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71)



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

常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71)

为研究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之关系，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复兴、书院的学术、书院与科举、书院与文人之风气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明清关中书院对明清关中文学发挥着促进作用，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环境的营造创造了条件，成为明清关中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明清时期；关中；书院；科举；学术

书院是由古代私人讲学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有组织的教育机构，它在人才培养、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王恕在《学古书院记》中谈到：“书院乃儒生讲学明伦之所，所以化民善俗而成才者也。”[1]书院在唐代以来逐渐兴盛，同中国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基本同步。白居易《策林·四》引孔子之言云：“臣闻仲尼之训也：既庶矣，而后富之；既富矣，而后教之。”[2]兴办学校、延请教师、建立刻坊、出版图书，这一切都需要经济的支撑，在明清，书院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良好的教育环境无疑会给文学人才提供浓郁的学习氛围和相应的学习条件，有助于受教育者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宋、元、明三朝，凡书院发达的地区，也就是文化繁荣的地区；而大凡学术文化繁荣的地区，其刻书事业也颇兴盛[3]。书院的建设与发展有赖于文人学者的倡导与推动，反过来，书院的建设与发展又培养了一代代文人才俊。这就使我们研究书院与文学的关系有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一、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复兴

自宋代开始，书院教育蓬勃兴起，促使中国的私学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宋朝及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中国的经济重心稳定在南方，中国的书院也以南方居多。据统计，宋朝有书院397所，其中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便占了383所，为总数的96.5%。元朝有书院277所，上述十省占了181所，为总数的65.3%。明朝有书院1 239所，上述十省加上云南、贵州二省占了1 007所，为总数的81.3%。清朝的书院有1 902所，上述十二省占了1 580所，为总数的83.1%[4]。具体来讲，宋元时期，南方经济最富庶的地方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因而这一阶段，以江西、湖南、浙江等地为最多；明清时期，南方经济最繁庶的地方，除了长江中下流域，还有珠江流域，因而这一阶段的书院，以江西、湖南、浙江、安徽、江苏和福建、广东等地为最多[3]。

明清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统治者更深刻地领会到文教管理的作用，把发展文教视为其治国之本：“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太祖实录》，洪武二年十月。明代初沿元旧制，立洙泗、尼山书院，后因竭力兴办学校，书院便趋于沉寂。明初重视兴学，如《明史·选举志》中说“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5]，“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6]据有关学者统计，洪武年间所设立的府学、州学、县学等在地方多达1 311所，平均设学率高达91.5%[7]。洪武到天顺90年间，新建书院58所，修复74所[8]。到明朝末期，全国各地的生员人数，居顾炎武统计，达50万人之多[9]。

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发展同全国大致保持一致，自洪武至成化将近100年间，书院发展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成化以后，陕西书院逐渐兴起：“洎乎我朝，列圣相传，屡诏天下以兴学为首务，而又兼立书院以广教育人材之地。当此之时，自京师及各都会莫不建学延师，以承明诏，郡县之大者亦力为之，惟僻小之区经始为难，往往侨设于祠宇，若官舍以收其地之俊秀者，督课而已。呜呼，惜哉，余行部至耀，耀适如是。”*汪灏，钟研斋：《续耀州志》，乾隆二十七年刊本，第284-285页。关中书院在弘治(1488～1505)、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年间最为兴盛。根据陕西各地方志资料统计，明朝时期陕西书院共计50多所，其中新建书院47所，重修、重建的书院3所。明朝陕西书院的地理分布比元朝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原来没有书院之设的陕北、陕南，在这一时期均有书院的出现，但地理分布上依然体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其中，关中地区书院有34所。清朝关中地区书院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有书院71所[10]，这些书院既有官办，也有私人创办，且出现民间化的趋势，这对关中地区文化的普及和士人的培养发挥了巨大作用。

