰“文化如何界定历史”的命题[11]。而这样的努力在陶西格《萨满信仰、殖民主义与野蛮人：一项关于恐惧与治疗的研究》的问世后得以进一步推进，其借用“辩证性想象”及模仿的概念，为我们呈现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边境印第安人在白人殖民时期的历史经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高地巫师与低地巫师、患者与巫师，出于不同的心理需求，或是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参与到了“丫嘎”的治病仪式中，当地的殖民与被殖民的历史经验，并非借由文字、叙事，而是通过具有神秘经验的治病仪式的不断实践和展演来传达[12]。陶西格关于南美印第安人殖民历史经验的研究，已经触及了人类学心理的非理性层面。

可以说，博厄斯在美国情境之下改造了从德国带来的文化概念，赋予文化多重涵义，使之对立于生物决定论，文化概念随后成为文章开篇提及的语言、体质、考古、文化人类学4个领域的方法实现统一的基础。这一范式经过博厄斯几代学生的详细阐释和重新塑造，一直到20世纪中叶都占据着美国人类学的主流。

四、民族志表述危机的反思：人类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

博厄斯80岁时，依照自己在人类学种族、语言及文化分析方面的建树，将自己认为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合编为《种族、语言与文化》一书，作为一生学术生涯的回顾和点评。该书收录了《地理学研究》和《民族学的目标》文章，区分了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世界志科学(或称历史学式的)，认为前者强调秩序的追求，寻找现象背后的普遍法则，而后者关注对个别现象的特定考察，他认为个别事件牵动着我们的情感，是研究的目标，无需考虑这些事件在整体系统中的位置，两种科学都具有同等有效性。

随着英国功能主义影响力的扩大，拉德克里夫·布朗到芝加哥讲学，推行结构功能论，吸引了一些美国人类学者向社会学转移，形成美国芝加哥学派。之后不久马林诺斯基也到耶鲁交流，一时之间科学实证的民族学方法论充斥着美国，而结构主义的强力更是加剧了这个形式。博厄斯荣誉退休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为防止博厄斯及学生势力的膨胀，任命林顿接替系主任一职，这样林顿堂而皇之地将人类学拉入了一个跨学科的“社会科学”范畴中。马文·哈里斯更是走到了博厄斯唯心论的另一端，将唯物论发展到极致，认为“文化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的唯一科学方法。在《人类学理论的兴起》中马文·哈里斯首次说明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渊薮，后来他甚至将《文化唯物主义》一书的副标题定为《创立文化科学而斗争》，宣称使人类学“重归科学大道”，“将文化事项的解释归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和人口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13]，提出所有的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由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并宣称这是适于人类社会的“普同模式”。这样一直到70年代，格尔兹《文化的解释》和《地方性知识》两部著作的出版才有所改观。格尔兹拒斥结构主义时代一味追求宏大理论叙事的做法，他高举博厄斯时代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大旗，发扬人本的传统与整体观的视野，博厄斯曾强调的“民族气质”“时代精神”“文化的原生情感和价值”“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格尔兹阐释理论的关键词，这样博厄斯曾强调的人文思想才又得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格尔兹认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5]，他试图寻求与多学科的对话，讲求“故事的故事”“言说的言说”“理解的理解”，将历史学和人类学互换身份，重构史实机制；通过反思文化的多样性，进而把文化当作可以分析、解读的文本，寻求文化意义的理解，分析文化的脉络，强调民族志的互文性，认为民族文化中心体是产生文化自觉的基础。至此美国人类学充满的科学与人文对立的文化逻辑更进了一步。

