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小华，王宇萌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541001）

美国人璧丽珍及其笔下的近代广西

颜小华，王宇萌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541001）

璧丽珍是清朝末年来到中国的一位美国人。她在广西生活了近十年，对广西社会有着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成为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众多“使者”之一。璧丽珍的日记与书信，从一个西方女性的微视角来反映近代广西社会历史面貌，这对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广西地方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和意义。

璧丽珍；近代广西；中西文化交流

19世纪后，随着中国门户的逐渐开放，有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经商、传教、旅行和科学考察，他们成为较早接触中国、了解和认识中国，甚至是向西方传递中国有关信息的主要“桥梁人”，即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1902年来到广西的美国人璧丽珍（Ada BeesonFarme，1871-1911）就是这样的一位西方女性。在华近十年间，璧丽珍目睹了广西的风土人情和清末几年的急遽变化。她在日常，根据中国人传统，身着华服，亲善乡邻，也结识官绅，并为自己举办了一场中西合璧式的婚礼。她把在中国的生活和感受，详细地记载在往来家书和日记里。她也将个人风华的岁月留在了广西。透过其字眼，可以感触到一个西方女性对近代广西社会的了解和认识，也从另一个视角和侧面反映了发生在广西的近代中西关系。

一、璧丽珍之生平及来华

1871年12月30日，璧丽珍生于美国北阿拉巴马州的埃托华。在祖父母时代，璧丽珍一家由英格兰迁至美国。她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璧丽珍兄弟姐妹一共11人，她排行第七，自幼受家庭环境影响较深，怀有一颗从善之心[1]14-15。幼年时的璧丽珍亦表现出不同于姐妹们的勇敢品质，她经常与男孩们玩骑马甚至跳山羊的游戏，被伙伴们戏称为“小汤姆”。乡村生活培养了璧丽珍热爱自然、珍视生命，家庭则赋予了她虔诚的宗教信仰，这一切都为她后来往大洋彼岸的中国广西奠定了基础。

中学时期的璧丽珍因善良诚实与踏实稳重深受师生和家人的喜爱。她经常参加各类社团活动，了解美国以外的国家情况，尤其对中国充满好奇和兴趣。中学毕业后，璧丽珍前往美国阿凯迪亚女子学院学习，随后又随哥哥往马伦戈女子学院继续完成学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璧丽珍留在马伦戈担任文学艺术课程教师，同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不久，璧丽珍离开马伦戈，开始了她另一段全新的教学生涯。她先后到美国西部的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密西西比州和东南部的阿拉巴马州任教。其中，东密学院是由监理会出资兴办与管理的典型教会学校，璧丽珍到任后不久即负责该校年轻女教师和女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在那里为学生提供了很多的无私帮助。接下来璧丽珍在布朗特斯威尔工作生活了两年，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此期席卷整个美国的“学生志愿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璧丽珍在校的许多同事和学生都受其影响和感染，纷纷希望成为“志愿者”，参加到海外传教活动中去，身处其境的璧丽珍当然也受到了此种氛围的感染。

1898年夏，璧丽珍参加了在卡罗莱纳州北部举行的基督教女青年会议。此次会议汇聚了众多的海外传教志愿运动的知名人员，有不少目睹和经历过海外传教活动的传教士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们所表现出的传教热情深深震撼了璧丽珍。她在书信中说：“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管派我去何地，我都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我将翘首以盼……奉献出最大的力量。”[1]39会议结束后，璧丽珍返回学校，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生海外志愿”中。她购买了所有能够见到的关于“学生志愿运动”的书籍与宣传册，凡是遇到认识的人，她都诚挚地邀请他们参加到这一“伟大事业”中。她开始参加学校及周边地区举行的各种宣讲会，前往附近小镇做宣传。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在经过一年的磨砺后，璧丽珍的身体严重透支，患上了重症，只好返回阿拉巴马州老家调养。据称在患病之前，璧丽珍就从有关人员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的情况，那时的她似乎开始意识到上帝在呼唤她前往中国。据璧丽珍的姐姐回忆，“璧丽珍病痛难忍、徘徊在生死边缘之际，仍跪在床上为饱受痛苦的中国妇女儿童祈祷。”[1]40