明初，关中地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战乱等原因，书院的发展相对滞后，有些文教曾经较为发达的地区书院发展在明初也颇为落后。朝邑曾为文化较为发达之地，到明朝连试院也“独缺”，“试院与学校为终始，学校以育人才，试院以取人才。然自学校既设，无论都省郡县皆有而试院于邑独缺”*饶应祺，马先登：《同州府续志》，光绪七年刊本，第874页。。白水县的情况大致同样，“考试，大典也，考试地求肃静，则典试者所宜尽心也。白水向无考院。遇岁课试，或即官衙，或假书院，搬运饰置，上下均劳，终难严谧”③，试院的规模和质量也相对较低。临近的朝邑县情况大致一样，“朝邑，人文地，向先君子作宰数岁亟称之，亦亟培之。今予复奉檄承乏，思以次修举废坠而文教为首。值试期，士千五六百人聚署中，房舍实不能容，有据阶为几者，风雨猝至则茫然失措，且邑试多在隆冬，霜晨雪夜方呵冻不暇，而何文之”③。甚至有的地方学宫毁于战乱，“永邑七罹寇烽，学宫灰烬，士生其间，何异农之失耕，工贾之废业”*郑德枢，赵奇龄：《永寿县志》，光绪十四年刊本，第393页。。明人李东阳《重建正学书院记》载云:“正学书院为道学而作也， 院在陕之西安，盖宋横渠张子倡道之地，门人吕大钧辈皆得其传。元鲁斋许公来主学事， 亦多造就。后省臣建议为书院，合祀横渠、鲁斋及其乡贤杨元甫，而聚徒讲学其间。”[11]此外，杨一清还在凤翔府陇州(今陕西陇县) 创建岍山书院，在武功建绿野书院。这些书院的建立，与三原弘道书院共同推动了明朝关中理学的发展。

明清的统治者通过对学校、科举以及翰林的管理来加强对文教制度的控制，此时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与翰林制度也因此逐步发展并完善，成为明清时期3种联系密切且影响深远的文化制度，而这3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文人的教育发展、价值观念以及文学创作[12]。具体来说，通过对学校、书院的管理来规范士人学习的标准，通过以科举为代表的选士制度的实施为士人提供入仕的机会，提高文学(如诗词)的地位以及丰富士人的创作素材，但同时也禁锢了士人的思想，限制了士人的创作。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士人，其中大批翰林士人以“文学侍从”的身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特别是明朝中后期，一些入阁翰林士人凭借其政治地位成为文学领袖，并以其作品形成典范性的创作标准，影响到当时的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

明清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培养了大量的文人，为当时士人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学校教育是文人文学创作的重要起点和基础，是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和启蒙阶段。学校教育不仅是士人获得读书写字的基本技能，还可以使他们获得儒家文化和传统诗歌的熏陶，而这些技能和知识为文人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是士人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明清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文人的文学修养，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促进了明清文学创作的繁荣，使得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文化典籍的品种和数量不断增长。据近人杨家骆统计，明朝著作有14 024部、218 029卷，清朝著作有126 649部、1 700 000卷[13]。

何宗美在《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14]论及明朝书院在时间和地域分布以及活动方式上与文人结社有一致的地方。书院最兴盛的成化至万历间，正是结社风气最为活跃的时期；书院最为集中的江西、南直、湖广、广东、福建诸省，也是文人结社较为多见的地方。

二、书院与学术

自宋元以来，书院与理学呈现出逐渐结合之势，早在北宋时，周敦颐创建的濂溪书堂就已成为其传播理学思想的场所，南宋时的朱熹大部分时间是在书院度过的，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与其书院生涯直接相关，自此以后书院成为士人聚集的场所，到明清随着书院的增多以及书院活动的频繁开展，士人的交往、结社变得更加频繁，文人群体的声势也日益壮大。

