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笔戎 李 斯（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汉代女外交官的特殊使命与历史贡献

李笔戎 李 斯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汉代女外交官的主要构成是和亲公主及其侍从。除了和亲使者这一特殊身份之外，她们还兼具汉王朝外交官员的政治身份，同时肩负着联络西域各国以共同对抗匈奴的特殊使命。由于语言、文化与习俗等方面的隔阂，和亲使者的出使经历一般较为坎坷，其情感生活也较少为人关注。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在此方面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认识。汉代女外交官为确保国家边疆安全与促进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汉代；和亲；使者；外交

在汉代出使境外的使者中，自然以男性占多数。史籍中有不少反映男儿愿为使者，建功立业的言论留存，如著名的班超“投笔从戎”故事：“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1］（P1571）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远赴“异域”的使者当中，也能看到诸多婉约美丽的身影。她们为确保国家边疆安全与促进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以和亲为主的特殊使命

秦末大乱，原有的北边长城防御体系难以为继，一度北退的匈奴又趁机侵入中原边界，不时南下掳掠。西汉初年，刘邦曾亲自率军与匈奴作战，但大败而归。平城之役后，匈奴势力更为强盛，屡次进犯，对新生的汉王朝北部边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邦认为暂时无法通过武力征服匈奴，于是采纳了刘敬提出的“和亲”建议：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惭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2］（P2719）

值得注意的是，刘邦原本似乎确实有意以其亲女作为和亲公主与匈奴联姻，但因吕后不愿意将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嫁往匈奴，只得以宗室女充当公主。但耐人寻味的是，刘敬曾因出使匈奴有功而受封二千户，号为建信侯。而那位“名为长公主，妻单于”的和亲使者，在历史上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对于类似这样以和亲使者嫁往匈奴而换来的边境暂时和平，后世颇有史家不以为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曾就此评论道：“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3］（P383）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世官修史书对汉朝和亲政策的批判与不满。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朝既无力击败匈奴，又迫切需要修养生息，为了阻止侵扰，和亲似乎又成为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还需要经常性地赠予匈奴数量巨大和价值不菲的财物。此后文帝和景帝均派遣和亲公主前往匈奴，汉匈之间大体维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如《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2］（P2904）关于所谓“故约”的具体内容，《匈奴列传》也有记载：“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2］（P2896）

汉武帝时为求夹击匈奴，遣使与乌孙和亲。如张骞所建议：“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2］（P3168）于是便有细君公主出使乌孙之事，而她大概是汉代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和亲使者。对其出使经历，《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有简略记载：“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孙岑娶妻翁主。”［2］（P3172）从细君公主肩负“连乌孙”以及招“外臣”的使命来看，其作为汉王朝外交官员的政治身份是较为明显的。

二、命途多舛的出使经历

当时汉匈之间的敌对关系不仅表现为直接兵戎相见，也由和亲使者的派遣方式有所反映。正如王子今先生所指出；从“匈奴闻其与汉通，怒欲击之”到“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既表明匈奴欲借此破坏汉朝和亲政策的意图，也“体现出匈奴西域外交方式的灵活性。”［4］（P5）宋超先生认为：“昆莫以细君公主为右夫人，同时又迎娶匈奴女为左夫人。乌孙习俗与匈奴同，皆以‘左’为尊。乌孙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位在细君公主右夫人之上，表明乌孙虽然已与汉廷和亲，但为了避免激怒匈奴，故而在昆莫夫人的名份上抑汉崇胡。”［5］（P56）由于乌孙和匈奴习俗皆以左为尊，细君公主的地位和待遇可想而知。加上远赴异域，语言不通，其中的悲愁寂寞恐怕也无人可以倾诉。

