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佳

Guo Jia

盛世吉金
——云南省博物馆藏江川李家山古滇青铜器赏介

Appreciation of Jiangchuan Lijia Mountain Ancient Bronze Wares in Dian Stored in Yunnan Provincial Museum

□郭 佳

Guo Jia

“滇”是我国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原始王国，主要分布在今云南省中部及东部地区，以滇池水域为中心。据考古数据证实，滇国出现的时间至迟不晚于战国初期，盛于战国末至西汉初，西汉中期以后开始衰落，至东汉初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代替。当时的滇国古民族尚未使用文字，这使得古滇人原始但丰富的生活及其创造出的灿烂青铜文化被逐渐湮没在了时间的长河中。滇国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史研究中几为空白。我国古文献上虽对滇国历史有过片段记载，但多来自传闻或转录，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寥寥百字，“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糜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后至西汉时，汉武帝发兵，“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然而这样的“国中之国”也并未维持太久，西汉末年大量汉族移民由内地进入边疆，当地的郡县制亦不断巩固，逐步取代了滇王的地方政权。至东汉中叶，我国西南边疆历史上长达五百年的古滇王国已完全销声匿迹了。那些曾经记录着一个强盛部落的青铜器，在封土之下，一睡就是两千年。

建国后，滇池区域及附近地区不断发掘出大量滇国时期的文化遗物，较为重要的发掘地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曲靖八塔台等。其中李家山出土文物从器物类别、造型纹饰、铸造工艺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历史及艺术价值，堪称古滇国青铜文明鼎盛时期的精华所在，其特色尤其鲜明：一是数量众多，内涵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内所有出土的万余件古滇国青铜文物中，江川李家山出土青铜器占比达百分之四十。古滇国文物中的生产、生活、兵器、礼乐器、装饰品等各类别器物基本上在李家山出土青铜器中都有发现，并且表现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二是铸造技术成熟，加工工艺丰富。古滇国文化承续了世界青铜文化的余辉，不同青铜铸造方法和加工工艺在滇国青铜器上都有所体现。李家山出土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主要有单范法、泥范法、失蜡法等，器物修饰加工方面可见富丽华贵的鎏金银工艺、行云流水的线刻工艺，并综合采用锻打、模压、镶嵌、错金银等工艺，体现出高超的青铜制作艺术；三是装饰方式丰富繁杂、风格多样。李家山文物中的装饰纹样有抽象几何形纹样和写实具象纹样两类。几何纹样有圆圈纹、云雷纹、网格纹、水波纹等，具象纹样大多出现在青铜容器、盛器、乐器上，多与抽象纹样组合成复杂图案，有人物组合、动物组合、人与动物的互动等，这些逼真生动的人物和动物图案及立体造像，记录了古代滇人祭祀、战阵、纺织、纳贡、狩猎、舞乐、宴饮、农作等情景；四是强烈的写实艺术风格。李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写实风格自由不羁，充满了艺术的灵性。无论是人物或动物，还是场景描绘，均塑造真实、形象逼真、神形兼备、造型准确，细节精到；五是典型器物的独具一格。青铜贮贝器、青铜扣饰、青铜俑、青铜工具是李家山出土文物中最具滇文化特色的器物，其中贮藏海贝的青铜容器更是为古代滇人所独有。这些器物对古滇国社会形态、聚落生活及艺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古代滇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滇人的审美意识形态。

国之重器 铜鼓

铜鼓（图1），战国（475－221年），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高33、鼓面直径37.5、胴围140、腰围115、足径47厘米，云南省博物馆藏。

铜鼓，是滇国青铜器中特色鲜明的一个大类。奴隶社会早期，铜鼓经历了一个由釜到鼓的形成期，从炊具演变为乐器，随着社会的发展，铜鼓开始兼具“礼器”的社会职能并在宗教祭祀中占据重要地位。铜鼓的形制随着其功能的需要向着“鼓面渐大，腰曲渐收”的趋向演变，铜鼓的纹饰也经历了从无而有、由少至多、自简到繁的变化过程。

图1 铜鼓

此鼓鼓面平整，胴部直径大于鼓面，束腰，足部侈出，胴部与腰部均有四绳纹耳。鼓面正中饰太阳纹，并作十二角光芒图案，其余图案由内向外作环绕放射状，每一晕圈均各饰特色纹样，如点纹、三角齿纹、圆涡纹等几何连续纹饰，此外还有动物及人物形象。整器造型端庄，精美大气。此鼓出土时与另一鼓上下相合，下鼓内满盛贝币，当为贮贝器之用。

鼓面中心太阳纹外有七只飞翔的鹭鸟围绕。中国古代有“鹭为鼓精”之说，古代的乐器建鼓，又称“鹭鼓”，即因其穿径的鼓柱上多刻有翔鹭作为装饰。作为乐器，鼓常与舞蹈联系在一起；而鹭洁白漂亮的长羽，常常被人们用做舞具，于是形成“舞・鼓・鹭”的一系列艺术组合。如《诗经・鲁颂》云：“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宴会中，舞伎手持鹭羽翩然起舞，如同鹭鸟时而群起，时而下落，甚为美矣，伴随着鼓声阵阵，宾客们也情不自禁于酒酣处手舞足蹈。因此，又有“饰鼓以鹭，存其风流”之言。滇池地区自古多鹭，在铜鼓纹样中的鹭多半引颈伸腿，作展翅飞翔状，并喜突出它的冠翎、长喙和图案化的扇形尾巴。文献曾记载滇池地区古代有“盐池田渔之饶”，从长喙善鱼的水禽，使人联想到渔归的喜悦。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饰物中，有不少以长喙的水禽为主题的装饰，由“渔利”的观念，进而普遍化为“祈福求利”。除乐器功用外，铜鼓作为礼仪祭器的内涵有了进一步外延。