正德以后，阳明之学和甘泉之学兴起，学风为之一变，二人以昌明圣学为己任，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所到之处，莫不致力修建书院，进行讲学。三原王承裕告归后创立弘道书院，亲自讲学十余年。在弘道书院建立后不久，关中地区以书院为基础的讲学之风亦逐渐流行开来。弘治八年(1495)，提学杨一清建立武功绿野书院，“择士子充于中以训导，赵文杰为之师，规约大率与白鹿、睢阳类，时西安、凤翔诸生，闻风踵至，公时坐堂上督劝之，沨沨乎道学之流行也”*雍正《陕西通志》卷27。。弘治九年(1496)，提学王云凤修复陕西西安正学书院，“建书楼于正学书院，广收书籍，以资诸生诵览。嘉靖中唐龙督学，时士学趋诡异，乃兴正学书院，选士群肄之”①。蓝田秦关书院，是知县梁一道为博士王之士建，因王之士号秦关而得名。万历十三年(1609)，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一批官员同冯从吾在宝庆寺东边的“小悉园”所建关中书院为明代关中书院最为有名者。书院首请冯从吾、周淑远等名流主讲，冯从吾任山长。关中书院一时“同志川至云集”，从学者达五千余人，在讲学之余，诸生“愿歌诗者，歌诗数首，以畅涤襟怀”[15]。后来关中士人中杰出者主讲书院，阐扬经史，表彰文章，致力于传习儒家经典。李因笃“归后，岐山令及淳化宋振麟等请讲学于朝阳书院，因笃首发横渠以礼教人之旨，次论有守有为之义，而断之于审几，以著思诚之体。其论学必绾以经，说经必贯以史，使表里参伍，互相发明”[16]。“孙景烈，字孟扬，陕西武功人，乾隆四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受检讨，以言事放归”，“及放归，陈宏谋，尹继善先后延主关中兰山书院，后复主鄠县明道书院。日与生徒讲性命之学，虽盛暑必肃衣冠。”[16]“王巡泰，字岱宗，陕西临潼人。乾隆三十三年进士，历官山西五寨，广东兴业、陆川知县。所至以经术饰吏治，有惠政，擢吏部主事。”“先后主讲临潼、渭南、华阴、望都、解州、运城诸书院，多所成就。”[16]“刘绍攽，字继贡，陕西三原人，雍正十一年拔贡生。时交河王兰生以李光地高弟，视学关中，举绍攽博学鸿词，亲老未就。兰生谓：‘关中人士，其刊落浮华，切实用力者，惟绍攽一人而已。’寻以朝考第一，出为四川知县，补什邡县，调南充，以艰归。”“归里主兰山书院，多所造就。”[16]“李元春，字时斋，陕西朝邑人，嘉庆三年举人。迭主潼川华原书院。”[16]“贺瑞麟，字角生，陕西三原人，恩贡生。同治元年，关中乱，避地绛州，颠沛之中，仍与于瑛、树椿讲学不辍。乱定归里，知县余赓飏请主学古书院。”[16]“路德，字闰生，陕西周至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历主关中、宏道、象峰、对峰各书院，教人专以自反身心，讲求实用为主。”[16]“柏景伟，字子俊，陕西长安人，咸丰五年举人，主泾干、味经、关中各书院，思造士以济时艰。”[16]上述诸人大都有仕宦经历，都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归里后主讲书院，培育人才，教化民众，这实际上是士人对现实关切的一种表现。

