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家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与时代特征

江家城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新时期，面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体现在主体上的全面性、内容上的全面性、依据上的全面性、时间节点上的全面性以及方式方法上的全面性等；严的标准、严的措施及严的纪律则构成“全面从严治党”之“从严”内涵；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大会上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八点要求即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路径；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体系具有现实性、系统性、自觉性、责任性、渐进性、规范性、统一性和开放性等特征。

关键词：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概念

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新的时期，针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在传统的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有着不同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相应地也就提出了不同的党建话语体系，大致经历了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五位一体”党建思想到全面从严治党等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是毛泽东创建的，他在确定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1］。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针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理念，即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和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文革”造成的灾难，在总结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制度治党”的理念。1980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可见邓小平对制度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3］由此可见，制度治党贯穿邓小平党建的全过程，“把党的制度问题作为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提出来，并由此开创了‘制度建设’这样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则是邓小平同志对党的建设的独创性贡献。”［4］邓小平由此为党的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党如何巩固执政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着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党建的伟大纲领，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进入21世纪，面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党的面前，进一步升华了党建理论；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概括为“五种能力”，表明了党对执政能力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5］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增加了反腐倡廉建设，从而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党建总格局。由此，党的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今后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世情、国情、党情进一步变化，党的建设又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贪污腐败和脱离群众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如何在新形势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形成了一整套党建理论，特别是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概念。2012年3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之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再次提及从严治党。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6］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 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7］随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第一次将“全面从严治党”连续起来表述；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期间，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局。自此，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高度，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8］。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主要体现在主体上的全面性、内容上的全面性、依据上的全面性、时间节点上的全面性以及方式方法上的全面性等。全面从严治党之“从严”则主要体现在严的标准、严的措施及严的纪律等方面。为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构想，应该从八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二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四是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五是持续深入改进作风；六是严明党的纪律；七是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八是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

（一）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内涵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总结以往管党治党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管党治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而提出的。所谓“全面”，“就是指管党治党，涉及方方面面，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形成立体化、全覆盖的态势”［9］。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管党治党涉及的主体是全面的，其中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和基层的，既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也有广大普通党员。总之，从严治党所治的主体是一切与公共权力相关的党员和党组织；其二，管党治党涉及的内容是全面的，按照“五位一体”党建布局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确保党的各方面建设协同推进；其三，管党治党的依据是全面的，这既包括党内法规、纪律，又包括国家宪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其四，管党治党涉及的时间节点是全面的，也就是说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一项暂时的政策，而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必须经常抓、反复抓，把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其五，管党治党的方式方法是全面的，其中既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同向发力，又有从严管理干部和发挥人民监督作用的紧密结合，确保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二）全面从严治党之“从严”内涵

管党治党绝不是纸上谈兵的事，只打雷不下雨的管党治党只是形式主义。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只有严要求、动真格、真实抓、抓真实，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10］。因此，治党务必从严。这就意味着：其一，必须以更严格的标准加强管党治党。十八大以来，面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新一届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标准，如“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三严三实”等，这些新的标准对新时期管党治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二，必须以更严格的纪律加强管党治党。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11］。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又指出：“纪律是党的生命，纪律建设就是治本之策”［12］。在实践上，新一届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规章纪律，如2013 年5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使党有了第一部正式的、公开的党内“立法法”，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又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断加强对党内法规纪律的完善；其三，必须以更严格的措施加强管党治党。正如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10］。因此，对于违反制度的，无论是谁，不管职务高低，都必须受到相应的惩治，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坚持“打老虎”、“灭苍蝇”的高压态势，惩办违法违纪的领导干部力度之大、震慑之强，前所未有。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主要有八点，也就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八点要求：其一，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各级党委应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形成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的党建工作格局。其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一方面要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党员重品性、讲政治，有共产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党内法律法规建设，从刚性上约束公共权力的运行及党员干部的行为。其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是进行管党、治党的主要平台，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三严三实”教育，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其四，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以造就高素质的干部为目标。其五，持续深入改进作风。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要坚持破立并举的原则，努力实现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化、法治化，使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其六，严明党的纪律。首先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党的建设的需要，不断完善党规党纪，确保有纪可依，其次是要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触犯了党规党纪，都要依规受到惩罚。其七，发挥人民监督作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建言献策、批评监督的作用。其八，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从严治党会面临新的课题、新的挑战。因此，一方面要及时总结党历史上建设的经验，另一方面又要加强新形势下管党、治党的规律研究，不断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实效性和创造性。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特征