此时的璧丽珍并未踏足中国，她为何会认为自己要去的地方就是中国呢？又为何特意为中国的妇女与儿童祈祷？这是非常有意思和值得关注的问题。如同美国宣道会将来华之始归于创始人宣信牧师梦见中国人渴求获得上帝拯救那样，璧丽珍认为她要去中国传福音也是奉了上帝的旨意。这两种超自然意向的背后反映的其实都是当时美国传教运动深刻的时代背景。整个19世纪的美国都被西进运动带来的扩张狂潮所感染，而基督教的“大奋兴运动”更是煽起了美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狂热的海外宗教传教热情。

在传教士眼里，美国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国家，更是一个扮演与担当“基督拯救世界”的角色与任务的国度。[2]47无论是教会还是传教士，都将拥有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宣传成“完全没有信仰并等待上帝救赎”的国度。这极大地激起了美国年轻一代的传教热情与决心。璧丽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环境下确定了自己必到中国的志愿。她特地为中国的妇女与儿童祈祷，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宣传活动中，必定有传教先驱指出了中国妇女与儿童的悲惨境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来华西方人眼中中国妇孺的生活面貌。璧丽珍来到广西之后，她亦着重观察与记录了当地妇女与儿童的生活情况。

历经一段时间的调养后，璧丽珍逐渐恢复了健康，她便向教会自荐前往中国。当时因资金等问题，璧丽珍的请求没有立刻得到答复。随后，璧丽珍往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碰巧在那里遇见了美国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牧师。于是表达了想往中国的愿望。[1]41接着，璧丽珍被安排到位于纽约恩亚克的神学院进行学习，接受系统的培训。1901年初璧丽珍完成培训任务，并在毕业典礼上作了“中国工作展望”的演讲。

至此,璧丽珍也没能即刻奔赴中国，而是先往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开展了为期大半年的实践锻炼。她通过造访当地的贫民窟，以授课等方式，接触需要帮助的穷人，提供服务，同时锻炼了自己的适应能力。1901年圣诞节前夕，璧丽珍返回阿拉巴马州，告别家人，于次年1月11日随同另外8人乘船由旧金山出发，前往香港。[1]51在出发当天，璧丽珍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旧金山离开了深爱的故土，为了黑暗中国那些苦苦挣扎的灵魂，开始了远航。”[1]52在此，璧丽珍特意使用了“dark China”一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西方人，至少是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即“黑暗”的中国，没有信仰的灵魂是可怜而悲哀的；而他们，生活在“光明与希望”国度的人们将用基督的福音去拯救“弱者”。

璧丽珍一行经横滨,于1902年2月8日抵达上海。这一天恰是中国春节。他们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晚上便出发前往香港。2月11日晚抵达香港。两天后，璧丽珍又乘坐江轮奔赴广西。2月15日到达当时广西的对外通商门户梧州。其后，她又前往桂林、平乐和柳州，并在这几地往返活动。作为教会派出人员，固然传教是其使命，但在传教之外，广西的很多现象都吸引着这位从美国来的西方女性，并将其用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成为早期美国家庭认识中国的窗口，也成为我们增进了解近代广西地方史的重要素材。

二、璧丽珍笔下的中国人祭祀与信仰

璧丽珍抵达香港，恰好见到船民的信仰崇拜。而这些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宗教现象使她大为感叹：“可悲的是，每一艘船上都有神像和祭祀的摆设，还有专门烧香的地方，这使我万分心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希望他们有朝一日可以放弃他们的所谓崇拜，皈信我主。人们在我的周围讲话，但我却完全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这种感觉十分奇怪。”[1]77

传教士既然带着传教的使命来到中国，每到一地都会了解当地的风俗信仰，以便从内心上了解如何解救这些“异教徒”。璧丽珍亲眼观察过人们的送葬及祭拜仪式，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解救”这些“可怜”的人们。“中国人祭祖是十分有趣的，然而也是极其悲恸的，我的内心为他们感到悲伤。”[1]81“墓地上弥漫了人们的哭嚎声，我的内心也为他们的悲伤难过。但我同时也心怀期盼，期盼基督能早日降临，我从未如此刻般地渴求他的降临。”[1]72