关中的书院大都以读经为主要课程，置科举诗文为附。弘道书院建成后，受众弟子之请，王承裕为书院立教条二十，“自明德、学道、游艺，以及会食、归宁，咸有矩矱”[16]，对前来就学学生的学习内容进行了规定。冯从吾在关中书院宝庆寺讲学时就订了《宝庆寺学会约》，其所列书目“当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录》为主，其相与当以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一坐久兴到，愿歌诗者歌诗数首，以畅涤襟怀。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气象何等从容，诚意何等恳至，即此是学”[15]。清初李二曲主讲关中书院所定《关中书院会约》与冯从吾所定之约相仿，所读之书为《四书》《四书注》《四书大全》《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在“申酉之交，遇精神懒散，择诗文之痛快醒发者，如汉魏古风，《出师表》《归去来辞》《正气歌》《却聘书》，从容朗诵，以鼓昏惰”[17]。书院成员群居共学，融洽相处，质疑问难，共进于道，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环境的营造创造了条件，成为明清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于读经之外，弘道书院还非常重视礼教。以礼教人自北宋张载开始，一直以来都是关中的学风传统。如明末刘宗周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18]清初的张履祥也说“礼为立身之干”，“关中之学，以此为先”[19]。王承裕在弘道书院的讲学也继承了关学的这一学风。他为弘道书院所定学规中就有“学礼”一项，“凡弟子家冠、婚、丧、祭，必令率礼而行”[20]。可见王承裕对礼教的重视。王承裕不仅要求诸生学礼，而且他本人也“自始学好礼，终身由之”[20]，并刊布《蓝田吕氏乡约》《乡仪》等书，以礼教化乡人。据说，正是由于王承裕对礼教的重视，“三原士风民俗为之一变”，受其影响，弟子马理亦“特好古仪礼，时自习其节度”，并“执礼如横渠”[20]。此外，张澜在重修蒲城学宫记中亦记：“余蹙然曰：‘建学非仅教人寻章句，衔科名之谓也。礼仪之不可不知，彝伦之不可不笃，而致泽之道不可不讲也。’”[21]

弘道书院为关中地区培养了大量的理学人才。《弘道书院出身题名》著录有42人，其中以马理、秦伟、雒昂、张原、李伸、赵瀛等人尤为有名。而在王承裕之后，马理与高陵吕柟的往来讲学，则成就了明代关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冯从吾在《关学编·自序》中说：“光禄(马理)与宗伯(吕柟)司马金石相宣，钧天并奏，一时学者翕然向风，而关中之学益大显明于天下。”[20]

三、书院与科举

明人主张圣学、举业合一，在书院大谈科举之学。甚至有人将书院比作农夫耕田：“夫学，士之田也，有庠序以联之，有科举以劝之，而又为书院以课督之，与催耕促织何异?”[22]凡此种种，说明将书院视为谈经课士、准备科举的教学机关，已是明朝的一种普遍共识。根据师海军统计，杨一清在陕期间，关陇地区新建和修复书院的数量为16所，仅次于江西、福建、湖北三省，在全国列第四。而在关陇文人崛起的弘治时期，陕西新建与修复书院数量是14所，与江西并列全国第一。弘治、正德年间关陇地区进士占全国比例5．07%，远高于弘治之前的3．30%，也高于其后的4．34%[23]。从上述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书院的发展与科举的兴盛成正比关系，明朝的弘道书院和关中书院在应举士人的培养方面发挥了尤为关键的作用。

王恕在《弘道书院箴》中曰：“维兹书院，实萃群英。隆师亲友，讲道穷经。工夫既到，义理自明，匪徒知之，尤贵力行。乡举里选，荐其贤能，进于宗伯，达于大廷。牧民守宰，辅政公卿，皆由此出，千载垂名。”[24]王恕作为当时关中理学大家，在强调书院的“明纲常之道，知修齐之理”的同时，也不否认书院的“乡举里选，荐其贤能”的职责。关中书院规制曰：“院长一人，掌教事；监院一人，掌庶务；斋长二人。教法以经史子集，考课以诗、古文、词、八股、试帖、策论、杂著。”[25]弘治九年(1496)李东阳应杨一清之请，为关中正学书院作记曰：

杨君(杨一清)受命分省，任兴教作人之寄，其督学州郡有成效矣。兹又聚徒置院，为养蒙储俊之计，为之标的绳准以示之，使趋向有途，跻攀有等，以求至于圣贤之域。其教之不厌乎详如此，为之学者，尚一志百力，朋从而丽泽，居必于此，而他业不迁，学必于此，而旁歧不惑，则为黉校之良材，科场之杰士，廊庙藩郡之名臣循吏，可计日以俟。而古之所为正学者，将暴白于天下无疑矣。苟视为美观文具，而莫知所以学，则州县之余亦安用此为哉[15]？