鼓身侧面有船形纹四只，每只船上有四至五人作划船状，人像均裸身并头饰羽冠，船间有游鱼以及长喙大嘴的立鸟纹，由此纹饰可见滇池地区的竞渡之风。滇疆域内，从晋宁到江川有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等，对于“陆事寡而水事众”的湖滨居民，滇国竞渡活动的出现与其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农业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后，竞渡又常与求雨祈年相结合，并由宗教活动变成了习俗。

在鼓身纹饰最宽处，由连续圆涡纹、点纹组成的条带纵向分割为八格，其中一格光素，一格立牛，一格作一柱形物立于中央，柱顶引出四绳，绳端个各系一圆环，四名头戴羽冠的滇人各持一环作打秋千状，余五格为立牛、飞鸟图案。从民族志材料中可知，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等，均有于节庆日打秋千为戏的习俗，比如哈尼族每年的苦扎扎节，惯有剽牛祭“秋房”，然后聚集打秋千的传统。此铜鼓上这组游戏纹中，也有一牛立于竿柱下，如此巧合，由此想象出古时滇人祈年乐岁时欢快的祭娱场景。

滇青铜时期，文字尚未出现或文字（汉字）尚未普及使用，但古滇人却在造器时留下了诸多痕迹，如这铜鼓上的种种纹饰图案真实生动的再现了古滇人的社会生活景象、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成为今天我们认知古滇王国和其风貌的一份珍贵的史料。

独有千秋 贮贝器

五牛一鼓贮贝器（图2），战国（475－221年），高31.2、口径16.3厘米，江川李家山17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贮贝器为滇文化所独有的一类贮放贝币的青铜器，是世界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中仅有的发现，被视为滇国青铜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杰作。

这件贮贝器呈腰部内收的“束腰”筒形，三足，器盖与器身可分离。器身饰双旋纹、三角齿纹及菱形纹。器盖顶上铸有一面铜鼓及五头长角飞翘的立牛造像。其中，四牛首尾相向，以逆时针方向环绕于器盖边缘，如同列队行进，围绕着器盖中央一面大型铜鼓，上有一体型较大的牛昂首站立。五牛构图错落有致，具有韵律化的空间感，生动而庄重。古滇王国时期，铜鼓被视为“国之重器”，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而牛则是财富的代表，这件贮贝器集权力和财富于一身，在奴隶制社会形态下的古滇国，能用此器物者，必是处尊居显。滇国贮贝器大致可分为五种不同类型，即桶形贮贝器、铜鼓贮贝器、束腰筒形贮贝器、铜鼓形贮贝器和异形贮贝器。区别于其他几种类型的贮贝器，如借用空腹的铜提桶或是现成铜鼓存放贝币，束腰筒形贮贝器的出现更有专门性和针对性。可以说，真正的贮贝器，是以束腰筒形贮贝器的出现为标志的。这些贮贝器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其实用功能。

虎牛鹿贮贝器（图3），战国（475－221年），高34.5、盖径16.6厘米，江川李家山22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器物呈圆筒形，束腰，子母口。在其腰部装饰有精美的线刻纹饰，自上而下分别环绕有三角齿纹、绳纹、孔雀衔蛇纹及鹿、牛等兽纹。器盖中央雕铸一头壮硕的封牛，另有一虎、三鹿以逆时针方向环绕其四周，立兽周身纹饰华丽，精美异常。这件器物最精彩的亮点在其足部，三器足均雕铸为踞跪的人形，小人高鼻深目，身着花纹对襟上衣和及膝短裙，双手上举，如同以头顶和双臂之力承托着贮备器，构思颇为奇特。由于滇青铜贮贝器器足均较矮，常被器身遮盖，器足多以实用为主，变化不大。器足经历了从扁方形足、圆形短柱足向虎爪状矮兽足的演变后，一直很稳定，几无装饰。这件虎牛鹿贮贝器一反常态，对器足着力刻划，尤其彰显出了器主人尊贵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威。

图2 五牛一鼓贮贝器

图3 虎牛鹿贮贝器

图4 立牛铜贮贝器

立牛铜贮贝器（图4），战国（475－221年），通高40.8、口径24厘米，江川李家山18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束腰筒形贮贝器有四扁足，子母口，器身光素无纹饰，器盖上铸有一圆雕青铜牛造像，整体造型简练，质朴大方。牛的形象广泛出现于滇国的青铜器物上，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贮贝器等等，而牛当中最为常见的品种当属这件器物上所见的巨角隆脊的“封牛”，也作“峰牛”或“犎牛”。《尔雅・释畜》“犦牛”晋郭璞注：“即犎牛也。领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许，状如橐驼，肉鞍一边。健行者日三百余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曾记载永昌郡外产“封牛”，所指就是这种脊背近颈处有隆起的牛。

古滇国时期，牛是滇人重要的肉食来源，同时还充当社会经济的一般等价物，牛对于滇人而言既是财富的标志，也是威望与地位的象征。将牛雕铸于铜鼓之上，表现了人们彰显富贵的心理和对财富增长的渴望。