关于中国传统的清明祭祖活动，初抵中国的璧丽珍也无法理解。“异教徒们通过燃放鞭炮、烧香、叩头等方式来敬拜他们的神灵，今天下午，当我经过燃放爆竹的人们时，我的心是那样的疼痛。我想，这样的崇拜真的可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吗？祈求上帝将福音传给这些心灵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吧！我们要尽快掌握中国的语言，以便能向他们传授真正的救世主并拯救他们的灵魂。”[1]78

关于中国庙宇和祭祀，璧丽珍也有描写。“（柳州）人们建造许多寺庙与神社，供奉各种各样的神仙，因为人们认为这些神仙可以主宰他们的祸与福。每年，人们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祭拜这些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的神灵。”[1]173

关于游神活动，璧丽珍更是不惜笔墨。“（平乐）到了春天，人们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拜神上。人们从庙宇中将神像请出，将其摆放在特殊的座位上，然后由祭司的随从护送其通过城中主要的街道到达目的地，其后跟着的是穿着绸袍的儒生们及广大民众。同时，还有锣鼓及喇叭奏乐。庙里面，祭祀的用品——如香炉、神器，大量的牺牲及食品都已摆于桌上。当队伍进入到狭窄的小巷子时，居民纷纷来到自家门口或者店铺的门前，点上香烛纸钱并燃放鞭炮。人们不停地叩头（躬身直到头着地），连小孩子都要照样做，直到神像离开。等到活动结束，所有参与的人都可以分到一份祭祀宴会上的食物。人们可以当场吃掉，也可以将其带回家。这样的一次活动通常要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1]257

关于节庆，璧丽珍重点介绍了与地方宗教相关的活动。“（柳州）人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敬神的活动——便是所谓的‘抢山炮’（抢爆竹）。这种庆祝方式在每一个神灵的生日祭拜中都十分常见，但柳州每两三年也会举办一次特别大的纪念活动。届时，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南平庙’参加活动。人们将硕大的彩炮发至空中，当它落下时，男人们便以最快的速度去抢夺，抢到的人可以获得奖品——一个得到神灵祝福的护身符。有时还有其他的奖项。节庆活动的前一两天在街道上举行，不同的宗族之间进行竞争，每个人都努力地帮助自己的团队或家族获胜。”[1]173

从璧丽珍的这些记载来看，人们对于神灵的崇拜与祭祀都是十分隆重的，这是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典型特点。璧丽珍的这些观察记载，为她随后在当地开展活动作了铺垫，至少对地方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

三、璧丽珍笔下的广西妇孺生活

近代广西妇女受传统“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等思想的束缚，在社会及家庭中的地位低下，甚至毫无地位。璧丽珍作为一名西方女性，她的主要传教对象是妇女儿童。在传教过程中，她非常仔细地观察与细腻地记录了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广西妇女儿童，并进一步坚定了向这个“弱势群体”传福音的决心。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上层家庭纳妾与蓄婢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户人家纳妾，有时是因为正妻无所出，通过纳妾以添子嗣；有时是因为正妻为“媒妁之言”，再纳“情投意合”的女子为妾。但多数情况下，纳妾不过是为了添一劳动力——花极少的钱买一个穷家女子做妾，“日里拿来当牛用，夜晚拿来暖被窝”。这一类的妾等于主人添雇了一名长工，甚至比雇佣长工更为划算。因为可以不必支付工资，还可兼做家务。民间有说“蓄婢是‘养猪’，纳妾是‘养牛’”。至于婢女，她们大多是被贫苦人家卖掉的女儿，除如牛马般使唤外，还常受到主人的虐待和凌辱，如若不从，便有可能被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婢女还被当作物品转赠或卖给他人。在荒歉年景，“有的地主往往大发‘慈悲’，花费十几、二十元买几个七八岁或十多岁的女孩回来使唤，待到十七八岁时，就以一百多元甚至二三百元的高价卖给人家做妻妾，从中谋利。”[3]62这些没有人身自由与社会地位的女性，处境与结局往往都十分悲惨。