李东阳在该记中指出书院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两大职责：“至于圣贤之域”和“黉校之良材，科场之杰士，廊庙藩郡之名臣循吏”，即强调培养人才方面要德业和功业并重。

在讲会盛行之世，书院除了“升堂会讲”，根据分定课程进行“讲解”、学习之外，还组织诸如文会、诗会、酒会、茶会、舫会、会课、课艺、考课、作文、经史会、史学会、理学会、古文词会、昭代典故会等等与教学活动相关的各种会事。三原学古书院于弘治元年(1488)复建，“济南马君龙以名进士来吾邑，盖有为有守之士，必能体二君之心，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择师选士加意教养，俾吾乡为诗书礼乐之区，措斯民于平康仁寿之域，成其卓异之才，以为邦家他日之用”[1]。

万历二十七年(1599)，冯从吾因抗疏谏诤，得罪明神宗，罢官归陕，与朋友萧茂才诸人在长安城南门内的宝庆寺讲学，从者如流，门下士多至千余人，一时称“关西夫子”。万历三十七年(1609)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参正熊应占、关洪学等慕名来宝庆寺参加会讲，见数千人挤在狭小的寺院内十分拥挤，当即商定把寺东的小悉园作为冯从吾讲学的学堂，并取名关中书院。冯从吾十分注重书院的建设与发展，他聘请名流学者共执教席，发扬务实的教学风格，制定严格的学规校纪，使关中书院很快成为全国闻名的学术传播中心和人才培养机构之一。《徽州府志》记载，明清“海内书院最盛者四，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南北主盟，互相雄长”[26]。

冯从吾在建关中书院之初就明确提出书院职能有二，即讲明理学与支持科举：“虽然书院之讲，固不专为科第，而即科第亦足见书院讲学之益。惟诸君不以一时科第自多而以圣贤有本之学自勉，使郿坞子厚、蓝田四吕、高陵仲木再见于今日，则业与名世争流，而名与天壤俱敝。宁直诸君不负科名，即关中书院亦当与白鹿、岳麓并名不朽矣。余不与有荣施也哉!”[27]明代关中书院的科举教学水平比较高，从关中书院产生许多进士，如焦源溥、祝万龄、党还醇等。清代“(乾隆)三十六年，巡抚毕沅莅任伊始，即念移风易俗教化为先，因重事修建，延致经师江宁戴进士祖启主席其间。复于通省生徒中选其有德造者，俾潜心教学。共获观摩。旬有试，日有课，不数载，关中乡会中式膺馆选者大半皆书院之士，一时称盛事焉”[25]。培养出的进士有王杰*王杰，字伟人，号惺园，别号畏堂，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会试中进士，殿试中魁首，为清王朝开国后陕西第一个状元。、阎敬铭*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清代陕西朝邑县(今大荔县)人，清光绪皇帝时东阁大学士，为官清廉耿介，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有“救时宰相”之称，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署山东盐运使，山东巡抚等，1882年调任户部尚书，1883年充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晋协办大学士，1885年授东阁大学士，1892年卒后追赠太子少保，谥“文介”。、吴锡岱*吴锡岱，咸丰二年(1852)壬子恩科进士，陕西乾县人。、路德*路德(1784～1851)，字润生，号鹭洲。清嘉庆十四年(1809)中二甲进士77名，选翰林院庶吉士，著有《柽华馆诗文集》《仁在堂时艺》等。路德与其子孙路慎庄、路慎皋、路桓、路峙五人先后皆中进士。路慎庄，路德长子，字子端，号筱洲，道光十六年二甲进士26名，授翰林院编修，任福建乡试副考官，后迁御史、淮海道，所著有《蒲编堂书目》《唾余稿》等。等。