登峰造极 滇青铜扣饰

二人猎猪扣饰（图5），战国（475－221年），高6.5、长12.5厘米，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国的青铜饰品中有数量较多的扣饰，这类铜饰品犦正面多刻画生动的人物或动物纹饰，背面为一矩形扣，或穿系或悬挂。这类器物多采用单面范铸法铸造，即先铸范，将动物或人物纹饰图案刻划在范内。浇铸时将铜液注入单面范的凹坑内，在铜液尚未冷却时，将预先制好的矩形扣插入铜液中，待完全冷却后打去外范，即成为一面有精美纹饰，背为糙面的青铜扣饰。

这件器物中，猛兽野猪庞大的身躯占据了整个扣饰过半的画面，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迫于生计的滇人，仅凭简单的武器与体大如牛的野猪进行着殊死搏斗，一个猎人将匕首刺进了野猪的后胯，受惊的野猪将另一个猎人拦腰衔起，这个可怜的猎人身体悬空，表情惊恐，本能地抓住前面的猎狗期望做最后挣扎。另一猎犬则钻入野猪腹下，撕咬其腰部。一条扭转的大蛇从猎人、猎犬与野猪的足下穿过，连接起几个主体造像。两个猎人头梳高髻，戴大耳环，着条形纹饰的长衫，手腕戴多道镯钏，腿缠兽尾，跣足，被激怒的野猪瞪大双眼、鬃毛根根竖起，撕咬的猎狗、命悬一线的猎人、用尽全力的刺杀......扣饰的元素选取和构图虽复杂但条理清晰，充满了故事性，通过写实的手法，以一个静态的画面，还原出了整个野蛮血腥的人兽搏斗情景。

二骑士猎鹿扣饰（图6），战国（475－221年），长12.5、高12厘米，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扣饰以高浮雕及透雕的手法表现两个滇国骑士手持长矛，骑马逐鹿的狩猎场景。骑士头上饰有长长的翎羽，代表了他们的尊贵身份。两个猎手面露傲气，在他们的坐骑之间夹着一头犄角雄壮的鹿，后面的猎手手中的武器正刺向此鹿。前面猎手的坐骑也将另一头鹿踏在了蹄下，猎手将手中的长矛狠狠刺向跪倒在地的鹿，矛头深深扎进鹿的前胸。工匠在表现这场惊心动魄的狩猎场景时，在构图上做了精心安排：两匹骏马以绝对优势从高处直踏猎物，被压制的鹿抬头嘶鸣，举蹄挣扎，马匹和鹿看似并行排列，但是孰胜孰负已了然眼前。一条代表土地的长蛇，将多个动物交错的四肢串联起来，使整个构图具有一种向前翻滚的运动感。马匹因剧烈活动而鼓胀的双眼和廓张的鼻孔，鹿无力歪斜的头和扭曲的身体，滇国艺术匠师十分熟悉这些动物的习性，在强调动物外部特征的同时也注意其内心的刻画，将食肉动物凶猛野蛮和食草动物安静温顺表现得惟妙惟肖，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

图5 二人猎猪扣饰

图6 二骑士猎鹿扣饰

图7 祭祀场面扣饰

图8 虎噬猪扣饰

图9 三狼噬羊扣饰

图10 圆形扣饰

祭祀场面扣饰（图7），战国（475－221年），高6、宽12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扣饰以透雕的手法再现了古代滇人剽牛祭祀的精彩场面。扣饰右侧为一立柱，上粗下细，顶端有两层圆台。柱上缚一犍牛，牛角倒悬一幼童，他扭动着身躯，做出痛苦的挣扎。一人紧拉系于牛颈及前腿之绳缠绕于柱上；一人被牛践倒在地作仰面呻吟状；牛旁立一人，一手按牛背，一手拉住捆牛头之绳；另一人于牛后双手挽住牛尾。画面下方有二蛇交错盘绕，一蛇咬住缚牛之绳，另一蛇头蹲一蛙，蛇张口噬蛙足，这一缠绕扭曲的设计增添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和运动感。这件扣饰虽有多个元素参与，但在艺术构思上主题突出，层次分明，构图饱满匀称，人与兽均形象生动，颇富剧情化，就像现代摄影师用照相机抓拍到的镜头一样，虽只是一个静态的画面，但却极富感染力，将古滇国剽牛祭祀中人与牛生死搏斗的整个场景还原得淋漓尽致。

虎噬猪扣饰（图8），战国（475－221年），长7.7、高5厘米，江川李家山20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扣饰以生动的造型表现了一只老虎袭击野猪时的瞬间情景。老虎飞扑在野猪的后背上，爪子紧紧的扣住想要挣脱的猎物，老虎一脸凶残，尖利的牙齿已经洞穿了野猪的脊梁。壮硕的野猪怒目圆睁，四蹄蹬地，极力反抗，口中发出暴怒的嘶吼，露出寒气逼人的獠牙。一条长蛇蜿蜒在斗兽的下方，嘴巴在一头衔住野猪的前蹄，尾巴在另一头缠绕住老虎的后肢，这一设计不仅统一了扣饰下方凌乱无章的线条，也给整体画面带来了一种稳定感。老虎矫捷的身躯和翘起的长尾极富力量感，周身披挂的毛皮纹路和野猪身上的倒竖的鬃毛，这些细部的刻划和整体特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主体形象更为典型和凝炼。扣饰虽只截取了搏斗场面中的一个瞬间，但动感的画面所传递出的信息却给了我们无穷的想象空间。猛虎和野猪这两个凶残动物间的搏斗正酣，胜负仍难以预料，只是恰好，滇国的工匠以其超凡的技艺将这一接近高潮的瞬间化成了永恒。