格尔兹的阐释理论促使人们开始思考：人类学的使命是结构人类学书斋式的思辨，沉迷于“深层文化语法结构”的推理，还是通过田野的参与观察，对社会具体文化事项的感知？1960年代起，人类学界出现了民族志表述危机，学者们纷纷对马凌诺斯基时代确立的科学实证民族志写作规范加以批判和质疑。格尔兹可以说是后现代反思人类学的始祖，而第一个反叛者恰恰就是格尔兹自己的学生保罗·拉比诺，他旗帜鲜明地认为民族志是与“他者”的一种反思性对话，是人类学者和当地被研究者互动过程中的共同建构，它是多声部的[14]。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以及乔治·E·马库斯和迈克尔·费彻尔一起编写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的出版更是将这种危机推到风口浪尖，他们严厉批判甚至全盘推翻了马凌诺斯基所谓的科学的民族志写作范式，他们宣称民族志的经验与它书写时的表述是一样的，书写就是理论，这样就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缩减为民族志[15-20]。毫无疑问，这样的思想遭到了同行学者的无情批评，认为这是学术上的不负责任，一味的批评和怀疑，陷入了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当然无论是马凌诺斯基的科学实证的民族志写作范式还是强调对话和反思的写作范式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民族志表述的问题依旧需要我们深思[20-26]。

五、结语

美国人类学诞生之初就关注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博厄斯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大多是德国移民后裔，具有注重自然科学经验与人文哲学综合思考的传统。表现在具体的人类学研究之中，则是博厄斯及其弟子对文化的整体与个体关系的研究，他们试图把人类学组建为包括生物学、民族志学等在内的，能够在语言、体质、考古、文化人类学多个领域具有符合美国主流文化概念下的研究范式的学科，这一研究思路在博厄斯的开拓及其弟子的传承下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向。20世纪下半期，在民族学方法论的冲击下，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民族志表述危机，格尔兹通过对文化多样性的反思，强调民族志的互文性，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人类学科学与人文对立的文化逻辑。

[1] 弗雷德里克·巴特，安德烈·金格里希，罗伯特·帕金，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M].高丙中，王晓燕，欧阳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卡尔迪纳，普里勃.他们研究了人：十大文化人类学家[M].孙恺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3] 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5] 潘英海.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 [C]//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32-148.

[6] 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M].毛盛贤，孙港波，刘晓君，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7] Boas F. The limit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anthropology[J].Science,1896,103(4):901-908.

[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M].尤来寅，路爱国，朱青浦，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9]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M].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0] 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M].蓝达居，张宏明，黄向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 罗纳托·罗萨尔多.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M].张经纬，黄向春，黄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 Michael T.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3] 雷亮中，黄剑波.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C]//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9-148.

[14]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5] 李荣荣.美国人类学本土研究述略[J].世界民族，2014(2)：1-8.

[16] 凯伦·古德金，陈彩霞.美国人类学近期发展研究述评[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208-211.

[17] 博尔谢尔，刘永华.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J].民族译丛，1990(5)：80-81.

[18] 马克·阿贝莱斯，黄缇萦.人类学的新视野[J].民族研究，2012(4)：26-36.

[19] 陈忠.人对自身的回顾与展望——美国人类学研究述评[J].社会与经济信息，1999(5)：2-3.

[20] 范可.与时俱进的美国人类学及其社会影响[N].文汇报，2016-05-20(W10).

[21] 马赫，文斯.文化和美国人类学中的人性[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2(10)：33-34.

[22] 马桂宝，邢娜.博厄斯的心理人类学思想[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7(3)：84-87.

[23] 郭丹丹.博厄斯的文化人类学思想探索[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8)：31-32.

[24] 杜秀.博厄斯派语言学中的文化思想[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8)：132-133.

[25] 叶志坚.博厄斯学派文化学思想论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4)：50-54.

[26] 吴泽霖.民族学在美国和博厄斯学派[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21-30.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WANG Qin-mei1, YIN Jian-dong2

(1.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Guizhou, China;2. School of Huamanit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Yunnan, China)

In order to study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explored four discipline frameworks：archaeology, physique, ec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proposed by Boas and his disciples. It is found that American anthropology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German natural scientific empiricism and humanistic philosophy since its birth. Besides, it emphasizes the cultural spirit or ethos and pays attention to cultural history and culture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which forms a unique American anthropology “cultural research tradition”; The debate about the “science and 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brings about ethnographic narration crisis.

American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physique; ecology; “cultural research tradition”; “cultural particularism”

2016-03-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96)

王勤美(1986-)，女，云南楚雄人，讲师，法学博士。

C95

A

1671-6248(2016)02-014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