细君公主颇具悲情色彩的个人遭遇，在《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

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帏帐锦绣给遗焉。

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6］（P3903）

与乌孙相似的匈奴习俗，对于女性在婚姻中的权益显得相当淡漠：“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2］（P2900）不难想见，细君公主为实现汉武帝“欲与乌孙共灭胡”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由此带来的心灵创伤，恐怕是更难以平复的。

与细君公主有类似经历的和亲使者，还有远嫁匈奴的王昭君。关于其人生平，以《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所记较为详实：

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1］（P2941）

所谓“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汉书》卷九《元帝纪》则作“待诏掖庭”，应劭注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6］（P297）汉代后宫制度以名号和秩等区别等级高下，如《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李贤注曰：“婕妤一，娙娥二，容华三，充衣四，已上武帝置；昭仪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长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顺常十三，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十四，此六官品秩同为一等也。”［1］（P399）又据《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颜师古注曰：“家人子者，言采择良家子以入宫，未有职号，但称家人子也。”王昭君初入掖庭时，或许因出身的关系曾为“良使”。在此之上，又有长使、少使等名号。颜师古注曰：“长使、少使，主供使者。”［6］（P3935）对此，有学者认为是“三种以使为名的宫官”［7］（P2），但从和亲使者的特殊作用来看，似乎不宜将其直接视为“宫官”，而这些可能都是和亲使者专用的名号。

在今天的安徽灵壁有一处独特景致——“灵璧手印”，传说是细君公主出使途中所留下的痕迹。元代诗人钱惟善《灵璧手印篇》诗前序云：“汉以江都女刘细君嫁乌孙王，女过灵璧，尝扶以石，后人镌石为模，腕节分明，故述其事而为之辞。”《元诗选》初集卷六十二收录了这首诗：“汉香飞入乌孙国，逾白龙堆行绝域。万里穷愁天一方，曾驻鸣鑱倚灵璧。灵璧亭亭立空雪，石痕不烂胭脂节。神飈吹影高撩秋，堤云欲补中原月。穹庐作室墙以旃，环佩魂归胡歌传。当时双泪洒成雪，血成碧色苔花坚。青冢相望去不归，归时定化黄鹄飞。千年恨隔毡域梦，汉使空过泪沾衣。”诗句缠绵悱恻，可见作者对细君公主的不幸遭遇，寄托了深切怜悯和叹息之情。从诗中所用词句如“穹庐”和“环佩”“青冢”和“黄鹄”来看，似乎隐然有将细君与昭君并举的意图，或与两人相似的人生境遇有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此诗以咏昭君出塞为题，堪称千古绝唱。而细君与昭君命途多舛的相似经历，或许正是古代历史上众多和亲使者的人生缩影。

三、出土简牍所见汉代女外交官史事

关于古代和亲使者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有学者指出：“在常驻使节尚未产生的古代世界，和亲女作为某种替代性的常驻使节在一定情况下弥补了这一不足。和亲女之具有常驻使节作用，体现于其具有持节出使之身份和庞大的陪同使团，她们通过常驻于和亲国之日常活动了解和掌握该国的国情和动态，为朝廷决策提供情报和建议，乃至直接参与谈判、斡旋等使命；她们还发挥女性之特点和优势，通过繁衍后嗣，将和亲效应从时间上延伸，空间上扩展。”［8］（P77）这一概括性论述，对于汉代和亲使者应当也是适用的，其中又以继细君公主之后出使乌孙的解忧公主及其侍从最具代表意义。

细君公主出使乌孙的时间并不长，大概是因为思乡愁绪难以排解，数年之后便郁郁而终。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六六下引徐松曰：“公主在乌孙，仅四五年而死。”［9］（P1627）其后汉朝为与乌孙维持联盟关系，继续派遣和亲公主，如《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6］（P3904）关于解忧公主出使乌孙的具体时间，黎虎先生认为当在武帝太初四年（前101）［10］（P40）。其时正当李广利伐大宛，“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2］（P3178）可见细君公主并没有很好地完成汉与乌孙联盟的任务，而这一重大使命则落到了解忧公主身上。然而，朝臣之中也有人认为乌孙不可信，贬低甚至否定和亲政策与和亲使者的贡献，如《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

