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场域中的社会分层机制*<br/>——基于受教育者个人的视角

教育场域中的社会分层机制*
——基于受教育者个人的视角

2016-03-21陈卓

当代教育科学 2016年14期

●陈卓

教育场域中的社会分层机制*
——基于受教育者个人的视角

●陈卓

教育历来被当做上向流动的一个重要机制，学校教育在社会分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受教育者个人角度看，在通过学校教育实现上向流动的过程中，需要遵循多重决裂方针，与原有阶层相割离；运用印象管理策略，使自己的表现符合更高阶层的要求。文化资本是成功者赖以依靠的本钱，同时它也制约着行动者的行为，决定了他究竟能走多远。教育场域自身的局限是失败者的症结，个体心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同源同构都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

学校教育；社会分层；多重决裂；印象管理

当今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的倾向，社会分层研究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在社会各阶层间的纵向流动过程中，学校教育扮演着“桥梁”与“屏障”的双重角色。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占有的各种资本的种类、数量以及资本的总体结构均存在着明显差异，由此导致了他们在教育场域中采取的不同策略、依循的不同方向以及最终占据的不同位置。从总体上看，无论是起点、过程还是终点，来自社会弱势阶层的学生在教育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对个人而言，要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向流动就意味着踏上了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要想在这条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就必须明确方向，坚定信心，采取正确的方针，掌握足够的策略。在上向流动的过程中，多重决裂方针和印象管理策略分别作为具有“消极”和“积极”意义的两种重要机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从多个角度上对优胜机制和淘汰机制产生重要影响。

一、“消极”机制：运用多重决裂方针脱离原有阶层

一方面，社会阶层间的上向流动意味着个体与原阶层的“分离”、“背叛”，甚至“决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消极”的，这一过程往往需要运用多重决裂方针；另一方面，在上向流动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在特殊情况下与他们所出身的阶层的背离，行动者必须具备上层阶层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也许还没具备明确的身份，但是，思想上要先加入这个他期待加入的群体，要将这个新世界的运作逻辑溶在血液里，落在行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积极”的，这一过程往往需要运用印象管理策略。

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机制，在整个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作为角逐文化资本主要阵地的教育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借助官方的任命行为，在经过了一段真正的传授奥义历程（隐修、考试，等等）之后，教育系统授予某些排他性的称号。“选拔就是‘当选’，考试即是‘考验’，训练就是‘苦行’，离群索居就是接受奥义传授时的僻静，技能就是卡里斯玛资格。”［1］在通过接受教育超越自身阶层的过程中，弱势群体要想摆脱自己的不利地位，就必须与他的原有群体分道扬镳，实现“与传统的决裂”，这样才有可能进入新阶层的队伍。然而，实现这种“决裂”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是巨大的，这是一个文化上的“脱胎换骨”，而且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成功者从来都是凤毛麟角。地位的改变常常使人们对自己进行再定义；而且，向上流动的距离越远，个人自我定义地位调整的幅度就越大。但是有研究表明，近距离流入白领中较低层次的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还持有原来阶级的某些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他们很难突然放弃儿童时代形成的社会观念。所以，帕金认为，向上流动进入中产阶级的人与原先出身于右翼的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也是有区别的。［2］

向上流动之路令人期待又充满艰辛。为了美好的明天，踏上征途的人必须“与传统决裂”。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明确地告诉他是否有捷径可走，更没有人能保证只要如何便能如何。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而且甚至都说不清楚两者的比例究竟如何。但除了毅然“上路”，似乎别无选择。这样往往导致这些上向流动者们不自觉地实施着“对父亲进行双重谋杀”［3］——既否认他身上尚存的下层社会的意识，又否认他已有的中上层社会的习性；既否认他对新阶层的归依，又否认他对旧阶层的变节；既否认他与人的亲密联系，又否认他对人的轻蔑，等等。

