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景旺

陕北好地方俗歌映塬风
——评霍向贵新著《陕北风俗民歌》

●颜景旺

20世纪30年代，陕北大批文艺工作者纷纷走进田野收集研究民歌，“曲线”救国。自此伊始，对陕北民歌的广泛关注可谓近世民歌研究的一例“学案”。陕北民歌的研究文献丰富，然将“陕北风俗视域下的民歌”作为专题来研究并不多见。霍向贵先生新著《陕北风俗民歌》，堪称陕北风俗民歌的“百科全书”。

陕北风俗；民歌吟唱；理论研究；学案

近世以降，承革命岁月洗礼，陕北民歌堪称中国音乐创作与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多种形式的民歌集、论文集乃至专著纷纷面世，深化了八方民众对陕北历史文化的认知，亦诱发了人们对那方土地的向往。笔者近读霍向贵先生新著《陕北风俗民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风俗歌》），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聚谱成书的《风俗歌》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是一方神奇的土地。榆林要塞、黄河九曲，安塞腰鼓、清涧剪纸，白花花的羊肚子手巾，悠扬扬的信天游，火红红的大秧歌，热辣辣的酒曲，凄惨惨的《哭皇天》，林林总总，形形色色，闪现在陇塬的庭院、庙堂、窑洞、婚礼和送葬队伍中，就像那儿的黄土地一般深厚，赋予当地人朴实无华的情愫，更滋养了黄土塬的万般风情和歌声。

基于这般黄土民风的厚养，《风俗歌》建构在深谙陕北民歌基础上，对其人与乐、歌与俗、历史与现实、艺术与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与探究。从民俗角度看，该书堪称一部“俗曲集”：关注民歌的使用场合与内容，视角新颖；于该地风俗来讲，则以曲调载体为读者认知陕北文化开启一扇新窗。该书反映民俗事象、题材内容及艺术情趣，划为六部分：情歌（77首）、酒曲（36首）、劳动生活歌（94首）、祭祀歌（60首）、社火歌（45首）、谐趣歌（35首），计347首。且每类曲谱略加说明，以阐释此类民歌与某种生活风俗的互动。此外，对某些重大民俗、典故、传说作有注释；对一些礼仪习俗中的用乐情况细致描述，有助于更好地认知当地民歌。

20世纪60年代，国家开展“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撰工作，而该活动的发起，则可上溯至1939年前后的延安鲁艺。换言之，陕北是近世以来音乐学界大规模关注与采集民歌的重要活动地。诚如有学者说“由陕北做起，及于华北，以及于全中国”①萧梅：《从“民歌研究会”到“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和研究》，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3期，第10页。。期间，虽因“文革”停滞十年，至八十年代重新启动，陕北民歌亦得以进一步系统梳理。因此，如果说关注陕北民歌研究，《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可谓一部重典。特别是其“概述”，更有提纲挈领性的文字诠释。其体裁多样、题材广泛，有作品“1308首（汉族民歌1302首，回族民歌6首），其中陕北民歌594首，关中民歌256首，陕南民歌458首。按体裁分，含号子161首，山歌375首，小调721首，儿歌15首，附生活音调36首”②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陕西卷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年版，第9页。。由此可知，陕北民歌占总量45.4%；号子45首，山歌157首，小调369首（包括一般小调236首、丝弦小调38首、社火小调62首、风俗小调33首），儿歌5首，附生活音调18首。其中明显标有风俗小调类的作品占陕北民歌5.6%。数据表明，风俗歌在陕北的地位并不突出，但该书以“风俗歌”的形式单独列出部分民歌，又何尝不是一种关注。随着《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各省卷的陆续出版——如果说有学者将这些作品的研究称之为“民歌的后集成时代”——那么《风俗歌》则是“后集成时代”一部富有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专门性陕北民俗歌集，其收录的作品明确标示为风俗歌，恰是对《集成·陕西卷》风俗类歌曲的补充。

风俗歌是民俗活动中的宠儿，有鲜明的社会功能。风俗歌作为民歌特质的一种体现，生动反映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关于“风俗”视角下的专题民歌研究，多年前朱传迪主编的《中国风俗民歌大观》（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1992年）可谓一部宏观代表作。相隔20余载后面世的《风俗歌》，则将关注视角聚焦于陕北，是更具专题性的“微观型”研究。《风俗歌》作为陕北风情的一种乐谱化展现，以不同体裁划分，依不同仪式功能分类，在一定意义上与号子、山歌、小调比肩而列，有助于读者以风俗为镜，“既从风俗‘读懂’陕北民歌，又从陕北民歌读懂陕北风俗”①霍向贵编著：《陕北风俗民歌》（序），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从结构观之，该著为述略曲谱（包括附录）的双重规划。如此安排，乃作者之一匠心。此举彰显了作者对当地风俗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深度诠释。向贵先生系陕北人士，生于斯，长于斯。身为“局内人”，受当地生活厚养，自觉地承袭着陕北文化基因，故感悟陕北风俗，尤胜他人。加之长期从事地域文化编纂工作，可谓一名实实在在的操作者和受益者。故此类研究于作者而言，具有一定“话语权”。所谓“无事不俗”，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了俗的“局内人”身份。然而作为一名学者，当研究自己俗内的音乐时，又常表现出一种超感性的、理性的自觉，因此又具有局外人的意义。用这样的态度与方法关注陕北风俗歌，能够破藩篱，结果也会更生动而客观。

