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玲，王梓奕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及影响

王雪玲，王梓奕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为了研究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与其舆地研究、方志理论的建树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协助毕沅编纂校勘图籍、参与修纂陕西方志、广交学界名儒等活动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洪亮吉在毕沅及其幕中学人的影响下积极从事各种学术活动，不但确立了他的舆地研究方向，还在方志修纂实践中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和总结，其方志思想初步形成；不足4年的游幕陕西经历，无疑是洪亮吉学术人生的重要阶段。

洪亮吉；陕西；毕沅；舆地；方志

洪亮吉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涉及文学、经学、小学、史学、舆地学、方志学等诸多领域且成绩非凡，时人袁枚在《卷施阁文乙集序》中称洪亮吉“于经深《春秋》，所著有《春秋三传古义》《左传诂》二书；于史精地理，所著有《三国》《东晋》《十六国疆域》三志，刊《史记》以下四史谬误十二卷，又以宋李继迁传国逾百年，而事迹阙略，复成《西夏国志》十六卷；于六书通谐声，所著有《汉魏音》四卷，外为诗至二千首，文及杂著数百篇，而所修府州县志及为幕府笺奏不与焉”[1]。洪亮吉生活在经学昌明，汉学处于鼎盛阶段的乾嘉时期，他的治学旨趣、研究方法无不受到乾嘉学派的影响，而其在陕西巡抚毕沅节署的游幕经历，则对其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学术思想的形成均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有关洪亮吉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到洪亮吉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但对其游幕陕西期间的学术活动则鲜有关注，有鉴于斯，本文拟在梳理洪亮吉游幕陕西时所从事学术活动的基础上，探讨这段经历对其学术旨趣、治学方法及学术思想的影响。

一、游幕陕西期间的学术活动

年轻时代的洪亮吉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将人生的希望寄托在科举考试上，但时运不济，屡困场屋，为了谋生不得己前往安徽学政朱筠幕府，与好友黄景仁一同协助朱筠校书。洪亮吉在朱筠幕府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他学术人生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期间深受朱筠影响，加之与乾嘉学派中坚人物邵晋涵、王念孙、戴震等学者的交往，不仅掌握了最新学术动态，而且很快融入到清代的主流学术研究中，开始涉足经学及小学的研究。赵怀玉在为洪亮吉所作墓志铭中说：“朱学士筠视安徽学，往从之游，所交多知名士。始，君擅词章，至是乃兼治经。”[1]乾隆四十五年(1780)，已入毕沅幕府的孙星衍写信给洪亮吉，“并札言陕西巡抚毕公沅钦慕之意”[2]，洪亮吉于是决意游秦，并于次年五月抵达西安，受到毕沅的欢迎和款待，直至乾隆五十年(1785)元月毕沅移任河南，洪亮吉才于同年二月离开西安前往开封。洪亮吉自称“五年为客曲江头，屡向慈恩寺里游”[1]，实际客居陕西还不足4年，期间除协助毕沅处理日常事务外，还协助毕沅编校图籍，修纂陕西方志，积极从事学术活动，成为其学术人生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一)协助毕沅编校图籍

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正值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乾隆中期，在清政府稽古右文政策的影响下，各级官员都将发展学术文化事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毕沅在陕西任职期间，即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先后组织编纂或整理刊刻了大量图籍文献，受到学界的肯定和好评。毕沅的学术成就并非凭借一己之力，而是在幕宾的协助下完成的，洪亮吉自然也参与其事，不但协助毕沅编纂《续资治通鉴》，还参与了《经训堂丛书》的校勘工作。

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续之者不一而足，但或多或少都存在各种缺憾，有鉴于此，毕沅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陕西布政使之始就着手修《续资治通鉴》，前后“经营三十余年，延致一时轶才达学之士，参订成稿，复经余姚邵二云学士核定体例付刻，又经嘉定钱竹汀詹事逐加校阅”[3]。冯集梧《序》《续资治通鉴》显然是一部成于众手的巨著，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洪亮吉当以“轶才达学之士”的身份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孙星衍在《翰林院编修洪君传》中说洪亮吉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考中举人后，“旋至关中，依毕抚部沅与纂宋元资治通鉴，始为地理之学，撰补三国十六国疆域志等书”[1]。钱大昕的曾孙钱庆曾在《竹汀居士年谱续编》中说《续资治通鉴》“先经邵学士晋涵，严侍读长明，孙观察星衍，洪编修亮吉及族祖十兰先生(钱坫)佐毕公分纂成书。阅数年，又属公(钱大昕)复勘，增补考异，未蒇事而毕公卒，以其本归公子”[4]。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言：“君在毕尚书沅幕中最久，预修《宋元资治通鉴》，修陕西、河南各州县志，是以深于史学，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5]因此，洪亮吉与当时游幕陕西的著名学者孙星衍、严长明、钱坫一样，都参与了《续资治通鉴》的编纂。