（一）现实性

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党中央面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在总结国内外党的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彰显了强烈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体现在以下三种意识中：首先是问题意识，我们党风雨兼程地走过了九十多年，党员增加到目前的8 700多万人，虽说党员的主流是好的，但党内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思想方面，理想信念不坚定，信仰迷茫，信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在组织方面，跑官要官、用人唯亲现象依然存在；在作风方面，“四风”问题、脱离群众、主观主义等依然突出，在一些领域贪污腐败依旧死灰复然。这些问题严重腐蚀了党的肌肤，如果任由其继续发展，势必会亡党亡国。正是在这种现实下，全面从严治党应运而生，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是新一届党中央敢于直面问题的体现，是解决当前党的建设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迫切要求，其目的就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其次是使命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种强烈的使命意识的体现。最后是担当意识，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强烈的使命的意识，更有实现这种使命的担当精神，面对全国人民的重托，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必须把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好，而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对实现这种使命的回应，体现的是当代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二）系统性

这种系统性，既是我国国情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也反映了我国党的建设的阶段性实践和规律，也可以从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格局来分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实际，提出了“思想建党”，高度重视培养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法治被践踏的教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形成了“制度建党”的思想。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及党建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开创了党建工作的新格局。一方面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将从严治党上升为全面从严治党，说明了我国的党建工作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发展的阶级性。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来说，“全面”包括主体上、内容上、时间节点上、依据上及方式方法上的全面，而“从严”则包含严的标准、严的措施及严的纪律，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中“全面”、“从严”都是管党治党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从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布局中也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体现在党的建设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它们都是从严治党的重要领域。

（三）自觉性

党的自身建设，其积极推动力量是党自身，也就是说党的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其中党起着主导作用，同时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的作用也在日益彰显。在经济上，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不发达阶段，民众对党和政府还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在文化上，中国深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毒害，官本位思想深厚，把当官的奉为“老爷”，没有现代意义上当家做主的“主人”意识。这就决定了执政党在自身建设中起主导作用。从改革开放后党的建设到十八大后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由执政党自上而下积极推动的，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执政党自身提出的，又如“五位一体”的党建格局，也是由执政党自身主动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也是新一届党中央基于党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而自觉提出来的。这种主导作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和党建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自身建设时的自信和自觉。同时，除了党自身主导作用以外，还存在着民间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在改革开放后更加明显，这种推动力来源于人民“主人翁”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源于党自身面临的历史任务所迫。这种推动力一经形成，就会对党的建设形成倒逼机制，迫使中国共产党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在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中，促使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向着更高层次的方向迈进。

（四）责任性

党自上而下的积极推动自身建设的自觉性，或者说由中国国情和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党自身建设考核评估之必然性，也即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性，责任性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动力。因此，目标责任即成为各级党组织搞好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自从严治党提出之后，全国各地对从严治党的考核体系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特别是2013年12月，中组部印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为新时期党建责任评价考核体系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同时，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性还体现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及问责制等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人民的公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种主仆关系决定了党的建设要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检测、考核。与此同时，对于违反党规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实行责任追究制，习近平对此强调：“历史和现实特别是这次活动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10］。

（五）渐进性

长期性、初级阶段和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及党员和党组织的复杂情况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渐进性。全面从严治党涉及“五位一体”党建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的每一方面都涉及国家制度、法律法规等。因此，“推进党的建设必须积极而又稳妥，既要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要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实际；既要着眼于党内的实际情况，又要与国家法制建设互相衔接；既要勇于创新，又要脚踏实地”［13］。如党的建设大致经历了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五位一体”党建思想到全面从严治党等发展历程，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继承前一阶段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当时党的建设面临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这就说明阶段不同，党的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也不同，因而呈现出阶段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又如在党规党纪的制定上，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4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又颁布《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从中也可以看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及管党治党面临的新情况，党内的法规法纪也在不断完善，所规定的内容也越来越全面，这也说明了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六）规范性