二、“学风”起塬野

近代民歌采风，可说“风起陕北”。

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是众多文人与艺术家理想的热土。1939年在此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吕骥、安波等一批音乐文化工作者，开展了民歌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鉴于陕北的革命历史地位，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革命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民间，投身现实生活，汲取养分。也使陕北民歌得到一定规模的采集，尤其是“词曲并重”的采集，避免了以往重词轻曲的缺失。由于数量较多，首要面临的是如何分类。这样，延安时期，民歌在划分上出现了一定的分类标准，如以体裁、内容、结构、功能等形式划分。

当然，如何排序构建的问题，亦随之而来。体裁、题材之位序，因循安放。收集的民歌大致分两类，即体现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的、大众的歌曲，以及与之对应的落后的“二流子”歌曲。这样标准与分类，缘于历史的局限性，许多于今天看来富有相当价值的歌曲已散失。

20世纪50年代，在“大跃进”推动下，全国掀起了新民歌采集热潮。其中“红色”文艺家何其芳撰有《论民歌》（人民文学，1950年第11期），从民俗角度阐释了陕北“新旧”民歌。杨璀编《露水地里穿红鞋——信天游曲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除“序”与“前言”之外，均为当地人所唱歌调，乃民众集体创作。今天看来，上述两者缺乏针对民歌作品的专门解释与使用场合的说明，也缺乏在当地民俗与使用名词等方面的释读。

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陕北为地域文化空间，以民歌为艺术视阈的研究，逐渐从“谱式”深入到文史哲层面，亦所谓从音乐过渡到文化。即从“怎样唱”转型到以“文论”诠释如何“这样唱”及其所处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的理论研究层面。例如垄耘之《说陕北民歌》（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施雪钧之《天朗地黄歌苍凉——陕北民歌采风报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等。前者以陕北人的视角谈高原民歌，以文化“笔记”探其内核，阐释其生发的历史、地理背景等变革因素，还剖析了民歌主题元素、音乐魅力与传承；后者是一长篇“报告文学”，以主人公鲜活的人生经历与成败，以文学手段描述了一个个民歌中的故事，并从陕北历史环境、固有传统等方面释读。两著均涉及大量民俗命题。正是立足于俗而论曲，推动了文化层面的陕北民歌研究。故研究陕北民歌之热潮并未掩于岁月，反而与时俱进，愈发成熟。

该著以“风俗”设命题，简而道之。用简谱把歌植入当地风俗，又置风俗于民歌之中，使读者于“非在场”品赏到一幅幅陕北多彩的世风民情。此外，立足于实用功能，《风俗歌》率先将陕北的音乐与文学做了生动结合，且侧重于彰显音乐属性。标题性文字分类解释，与民俗场中的音乐风格相互依托，使我们看到了“歌中的俗，俗中的歌”，尤其借俗观歌，使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歌与俗的水乳交融。这在既往的“民歌集”之中，较鲜见。向贵先生为当地文化工作者，在民俗与民歌的塬野，辛勤耕耘，采录下一首首鲜活的“俗曲”，并标有明确采集人、采集地、演唱者、调式、速度、风格以及所属体裁或民俗活动中的专用调，凡此种种，更彰显了前辈学人对于学术追求的笃真。

三、相伴而生的歌与俗

古语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着百姓的社会生活，样态多彩，甚至在一些“民歌曲集”中也不乏其类。然《风俗歌》主要强调陕北民歌与民俗的密切关系，每首歌均与当地某些民俗相关。较之于往昔，该书在歌词上尽量补充完整，不仅增强叙事性，还有助于音乐工作者从歌词内容、音韵、音调与其关系探寻词曲间的关联与发展规律；加之夹带着的一些方言俚语，且作有专门的解释，再现了陕北的风俗生活。以风俗为主线、作载体，而依附于载体形式的恰是民歌。“以俗知音，以音观俗”，《风俗歌》展示的正是这种美妙。