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并不罕见。小娟出生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祖祖辈辈也都是农民。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由于偶然的原因，她所住的地方成了开发区，她家的土地上修起了马路，盖起了楼房，后来她家实现了农转非，她有了城市户口，她的父亲也随之有了不错的工作，在一所技工学校的后勤部们管理器材。虽然她的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后来还是在一个单位干了临时工。“我初中就要毕业了。尽管我生活的家庭仍然是农民式的，但是我的同学有许多是城里人，每天和她们在一起，我越来越看不惯父亲的农民式的家长作风，心里在不断地批判父亲的独断专行和老土，我不满意父亲时，心里常常会说‘农民’，以宽慰自己。”后来，小娟考上了大学，选择了法律专业，并依靠自己的法律知识，在一场与自家利益相关的拆迁官司中获胜。伴随着胜利结果的，是两代人之间的差异：“现在官司赢了，拆迁费由10万元变为30万元。这当然是个很大的收获，可是我认为这还不够。我想继续打官司，父母很信任我，但是，又很想见好就收，觉得已经是个很大的胜利了。他们不知为什么总是那么谨小慎微，生活得一点也不放松。我提出要对簿公堂打官司后，他们每天都吃不好睡不香、坐卧不安。好像打了官司，以后就不好相处了；别人都只拿10万元，我们自己一家拿30万元，也不管左右邻居，别人会怎么想……父母满脑子怪异的想法。”［4］与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人物皮普相同，这些学生所面临的处境就像是专门为他们设计的一样。这使他们感到，如果要想继续取得进步，就必须抛弃他们自己原来的身份，断绝原来的关系，这其中可能也包括他们最亲密的家人或朋友。［5］对于父母身上体现出的“谨小慎微”的委婉批评，展示的是“我”身上具有的“勇敢大气”的品质，这恰恰是一个现代人，尤其是一个现代法律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在“我”的“放松的”、吃得好睡得香的、坐卧安稳的、不管别人怎么想的生活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中产阶层人士应当具备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父母满脑子怪异的想法越是不能理解，就越能说明这些上向流动者的背离行为的彻底性。

实际上，社会领域里存在着多重关系，“决裂”的种类也千差万别，体现出十分复杂的关系，并非“双重”所能概括，现实世界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否定”“决裂”“扬弃”，它们往往是方方面面交织在一起的，呈现出“多重性”。对于“凤凰男”①而言，要成功实现从农村向城市、从弱势阶层向强势阶层的身份转变，往往会在他们身上多多少少看到以下多重决裂：城市人身份与农村人身份的决裂（为大人争口气，努力跳出农门，早日成为城里人）、记忆中的农村与现在的农村的决裂（“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儿时的乡村”与现在“肮脏的一片天”的对比）、吏治的腐败与官员权力的决裂（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以及“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读书代价与读书预期的决裂（读不起书但又只能读书）、自我估价与自我期待的决裂（“读书人”的自豪感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无奈感交织在一起）、记忆中的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决裂（美丽恬静的田园景致与纷繁复杂的现代都市生活之间的对比）。上述这些比较常见的“决裂”方式，往往交织在一起，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作用于主人公的身上，压力与动力、理想与现实、憧憬与幻灭、使命感与无能感……交织在一起。为了成功地实现上向流动，更好地走下去，就必须告别过去，与传统分道扬镳；必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作为一个与命运抗争者，要进行多少斗争，要承受多少压力，要付出多大代价，恐怕非置身其中难以理解。

二、“积极”机制：运用印象管理策略满足优势阶层的要求

社会是个大舞台，每个个体都是舞台上的演员，人生就是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向上流动的成功者们大都是实施印象管理策略的好手。印象管理策略是戈夫曼的表演互动理论的主题。因为个体的兴趣总是在于控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对他的回应方式，而这正是通过对自己呈现在他人面前的印象的管理所达到的。所谓印象管理，就是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如何去努力反映一系列故意或有意性的行动，如制作场景，有意性的渲染气氛等。同时，印象管理也包括演员努力去避免或补救一些非期望性的行动，如非有意性的姿态，不合时宜的突发之举等。［6］演员往往希望在前台的表演是完美的、理想化的，能够按照他所预期的方式呈现。但是在实际的表演中，这种预期行动却不一定能够实现，更多的情况是演员所表现的行动与观众的要求、社会的价值规范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实现预期的结果，演员就必须在表演中控制行动，进行印象管理。其具体的方法包括选择、隐藏和掩饰。［7］