书院中以科举文体八股文为教学主要内容，撰写特定资料。八股文程序中成股的文字一般以八股为例程，亦可有变化，根据题意和文章内容可写成四股或六股。路德历主关中、宏道*即“弘道书院”，清乾隆时以避讳改为“宏道书院”。、象峰、对峰各书院。“教人专以自反身心，讲求实用为主。尤以不外求，不嗜利，为治心立身为本。生平研经耽道，不事偏倚。”在八股文、试帖诗、律赋等方面，具有专门名家之学，“弟子著录千数百人，所选时艺一时风行，俗师奉为圭臬”[16]，他所编的《训蒙草》多用以对士子进行严格的八股文训练。路德的课试类著作还有《关中课士诗赋注》，包括《关中课士试帖(诗)详注》2册、《关中课士律赋笺注》3册、《时艺引》3册；另有《文艺金针》1册、《试帖准绳》2册、《试赋准绳》2册，主要是针对门人完成的科举考试文本进行详注、点评和指导。柏景伟为士子选编《关中书院课艺》，李应台、谷逢钧等撰稿的《关中书院课士赋》，吴锡岱等辑《关中书院课士诗》，都是道光年间关中书院选辑优秀应举诗刊行的，以帮助学子们学习律诗之作法。此外，关中书院还自己刊刻考试类书籍，如孙景烈撰《四书讲义》，顾南雅评选《律赋必以集》，史祐撰《论文枕秘》等，这些科举工具书对书院士子的应试和推动关中科举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书院与文人之风气

儒者的经世实践包括推行教化、兴起人才。宋、元以降的理学之士，也以善俗作为自己的责任，自宋以来，民间儒者通过书院来实现自己的这一抱负。主持书院的儒者历来重视对士人精神的塑造和士风的培养，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士绅创建与修复书院都与他们施行教化、化民成俗的理想与追求理想不可分割，清末的张之洞在《请颁广雅书院匾额折》中表达了设立书院的宗旨：“设立书院之举，窃欲鼓舞士类，维持世风。上者阐明圣道，砥厉名节，博古通今，明习时务，期于体用兼备，储为国家桢干之才，次者亦能圭璧饬躬，恂恂乡党，不染浮嚣近利习气，足以淑身化俗。”[28]士风既受制于既有模式，也受制于一定时期士群体的存在方式、生存状态、士人生活的组织方式等影响。

士风关乎世运，《明史·选举志》曾记述明中后期士风的变化：“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至万历时，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而群臣水火之争，莫甚于辛亥。”[5]顾炎武考察清初士风时也说：“三十年之间而世道弥衰，人品弥下。”[9]结合明清世风日下的现实，书院的这一职能尤显重要。

关中士人大都砥砺节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曾说：“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18]关中士人这种崇尚节操的精神在张载身上就已有体现。张载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为不卷入新旧党派之争，毅然辞官归里，以素位隐居穷乡僻壤，“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29]。弘治六年 (1493)，王恕由吏部尚书致仕，而其子王承裕亦于这一年中进士，未出仕，便陪王恕返乡。回乡后，王承裕先是在僧舍讲学，取名为“学道书堂”，马理、秦伟、雒昂等人皆从之游，从而开创了三原学派。后来由于学者众多，僧舍容纳不下，遂建弘道书院。王恕、王承裕父子的讲学，崇尚气节，不为空谈，故“其门下多以气节著”，如马理、雒昂与张原等人，皆因上疏谏议而遭受廷杖，雒、张二人并因此丧身。后来，富平的杨爵更是以气节闻名。冯从吾说杨爵“险夷如一，初终不贰；磨礲精光，展拓胸次，其所涵养者诚深，以故鼎镬汤火，百折不回，完名全杰，铿鍧一代不偶也。彼世之浅衷寡蓄，耽耽以气节自多者，视先生当愧死矣”[20]，因而，重气节也是明代关学的一个特征。