滇国青铜器中较多的表现动物撕咬搏斗的图像，其艺术构思、题材选择及图案布局，均与中亚的斯基泰草原动物艺术有诸多相似，且不说艺术上的巧合是如此偶然，或许流行于欧亚大草原的斯基泰文化真的曾对是时的滇国有过信息的传递甚至更深的影响。

三狼噬羊扣饰（图9），战国（475－221年），长14、高8厘米，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国青铜器中有较多表现动物搏斗的图案，滇国的工匠在呈现这一题材时并不是描绘动物间单调冗长的追逐或者孰死孰活的悲惨结局，而是将切入点放在胜负将定而未定，转瞬即逝的典型情节。这件扣饰即是取材于三狼扑向羊身，各自撕咬，羚羊奋力挣扎的经典瞬间。三匹饿狼分工协作，一匹狼咬住羚羊的尾部，四爪前推，正向后用力拖拽羚羊；另一匹狼已然跃上羚羊的脊背正在大肆撕扯；羚羊身前还有一狼，四爪环抱羊的脖颈直往地下拖曳，以期动摇羚羊的重心；空有一副巨角的羚羊此时毫无招架之力，跪倒在地上，眼睁睁看着三狼侵噬。在造型上，创作者以写实手法，准确、生动地塑造了每个动物在搏斗时的动态和神情，这种取一瞬为主题的艺术构思既还原了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原始野性，也给人以充分的联想余地，以二维或三维的画面表现出多维的情境，极具艺术效果，真可谓匠心独运，别出心裁。

图11 牛虎铜案

图12 猎首纹铜剑

圆形扣饰（图10），战国（475－221年），直径7.1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扣饰运用了雕刻、镶嵌等装饰工艺，整器鲜艳华丽，精美绝伦。扣饰整体画面呈由内而外的放射状，器面正中凸起处镶一颗圆泡形绿松石，围绕中心镶嵌有三周小的环状绿松石片，其外透雕十八个手拉手作舞蹈状的人物像，其衣后均拖一后幅，即所谓“衣着尾”之俗。沿边再镶三周细小的绿松石片，绿松石片中央均有穿孔。扣饰所表现的滇人围成圆圈，连臂而舞的场面构图十分巧妙，颇具艺术感染力。这种形式的舞蹈至今仍见于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如彝族的跳宫或打歌，白族的踏歌等等。

绿松石在古代称为瑟瑟或琅玕，滇国墓葬中出土的绿松石全部为装饰品，有圆片形、珠形、管形和枣核形等，体量大小不等，有的长数厘米，有的仅为几毫米。有的穿孔系索成串，作为佩戴的装饰品，也有的镶嵌在青铜器上，作为装饰附件。

在滇国的青铜器上，镶嵌工艺广泛应用。镶嵌物主要为绿松石、孔雀石小珠，也有少量为玛瑙和玉石珠管。镶嵌时，先将此珠片排列成需要的图案，将其嵌在青铜器表面的凹陷处，有的用各种颜色的嵌料互相搭配。从个别青铜器上镶嵌物脱落留下的黑色印迹看，粘合剂可能为一种生漆。镶嵌工艺的运用使单一的青铜器表面产生鲜明的色彩对比，极大的丰富了装饰纹样的表现力，让生硬的青铜器瞬间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春祈秋报 祭祀器

牛虎铜案（图11），战国（475－221年），高43、长76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案，即俎，古代祭祀时安放祭品的器物。这件铜案取形于两牛一虎，在大牛的造型中削去其宽厚的背部成为椭圆形的俎台，牛站立的四腿自然成为案桌的四足。

这件取材于自然的青铜器在造型艺术的构思上，非常值得品味。

首先，站立的大牛犄角前伸与向后拖咬牛尾的老虎构成了伸展的水平视线，整器呈现出了倒置的三角形状，制作匠人让一头小牛从大牛腹中竖直穿出，与案面形成了十字交叉，这一有趣的设计不但使原本平直的器物线条出现了节奏的变化，同时也使得整器在造型上更为稳定平衡。大牛庄重肃穆，小牛萌憨可爱，老虎野蛮凶残，三个自然界中的生命在这一刻纷纷展现了其最真实的本性，大牛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在孩子身处危险的时候，将其护于身下，以自己的牺牲换来生命的生生不息。这样的情景，让人不禁动容。

其次，从铸造学的观点看，这件采用模范铸造法制造的案桌代表着滇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极高水平。此案在出土时已破为零散的碎片，牛角脱落，在修复的过程中发现，牛角与牛头实为分别铸造后再合铸在一起，大牛腹下的小牛也是单独铸好后再焊接在一起，但整器表面光滑平整，丝毫看不出因分型而留下的范铸接缝和支钉修理的痕迹。此外，大牛牛头、躯干及扑于其尾部的老虎实为一次铸成，但牛与虎的内部均为空腔，说明铸造时采用了内模。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悬空于牛尾的虎身，在铸其内模时也是悬空雕造的，两千年前的工匠以高超的技艺完美的铸造了这样难度极大的悬空内模，成就了如此大胆的设计，实在让人为之惊叹。

