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华

(1.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广东广州 510631；2.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初盛唐女性参政之文化影响

赵小华1，2

(1.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广东广州 510631；2.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为研究初盛唐女性参与政治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初盛唐主要女性参政事件。研究认为长孙皇后以身份之尊影响朝政，对太宗朝谏诤风气的形成功莫大焉；武则天倡扬科举取士制度，影响了社会阶层之升降、变更和流通；上官婉儿身处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关键点，通过品评来称量天下，引领宫廷诗歌词气充盈、刚健开阔的审美追求。

女性；参政；文化影响；谏诤；科举取士

唐代女性身处开放的时代，涵咏了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参与政治的意识比较强烈。概言之，后妃、公主、女官、少数民族的上流妇女以及和蕃公主都来参政，并占有重要的地位；参政者基本上是一些上层妇女，参政范围也十分广泛[1]。初盛唐时期，唐代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阶段，社会风气开放，女性不仅有机会参与政治，还显示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

唐代女子参与政治，往往直接影响时局、关涉政策。参政成功者如武则天，带来政治制度和政局的直接且巨大变化，引起系列政治变革，早已为后世治政治史者所关注；参政失败者则以不得善终、横遭杀戮而惨败。对于唐代女子参政的政治影响，学界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对唐代女子参政之原因、经过、结果、影响等的分析已经非常详细[1-6]。

而除了政治纷争、朝代更替外，对于女子参政所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影响，学界则关注较少，使得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一定的空间。例如，成功参政者如武则天，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她的经历是否对其后的宫廷女性参政具有一种激励的心理作用？那些不成功的参政者在舆论导向、社会关注等方面有何不同？不同的参政女性是否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后果？此外，女性参政者是否会利用其性别特征和优势进行潜在地参政？

以典型者而论，初盛唐3位女性的参政情状以及在文化上的影响既不尽相同，也不如政治变革那么引人注目，因此更需要仔细辨析。例如，长孙皇后以其身份之尊影响朝政，对于太宗朝谏诤风气的形成功莫大焉；武则天改制在政治上的功过已不乏评说，其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发扬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阶层之升降、变更和流通需加以强调；上官婉儿两朝专美，身处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关键点，其称量天下、引领宫廷诗歌发展方向的意义可再重申。由此，本文拟从谏诤风气、取士制度和诗歌品评3个方面对女性参政带来的舆论氛围、文士走向和诗歌发展略做申说。

一、长孙皇后对太宗朝谏诤风气形成之功

贞观时期作为唐代政治的完善期和文学的调整期，文人的谏诤活动十分频繁，这个时期有作为的文人基本上都是谏臣，其才能不仅仅表现在文才上。“他们将自己的儒学、史学、书学、德行、政能等，施用于行政的各个领域，为唐王朝的走向安定繁荣做出了许多实际的努力。因而他们见诸史籍的事迹，亦多以谏诤为主，是那种积极的谏诤行为，成功地实践了文才与谏官合一的人才模式。18位学士中曾任谏职的或有过谏诤行为的有11人，其谏诤是大胆而中肯的，特别是那些以文著称者，在谏诤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7]而魏征、褚遂良、岑文本、李百药等著名大臣，虽未列入18位学士，但都文才与谏诤兼备，形成了一种追求德性、文才、政能合一的政治风气。

在这样的风气下，自然可以解释为什么唐太宗对大臣们的劝谏表现得比较敏感了。

如宴积翠池赋诗，太宗赋《尚书》：“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征赋《西汉》：“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8]向来学者论此事，都称扬魏征善于规讽。傅绍良别具慧眼地看到：“其实，唐太宗的这首诗写得十分古拙，没有丝毫艳情和华美，而魏征的诗并无规讽之意，只咏叹汉高祖之事，在篇末强调礼于治国之重要。但唐太宗从中还是能敏感到了其中的讽谏，感叹魏征对自己的一番苦心。”[7]这一论点甚为合理。但对于此事，其实还可以提出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即：唐太宗之虚心纳谏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问题，那么，谏臣之外还有谁对他有深刻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对太宗纳谏起了重要作用的人——长孙皇后。