从璧丽珍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家庭妾室与婢女的不幸遭遇。如1905年初的一封信描述：“我们动身度假前，拜访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邀请我们的是官员女儿，通过她可以了解到官员家中的生活情况。他们很富有，在平乐有一套非常漂亮的房子。官员的太太们已经买了些福音书，并且正在学习。暑假前她们找过我三四次，我回来后她们又来过两次，她们对福音有敏锐的洞察力。上个星期四下午，我被邀请到她们家中，我和女传道为她们讲了约两小时的福音。星期天，我听说六姨太（这位官员有七个老婆）病得很重，我不敢去看她，因为我怕人们说是外国人把她害死的。她是未被家里承认的小妾。之后有一个算命先生（中国到处都有这种人）给她卜过卦，说她这个月就会死去。对于这一点，她似乎深信不疑。最后，我听说她吞食鸦片自杀了。可怜的人！我为这个家庭祈祷。现在那七位太太只有三位还活着。”[1]145之后，璧丽珍还记载了其他人家妾室自杀的事件，如“1905.6.8昨晚，一个商人的二房太太跳河自杀了。真是可怜的人，据说是因为一房太太打了她。”[1]152

除了自杀的妾室外，璧丽珍也记录了她所了解到的婢女的生活状况。上面提到的自杀的六姨太家中便蓄有许多婢女。“这个家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不了解，但肯定的是，那里没有爱，没有欢乐，没有真正的幸福。那里有很多被买来的小女孩，她们都裹脚，最小的只有5岁！也许直到她们被分到老夫人的房间，成为老爷的奴隶、老夫人的丫鬟那日，你都不会再见到她们。”[1]145又如，1902年的一封信写着“住在我们隔壁的是一位非常有钱的中国人，他买了一个婢女，经常打她。”[1]78“1904.6.28今天没有妇女前来。两个小女孩到这里，其中一个是婢女，她非常的悲伤，因为她遭到了主人的毒打。”[1]132

社会底层家庭妇女与女童的生活，亦是如此卑微和悲惨。在《广西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一书中描述广西妇女为“一双大赤脚，裤管卷到腿肚以上，能挑、能驮、烧饭、洗衣、耕田、种菜、生小孩，什么都干”[4]10。底层民众家庭中的妇女几乎没有闲暇的时间，她们整天都要忙于各种家务或者农活，璧丽珍对此也深有体会。“在中国的女性中传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女性没有和男性一样可以到处行走的自由。而且，她们有繁重的家务要做，根本没有时间去街上溜达闲逛。更糟糕的是，很少有女性会读书写字，所以她们愚昧、无知与迷信……通常情况下，妇女们都会坐在家里纳鞋、照顾小孩、做针线活，等等。所有的杂活都需要她们去做。”[1]187

璧丽珍在柳州时，有一段时间因连日下雨而不便出门，她的抱怨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常生活：“（1909.5.8）这些天一直在下雨，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出一点阳光了……我不得不每天都呆在屋内。我跟女传道说，这样子简直像是笼中的小鸟一般，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至少有一半的中国女性能够天天呆在家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们是怎么做到的！”[1]257而且，年轻的女性更是不可能轻易地外出走动。1906年璧丽珍给姐姐的信件写道：“可怜的中国女人，她们从不在街上闲逛，除非有年纪较长的妇女陪伴，但最多也就是到邻居家坐坐。”[1]180

不仅如此，妇女们在承受辛勤劳动的同时，还要忍受丈夫的管束。“这些渴望了解社会真实情景的妇人便邀请传教士——当然是女性——去她们的家中，但这也经常受到她们丈夫的阻挠。因为只要丈夫愿意，丈夫便可以随意左右妻子。这里（中国）几乎连法律都没有，更不用说反对虐待的法律了。”[1]75“有一位妇女表示愿意受洗，但是其丈夫却不同意，我们祈祷上帝可以感化她的丈夫，改变他的看法。”[1]164

由于中国妇女的悲惨境遇，导致璧丽珍大发感叹：“(1906.11.12)可怜的中国妇女啊！向她们传教是如此的困难，因为她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聆听真理，对一个讲官话的妇女讲授最简单的道义都需要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1]182