牛虎铜案独特的设计之美也反映出了其创造者——古代滇人亲近自然、不拘一格的生活状态。凝结着古滇人智慧与思想的牛虎铜案堪称云南青铜文明的一件杰出代表。

猎首纹铜剑（图12），战国（475－221年），高28.8厘米，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铜剑剑柄及刃后锋两面均有浮雕人像，皆双目鼓圆，阔嘴咧齿，面目狰狞可怕。雕于剑柄之人为束发，耳后各垂饰一长带，着对襟长衣，腰带正中佩戴一圆形扣饰。其右手持短刀，左手提人头，画面诡异奇特。刀刃部的人像发髻高束，佩戴耳饰及手钏，腿缠兽尾，跣足，衣着纹饰华丽繁复，此人高举双手，曲腿作跳跃状，如同在喊叫舞蹈。从两者的面貌衣着及行为动作看，似为滇国时期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

图13 女俑杖头

图14 猎首纹铜斧

图15 虫兽纹臂甲

滇国百姓在对自身和自然周遭缺乏认知的情况下，往往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祈求神灵的庇佑和恩赐。然而人和神鬼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伴随着宗教信仰的产生，出现了一批专门沟通人神情感的所谓巫师。在个人专制的酋邦社会，巫师掌握了超自然的唯一途径，从而攫取了崇高的独特地位。从滇青铜器图像所展现的一些繁杂、完备的大型祭祀活动场景看，由巫师所主持的各领域的祭祀仪式已经成为维系滇王统治的精神纽带，而巫教也从一种地方性的原始宗教逐渐演化成为了滇王维护其统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

女俑杖头（图13），战国（475－221年），高18、銎径2.2厘米，江川李家山18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杖头铜饰为一女子跪像，只见她表情肃穆，长发垂落后背，以两圈绳结简单束起，耳佩大环，上身穿对襟上衣，下着短裙，衣裙边缘均有连续纹饰；其右手自然下垂，左手弯曲抚于胸前，手腕佩戴串镯，跽跪于一铜鼓之上；鼓下连接圆銎，銎内残留朽木遗迹。

滇国墓葬中发现过数量较多的木杖遗迹，杖的上端均有此圆雕铜饰，铜饰连接圆形銎，銎两侧多有对称的钉孔，用以固定木杖。这些圆雕铜饰的题材广泛，有人物、走兽、飞禽、鱼蛇等，制作都十分精致。关于木杖的用途，有的人认为是滇国祭祀活动或集会时使用的仪仗器，有的认为是王族的令牌或是扶老用的“鸠杖”，但其确切的用途仍有待考究。

尚武之国 兵器

猎首纹铜斧（图14），战国（475－221年），17.2厘米，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长云南省博物馆藏。

青铜斧源于新石器时代大量使用的斧形砍削器，其安柲的方法最初为内安柲，但因此法不够牢固，后改为“銎安柲”。斧在中国古代的形状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体较长，刃平直或略呈弧形，圆銎；其二，宽身，弧刃，圆銎，近似兵器中的钺；其三，两侧近刃部较长或呈弧形，圆銎或长方形直銎，直刃或弧刃，近似现代的斧。

滇国出土的青铜器中，以兵器为最众。而在已发现的滇国青铜兵器中，又以铜斧的数量最多，装饰纹样或平面或立体。这件铜斧刃部接近平直，銎口沿饰以云雷纹，表面呈现一长辫发形的人首图案，反映了滇人独特的“猎首”习俗，巫师取人首以祭天神，士兵取战俘首级以邀功。飞扬缠绕的辫发和人物立体的五官表情刻划，使这件古兵器极具视觉冲击力，更增添了诸多神秘的气息。古代越系民族迷信鬼神，经常举行猎头祭祀仪式，以享神灵。作为滇国主体民族的源头，古代越人的风俗习惯也深深的影响了滇国文化，并在记录滇人生产生活的青铜器上留下诸多印迹。

虫兽纹臂甲（图15），战国（475－221年），通长21.7、上端直径8.5、下端直径6.6、铜片厚0.5厘米，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虫兽纹铜臂甲是滇国青铜器中运用线刻工艺的杰出代表作之一。此臂甲为圆筒形，上粗下细，形同人之手臂。背面有开口，口沿处有对称的穿孔两列，便于系绳紧束。在臂甲表面，滇国工匠因形取势，在弧面上刻画了虎、豹、野猪、狸猫、猴、雉鸡、蜜蜂、蜥蜴、鱼、虾、甲虫等十七种不同的动物形象，动物与动物之间亦各具动作神态，极其精彩。其中，一虎体型较大，四足矫健，尖利的前爪似欲扑向一只奔逃的长角鹿；其余虎豹则匍匐回首，虎视眈眈；四周环刻狸猫噬鸡，鸡啄蜥蜴，虎与野猪互噬等图案，另有警觉的猴子，小鱼虾、甲虫等衬托其间。整器雕刻线条流畅，动物造型细致缜密，对各个动物的特点都做了着力的刻画，整个画面疏密有致，似循环往复，变化多端，美不胜收。从臂甲上互噬的动物，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蜥蜴－雉鸡－狸猫这样的一条生物链，寓涵着滇国工匠们对于万物相生相克这一自然规律的初步理解。