在社会制度和机构中，“不排除那些角色，哪怕是被限定的自身（confined self），利用种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表演途径，利用制度和机构所容许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尽可能地表演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动，并同时又能满足制度和机构的限定条件”。［8］这样的表演对于演员有很高的要求，要成功实现上向流动，必须具有表演天赋，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兼顾智慧与技巧、实力与魅力，亲和力与感染力。能够感动自己，同时左右观众的情绪，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随剧情的变化而变化，最终融为一体。这一点的确重要，尤其是在一个资源稀缺，同时又存在着明显的分配差异的社会，这样的掌握策略是必需的。但是，我们要说的策略还不止于此。

实际上，“策略”不仅仅是指此时此刻为主体所意识到并加以实施的方法技巧，还包括处于下意识领域的行为习惯、性情倾向、思维方式。“个人的策略是在继承所得的习性与前期成功所提供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确定的，而不是在‘高明人士’的激励，提醒或劝说中确定的。”［9］“习性的概念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早期社会化的影响，这种内在的、实际的影响会突然被一种更加有意识的、理性的阶级转换策略所代替，这种策略包含着一种真正以未来为导向的阶级行为的意义。”［10］所以，我们可以将被主体意识到的方法技巧称为“意识策略”，将与社会阶层密切相关的下意识的思维方式称为“习性策略”。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意识策略”的内容与形式，揭示背后的“习性策略”的运行机制，这一点实际上更加重要。

那些“成功人士”在回顾自己的读书时期的经历时，往往会将家境贫寒与品性质朴结合起来。例如“我父亲是商人，常年在上海经商，难得回老家江西南昌。生我养我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是母亲。在功课方面，我母亲从不过问，任我去，只要不留级，不让她没有脸面。她也无能力管我。因为外公早逝，家境贫寒，一个农家女读不起书，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姓名‘聂玳梅’都写不来。（究竟是哪个字‘玳’、‘大’、‘黛’，我也不清楚。）”［11］“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父亲是中国第一代的建筑工人。小时候我们家里生活很穷。一家七口，全靠父亲的一点工资养活，父亲长年在外地施工，每月只能寄回40多元钱。……我的家庭贫穷，使我不可能有什么优越感去轻慢别人，歧视别人，倒是只会有别人来轻慢我。为了不让别人这样对待我，我对人是非常的谦恭随和，我跟同学们关系都比较好。并且我要求自己要正直。我懂得，如果我不正直，如果我不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轻蔑我。”［12］这里反映出弱势者的一种生存策略，这种策略告诉人们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用最简单的方式、最快捷的途径获得最有竞争力的资本，如何在无法改变客观环境的情况下，“转自己归山河大地”，圆融无碍地改变观念，迅速适应环境，以道德上的优势弥补品味上的不足，从而在场域中占据一席之地。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最关心这个，励志专家们也最热衷于教导人们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如果仅有质朴是很难成功的。于是，在此基础上，需要补充一些人们认同、他们期望达到的那个阶层的品质。例如现在成为知识人的凤凰男，在回顾自己的贫苦出身时，往往不忘自己年青时就具备的知识分子所追求、同时也是工人阶层所稀缺的“人道、平等、自由的理想”和“叛逆”精神。在实际的行为表现中，观众希望看到什么，演员就表演什么。“表演者往往隐瞒或掩饰那些与他自己及其成果的理想化表演不一致的活动、事实和动机。此外，表演者经常诱使观众相信，他是以一种比平常一贯的情况更为理想的方式与它们发生关系的。”［13］通过这样的方式，以便集中展示自己理想化的形象。

究竟是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前期持之以恒的表演，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来到了他想来到的那个领域。这样的成功是令人羡慕的，同时也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这是一个动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能力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素质问题。它需要主人公综合运用讨好、自我推销、威慑、以身作则、恳求、声明、非言语的策略等多种印象管理策略［14］，在表演的过程中，如何揣摩观众的心思，如果拿捏火候，发乎其心，动乎其身，做到不温不火、惟妙惟肖，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真正的成功者往往也成为布尔迪厄所说的“某些中了魔法的人”，他们选用有利于表演的前台布景、环境等，按照那些符合观众期待的角色形象进行表演，从而趋向于达到理想的呈现。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之前提到的双重乃至多重“决裂”，因为这条道路虽然是一条康庄大道，但同时却也坎坷曲折。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表演者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场演出都是不可重复的，“我的成功不可以复制”。