据《旧唐书》记载，随着太宗立下的功劳越大，他受到的猜忌越多。此时，身为秦王妃的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长孙氏对高祖孝、对其妃嫔恭顺，并且“尽力弥缝”，以女性的智慧和贤能周旋于高祖及其嫔妃间，弥补太宗的不足，为其在高祖那里争取更多的支持，无疑是太宗的贤内助。同时，她又是有胆有识的女中豪杰。在玄武门之变的紧要关头，太宗“方引将士入宫授甲”，长孙皇后以妇人之身、王妃之尊，亲临前线慰勉将士，使得“左右莫不感激”，为李世民成功兵变助了一臂之力。其后，褚遂良曾说：“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胭于漠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与臣节，自无所负。”*《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可见，玄武门之变的成功，长孙氏功莫大焉。其兄长孙无忌则是李世民极为倚重的佐命元勋，在玄武门兵变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可以说，长孙皇后及其戚族对李世民最终夺得皇位继承权，有莫大之功。因此，“太宗弥加礼待，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对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太宗固与之言，竟不之答”*《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由此可见长孙氏恪守儒家行为规范，并不以功高自诩而欲干政。同时，她对长孙氏家族的参政程度也尽量加以限制。其兄长孙无忌与太宗夙为布衣之交，且为佐命元勋，太宗对其委以重任实属必然。但长孙皇后“固言不可”、“每乘间奏曰”、 “后又密遣无忌苦求逊职”，终于使太宗改授清要，“后意乃怿”*《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史书的描写极尽曲折，对于我们认识长孙皇后的态度多有帮助。长孙皇后虽不直接参与政事，但我们在史料中还是看到她对政治的影响。事实上，她往往以更策略，更易使皇帝和重臣接受的方式参与朝政议事[8]。

两《唐书》本传记载的重点，都在于长孙皇后屡屡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迂回而巧妙地劝谏太宗，尽力消除太宗对于急言直谏之臣的恶感，保全魏征等直言敢谏之臣，从而对太宗朝谏诤风气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三月”条。。

太宗从“怒”到“惊”、终而转“悦”，如此巨大的心理转变，是在长孙皇后的帮助下调节完成的，也是他接受魏征其人其谏的必要前提。

太宗发怒的原因当为魏征直言进谏，言词激切，当着众大臣的面被指摘过失。因此，他暴怒异常*在此事件中太宗说：“魏征每廷辱我。”“每廷辱我”，未必属实；但这样的用词，是太宗当时心情的真实反映。由此可见唐太宗其时定是恼怒异常，若无长孙皇后之劝诫，魏征命运如何，难以预料。，甚至发誓要杀死魏征以出胸中恶气。可以想见的是，虽然魏征是太宗非常欣赏的直臣，但面对魏征频繁而急切的谏诤和皇家颜面无处安放的矛盾，太宗在情感上难免有难以接受的时候。因此，尽管魏征去世后太宗特为立碑述德，但后来一气之下又把碑文推倒了*《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条载魏征病重时，太宗派使者、赐药、赐婚(魏征之子)，及至魏征去世，诏百官赴丧、陪葬昭陵、自制碑文等，对其可谓情深义重。而后不到半年，态度就发生了急剧变化。《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六月”条载：“初，魏征尝荐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请以君集为仆射，且曰：‘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上以君集好夸诞，不用。及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上始疑征阿党。又有言征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也记太宗“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当然，这其中，太宗自身的转变也不可忽视。随着政权的稳固，太宗已远不如贞观初年那样能够勇于纳谏了。魏征的一番话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9]可见，魏征之谏，固然是直言相劝，却也常常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长孙皇后面对太宗的满腔怒火，不是直接劝说，也没有好言安慰，而是夸张地穿起了平时不用穿的朝服，转移了太宗的注意力，使之暂时忘记心中不快；跟着采用迂回战术，夸赞太宗是善于纳谏、能够容纳直臣的明君，因之，才会出现如魏征般敢于急言直谏、不惜冒犯龙颜的臣子；明君直臣，千古美谈，特别值得拜贺。这一番苦心，使太宗丢掉满腔怒火，心情和悦起来，不再提杀魏征的事了。由此，不管魏征此次直谏为何事，长孙皇后的劝谏目的也达到了。

在关系到国家大事和礼义大制的时候，长孙皇后往往表现得非常理智，并不因自己牵涉其中而感情用事。当魏征所批评的事件涉及到她所钟爱的长乐公主时，她还能坦然接受，并以此申发，夸赞魏征：

后所生长乐公主，太宗特所钟爱，及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征谏曰:“昔汉明帝时，将封皇子，帝曰:‘肤子安得同于先帝子乎?’然谓长主者，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差，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愿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后因请遣中使赍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征*《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

长孙皇后借机再次提醒太宗看重魏征。她以自己与太宗情义深重、尚且注意谨言慎行为例，特别指出魏征位在臣下、情疏礼隔而敢于直谏，尤其难能可贵。因此，她特地派人赏赐财物，并鼓励说：“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三月”条。这同时也是向太宗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此苦心经营，实为保全直臣，使太宗更善于纳谏。