缚虎纹铜矛（图16、17），战国（475－221年），长40.4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青铜矛的外形虽无特别，但矛骹部雕塑群装饰却极为精彩。雕塑共有三组，第一组为顶端圆雕，凹形的栏槛中一头猛虎被绳索及栏槛所困，动弹不得。虎侧立一人（头部已残）正执剑欲刺。其下方另有透雕三人造型，他们动作一致，列队齐力紧拉缚虎之绳。最下方为浮雕二人持绳缚虎图案，老虎被猎人套牢，无力反抗。二、三组雕刻间配以线刻竹篾纹，这一简明独立的层次，充分烘托和映衬了三组主体雕像。制作此青铜器的工匠极具创作情趣，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圆雕、浮雕及透雕等手法进行了立体和平面的多层次刻划，使整器元素丰富，造型张弛有度，精美异常。三组狩猎场景共同再现了古滇人捕猎猛虎的过程，具有纪实性和戏剧性的审美融合，如同一部纪录片，让我们得以了解两千年前的滇人于自然中求生存的生命故事。

图16 缚虎纹铜矛

图17 缚虎纹铜矛局部

图18 立鸟铜戚

顶端凹形的栏槛表明滇国猎人很可能是用我国古代所说的“阱擭”或“网罟”捕获野兽。《尚书・费誓》云：“擭，所以捕禽兽机槛之属”。《周礼・兽人》载：“兽人掌罟田兽。”意即用网具套捕野兽。《周礼・冥氏》载：“冥氏掌设弧张。为阱擭以攻猛兽，以灵鼓驱之，若得其兽，则献其皮革、齿、须备。”由此可知其狩猎的工具及所获猎物的用途。近代甚至今天云南的少数民族仍流行使用此方法捕猎，阱擭多用于大型野兽，而猴子，野兔和鸟类等则用网罟。生存之法，传续古今。

立鸟铜戚（图18），战国（475－221年），戚长22、刃宽8.5、柲长122厘米，江川李家山21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戚，同斧，属于古代砍劈类兵器。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实用兵器到礼仪用器的过程，亦为武舞所执的舞具，如《礼记・乐记》所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故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由此可见。

滇国兵器中，铜戚较少，出土的有限几件中有的装配有木柲，少量为铜柲，与戚刀连铸在一起，銎部多有表现动物崇拜的雕铸。这件器物为实心铜柲，圆刃，銎部饰双旋纹，断面为椭圆形，中段起脊，至刃部呈尖峰状，柲端铸一圆雕小鸟造像，昂首、翘尾，古拙有趣，銎侧系一只铜铃。两千余年的历史，也没有尘封住小铃的叮当作响。如此独具匠心的一件器物很可能是古滇国祭祀活动中的仪仗器或舞具。

鸟钮矛（图19），战国（475－221年），长18.2、宽9.3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国的青铜矛刃可分为柳叶形和阔叶形两种，矛头以下均有供装木柄的銎，其上多有线刻纹饰或圆雕装饰，有人物，有动物，无不造型细致，生动精彩。銎口亦有圆形、椭圆形及六棱形等多种形制。这件铜矛銎口呈凹形，饰旋纹、云雷纹和曲线纹，銎一侧铸一圆雕小鸟，鸟呈站立状，身略前倾，鸟喙与铜矛阔叶形刃部相接，似在啄食。小鸟长尾曳地，自然下垂落在銎口，一副自然天真的模样。用缩小比例的动物形象装饰青铜兵器以为钮，常见于矛、斧、钺等器形上，这也是古滇国青铜兵器的一个特点，反映了滇国工匠独特的艺术审美情趣。

曲柄斧（图20），战国（475－221年），长12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曲柄斧形制较为特别，其柄与刃连铸为一体，柄部自然弯曲，整体形似一长颈的鸟首。刃部呈铲状，如同前伸的鸟嘴。柄端两侧饰有对称的饼图案，酷似鸟的双目。銎部呈椭圆形，銎上装饰有线刻旋纹、云纹和曲线纹等平面纹饰。整器虽造型简单，装饰也较为朴素，但寥寥数笔将一件线条平直的青铜器刻画得生动有趣，栩栩如生。这类以自然界中动物的形体特征为元素制作的兵器，称为“仿生式”兵器， 滇国出土的仿生式兵器除此外，还有蛇头形铜叉、蛙形铜矛等，这类器物构思新颖，做工精妙，为滇国青铜器中艺术与实用功能高度结合的典范。

虎噬牛狼牙棒（图21），战国（475－221年），高30.7、棒径4.6、銎径3.1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记载：“取坚重木为之，长四五尺。异名有四：曰枪、曰杵、曰杆、曰棒。植钉于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此器器形和结构都较为奇特，除滇国之外，在其他地区的青铜兵器中较为少见。

该棒为八棱形铜棒头，棒身上有排列整齐的钉状锥刺，形似一排排锐利的牙齿。顶端装饰圆雕虎噬牛的形象。凶猛的老虎攻击一头犍牛，老虎避开锋利的牛角，从牛的身后发动攻击，前肢跃上牛背，尖利的牙齿咬住了牛的臀部，犍牛临危不惧，全身运力，伺机反攻，整个搏斗的胜负一时难以预料。观其细节，老虎运动中的毛皮花纹，犍牛蓄力时鼓起的肌肉纹理都刻划得清晰逼真。使用这样一件特种武器，其震慑作用不言而喻。

事死若生 随葬品

虎噬牛铜枕（图22），战国（475－221年），长50.3、宽10.6、高15.5厘米，江川李家山17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图19 鸟钮矛