三、优胜机制：文化资本是成功者赖以依靠的本钱

“每一个社会都是社会冲突的场所，那些起身反抗现存权威的人和那些维护现存权威的人一样，都是社会的产物与反映。”［15］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不能无视这个社会规律。人们经常会因为自己是幸存者而感到自豪，当然，他们还会给出恰当的理由。尽管幸运可能要比聪明更好一些，但是，一个只拥有幸运的学生是不可能取得太多成绩的。幸运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赐福，这一词汇暗含着危险、磨难和损失，而这些总会有人去承受，不是自己就是别人。［16］一般情况下，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人们大都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出身，但是有一类人除外，那就是已经成功实现上向流动的社会下层出身的成功人士。因为他们凭借自身的努力创造了奇迹，而这一奇迹正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谈资。而且这些成功者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忘掉那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与之相对的是，浓墨重彩地突出他们的一穷二白、贫困无助。因为越是强调“先天不足”，就越能体现出他们后天的“勤奋努力”和“卓尔不群”。对于这些成功人士，人们往往会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异禀，甚至在有的地方，还会“上溯”到“祖上积德”（这并非研究者的危言耸听，在今天不少贫困地区、偏远山村，如果哪家真能“飞出个金凤凰”，旁人往往会认为他们家风水好，有祖宗保佑等等）。实际上，这些人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在于一开始他们就由于某些次要的优越条件而有别于他的同类人，这一点恰恰被人们忽视了。

在那些出身社会中下层的工人、农民、小职员家庭的学生中，总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功实现上向流动。由于来到那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地方需要经过极其严格的选拔，因而对他们来说，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正如霍克海默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就已经指出的，“在如当前构成的社会中，个人发展遵循下面的规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的智力和其他形式的才能就月容易增长。在较高的社会层次上，社会所需要的素质获得发展的客观条件比起较低层次的社会来说更为有利。就家庭和学校中的教育而言，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7］在这场本身就不平等的角逐中，来自弱势阶层的少数成功者们必须调动以往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所积累的一切文化资本（因为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他们先天就处于不利地位），从中提炼出尽可能多的“一开始就由于某些次要的优越条件而有别于他人”的“神奇因子”［18］。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资本本身的差别也为这些成功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不同资源。作为两种不同文化资本形式，“学业资本”和“品味资本”分别是以学业、学术、学问为基础的文化资本和以品味、格调、情趣为基础的文化资本。相比品味资本而言，学业资本在阶层差异方面表现不是很明显，因而更有利于弱势阶层学生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实现上向流动。相比学业资本而言，品味资本与素质教育的目标联系更为紧密，在学习过程和交往过程中，以及在考试选拔的过程中，不同阶层的学生最终还是能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19］

向上流动是需要本钱的，尤其是成功者，更是要本钱充足，哪怕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各类资本的市场角逐中，“无本生意”是注定要亏的，“空手套白狼”是一定会失败的。相比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于上向流动的成功者作用更为隐蔽。成功者需要竞争的“本钱”，撇开少数掌握“超/强社会资本”的强势阶层（孙立平称之为“总体性资本”，吴敬琏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②，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种本钱主要来自家庭教育所形成文化资本——尽管它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文化资本与最初的家庭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遗憾的是，人们在盛赞那些天才们的天赋时，往往忽视了在他们早期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提供的优越条件。这是一条具有普遍性的真理，以至于对于那些被媒体宣传得似乎有些“神奇”的案例，只要仔细分析，也同样能发现隐藏在破苇席中的“金钥匙”。我们时常能看到目不识丁的农民（或者工）将儿子培养成高考状元之类的“奇迹”［20］。在津津乐道于这些“奇迹”时，人们往往看到家长“只有小学文化，连一张用工表都填不全”，却看不到他们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将它作为“儿子读书的源动力”；看到他们读书少，学历低，没什么文化，却看不到他们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发了工资，他马上揣着钱就进书店”；看到他们被书店售货员欺负，买了书也“不知道怎么寄回去”，却看不到他们如何给孩子做心理工作，疏导儿子的自卑情绪；看到他们面对公众时的木讷龃龉，不合潮流，却看不到他们根据自身的生活工作感悟，“创造性地”对孩子的学业进行辅导。当然，这里还有学业资本与品味资本的差别、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差别，以及这两种差别之间的交错关系。但是，仅仅从文化资本本身而言，在对这个奇迹进行分析后，我们就能发现奇迹背后那些并不神奇的东西。