先是，乌孙昆弥翁归靡因长罗侯常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复尚少主，结婚内附，畔去匈奴。诏下公卿议，望之以为“乌孙绝域，信其美言，万里结婚，非长策也。”天子不听。神爵二年，遣长罗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贵靡。未出塞，翁归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约自立。惠从塞下上书，愿留少主敦煌郡。惠至乌孙，责以负约，因立元贵靡，还迎少主。诏下公卿议，望之复以为“不可。乌孙持两端，亡坚约，其效可见。前少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验也。今少主以元贵靡不得立而还，信无负于四夷，此中国之大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将兴，其原起此。”天子从其议，征少主还。后乌孙虽分国两立，以元贵靡为大昆弥，汉遂不复与结婚。［6］（P3279）

从“少主在乌孙四十余年”等语可知，解忧公主作为和亲使者在乌孙居住和活动的时间相当之长。但所谓“恩爱不亲密，边境未以安”，恐怕未必符合事实。解忧公主为维持汉朝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以及促成两国联合对抗匈奴的入侵，是作出过积极努力的。例如，《汉书》卷八《宣帝纪》：“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乌孙昆弥及公主因国使者上书，言昆弥愿发国精兵击匈奴，唯天子哀怜，出兵以救公主。”［6］（P243）于是汉朝为此发动十五万大军，分五路进军，又与乌孙联军进击，大破匈奴，取得“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得马牛驴羸橐佗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等一系列辉煌战果。［6］（P3004）这应当与解忧公主的活动有相当关系。

尹湾汉墓出土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有“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此处“乌孙公主”即为解忧公主。有学者认为简文记录使节数量之多，正是和亲公主与汉朝消息往来频繁的证明。［11］（P8-16）不过，也有学者这些是楚国派往乌孙的使者完成使命后回复上交的使节，一直在彭城的武库保存，来往于汉地和乌孙之间的使者可能具有多重身份。［12］（P16-20）但该句或又可断作“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由此涉及乌孙公主是否在与中央政府互派使者之余，还与汉朝的诸侯国有使者往来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解忧公主作为和亲使者，不仅本身就持节，且拥有派遣持节使者的权力，其侍从冯嫽“持汉节”巡行乌孙境内，并调解其内部矛盾就是明证：

初，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后乌就屠不尽归诸翕侯民众，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6］（P3903）

所谓“为公主使”，可见冯嫽出使巡行西域诸国是奉解忧公主之命而进行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持汉节”，则她并非代表乌孙，而是代表解忧公主和汉帝国而开展亲善友好活动的。因为“节”是使者最重要的信物，受命于君，使于四方，以节为信。两汉史籍中对于使者不辱使命的赞誉，有“全节”与“守节”的说法。典型例子如苏武出使匈奴，“留单于庭十九岁乃还，奉使全节。”［6］（P223）使者未必都持节，但持节则更显示出使者身份的官方性。由之前细君公主“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可知，和亲使者代表汉朝进行赏赐是经常性的行为。又由“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帏帐锦绣给遗焉”，可知其物资来源于官方输送，以保障其使命顺利达成。也正因为如此，冯嫽的出使行为才能得到西域诸国的普遍欢迎和信任，以至于被尊称为“冯夫人”。

冯嫽以汉使身份调解乌孙内部矛盾，平息了大、小昆弥的纷争，使得汉与乌孙之间的联盟更加稳固，其行踪在出土文献中也有所反映，悬泉汉简可见：

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鱼离置啬夫禹移县（悬）泉置，遣佐光持传马十匹，为冯夫人柱，廪穬麦小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钧。今写劵墨移书到，受薄（簿）入，三月报，毋令缪 （谬），如律令。（II 0115 （3）：96）［13］（P141）