期间，洪亮吉又发挥其擅长校勘文献的特长，协助毕沅校理图书，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参与《经训堂丛书》的校勘。毕沅编纂的《经训堂丛书》共收图书21种，“太半为毕氏校正及自撰之作，然亦幕府群贤赞襄之力为多”[6]。幕府群贤主要负责《经训堂丛书》的校勘，其中地理类图书共6种51卷，均由洪亮吉负责。乾隆五十年(1785)，洪亮吉在《晋太康三年地志王隐晋书地道记后叙》中说：“《灵岩山馆丛书》(即《经训堂丛书》)大类有三：小学家一，地理家二，诸子家三。地理自《山海经》至宋敏求《长安志》，凡若干种。先生以亮吉粗知湛浊，梢别广轮，每成志地之书，辄预校雠之役。阏逢执徐岁壮月(即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所校《太康志》《地理志》二卷刊成，授简宾筵，命书后序。”[1]王桂平先生认为《经训堂丛书》校勘精审，均由各方面名家校勘，“其中所校小学书由江声校正，地志书主要由洪亮吉校勘，如《山海经》、《长安志》等，诸子书除《吕氏春秋》由梁玉绳校勘，多由孙星衍、洪亮吉校勘，孙星衍主要校诸子方面书籍，其对《墨子》一书贡献最大。”[7]

(二)参与修纂陕西方志

毕沅任职陕西期间，积极响应清政府定期修纂方志的号召，大力倡导并支持各地修纂府州县志而且效果显著，毕沅本人对其在陕西的修志成就也甚为满意，曾在《淳化县志序》中说：“余自壬辰岁(即乾隆三十七年)开府西安，于关中州县之志皆次第修举。”[8]当时毕沅幕府云集了一批著名学者，其中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陕西方志的修纂工作，洪亮吉就先后主修了《延安府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及《澄城县志》，为陕西的修志事业做出了贡献。

乾隆四十六年(1781)，洪亮吉来到西安不久，即“代庄州判炘修《延安府志》，岁杪方竣”[2]。因此志不存，洪亮吉修纂《乾隆延安府志》一事鲜为人知。陈光贻认为《延安府志》“采摭丰富，考据甚详”，系洪亮吉代同乡、时任咸宁知县的庄炘所修。嘉庆七年(1802)，洪蕙升任延安府知府，在洪亮吉所修《延安府志》的基础上“重为订补”，修成《嘉庆延安府志》，因当时洪亮吉获罪遣戍伊犁，洪蕙可能有所忌讳，于是“大变亮吉所订编例”，并效仿章学诚的修志体例，将《嘉庆延安府志》分为纪、表、考、略、传录、文征六大类，与洪亮吉的修志体例格格不入[9]。因为各自修志主张不同，甚至对立，再加上洪亮吉获罪流放，洪蕙所修《嘉庆延安府志》虽然承袭了洪亮吉《乾隆延安府志》的内容，但对洪亮吉其人则只字未提[10]。