在璧丽珍的字里行间，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底层社会的妇女，都无法反抗和挑战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下夫权的力量，她们更多的是承受痛苦，实在无望时，往往采取自杀的方式结束悲惨的人生。正如来华传教士所言：“东方的社会家庭结构就是如此，除非女人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否则她们终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并无望地死去。”“住在教堂隔壁的一个女人，非常的善良与害羞，她的丈夫却非常恶毒，但是她无法反抗，最终服了一包老鼠药自杀——没有上帝、没有希望。”[1]152

璧丽珍对中国女性这一社会群体的普遍遭遇深表同情，她进一步分析认为，导致悲惨家庭生活的直接缘由是女性们根本不能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她们往往在十二三岁时便由家里做主许配给旁人，有的在结婚之前连丈夫的模样都不知道。璧丽珍就曾多次提到女孩子婚嫁导致的不幸。“通常，女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会被嫁出去，而且在结婚前她们不会知道自己丈夫的模样。我见过一个年纪非常小的女孩，由于父亲是个烟鬼，之前做生意又赔了本，就想让浸信会的女教士借钱给他，并收留他的小女儿。传教士告诉他，如果他戒掉鸦片，就可以借给他所需要的钱，但是他没有同意。于是他将女儿嫁给了一个岁数很大的男人，用以换取继续吸食鸦片的钱。现在，这个小女孩不得不马上结婚，因为他的父亲已不想再养她。”[1]78“（1909.5.3）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张太太的女儿——她已经与一个异教徒订婚并将于今年完婚，她才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1]256

璧丽珍在柳州时遇到的一个女孩，她称之为“小玉梅”的遭遇则完整地诠释了中国传统女性在婚姻中的不幸与磨难。据她称：“小玉梅大约十三四岁的年纪，但她马上就要与一个异教徒结婚了。她的母亲——张太太由于接受了福音因此想退掉这门亲事，但是玉梅的父亲不同意。她们还能做什么呢？玉梅是那样漂亮的一个小女孩，但她马上就要嫁给一个普通而粗野的木匠，她惧怕结婚并天天坐在那里哭求上帝能拯救她。此时，由于玉梅和她的母亲经常来教堂，促成这段婚姻的‘媒人’便恶语中伤她，玉梅未来的丈夫也试图阻止她继续来教堂，只是由于玉梅仍住在自己家里，所以那男人除了威胁之外也无法做更多的阻拦。当听说玉梅将要受洗时，那男人便威胁说要在受洗当天带一帮男人来抢走玉梅。虽然十分害怕，但玉梅仍准备归主。”[1]260-261之后，小玉梅成功地受洗，她的未婚夫也不曾前来闹事。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排斥、迫害以及卑鄙地诽谤她的贞洁——这是中国女性最需要坚守的东西。我们现在就可以听到人们关于她踏进水里（洗礼）的嘲笑，嘲笑她成为‘洋鬼子’的上帝的跟随者。之后，关于玉梅加入教堂的消息传遍全城，那‘媒人’担心如果对方悔婚她将无法返还当时收受的礼钱和宴请，于是催促对方提前结婚。婚礼即将举行，而我们却无能为力，最终玉梅还是嫁给了那个男人。后来，我们听说她在丈夫家里因为宗教崇拜的原因受尽了委屈，她不愿再信奉夫家的祖先崇拜及神灵。在我们离开平乐后，当地的华人传教士告诉我们，小玉梅受尽了酸楚，终于在绝望中悬梁自尽，所幸有人及时救了她。这就是东方女性的悲惨生活！”[1]262

对比中西方女性，璧丽珍更是感慨万分。“当我看到这里的孩子与妇女时，我不禁感谢上帝让我出生在基督教的土地上，并在身为基督徒的父母的看护下长大。这里的人像印第安人一样，孩子的母亲或者姐姐将婴孩绑在她们的后背上，而女婴儿则经常被遗弃或处死，因为人们更喜欢男孩。”[1]78进入近代以后，溺（女）婴现象在中国各地一直比较盛行，广西亦不例外。