图20 曲柄斧

图21 虎噬牛狼牙棒

此器整体为马鞍形，两端上翘，中部下凹，表面平整。翘起的两端各站立一头圆雕封牛，牛造型雄健，肌肉饱满，犄角挺立，中部内侧为回纹图案，外侧为三组虎噬牛浮雕图像，双旋纹地。滇国墓葬中出土了多件此类青铜器，多置于死者头部，有的表面尚存人齿遗骸、头骨残片及耳环等物，遂定名为“枕”。枕作为一种寝具，虽属私人之物，但自先秦时期，枕便被纳入到“礼”的规范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载体。尤其在丧礼中，对枕有特别的礼制规定。《周礼・天官・玉府》记载：“大丧，共含玉，复衣裳。角枕，角柶。”注：“角枕，以枕尸，郑司农云‘复招魂也’。”《仪礼》、《荀子》、《墨子》等也记载了我国古代居父母之丧，子女要用土块作枕，以表悲痛之心，此为孝礼。同时，在墓葬中出土的各种质地的枕头，也表现了用户的等级观念。汉代至三国时期王侯的墓葬，常见与金缕玉衣或丝缕玉衣配套的玉枕，有的贵族墓葬也出土绘有复杂彩绘纹样的石枕、漆木枕或青铜枕等等。这件铜枕上的虎噬牛雕像与牛虎铜案主题相通，以牛、虎等代表财与权的兽纹作为装饰，可见此器当为古滇国贵族厚葬之明器。

立牛伞盖（图23），战国（475－221年），高14、盖径33.5厘米，江川李家山18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伞盖整体似炊锅覆置状，盖面铸有细密的平行沟纹，边沿为一周网状纹，顶部焊接一圆雕立牛。伞盖内侧边沿有十个小环耳，原来可能用于悬挂小铃和璎饰，另有两个较大的半圆穿耳，供装木柄用。

这类伞盖在出土时，盖下大多压有头骨残片或牙齿，由此推知随葬于墓时，此器系放于木棺头端或撑于死者头部，似为招魂护主之物。在滇国其他的墓地曾出土过大型铜佣，手中即执有此长柄伞，如石寨山6号墓，即出土滇王金印的滇王墓葬。尚处奴隶制社会的古滇国，其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数量、粗精程度等，都是由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状况的优劣所决定的。能与滇王享受同样的随葬品，出土此铜伞的墓葬主人想必也是位高权重，富甲一时。

自在之民 礼乐饮宴

立牛铜壶（图24），战国（475－221年），高29.2厘米，江川李家山18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壶侈口、长颈、鼓腹、高圈足，颈部及肩腹部饰有旋纹、竹节纹、三角齿纹及凹线纹等；豆形盖上铸一圆雕立牛造像。此器为滇国时期的盛酒器，其阴刻纹饰与流线器形的结合，使整器呈现出灵动多变的美感。

滇文化形成初期，由于当时的云南边疆与我国内地尚少来往，当时的滇文化多是一种区域性的土著文化，甚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反映在这一时期滇国的青铜器上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例如当时滇国生活用具中的贮贝器、立牛盖铜杯、铜壶和铜尊等。随着西汉王朝在滇池区域设置益州郡后，内地的汉族移民大量迁入云南，受汉文化的影响，此时的滇国日常生活用具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具有滇文化特征的立牛盖铜壶、双鹿柄铜勺及高壁铜杯等，也被中原地区的铜釜、甑、洗、鐎斗、耳杯等一类汉式器物逐步取代。从出土的大量滇国酒器和青铜器上的饮宴图像看，当时滇国饮酒风气尤甚，特别是在祭祀场所或节庆活动中，男女老幼多以酒助兴。如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祭祀场面贮贝器上，曾见有人手持酒壶饮酒的场面；在纺织场面贮贝器上，监督织布的贵夫人面前也放置有壶、豆、盘等器皿；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房屋模型中，也有壶、尊、勺、杯等酒器供参加祭祀者饮食之用。

踞坐俑铜勺（图25），战国（475－221年），长39.5厘米，江川李家山11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勺体为球形，正面开一圆口；柄细长，实心，柄上有三角形齿纹、羽纹和点线纹组成的环形装饰条带，柄端饰一圆雕男子像，男子裸身，梳螺髻于头顶，背靠杈形板，双手抱膝踞坐于圆形墩上，张口瞪眼，表情夸张有趣。

《仪礼・士冠礼》郑注说: “勺，尊斗也，所以斟酒也。”在滇国墓葬的发掘报告中也表明此类铜勺多与尊、壶共出，可知其为从尊或壶中取酒倒入杯中的斟勺。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鎏金八人乐舞扣饰上，就表现了在舞乐祭仪中由专门的人双手平呈这种长柄铜勺跪侍于高大的醴酒坛边。

立牛铜葫芦笙（图26），战国（475－221年），高28.2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图22 虎噬牛铜枕

图23 立牛伞盖

图24 立牛铜壶

图26 立牛铜葫芦笙

图28 立鹿针线筒

此笙整体仿葫芦形，用青铜铸造笙斗，柄部弯曲，柄端铸一圆雕立牛，背面有一圆形吹孔；下端呈圆球形，其上有排列整齐的五个圆孔，出土时笙腹内有残断的竹管痕迹，说明此笙原五孔处当插有竹制笙管。滇国青铜器上屡见吹笙乐舞图像，由此可知此器为古代滇人使用的一种吹奏乐器。吹奏葫芦笙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2700多年前的周代，我国古代乐器八音分类中就有用葫芦制作的匏类乐器。《诗经・鹿鸣》中“吹笙鼓簧”即指此。今天，云南的诸多少数民族如彝、佤、怒、拉祜、傣、德昂等仍流行吹奏葫芦笙的传统。