冯从吾在讲学和著述过程中，非常重视士风，他认为：“世道污隆，系士风厚薄，而返薄还厚，倡之者当自士大夫始。”[27]他针对当时关中士人的不端风气提出严厉批评，“世间最有功德事，莫大于成人之美。南人每见人行一好事，大家必称赞之，羽翼之务底于成。秦俗则争讥笑之，诋毁之务底于败，如此则师复受其益，而弟子多受其损”(《正俗俗言》)，“秦俗明知敬之是，而百方嫉忌之，百方吹求之，使敬者必至于无所容。明知肆之非，而百方狎溺之，百方左袒之，使肆者益，至于无忌惮” (《正俗俗言》)。针对这一形式，冯从吾认为“讲学全要砥节励行，切不可同流合污，以蹈乡原之弊”(《都门语录》)，他把关学“经世致用，笃行践履”的精神贯彻于讲学之中，“讲学原为躬行，而非学者多借躬行为口实”，“讲学而不躬行，不如不讲”(《都门语录》)，书院在关中士人这一风气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清易代，面临是否和新朝合作关中士人出现分化，一部分士人走上和清朝合作道路，如李念慈、王又旦等人，同时以“关中三李”为代表的士人成为遗民，他们对士人的气节尤为重视，认为讲学为培养士人元气的重要途径。李二曲说:“教化必自学校始，未有教化不行于学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谈义理，惟在明此心，体此理。人人有此心，即有此理。”[17]在《匡时要务》中讲到：“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息则元气索而生机漓矣！”[17]李二曲的讲学反对空谈，继承关学躬行实践的学风，认为：“人患不着实躬行，诚肯着实躬行，则不可一日不讲。”[17]他又说：“学之不讲固可忧，讲而不行尤可忧。盖讲学本为躬行，如欲往长安，不容不讲明路程，若口讲路程而身不起程，自欺欺人，其病更甚于不讲，岂不尤为可忧。”[17]李二曲把自己的这些讲学主张落实到关中书院的讲学过程中，在其拟定的《关中书院会约》中的《儒行》《会约》《学程》诸条都有明确的规定。李二曲讲学的宗旨和实践活动对改良清初关中士风民风起了重大的作用，主讲关中书院时“阿抚军席熙暨三司迎候于书院之翼室”，“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三月之内，一再举行，鼓荡摩厉，士习丕变。”[17]

五、结语

相较汉唐，明清关中经济与文教大为落后，书院的数量、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江南地区。江南地区书院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自发性特征，而明清关中地区书院发展同两个王朝对书院认识和扶持直接相关。同时相对独立的民间书院也有一定发展，同官办书院相较更具有灵活性和学术的活力，在士人培养、文化普及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改善明清关中地区文教落后的面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明初的关中书院由于具有官学相结合的特点，书院内部主要以程朱理学为教学内容，培养了明中期的许多理学名臣，诸如王恕、王承裕父子，马理、吕柟、秦伟、杨爵等人。相较明代书院，清代关中的书院在数量和规模上均有发展，许多致仕清代关中理学名家云集各地书院，他们一方面延续关中重视礼教的传统，培养士人“躬行礼教”，另一方着意于科举人才的培养，在科举应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书院以读经为主要课程，置科举诗文为附，士人聚集讲学，相互砥砺，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环境的营造创造了条件，成为明清关中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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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zhong academies and litera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ANG 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Shaanxi, China)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zhong academies and litera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vitalization and science of academies in Guanzhong are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es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es and the literati ethos and some other relevant questions from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It is found that Guanzhong academies play a catalytic role in litera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y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literal environment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zhong litera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anzhong; academies; imperial examination; science

2015-12-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ZXW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K5051308001)

常新(1971-)，男，甘肃靖远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I206.2

A

1671-6248(2016)02-0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