通过璧丽珍的叙述，可以较为直观地感受到当时中国女性的悲惨境遇。无论是上流社会家庭中的妾室与婢女，还是普通百姓家的妇女与女童，她们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成为家庭与男性的附庸，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可言。普通女性在忍受折磨的同时，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基本没有自由独立的时间去从事其他活动。大部分的女性在面对这样残酷无望的生活时，往往选择忍受，实在绝望时，便选择结束自己的性命作为最后的“反抗”。

四、璧丽珍在广西的生活琐事

（一）语言学习

璧丽珍到达广西时，并不懂得中文。因此，抵达梧州后，她花了两年时间在梧州学习语言及处理一些日常教务工作。她在日记中记载了一天的作息：“六点起床，七点早饭，之间的一小时用来静思、洗漱与穿衣。早祷在七点四十五或八点开始，然后学习《圣经》至九点或十点。从十点半开始跟随老师学习语言至十二点，之后午饭。下午从两点到五点学习语言。晚饭时间是六点半，剩下时间可以写信或读书，晚上十点熄灯。”[1]84

对于这段作息时间的安排，璧丽珍在给姐姐的信中也说：“每天要花近六个小时学习语言，然后再用一部分时间来研习《圣经》和祈祷。……目前教会尚未有在当地讲官话的妇女中开展工作，我们希望有那么的一天，可以成为在讲官话的妇女中传教的开路者。……在学习中国语言面前，我真的只是一个懵懂的‘孩童’。[1]75-76

对于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学习汉语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璧丽珍在给她侄子的信中就提到关于她中文名字的趣事：“我现在学的知识正是中国小孩学的内容。如同你们刚开始学习A、B、C一样，我也像小朋友一样尝试着发音与朗读。……我要给你们展示我的中文名字，那样你们就明白它是如何发音的了。第一个字的发音就像英文中‘B’的发音，是‘珍宝’与‘珍珠’的意思；第二个字是‘美’的意思；第三个字是‘善良’的意思。如你们所见，艾达阿姨（璧丽珍英文名Ada的中译）有一个非常棒的名字，意味着我可以成为这里非常棒的一名女性。”[1]77

值得一提的是，璧丽珍的语言老师“廖先生”在与他们朝夕相处后逐渐对基督福音产生了兴趣，经过璧丽珍和其他人的引导，最终“廖先生”皈信了基督教，并经常往桂林协助教会传教。[1]101

到1903年，璧丽珍开始随一位讲粤语的女教士和一些女传道外出活动。梧州是白话区，璧丽珍学习的是官话。由于身在白话区，不仅学习官话很困难，而且没有会讲官话的女传道帮助璧丽珍。因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教务活动中，璧丽珍都遇到了极大不便。她只能向说官话的中国妇女传道。从当年3月至6月的日记来看，当时璧丽珍由于语言不够熟练，传教效果并不理想。“（1903.3.1）今天我第一次用中文讲道，犯了很多语言性的错误，感谢上帝对我的帮助。”[1]102“（1903.6.16）今天是特别棒的一天，我在语言上有了进步。船夫王某的妻子今早过世，我们确信她已被上帝拯救，因为在弥留时她请求受洗。”[1]105

语言上的困境使璧丽珍迫切希望到讲官话的城市去开展工作。她在1903年3月7日给姐姐的信件中提到：“我非常想去一个靠近内陆的教区，那里我可以穿中式衣服，也不用天天想着缝补的杂事，可以像一个中国人那样生活。”[1]102在璧丽珍的请求下，最后她来到了讲官话的桂林、平乐和柳州一带活动。

（二）举办中西合璧的婚礼

璧丽珍与未婚夫花友兰在来华后的第二年（1902年）相识，1904年元旦休假时确定结婚。那时梧州没有美国领事，于是璧丽珍在一位华人女助手的陪伴下于元旦后的1月25日离开梧州，前往广州举行婚礼。在结婚仪式上，他们邀请了两位清朝官员到场。据其丈夫花友兰后来回忆，这两位官员“并非领事馆的人员，他们只是恰巧到广州向领事咨询事情。出于尊重和礼貌，我们邀请了他们来参加婚礼。中国官员身着华贵服饰，坐在装饰华丽的轿子上，身后是红阳大伞，木制牌匾上的汉字金光闪闪。轿夫也是一色红衣打扮，还有一些零散的随从跟随其后，组成了整个官员的队伍。（整个仪式）看上去特别像在举办中国人的婚礼，尤其是新郎和新娘都遵从了中国人的婚礼习俗。由于我们在中国已度过了两年多时间，也大体了解了本土的风俗，所以我们决定穿着中国的服饰结婚。在这种场合如此衣着，让双方都感觉到虽然他们（本地人）一直居住在中国的内陆，但是那种对‘洋鬼子’的偏见和仇恨是可以被消除的，我们也可以互相接近与交流。”1[111-112]