管党治党，在中国的国情及政治体制中，更多的是规范、约束、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全面从严治党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对“四风”问题进行了大排查、大扫除。在这基础上，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文件、法规，如《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等，进一步彰显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性及严肃性；其次对贪污腐败采取了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度，规范了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行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对待党内腐败问题，尤其是党中央对薄熙来、徐才厚等人的依法依规处理，更是显示了管党治党的法治化及规范性；最后表现在无论是党内政治生活，还是反腐败斗争，新一届的党中央都注重通过制度创新去推进党的建设并善于用制度去巩固已取得的成就。如针对党的“四风”问题，党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又如针对跑官、要官等问题，党中央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此外，党中央还完善了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机制、改革会议公文制度及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等。这些理论和实践都显示了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七）统一性

全面从严治党的统一性是非常重要的，是党建实践、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的重要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统一性：首先，表现为党的意志、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管好党、治好党、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稳定及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更是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基础。其次是适应范围与标准的统一性。从中央与地方纵向关系来说，全面从严治党具有普遍性，不管是中央的党员，还是地方、基层的党员，都必须纳入到从严治党的制度框架内，任何共产党党员违反了党规党纪都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同时适用标准也具有统一性，允许各级党委及党组织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从严治党的规则，但不允许有法外特区，也不允许制定与中央标准相冲突或不一致的规则。最后表现为依法治党与依规治党的统一。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国家治理本质上是依法治理。全面从严治党同样需要发挥法律法规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另一方面，严密的组织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征，党员除了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外，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规矩与纪律，党纪严于国法是我们党依法依规管党治党的重要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14］。只有把国家法律与党规党纪结合起来，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位。

（八）开放性

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对于我国历史上管党治党的经验，与人类党建的优秀经验，都可以兼容并蓄。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重视总结党历史上形成的管党治党经验，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加以发挥运用。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就继承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又如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结合，就是通过对历史上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科学总结而得出的认识。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又注重吸收和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如针对苏联东欧等国家因理想信念动摇而造成亡党亡国的教训，新一届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强调务必要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防线，针对有的国家因脱离群众而丧失执政资格的教训，新一届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并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来带动党的作风建设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必将在吸收和借鉴人类历史上党建优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出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建设话语体系，不断开拓党的建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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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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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新民.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5（4）：14-15.

［5］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06-26（01）.

［6］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N］.人民日报，2012-11-1（01）.

［7］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N］.人民日报，2013-06-30 （01）。

［8］人民日报评论员.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01-23（05）.

［9］冯书泉，郇雷.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J］.科学社会主义，2015（3）：19-22.

［10］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01）.

［1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1-15（01）.

［1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15-01-14）［2016-01-07］.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14/c_1113995409.htm.

［13］张荣臣.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内涵［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5（5）：4-10.

［14］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5（01）.

［责任编辑：欧世平］

●党政建设

The Connotation of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s Discipline and Its Time Feature

JIANG Jia-cheng
（1.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period，the concept of“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s Discipline”emerges in response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arty building course.The word“comprehensive”is embodied most vividly in a wide range of aspects，including the Party，the connotative meaning，the demanding necessity，the continuity of different phases，re⁃alizing methods and among others. The connotation of“strictness”consists of the related standards，measures and disciplines with the concept. The realizing routes，put forward by Xi Jinping in the summing-up speech on the mass line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are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new policy. The whole discourse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practicality，sys⁃tematicness，consciousness，accountability，gradualness，normalization，unitarity and openness.

Keywords：Xi Jinping；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Party’s Discipline；the Communist Party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638（2016）02-0023-06

DOI：10.13454/j.issn.1674-8638.2016.02.004

收稿日期：2016-01-12

作者简介：江家城（1989-），男，江西赣州人。助理编辑，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