精雕细刻 日常用具

五牛铜线盒（图27），战国（475－221年），高31.2、盖径18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铜盒仿竹篾器造型，上段为圆形，下段渐收，至底部呈圆角四方形，平底，底部有四扁平足，子母口。圆形器盖作笠状顶，盖上焊铸圆雕立牛五头，正中一牛较大，环列四牛略小，五牛皆有精细的线刻花纹装饰周身。器盖刻有盘蛇纹及竹节纹，器身自上而下环饰多层双旋纹、编织纹及竹篾纹等。整件器物雕刻精美，繁复的线条充满变化的节奏感，极具装饰性。滇国墓葬中多见贮藏海贝的贮贝器，而此器出土时内装一束铜针、一块留有线痕的绕线木板及已碳化的残丝线，由此可知其为古滇国的一件贮线的日常用具。

立鹿针线筒（图28），战国（475－221年），高27.5厘米，江川李家山11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器整体作圆筒状，中段收束，筒盖以子母口相合，口沿铸有穿耳供缀系。由于这类器物在出土时曾有残线铜针收于内，遂定名为针线筒。所藏铜针两端均为锋利针芒却无穿线的针眼，依据民间残留的带有原始巫术和巫医性质的以线缠指针刺放血的医疗方式，推测筒内针线或为巫医所用。该器器盖顶端铸一圆雕雄鹿造像，鹿尾上翘，四腿微曲，侧首张望，夸张的鹿鞭似寓意筒内贮藏医针药线的神力。器身满饰“S”形双头蛇纹连续盘绕图案，神秘华丽。滇国青铜艺术对蛇情有独钟，兵器、礼乐器、日常用具乃至服装服饰等，都有蛇的图案出现，既有写实性的，也有许多抽象化、风格化的造型，究其寓意除土地的象征外，还是女性、繁殖力、神力的代表，这既是滇人取材于自然的艺术风格，也是古滇人原始信仰及巫术思想的具象结果，这件器物的变形蛇纹让该物成为了神性的象征。

图25 踞坐俑铜勺

图27 五牛铜线盒

图29 孔雀衔蛇纹锥

图30 铜立鹿

孔雀衔蛇纹锥（图29)，战国（475－221年)，长13.8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锥为钻孔用具，此铜锥锥管光滑，锥刺长而尖，可能用于皮革制品的钻刺。其柄为椭圆球形，滇国工匠依照柄面的曲线，设计了一副精美绝伦的孔雀衔蛇纹图案，以极其精湛的线刻工艺满饰整个柄面：一只羽翼丰满的雄孔雀，冠羽翩跹，只见其翎羽长伸，从柄的一面延伸至另一面，华丽的羽饰布满整个球面，孔雀两爪前伸，按住一条弯曲的长蛇，喙部紧衔长蛇的中段，长蛇首尾弯曲，似在挣扎反抗。创作者对于自然和生活极富洞察力，不但将相噬的两兽每一个身体细节都作了细致的刻划，同时画面结构和两兽的动作安排均恰到好处。由于铜锥为空心，两兽的纹饰是以针精细点錾刻划，线条细如发丝，兼具刚劲与流畅，毫无犹豫之感。如此颇费心思的打造使得这样一个普通的生活用具如同一件工艺品，充满美感与情调。

铜立鹿(图30)，战国(475－221年)，高14.3、长11厘米，江川李家山17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圆雕铜像为一头仰首站立的小鹿，两耳竖起，尾巴上翘，作警觉状。小鹿身躯矫健，足尖点地，四蹄仿佛随时准备跃起奔跑。整器精致小巧，生机勃勃，充满灵气。

我国古代将鹿视为吉祥的象征物，汉代郑众《婚物赞》说：“鹿者，禄也。”即取其同音吉意。作为一种祥瑞物，鹿的图像常被铸造在铜鼓、兵器或其他青铜器上作为装饰。

滇人青铜技术的进步，不仅体现在能制造一批精彩的重器，还表现在一般器物质量的提高。正所谓于寻常中见真谛。与楚雄万家坝和祥云大波那出土的滇国早期青铜器物相较，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代表的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鼎盛阶段，这里的器物有着对称和端整的外形，花纹精致繁缛。几何花纹在原来圆圈纹、回纹、人字形纹等基础上，进一步演化出同心圆纹、切线圆圈纹及三角齿纹等；另外，人物、动物纹饰显著增多，特别是各种武器、日常用具和装饰物上，所铸动物形象均取材于现实生活，造型生动逼真，比例完美，常于细节处展现其原始性情，形神兼备，毫无做作之感，可谓“师法自然”的工艺艺术典范。

德国人类学与艺术史学家格罗塞在他划时代的著作《艺术的起源》中曾说过，“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从这些极具代表性的器物中，无论是其题材构思、还是制造工艺，已然能够管窥两千年前西南边疆古民族的不羁精神和灼灼匠心，以及在此身后的，孕育这种精神的景观和源文化。独具一格的古滇青铜文化，在世界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占有着特殊的、不可取代的地位。

①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②樊海涛《滇青铜文化与艺术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2012年。

③李昆声《云南艺术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⑤卞宗舜、周旭、史玉琢《中国工艺美术史（第二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

⑥龙宗鑫《古代铜器上的纹饰结构》，《文物鉴赏丛录——青铜器（二）》，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⑦易中天《艺术人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⑧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二期。

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郭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