可见，璧丽珍夫妇邀请当地官员参加婚礼，不仅仅是出于尊重的考量，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此举减少民众对外国人的防备与戒心。而身着华服，举行中西合璧式婚礼，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有利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因此，直至去世，璧丽珍在中国都一直穿着华服。花友兰对其衣着评述：“她很乐意穿着中式衣服，以中国人的方式生活，这不是异教徒的表现，而是为了更接近数百万亟待拯救的中国人。”[1]112

（三）平乐街头的洋女人

结婚后几个月，璧丽珍丈夫花友兰从桂林到了平乐，当时平乐人对西方人的到来感到担忧，“人们非常害怕‘洋鬼子’，当看到花友兰走在街上布道时，就会立马跑回家中将屋门锁起来。”[1]126“人们对花友兰——这个单身白种男人抱有严重的怀疑和敌意，无论他说什么，人们都不相信他。”[1]131在这样的环境下，花友兰及其华人助手根本无法开展活动。于是他们认为，如果璧丽珍前来，也许可以消除城中人们对于一个单身男人的猜疑，也可以到百姓家中向妇女儿童布道。随后，花友兰到桂林将璧丽珍接到了平乐。很快平乐全城的百姓都知道了“洋鬼子”去桂林带老婆了，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妇女）是谁”。他们站在自家的商铺或房门前，仔细地打量着璧丽珍——他们平身所见的第一个白皮肤女人。璧丽珍的到来引起了人们的围观，为了确保人身及财产安全，璧丽珍一行只好往衙门寻求官府的保护。“地方官很配合很热心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并派了几个身着红衣的勇武人士保护我们。”[1]127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西方入华人士的日常生活，地方官府给予了较大的保护，使其免于责难。

璧丽珍到平乐安家后，慢慢开始吸引当地人到家里来，借以传教，但来的大部分听众都是为了“凑热闹”。她们要么为了听美妙的管风琴音乐，“如果我那天无法演奏管风琴，很多人便选择了离开”[1]132；要么为了得到来自西方的新奇事物（璧丽珍经常会做些饼干、奶酪招待她们，也偶尔会送给她们一些漂亮的发卡），“食物端上来后，她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食物包进手帕带回家”[1]148。她们很少遵循璧丽珍的安排，布道会现场经常一片混乱，“（1905.5.19）非常不错的儿童布道会一直被打断，第一次是孩子，然后是公鸡，孩子，男人和鸡群……”[1]151“一次开会时，中途有一只大老鼠闯进屋内，他们便立刻起身追赶并用竹竿打老鼠，最终抓住了那只老鼠并扔了出去。接着，他们又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1]151。

（四）隆重的赴宴

走近上流社会，并与上流社会交往，获得他们的支持，这是来华西方传教群体的共同特点。1905年新年之际，璧丽珍夫妇收到了当地很多人的邀请，尤其是平乐知府的邀请，包括知府的大小太太们都很喜欢璧丽珍这个白色皮肤的西方女性。春节一到，知府太太便邀请璧丽珍到官府吃“春宴”。璧丽珍认为这是向“那个阶层”（社会上流人士）传福音的绝佳机会，欣然接受了邀请。璧丽珍在给其家嫂的信件中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这次融洽的赴宴活动。从其文字来看，璧丽珍对宴会礼节的繁琐是极不赞同的，因此，她在信中用了一些直白的措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如她认为贵妇们“不风雅”“愚昧”，这些礼节“毫无意义”，妇女吸食水烟“低劣粗俗”等等。然而，为了拓展教务的需要，璧丽珍对这些礼节“还是照样子做了”。也就是说，入乡随俗在当时来华西方人眼里是“接受的”，不但繁琐的礼节，衣着打扮也随之中式化了。随后，璧丽珍也回请了这些太太们，“按照中国的风俗，我必须要答谢这顿宴请。我请我的中文老师帮忙写了邀请信，并根据中国的礼节送给了那些太太们。”[1]148虽然这些宴请并未对传教带来直接的成效，但却增进了教会和当地社会的互动，让彼此都能了解到对方的一些生活习俗，从而使教会得到地方的更大支持。