《延安府志》是洪亮吉参与修纂的第一部方志，之后洪亮吉又先后修纂了3部陕西方志。乾隆四十七年(1782)，邠州及所属三水、长武、淳化三县请求重修志乘，毕沅于是嘱洪亮吉协助淳化县知县万廷树纂修《淳化县志》，历时5月告竣。同年，长武知县樊士锋筹备修志，又延请洪亮吉“发凡起例”，修纂《长武县志》，次年五月，洪亮吉赴山西料理好友黄景仁的丧事，未及完成全志的修纂[11]。乾隆四十八年(1783)，澄城知县戴治感叹本县方志虽始修于明嘉靖年间，但保留下来的只有顺治六年(1649)路世美所修《续澄城县志》，于是聚集乡贤、绅士、里老共议修志，并请示陕西巡抚毕沅，毕沅推荐洪亮吉协助编排纂修，孙星衍也参与其事，历时四月而成书。后来洪亮吉在《淳化县志叙录》中总结自己在陕西的修志成就时说：“予自岁辛丑(乾隆四十六年)入关，撰定此间方志者三，同州之澄城，邠州之淳化、长武是也。”[1]可能因《延安府志》系代庄炘修纂，洪亮吉与庄炘既是同乡，又是相识多年的挚友，故未鲜明提及。

二、游幕陕西期间的学术成就

不足4年的游幕陕西生活，在洪亮吉64年的人生中相对短暂，似乎不值一提，因此许多传记资料都忽略了洪亮吉的这段人生经历，如赵怀玉、吴锡麒、孙星衍、恽敬、秦瀛、李元度等人所撰碑传墓表，以及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史列传·洪亮吉》等均只字未及。其余传记即使有记载也极其简略，如法式善《洪稚存先生行状》言洪亮吉与孙星衍游秦：“居毕制府沅幕，为校刻诸古书，而日游秦中名胜，诗文益胜。”[1]孙星衍《翰林院编修洪君传》言洪亮吉中举后“旋至关中，依毕抚部沅与纂宋元资治通鉴，始为地理之学，撰补三国十六国疆域志等书”[1]。谢阶树《洪稚存先生传》言洪亮吉遭母丧后数年“游陕之西安”[1]。《清史稿·洪亮吉传》谓洪亮吉“初佐安徽学政朱筠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幕，为校刊古书”[12]。然而纵观洪亮吉的学术人生，其在游幕陕西不足4年的时间里，不但确立了他的舆地研究方向，而且在修纂方志的实践中开始方志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方志思想初步形成，其成就不亚于游幕朱筠幕府。

(一)舆地研究特色凸显

洪亮吉初涉学术研究领域，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经学及小学之音韵、训诂等方面，并且终其一生，都未曾放弃经学及小学的研究，但是其学术成就最高的领域不在经学而在舆地学。如果说早期游历朱筠幕府为其从事经学及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那么中期游历毕沅幕府则确立了他的舆地研究方向。

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在舆地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洪亮吉一生所撰舆地著作主要有《宋元通鉴地理通释》《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贵州水道考》《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西夏国志》等，其中前3种均完成于游幕陕西期间。乾隆四十三年(1778)，洪亮吉在校书的过程中已经发现正史多有缺略，于是“留心裒辑者二载”，准备撰著《补三国疆域志》，不久因困难重重而中止，后来考虑到自己在此研究上“用力既久”，不忍半途而废，于是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补作[1]。《补三国疆域志》是洪亮吉从事舆地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林逸所辑《洪亮吉年谱》将此书撰成时间系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并称洪亮吉此年“始为地理之学”[13]，而孙星衍则言洪亮吉入陕后“始为地理之学”[1]，并撰成《补三国疆域志》等书。根据洪亮吉《三国疆域志序》，其撰著此书始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两年后中辍，不久又继续补作，历经艰辛始成书，则其完成此书耗时不止两年，加之洪亮吉与孙星衍关系密切，孙星衍所言更为可信。此外，洪亮吉的另一部舆地著作《宋元通鉴地理通释》未见传本，洪亮吉的孙子洪用懃所辑《授经堂未刊洪亮吉著述有关书目》收有《宋元通鉴地理通释》一书，并谓“是书成于助毕氏沅成《续资治通鉴》时”[1]，则此书当是协助毕沅编纂《续资治通鉴》的副产品，即如孙星衍所言，与《补三国疆域志》一样都完成于游幕陕西期间。继《补三国疆域志》后，大约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洪亮吉又撰成《东晋疆域志》*吕培、林逸所撰《年谱》均谓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成书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序》言：“乙巳岁，客开封节楼，燕居多暇，因杂取诸书辑成之，距《东晋疆域》之成不逾二稔。”乙巳即乾隆五十年(1785)，则《东晋疆域志》成书当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五十年(1785)，毕沅移任河南，洪亮吉又追随至开封节署，“燕居多暇”[1]，因杂取诸书，仿《东晋疆域志》之例，撰成《十六国疆域志》。