除魏征外，房玄龄也是长孙皇后保护的对象。在弥留之际，她还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替房玄龄说话：

(长孙皇后)将大渐，太宗辞诀，时玄龄以谴归第，后固言:“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密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

其劝说每每基于国家大事的考虑，所以一次又一次起到了效果。在长孙皇后病逝后，“宫司”将她的作品呈给太宗。太宗睹物思人，痛发于衷：

“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十年六月”条。。

值得注意的是，太宗从“不复闻规谏之言”而慨叹“失一良佐”，因而对皇后愈加不能忘怀。在他心目中，长孙皇后对太宗善于纳谏之形成、佐助国事之功劳，甚为明了。

二、武则天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发扬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其在位期间上承“贞观之治”之遗风，下启“开元盛世”之伟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有创获。武则天登基前后，既是唐朝政治制度和政治措施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又是唐代文学逐步走向繁荣、形成盛唐气象的过程。葛晓音曾从妇女学的角度解释初盛唐女性专权的背景和原因，就文学队伍的壮大、文学地位的提高、文学风气的改变等方面分析以武则天为首的初唐女性专权对文学的影响，并指出：“唐代文人对文学的巨大热情，均是由这一时期的女性统治者促成的。”[10]武则天为达到权力制高点而一路披荆斩棘，于社会政治制度、典章礼仪多有创制，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日益得到学界的重估。其所发扬的科举取士制度，对其时社会阶层的流动、文人的取向以及社会文化氛围的行程，有着重要意义。

武则天崛起于高宗宫廷，与李义府、崔义玄、许敬宗等由科举入仕的新进寒族文士的支持分不开。为进一步冲击关陇贵族对政治的垄断、获得寒族阶层的支持和拥戴，就要以广大的庶族文士作为自己的政权基础。认识到了这一点，武则天便继隋朝开科考试之后进一步发展完善科举考试，提高进士科的地位，建立以文章取士制度。为最大程度选拔人才而完善科举制度，可视为武则天参政在文化事业上之最大影响。其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改革和完善考试制度，多途径求才，主要包括实施糊名考试、殿试、开辟制科、自举、试官等。史载“初则天时，敕吏部糊名考，选人判，以求才彦”，防止营私舞弊。天授元年(690)二月十四日，太后试贡举人于洛阳殿前，数日方毕。此次殿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大唐新语》卷八。，为玄宗时期的文化事业发展储备了人才。在常选之外，武则天还“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新唐书》卷四四《选举上》。，广揽人才，使制科成为对进士等常选科的重要补充。考试选人难免会有才彦落选脱漏，武则天便采用自举和试官的方法，使一朝落选而又确有才学的人由此得到重用。“长寿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资治通鉴》卷二百六“长寿元年一月”条。这一系列的选士政策，有力地刺激了广大学子的仕进热情，“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大唐新语》卷八。。武则天所选拔的这批人才，有相当一部分在文学方面十分杰出，如初唐诗歌革新的主要倡导人陈子昂以及后来成为文坛宗哲的张说、张九龄等人都是非常之才。文学队伍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初唐文学沿着广阔的坦途迅速发展，最终促成了盛唐文学高度繁荣的可喜局面。

第二，扩大招生地域和考试范围。显庆元年(656)颁布的《令州县举人诏》首次将选举的范围扩大到江淮以南；上元三年(676)《令山东江左采访人物诏》称：“山东江左，人物甚众。虽每充宾荐，而未尽英髦。”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柄政以后，首次采取 “南选”这一措施：“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在考试内容上，武则天也进行改革，向有利于山东、江左文士的方向倾斜。上元元年(674)，武则天上表称“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用提高老子地位来冲破儒学独尊的局面。凡此种种，都意在通过进用山东、江左士人来培养支持和拥护武氏政权的政治力量，以此对抗并最终取代关陇集团。

第三，增加进士录取人数。据《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引《唐登科记总目》计算，唐自高祖武德元年(618)至高宗永徽六年(655)38年间，共录取进士314人，平均每年录取8～9人。而自显庆元年(656)至长安四年(704)50年间，共录取进士1 040人，平均每年录取20～21人。故陈寅恪说：“进士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专政之时。”[11]