（五）璧丽珍的中式葬礼

1909年，梧州爆发大面积的瘟疫，璧丽珍主动提出前往梧州照顾当地病患。到年底她不幸感染了痢疾，此后病情反反复复、时好时坏，但她依然返回柳州为筹办学校一事上下奔波，致使病情进一步恶化，不得不离开柳州，乘船往桂平休养，途中差点遇劫。到达桂平后，璧丽珍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4个月时光，于1911年3月14日在桂平离世，葬于西山。[9]114花友兰在回忆录中说：“安葬前，我们将她的遗体静置了一天，以便中国人对其遗体作最后告别。正是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他们带来了很多的花朵。我们将这些花瓣撒在她的遗体上，就好像她平常穿的一件华服那样。在葬礼布道会上，整个小教堂里挤满了人，许多异教徒也来了。周四上午，所有的教徒都穿着白色的衣服——这是中国葬礼的风俗——将灵柩送往墓地。路的两旁站满了人群，许多异教徒都停下来驻足观望，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一个妻子、一个女人这么风光的葬礼。有些人惊讶地喊着：‘原来洋鬼子也有心啊！’。她被埋葬在风光秀丽的桂平西山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河流与绵延的山脉。”[1]300

璧丽珍从1902年由美国初抵广西，到1911年离世，走完了在华的近十年历程。她从憧憬着美好未来的美国热血青年转变为身体力行地践行基督言行的传教者，以一个细腻、慈爱的西方女性身份，将一生奉献给了她所信奉的事业，在广西土地上留下了一位早期美国女性的印迹。

五、结语

近代，伴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有一部分像璧丽珍女士一样的西方女性，她们克服了比男性更多的困难，怀着对美好的向往，远洋来华，从一个女性的视角认识与了解了近代中国社会。她们来华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让西方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

尽管璧丽珍在广西仅有数年，其文字描述的地方也仅有其到过和从事过教务活动的梧州、桂林、平乐和柳州，但作为一名西方女性，其对信仰的执着与对中国妇女生活疾苦的同情，以及对改变近代中国社会命运的尝试与探索（包括兴教与救济），是值得后人赞赏的。作为女性，无论是璧丽珍还是其他西方来华的女性群体，她们来华后都更加关注与自己同性别的中国妇女，她们对当时中国女性生活状况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她们同情与怜惜那些生活在压迫与痛苦中的妇孺，并希望按照她们的模式去重塑中国女性的生活。她们通过宗教的手段鼓励中国女性打破传统社会的束缚，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提高妇女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本地妇女的抗争与解放。但是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在沉淀了数千年“夫权”文化的社会中，她们同样作为本国的弱势群体，带给中国女性的影响与救赎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1]Wilmoth A.Farmer.Ada Beeson Farmer——A missionary heroine of KuangSi[M].Atlanta:Foote&Davies Company, 1912.

[2]林美玫.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妇联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Image of Guangxi in Wilmoth A.Farmer's Letters and Diaries

Yan Xiaohua,Wang Yumeng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Tour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1,China）

Wilmoth A.Farmer was an American woman missionary living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ho lived in Guangxi for ten years.She became one of the many messengers between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because of her understanding of Guangxi.The written words in her letters and diaries reflect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of Guangxi in modern times,which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women,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local history of Guangxi.

Wilmoth A.Farmer;modern Guangxi;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K29

A

1001-7070（2016）06-0022-07

（责任编辑：韦国友）

2016-10-20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5年度研究课题一般项目（15BZS002）。

颜小华（1974-），男，湖南宜章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王宇萌（1991-），女，山东招远人，招远市周家庄子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