无论是向上流动还是“离经叛道”，丝毫也不能证明他们摆脱了学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进一步说，学校教育系统发挥着社会结构再生产的作用。置身庞大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体制，个人“摆脱文化羁绊”的努力类似于抓起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然而，我们并不需要陷入一种决定论的观点之中。在回答“教育能改变社会吗？”这一问题时，阿普尔注意到人们对教育和读写能力看法的改变。它们曾经是（而且现在也是）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关系到谁有做人的权利，也关系到受教育的意义，还关系到什么是官方的或者合法的知识，更关系到谁有权力谈论这些问题。［21］当前若干建立在国家理论、全球化理论、后殖民理论等等基础之上的批判工作，就是从文化资本本身寻求破局之道的积极尝试。

四、淘汰机制：教育场域自身的局限是失败者的症结

对于向上流动者而言，他所期望达到的领域并不符合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他的发达（不管这“发达”是一种愿望还是一个事实）并不是生来就应该拥有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有些人被认为可以飞黄腾达，而有些人却恰恰相反，而如果后者作为幸存者获得了成功，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被看做骗子。”［22］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不管手段如何高明，技巧如何娴熟，骗子终究会以失败的结局告终。教育场域内部发生的事情为这一观念提供了佐证。无论是采取温和的方式，还是使用激烈的方式，都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制约。

那些来自政府机关公务员家庭的孩子从小的志向往往是“当个科学家”之类，因为似乎这才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再往后，当中学面临选择专业时候，则往往会选择理科，因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甚至不排除还有一个小小的虚荣在里面：一般都认为，脑袋笨、学不好理科的人才去读文科。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为了多报一个志愿多一个录取的机会（针对提前批而言），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对于师范类而言），为了今后就业规避性别歧视（对于女生而言），等等，有时候只能妥协。妥协带来的往往是被贬黜的感觉，这是任何具有雄心壮志的人都难以坦然面对的。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就只能改变自己。一位有着类似经历的青年教师涅槃之后感慨：“当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自己理论知识的欠缺时，我已经没有足够的理由，也没有更多的时间为自己委屈了。我还是想唱歌，因为学习者是快乐的、充实的，虽然我还是五音不全，但我希望自己此生都能一路跋涉一路歌。”［23］经历过一番寒彻苦终于脱胎换骨，她最终还是屈服了，或者说超脱了，她终于回到了那个本来就属于她的地方，并且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一路跋涉一路歌”。

至于那些激烈的行为，也并非总能成功，而且从统计学上看，失败者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成功者。例如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二个韩寒的“白卷书生”徐孟南。白卷事件发生后，面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压力，徐孟南选择了反抗，“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建了一个“80后高考0分圈”，“以后我会把网络作为我的宣传阵地。”与韩寒在博客上的大获成功截然相反，徐孟南的博客点击率很低，浏览他的网页的人寥寥无几，更谈不上什么回复和讨论了。他是一个人在战斗，这里没有观众，没有同伴，甚至连敌人也找不到踪影。寂寞没有造成他的伟大，仅仅导致了他的悲凉。徐孟南在博客中尽情宣泄他的“悲痛”和“迷茫”，甚至发出了“谁能解救我？”的呼声。时至今日，徐孟南完成了“蜕变”：“用零分对抗教育不值得，我要用自身经历劝告后来者不要效仿”，“希望更多可能的后来者看到我的告诫，不要做无谓的牺牲。”［24］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些希望通过教育这个唯一的途径改善自身条件甚至改变命运的中下阶层，在一阵阵激烈的教育大地震后，发现受伤最多的总是他们自己，于是他们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也开始猛烈地抨击教育体制。但是可悲的是，他们借以抨击教育的“武器”却是低劣的教育教给他们的，上向流动很可能只是一个梦想，其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场域间与场域内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占有社会资本优势的统治阶级，通过在特定场域的或显或隐的权力运作，使自己基于资本优势所形成的习性与优势得以传承与保存，这就是社会生活中文化再生产社会等级的逻辑。恰如文化资本的本质所表现的那样：尽管主要是通过家庭来积累和传统——看上去却更似资本持有者所天生固有的，它努力将先天继承的特权与后天获取的优良品行化合在一起，这一实施使文化资本非常适合于将社会特权的世代传统合法化，尽管民主社会试图去打破这种传承。［25］在文化资本的作用之下，场域内部产生了强大的控制力和吸引力，“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以至于跨场域的向上流动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如此之少——无论是从纵向的层次上看，还是从横向的类型上看，都是如此。