前后5年时间，洪亮吉相继完成了4部舆地著作，游幕陕西无疑是其学术旨趣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本来就对舆地研究发生兴趣的洪亮吉，深受毕沅地理“有益于实事实学”思想的影响，并在协助毕沅校刻地理图籍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研究领域转向舆地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自此以后，洪亮吉对舆地研究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并且终其一生醉心于此。乾隆五十三年(1788)，洪亮吉在《中州金石记后序》中说：“亮吉于金石之学，素寡究心；而舆地之嗜，几于成癖。”[1]乾隆五十七年(1792)，洪亮吉在《新修镇远府志序》中亦言“予好为地理之学”[1]。时人及后人都对洪亮吉的舆地研究给予肯定，赵怀玉在《洪君墓志铭》中说洪亮吉生平所著书凡二百六十余卷，“训诂地里，尤所颛门”[1]；江藩认为洪亮吉“深于史学，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5]。光绪年间，王国钧在《重刊北江诗话序》中称赞洪亮吉“生平著作等身，以诂经舆地之学，为本朝巨擘”[1]；《清史稿·洪亮吉传》称赞洪亮吉“词章考据，著于一时，尤精研舆地”[12]；张舜徽称“亮吉之学，长于舆地，亦喜为训诂考订之事。……盖亮吉究心于疆域沿革，最号专门。亦留意于声韵故训，博通苍雅。故其论学之文，自以涉及舆地及文字者为较精”[14]。可见游幕陕西期间，洪亮吉的学术旨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舆地研究特色日益凸显。

(二)方志理论初步形成

游幕陕西期间，洪亮吉除完成《补三国疆域志》等舆地著作外，还先后修纂了4部陕西方志，而且在修纂方志的实践中，特别注重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方志思想初步形成。洪亮吉的方志理论包括对方志起源、性质的认识和修志主张两个方面[15-16]，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洪亮吉所修陕西方志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关于方志的起源，洪亮吉在《新修澄城县志序》中提出了“一方之志，始于《越绝》”[17]的观点，这一观点后来在《与章进士学诚书》中升华为“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1]。此外，对旧志的内容变化、体例优劣等问题，洪亮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方志内容当以地理为主，并对宋代以后方志书“舍地理而滥征名宿，略方域而博采词章”提出批评[17]。洪亮吉认为古代方志如《三辅黄图》、韦述《关中记》、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等体例最善，“咸可准绳”，宋代以下方志则不尽然，尤其对明代诸贤所修方志颇为不满，认为其“事非师古，苟为简略，即故城旧渎皆弃之如遗”[1]，即使是广受赞誉的康海《武功县志》和韩邦靖《朝邑县志》亦属“以意排纂，漫无体例”之作[17]。

洪亮吉的修志主张在修纂陕西方志时亦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修《澄城县志》时，明确提出了“信载籍不信传闻”的主张，此志所记城郭镇堡、寺庙廨宇等内容，均采自正史地理志及诸地理书，二者皆缺则以旧志为主参考州志、通志补之，并且遵循“传闻之未信，方册之难凭者，咸无取焉”的原则[17]。后来，这一主张在修《泾县志》时得以升华,洪亮吉在《泾县志序》中明确指出：“盖撰方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庶乎可继踵前修，不诬来者矣。”[18]此外，洪亮吉主张修志以地理为本，重视地理沿革，内容繁简适中。其所修《淳化县志》前三卷均为考述淳化县地理沿革的内容，而《澄城县志》又在重视地理沿革的基础上突出山、水的重要性，其中卷四“山属”记载了澄城县15座山谷、高原；卷五“水属”又记载了澄城县22处河流、泉水、井渠的位置与名称等。后来，这一主张在修《泾县志》时升华为“一方之志，山水最要”[18]。长武县知县樊士锋在《重修长武县志叙》中称其与洪亮吉“发凡起例”，当时洪亮吉已经提出了“宁繁勿简，宁朴勿华”[11]的主张，之后在修《泾县志》时，这一修志主张更加成熟，在《泾县志序》说：“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如明康海《武功志》、韩邦奇《朝邑志》*《嘉庆泾县志》卷首所载洪亮吉《泾县志序》及《洪亮吉集》所收《泾县志序》均作“韩邦奇《韩邑志》，“韩邦奇”当系“韩邦靖”之误。等是也；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材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讹以传讹，误中复误，如明以后迄今所修府州县志是也。”[18]凡此，说明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在纂修方志的实践中，方志理论已经初步形成。