这应是“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之后，冯嫽又“锦车持节”返回乌孙传达天子诏令，在出使途中经过悬泉置时，补充马匹和草料的记录。

四、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汉与乌孙及西域各国的联盟，是实现“断匈奴右臂”战略目标的关键步骤。在此时期，乌孙从最初对汉“持两端”，到后来“畔绝匈奴”而臣属于汉，和亲使者所发挥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其中解忧公主从武帝太初年间远嫁乌孙，直至宣帝甘露三年（前51）才回到长安，两年后便去世了。解忧公主在乌孙居住和生活的时间，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难能可贵的是，她也曾经历种种困辱，作出过个人牺牲，但并未见有何怨言。从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来看，解忧公主与汉朝的往来是密切的，涉及事务是广泛的，而她始终从大局出发，并不以私情为重，显示出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眼光。而这一点，似乎是细君和昭君所不及的。

有学者指出：“解忧公主及其侍者冯嫽在乌孙和西域地区长期的、积极的活动对于促进汉与乌孙关系以及汉与西域诸国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4］（P6）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对于汉代女外交官的出使活动与历史贡献，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华夏文明与周边文化族群的接触日益频繁。如何开展广泛而有效的对外交往，保障边疆安全，谋求和平发展，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成为当时重要的行政主题，也考验着执政者的管理智慧与战略视野。

汉代外事活动的频繁，成就了一大批卓有建树、青史留名的外交官员。著名者如张骞、苏武、班超等人，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史书中有关其事功的记载通常基于男性话语体系之视角，对于女使节和女外交官往往一笔带过，或是只有零星片断的勾勒，导致许多女性的外交事迹尘封于浩如烟海的史籍当中，甚至湮没无闻。这不仅是旧有史传体例中女性“集体失语”的反映，也影响到长期以来国人文化心态和传统观念中对于女子参与外事活动的整体评价。

出于国家安全与边疆战略的需要，汉朝曾向境外地区（主要是西域）派遣过为数众多的外交使节。虽然使团成员多为男子，但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例如和亲公主及其侍从）。她们兼具中央王朝的外交官身份，在传递情报、和平交往与斡旋冲突等方面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对其事功的勾稽，不仅有助于丰富中国古代外交史的认识，也可由此考察中国女性在早期东亚文明史和民族交往史当中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历史意义。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王子今.匈奴西域“和亲”史事［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5）.

［5］ 宋超.和亲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 黎虎.和亲女的常驻使节作用［J］.江汉论坛，2011，（1）.

［9］ 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 黎虎.解忧公主出塞的历史贡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4）.

［11］ 袁延胜.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J］.西域研究，2008，（1）.

［12］ 谢绍鹢.江苏尹湾汉简所见的武库与使节辨析［J］.西域研究，2009（2）.

［13］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4］ 黎虎.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J］.西域研究，2011，（1）.

责任编辑：侯德彤

Special Mission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Han Dynasty Female Diplomats

LI Bi-rong LI Si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

Han Dynasty female diplomats were mostly princess married to rulers of minority groups and their attendants. In addition to being envoys， they were diplomat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uldered the special mission of making contacts with the Western Regions to jointly fght against the Huns. Due to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customs， the messengers often encountered diffculties and their emotional life was ignored. Handed-down documents and unearthed bamboo slips can provide scholars with some new understanding. Those female diplomats in the Han Dynasty made indelible contributions to ensuring border security and promoting the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various ethnic groups.

Han Dynasty； peace-making marriage； envoy； diplomacy

G122

A

1005-7110（2016）05-0036-05

2016-07-16

2015年度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史记》与《汉书》所见汉代女外交官形象的比较研究”（15C1344）；2016年度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西北边地出土文献与早期丝路形成研究”

李笔戎（1987-），女，湖南吉首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李斯（1983-），男，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博士，湘潭大学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