至于那些跨场域的上向流动者，他们执着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在气质、技能上的不足。那些占据了位置的“前辈”们大多数人会报以相当的理解、宽容与同情——当然，那些可能会与之在同一战场厮杀的人、那些感觉到新的危机在不断逼近的人、那些既自卑又自负的人，难免对新来的搅局者施以冷嘲热讽。就算是在一种理解、宽容与同情的氛围中，作为一个新来者，无数若明若暗的眼睛盯着他，无数似有似无的力量在牵扯着他，他还有数不清的障碍要克服，数不尽的挑战要面对，要顺利闯关，除非他幸运地拥有某些“天赋异禀”，并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如何利用它们。但这一点对他而言，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如果懂得了如何利用这些优势资源，他也许就不再是他自己了，所谓“舍得舍得，能‘舍’就能‘得’”，迈过了自己这道坎，就会成为另外一种人，就像小说《沧浪之水》③的主人公池大为最终的成功转型一样。不过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自己这道坎不是说迈过就能迈过的，正所谓“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布尔迪厄在《继承人》中指出，除去把教育面前的所有不平等归咎于经济不平等或政治意图，从而向这一制度开战之外，没有为教育制度服务的更好方式。事实上，教育制度可以通过其自身逻辑的作用使特权永久化。［26］

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究竟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这一直存在争议［27］；但是不管理论上的解释如何，需要注意的是，在为社会不平等辩护时存在“错置”问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归属性地位通过学业成就把它们转化为获得性地位而实现合法化，其方式是不平等传播和合法化被视为学校的隐性功能之一。在这种“文化炼金术”的作用之下，未来角色的分配是根据以能力和竞争者初始平等为基础的个人成就而做出的。从这一假设中，我们可以得出有趣的结论。个体被社会化了，这表现在其相信成就是完全基于能力或个体水平的，而不是基于结构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因素。所有这些都最终意味着学生本人应当对他的学业成败负有责任。［28］上向流动只能是“小概率事件”，虽然成功的机率小，但“努力就有希望”，而且“努力才有希望”。同样的道理，哪怕是那些“倒霉的”下向流动者，虽然是从较高的阶层“滑落”到了更低的阶层，与上向流动者一样，他们无法摆脱早年通过家庭教育从原有阶层中继承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无论是上向流动还是下向流动，也不管这些流动是否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忽视和不可抗拒的，这也正是唯物史观“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所揭示的道理。

注释：

①凤凰男源自于俗语“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指的是那些出身贫寒（尤其指出身农村），几经辛苦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男人。

②引介国外“社会资本”概念的同时，有必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推进“本土化”过程。“超社会资本”和“强社会资本”是笔者在考察教育影响社会分层过程中提出的概念。“超社会资本”是建立在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全面占有的基础之上的，超越法律和制度许可范围的，能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产生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特殊资本形式；“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人情面子（“情面”）之上的社会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难以名状，同时又很有约束力。在权力方面，从自然系统视角审视学校的运行规则，可以发现“超/强社会资本”具有独特内涵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内容可参见：陈卓．超社会资本、强社会资本与教育公平——从当今中国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J］．青年研究，2010（5），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11年第1期全文转载；陈卓．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教育改革研究［J］．教育导刊，2014（8）；陈卓．社会资本视野下的科层制学校改革［J］．湖北社会科学，2016（3）．

③《沧浪之水》是作家阎真于2001年出版的一本小说，描述了一位医药研究生的人生经历，讲述了一个有志青年在生活中面对困难如何奋斗、碰壁、抗争，最终向现实妥协，放弃操守和信念的故事。

［1］［3］［9］［18］［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0，181，381，5，26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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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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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林，海焘．中国新一代思想家自白［M］．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499-45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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