第四，以文章取士。由于“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故文章词采成为她取士的主要标准。永隆二年(681)八月诏曰：“自今以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以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并规定为常式。据《唐会要》卷七十六载，显庆到永隆间制举取人多重德行、文律，如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辞殚文律科、岳牧举等，而从垂拱到长安年间则多取文才藻丽，如词标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文艺优长科等，大大提高了文人的地位。陈寅恪曾经论证了武则天柄政与进士科见重有时间上的一致性，并进一步分析了进士科地位的提高对“关中本位政策”的破坏：“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置身通显的途径并不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科为全国干进者竞驱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遂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11]这种“学术之殊，实由门族之异”[11]所带来的直接社会后果便是寒士以此为仕进之途，并逐步权居要津，组成了武周政权的统治班底。对此，吴宗国先生专门统计分析了武则天称帝时期，以明经、进士出身至宰相的20人的家庭出身，结论是：科举不仅正在日益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而且已经成为一般地主子弟通向高官的主要途径[12]。这种破格选人、不论出身的方式，必然会导致“显赫的政治权力与普通的文词之士联系在一起，也就使得打破士庶界限的社会效应，尤其集中地向着文化的一端倾斜。”[13]相对于“文臣鼠窜，猛士鹰扬”*《全唐文》卷一百六七《释疾文·粤若》。的贞观时代而言，“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通典》卷一五《选举典》。。重文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尚终于形成。

进士科的勃兴，是科举制度在初唐时期的重要变革，其对士子的生存状态、生活道路和作品创作皆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武则天对文学及文士的重视，成为促进初唐后期文学事业迅速发展和盛唐文学繁荣的直接动力；《姓氏录》的修订使得初唐时期的贵族、功勋型统治集团向中后期的文人学士型阶层转变；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重进士科、以文章取士不仅提高了统治阶层的文化素质，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浓厚的文化氛围[14]。

三、上官婉儿对诗歌的评价和导向

由武则天开端的重视文学的风气，虽然在宫廷中曾造成一股短暂的形式主义逆流，但在题材、体制和表现艺术方面给盛唐诗提供了不少经验和借鉴[10]。大批布衣寒士通过此一途得以进用、跻身朝列，一方面改变了唐初重勋旧不重文人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成为初盛唐之交文坛上的宗主哲匠，对于盛唐文学的繁荣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这其中，上官婉儿两朝专美。她利用良好的文学素养、位高权重的政治优势，对诗歌艺术高下进行评判，成为其时文学风尚的领导者，对唐代诗歌的发展功不可没。

《旧唐书》云：“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旧唐书》卷五一《上官昭容传》。，“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新唐书》卷七六《上官昭容传》。，可知上官婉儿是位精明干练、才华横溢、吏事纯熟、显赫一时的人物。

上官婉儿生活的时期，以帝王为中心的宴集赋诗最为盛行。《唐诗纪事》卷九记四时游宴情形：

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直学士相从。春幸梨园并渭水袚除，则赐柳圈辟疠；夏晏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论及“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时指出：“于时文馆既集多才，内廷又依奥主，游宴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仅据当时所见部分文献所录，胡氏已归纳出太宗和高宗朝有近二十次之多的宴集赋诗。贾晋华对此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她指出：太宗朝君臣唱和共60次，其中可以考得是宴集赋诗的有40次，存诗142首；中宗景龙年间君臣唱和共56次，其中可以考得是宴集赋诗的有49次，存诗多达324首[15]。由此可见中宗年间宴集赋诗之盛。

游宴赋诗可谓诗人表露才华、争奇角胜的盛会。诗会中诗歌品评鉴定，既代表了最高统治者的喜好，也对诗歌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在多次的游宴赋诗中，上官婉儿品评诗艺、称量诗坛，她所代表的帝王集团的奖赏评价取向对整个社会风尚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对于应制赋诗的群臣，不仅多予赏赐，而且根据速度快慢与优劣评判再加奖赏。《旧唐书》本传云，宋之问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龙门诗会中，武则天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待得之问诗成，因“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唐诗纪事》卷十一也记此事，并云之问诗“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受到赏赐的东方虬之作虽已不存，但其诗曾被陈子昂赞赏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正始之音。检视今存的宋之问《龙门应制》，赞美武后出游场面，渲染皇城壮丽景象，描绘君臣宴乐、称觞献寿过程，刻画祥花、仙乐、瑞鸟等物象，与“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的歌功颂德一起，共同构成礼乐和畅、欢乐融洽的图景。全诗篇制宏肆衍长，主题亦趋复杂，骈散相间、多次换韵，极尽铺张之能事。虽然遵循了歌功颂德的惯例，却也流露出流宕蓬勃的气势[14]。这样的诗歌发展趋势，在当时已经逐渐明确起来。