三、游幕陕西对洪亮吉的影响

游幕陕西是洪亮吉学术人生的又一个重要阶段，期间他广交学者名儒，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研究方向也从经学转向史学，尤其在舆地研究和方志纂修方面成绩突出，研究特色日益凸显，方志理论初步形成，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可以说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游幕陕西对洪亮吉的学术人生产生了长足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游幕陕西期间，洪亮吉生活相对稳定，心情愉快舒畅，为其安心参与学术活动、从事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与之前困窘的生活相比，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基本结束了长期以来捉襟见肘、为衣食温饱忧劳奔波的生活。此一时期洪亮吉的诗文作品格调明快，积极向上，鲜见之前的凄楚与悲凉，这种变化主要得益于毕沅的资助。毕沅爱惜人才，礼贤下士，奖掖后学，不遗余力。洪亮吉在《书毕宫保遗事》中称毕沅 “闻有一艺长，必驰币聘请，惟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1]，又在《将赋南归呈毕侍郎六十韵》诗中咏道：“公也待士均，一一勤劳徕。轩寮皆周行，阙物即颁赉。”[1]显然在物质生活方面，洪亮吉多得毕沅资助，不仅如此，毕沅听闻洪亮吉在家乡常州租赁的住宅狭小低矮，还为其赠资购宅，“即今花桥北居第也”[2]。同时，乾隆中期，政局相对安定，洪亮吉与流寓陕西的学者名儒遍游秦中名胜，频繁地举行诗会，赋诗唱和，其乐融融。乾隆五十年洪亮吉追随毕沅来到河南开封，正值河南干旱，治河工作迫在眉睫，无暇他顾，不由发出了“不复有关中唱酬之乐”[2]的感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亮吉在陕西时的愉悦生活。因此对洪亮吉来说，稳定的生活、愉悦的心情、宽松的环境、浓郁的学术氛围，有利于他专心致志地从事阅读写作和学术研究。此外，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有机会接触学者名儒，方便阅览图书文献和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可谓如鱼得水。

第二，毕沅对洪亮吉的影响至为重要。洪亮吉初抵西安，“毕公闻先生来，倒屣以迎。翊日，遂延入节署”[2]。此后，毕沅不仅将筹划兵饷、修茸城墙的事务交付洪亮吉等人，还将编纂图籍校勘文献的工作交给他，并推荐他参与多部陕西地方志的修纂。毕沅的赏识和提携，为洪亮吉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毕沅的信任和肯定给了洪亮吉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和动力。此外，毕沅的学术思想也对洪亮吉产生了较大影响。洪亮吉对舆地研究产生兴趣当始于早期游幕及襄助幕主校理图书等学术活动，而真正开始舆地研究并确立舆地研究方向则是在游历毕沅幕府期间。当时正值清代地理学蓬勃发展之际，毕沅本人又认为地理学不但有益于实学，而且有利于民生，平生于为官之暇“于地理尤所究心”，喜好搜讨地理图书，特别重视舆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毕沅任职陕西期间，先后整理出版了多部与陕西有关的地理文献，并重视实地考察基础上著书立说，撰成《关中胜迹图志》，组织编纂《西安府志》，校勘《三辅黄图》、宋敏求《长安志》等，期间所辑《经训堂丛书》集其学术之大成，而地理著作又占相当大的比例，凡此都说明毕沅对舆地学的重视。洪亮吉身为毕沅的幕宾，浸淫其中，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不能不受其影响，洪亮吉在为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所作的后序中说：“亮吉从先生久，又舟轮所周，殆半区宇，每兴焉眺览，方册必俱，资于见闻，藉证今昔。因先生此书，遂续为《东晋区宇》《十六国区宇》二志，于实土、侨置星离豆剖者，庶不至理乱丝而紊。行将乞先生序之，庶可附是书以传也。”[19]

