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洪波，王瑜鹭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评述

曲洪波，王瑜鹭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摘要：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认清中国国情，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前提；发挥统一战线的“社会整合”功能，推动社会矛盾的解决；坚持既独立自主又相互联合，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的原则。

关键词：毛泽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代价值

2015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能够坚持持久抗战，最终打败对侵华蓄谋已久的帝国主义军事强国日本，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才能实现。同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抗战事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化解不利因素，利用有利因素，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抗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形成的，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结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走向成熟。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对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毛泽东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相关原则，如独立自主与联合相统一的理论、求同存异原则、利用外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等，对于今天统战工作中整合社会各阶层、调动各类人员积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一、认清国情，正确分析社会矛盾，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前提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的把握，是提出和发展正确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基础。自1931年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由阶级矛盾逐渐演变为民族矛盾。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先后发动“一·二八事变”入侵上海，侵占山海关和热河逼近华北，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最终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的危机步步加深。毛泽东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1]149正是在这一社会矛盾变化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除了少数汉奸投降派以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可以团结到抗战的统一战线中来，适时进行了政策的调整。1935年发布“八·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是否存在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151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积极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通过成功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实际工作，将“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进而实现了“联蒋抗日”的目标，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可见，准确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客观情况，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倡导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前提和保障。

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如何有效地化解矛盾，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来，要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因此，要看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没有变化，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则表现出发展的不均衡、不全面、不完善。

二、发挥统一战线的“社会整合”功能

抗日战争时期的客观形势，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2]511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中屡次失利，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的落后，进而无法有效地团结和组织民众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要充分组织和发动民众，形成全民族抗战的格局。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2]469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认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3]783正是在这一对中国国情和阶级情况正确判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战争中，面对中国复杂的国内阶级状况，如何整合不同阶级，使其能够共同投身于抗战卫国的伟大事业，同时，又处理好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显得十分重要。其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三三制原则”，就是整合社会力量，达到共同抗战的有效举措。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三三制”原则的实施，在抗日民主政权内，建立起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和民主政权建设的需要。由于其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不同利益群体积极投身抗战。

“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加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此，彭真指出，“三三制”政权能“使地主资产阶级容易脱离日寇的反动宣传和顽固分子挑拨离间的影响，比较安心地与我们合作抗战，支持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因为‘三三制’这种政权规定是用简单的数字表现出来的，所以异常明确，容易使党员及各界人士了解和执行，并以之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来对照比较，权衡其利弊是非。”正是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使“三三制”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其抗战热情。当时，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在抗战大业的感召下团结起来的各阶层民众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合理协调不同诉求，是维护统一战线的重要保障。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土地政策，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改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目的在于团结统战对象，保护其切身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的原则。政策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当时有产者的抗战热情。1942年1月28日，党中央根据抗日根据地的客观情况，并在详细研究了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决定指出：“承认富农的生产方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也有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

当前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情与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如何从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思想中，汲取到认识中国国情的方法和启示，是今天统一战线工作面对新问题、解决新情况的重要前提。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不仅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还面临着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带来的各种挑战，以及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任务。我国当前“爱国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需求，协调其利益冲突和矛盾，是当前搞好统战工作的客观要求。

三、坚持既独立自主又相互联合，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的原则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认识到在统一战线坚持即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与相互联合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克服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摩擦，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今天而言，党要团结和带领中国社会各阶层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实现国家统一，党的政策如何既坚持独立性，又坚持联合性，可以从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吸取经验。在统一战线的执行过程中，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国共两党，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和阶级基础，但在抗战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妥善地处理和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以博大胸怀、摒弃前嫌，从国家和民族大局出发，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蒋介石政府抗日，求抗日之大同，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许多非原则性问题上作了让步。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国共两党只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管过去积怨多深，是能够在大目标下统一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起，就一再明确指出，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靠全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争取国际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美国的援助，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

如今，我们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也要学会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因此，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借鉴“坚持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的原则”就显得十分必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善于学习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科技、管理方法，利用其优势资源，但也要看到，国际合作的过程也是各国激烈竞争的过程。要提高本国的发展水平，必须掌握核心技术，必然需要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长久发展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论持久战[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焦玉奎]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6)02-0131-03

收稿日期：2015-11-03

基金项目：沈阳市委统战部 2015年统战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曲洪波(1978-)，男，辽宁抚顺人，副院长，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王瑜鹭(1990-)，女，辽宁辽阳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6.0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