沈佺期、宋之问是唐初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们致力于诗歌体制的进一步格律化，为律诗的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史称“沈宋”。他们的诗风相近，诗才相仿，难分高下。其诗才之争终因上官婉儿的判定而分出上下。这在《唐诗纪事》中有详细记载：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惟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功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唐诗纪事》卷三“上官昭容”条。。

上官婉儿的评语一针见血，两位初唐文豪 “不敢复争”，不愧为一代宫廷文学的权威鉴赏、评判者。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危言》中称沈佺期的结句是“累句中的累句”，宋之问的结句是“佳句中的佳句”，其评论与上官婉儿不谋而合。从中可以看出，上官婉儿通过称量文士来推行自己的评判标准[16]，其论诗不仅注重诗歌的艺术性，而且还特别看重文学作品的气势。

上官婉儿以其品评诗歌的标准和自己创作实绩的示范作用引导着初唐诗风的方向，客观上推动了诗风的转变，促进了初唐诗坛的繁荣。如景龙三年她随中宗游温泉登骊山，作《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皆境界开阔，气势非凡，将皇家出行的浩大声势与自然界的壮观美景相融合。登骊山后，中宗赋《登骊山高顶寓目》，随行诸学士纷纷应制。这些登高之作，基本上都符合上官婉儿所倡导的美学风范。如崔湜《奉和登骊山高顶寓目应制》云：“名山何壮哉，玄览一徘徊。御路穿林转，旌门倚石开。”词气充盈，宏博刚健。其他像苏颋、李乂、刘宪、武平一、赵彦昭等人的诗歌也显示了同样的美学追求。晚唐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云：“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宋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四十一引《许彦周诗话》云：“唐高宗燕群臣赏双头牡丹诗，上官昭容一联云“‘势如连璧友，情若臭兰人。’计之必一英奇女子也。”“不服丈夫胜妇人”及“英奇女子”都是后世论者对上官婉儿才情品性的评价。

而她一旦品评诗歌，就必定会以这样的豪健之气加以引导。正是在上官婉儿的努力倡导下，诗人和赏诗之人都把注意力逐渐集中在诗作“文理兼美”上，宫廷诗歌开始超越歌功颂德、绮错婉媚的审美趣味，朝着词气充盈、刚健开阔的审美追求迈出重要的一步。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上官婉儿除了通过诗歌品评和创作来传达自己的诗歌理想外，还主持着具体机构来实现和落实诗歌理想。

《新唐书》记：“婉儿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群臣赓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唐会要》卷五十七“翰林院”条也载:“(翰林院)开元初置，已前掌内文书，武德已后，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则天朝，以苏味道、韦承庆等为之，后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中宗景龙二年，上官婉儿倡议扩大修文馆，增学士员，史书记其时修文馆的情况云：“初，中宗景龙二年，始于脩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新唐书》卷二百二《李适传》。大批被选拔的文士聚集在一起，经常奉命唱和；又在带有竞赛性质的赋诗过程中接受了新的美学标准，客观上为诗歌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官婉儿主持着武后、中宗时期的宫廷文学活动，不仅影响了当时，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张说认为在她的推动下，才有了“自则天久视以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张燕公集》卷一六《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的大好局面，并流露出意欲追踵上官婉儿重用词臣、实行文治的想法。《太平广记》亦云：“至若幽求英俊，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无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这些评价都客观指出了上官婉儿通过扩大文馆来盛引文臣，引领诗风、导夫前路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综而论之，女性参与政治，不管成功与否，都可视为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寻常的事件，其意义和影响应该是复杂而深刻的。有的事件就政治来说，也许因没有形成政局变幻而影响不明显；然而其在社会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还有待重新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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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nfluence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arly Tang Dynasty

ZHAO Xiao-hua1，2

(1.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In order to stud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arly Tang Dynasty, the major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vents were analyzed by document analysis. It is shown that the noble identity of ZHANGSUN Empress influence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power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and greatly contributes the dissuasion in Taizong Emperor Dynasty; WU Ze-tian advocates the syste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selecting talents, which affacts the the promotion and demotion, change and flow of social class; SHANGGUAN Wan-er, who was at the key 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contributes to the plentiful palace poetry and the vigorous and wild aesthetic pursuit by commenting on poetry.

wom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ultural influence; dissuasion; imperial examination to select talents

2015-10-3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JC751130)

赵小华(1976-)，女，四川宜宾人，副研究员。

K242

A

1671-6248(2016)02-00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