第三，与同在毕沅幕府中的学者交往也对洪亮吉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洪亮吉入秦前即结交了汪中与孙星衍，在谈及汪中对他的学术影响时，洪亮吉在《又书三友人遗事》中说：“余弱冠后始识中，中频以有用之学相勖，余始愧励读书，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1]洪亮吉与孙星衍既是同乡，又是挚友，两人交往颇深，早年均以诗著名，与黄景仁等号称“毗陵七子”，后来二人同在学人幕府襄校文献，又经孙星衍引荐进入毕沅幕府，共同协助毕沅编校图籍，同修《澄城县志》。洪亮吉在《读长庆集寄孙大》诗序中说：“《长庆集》乐天自序，长微之七年。今亮吉春秋三十四，而季仇(即孙星衍)年才二十七，与微之小于乐天同。二人之交亦不减元白，所不逮者，或名位耳，其他尚可企及也。”[1]阮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谓孙星衍“不欲以诗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心通其义”[20]。后人亦谓洪、孙二人相互切磋研讨，“学益宏博，时又称孙洪”[21]。此外，毕沅幕府学者云集，当时的学者通儒如吴泰来、严长明、钱坫等人都在幕中，洪亮吉常常与之交流辩论，正如孙星衍在《留别诗》自注中所言：“予与严道甫(长明)、钱献之(坫)、洪稚存(亮吉)，王秋塍(复)客节署最久，议论时有不合。”[1]乾隆四十九年(1784)，程晋芳乞假来陕，甫抵西安即一病不起，毕沅与洪亮吉为其“营画医药，及没，皆躬视含敛”[2]。与以上著名学者的交往，对洪亮吉学问的增长、成熟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洪亮吉在学术上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另一方面也和与其他学者的学术交流分不开，同其他学者的交往是洪亮吉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重要外因”[10]。有学者指出：“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声誉之显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学术交往范围的大小、交往对象层次的高低。”[22]洪亮吉的交往范围不可谓不广，交往对象之层次不可谓不高，因而他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他的学术研究也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普遍关注，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学术声誉不期而至，游幕陕西成为洪亮吉学术道路上的黄金时期，这段经历对他个人的成长及学术研究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语

清代乾嘉之际是游幕之风流行、学术活动繁盛的时代，“上自朝廷大臣，下至督抚学政以至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纷纷致力于文事。或编书著书，或校梓群籍，或衡文取士，或日事翰墨，或以文会友，或诗酒唱和，此类活动，大多凭借幕宾。而众多才华横溢却屡踬场屋、难入仕途的贫寒士人，为求得一谋生之路和读书治学的环境，亦纷纷投至各级官员幕下。士人游幕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些吸纳了较有名学人的重要幕府随之出现，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3]。与此同时，游幕现象对士人学术素养的提高和学术取向的改变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洪亮吉而言，朱筠与毕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幕主。朱筠视学安徽，“一时人士会集最盛”，[1]洪亮吉与之密切交往，由辞章之学转向经史之学。毕沅抚陕，幕中学人云集，洪亮吉与之往来辩论，广泛交流，并积极从事各种学术活动，协助毕沅编纂校勘图籍，修纂陕西方志，不但确立了其为之奋斗一生的舆地研究方向，还在修纂方志的实践中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方志思想初步形成，不足4年的游幕陕西经历，无疑是洪亮吉学术人生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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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activities of HONG Liang-ji and their influence in Shaanxi

WANG Xue-ling, WANG Zi-y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HONG Liang-ji in Shaanxi, the geography stud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chronicles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activities of HONG Liang-ji during his trip to Shaanxi, who assisted BI Yuan with the compilation and emendation of map identificat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edi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of Shaanxi and made friends with academic scholars. It is suggested that HONG Liang-ji actively took part in various academic activit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I Yuan and scholars, which not only makes him establish his research direction of geography, but also makes him explore and conclude the local chronicles in the process of editing them leading to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oughts on the chronicles; less than four-years experience in Shaanxi wa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stage in HONG Liang-ji’s life.

HONG Liang-ji; Shaanxi; BI Yuan; geography; local chronicles

2016-01-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S016)

王雪玲(1965-)，女，陕西泾阳人，教授，历史学博士。

K290

A

1671-6248(2016)02-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