《孟子·公孙丑上》载：“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后汉书·马援传》云：“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老子·八十章》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荀子·性恶》中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风与俗，有社会风尚、习俗、道德之意，经长久传播、繁衍，渐成人们一种共同接受、共同演绎、共同重复的行为，于空间上有一定影响力。因此风俗也就有了民间性和大众性，它需要人人自觉遵守，其约束力甚至比制度还深刻。

黄土高原文化自古孕育了形形色色的“歌海”。陕北人善歌，久之衍为俗。所谓“无俗不歌，有歌皆俗”。因此，歌与当地风俗互为载体，发生共鸣。

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等影响，陕北形成独特的民风。诸如居住、服饰、饮食、生产、岁时、节日、禁忌及人生礼仪均分属风俗之列。“而习俗对歌唱活动、民歌体裁和题材、表现方法及音乐思维方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①霍向贵编著：《陕北风俗民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如盖房修窑吆号子，生产耕作唱山歌，庆生婚丧吟小调，岁时节日闹秧歌，无所不唱，包罗万象。那些特殊的方言、衬词，如“噢呀得哩”“么呀咿呀”“白面馍馍”“紧绷绷”“野花花”“了的了”“当定”“吃口”“撵”以及当地神话传说更显示了陕北的风俗内涵。

我们知道，民歌是百姓的“心头肉”，更将其视为世间圣物。信仰作为民俗开展、延续的动力，无论节日还是仪式，均与歌相伴，以歌吟风。《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有“天子省风以作乐”，均明确了俗与歌的相互关系。所以，风俗是歌得以发展之土壤，是其生命力之延续；歌又以风俗为载体，是其重要的表现。二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风俗歌》依据不同时间、场合及社会功能，把民俗浸染下的民歌分为两类，即集体活动中的民歌与人生礼仪中的民歌。前者细而分之为节日庆典中的民歌（一年十二个月中的节日）与信仰仪式中的民歌（宗教、祭祀等活动）；后者侧重个体化，于陕北主要有婚礼、庆生祝寿和丧葬三类。依此观之，作者据其划分为前述六部分，涉及层面较宽、内容较广，形式多样，可见一斑。

另外，该书封面以剪纸取材，红绿相间之背景，展现着陕北浓厚的风俗色彩，可谓相得益彰。书后夹带的陕北风俗民歌光盘，收36首经典曲。换言之，它代表着当地民歌的特色，且有白秉权、王向荣、张明贵、马玉名、李治文等陕北名唱家的“音响”，乃一张地道的陕北文化名片。一般来讲，古时，声音构筑了民歌艺术独特传承方式。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唱片风靡全球，记录并保存了诸多时代性歌曲。音乐是一种声音的艺术。该书以现代手法将代表曲目灌制唱片，以陕北“土著人”的“土嗓”唱之，乡音释俗歌，洋溢着浓厚乡韵与乡情。曲谱、文字与声音集一身的《风俗歌》，更给人以视听之上的享受。

总之，《风俗歌》以风俗为主，将风俗作为起点，音乐结构或只曲，或为套曲，将陕北民歌植入当地丰饶的民风中，以音观俗，透析陕北，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相和”关系，抓住了当地文化的本质——风俗，优中选优，命题重大。

四、“魂兮归来”的陕北民歌

诚如作者所言，“民俗构成了民间音乐（尤其是民歌）所依附的背景，亦构筑了民间音乐的生态系统，成为将民间音乐包容于其中的不可分割的外部框架。没有民俗活动就没有民间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音乐即为民俗音乐”。透过俗与歌相伴而生的亲缘，以风俗角度切入，正是作者多年对陕北风俗与民歌的深刻了解，绕开剪不断理还乱的诸种因素，以百姓集体之智慧，直接以音乐与读者对话，此举用心良苦，别开生面。

关于俗与歌的真谛，乔建中先生以四字以蔽之，即“土地与歌”。土地孕育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在不同土地上也滋养出形形色色的俗，而万物也恰恰处于俗的世界之中。借助俗与歌的关系，故从一定意义上讲歌的根就是俗。作者将风俗作为陕北歌海的重要方面，而风俗与当地人的风尚、民俗、历史、情感以及生活等各方面息息相关。如宗教祭祀、岁时节日、婚丧嫁娶、生产劳动、封建革命、男女爱情等都是风、都是俗。作者作为局内、局外的双重角色，客观真实地抓住了陕北人的精神实质，陕北人的灵魂。

伍国栋先生以“招魂”为号，呼唤传统音乐灵魂之回归；田青先生以“招魂”为引，感召中国佛教禅乐之归来；霍向贵先生以风俗为题，高谈陕北民歌之性灵。因此，风俗就是陕北人的灵魂，陕北民歌文化之精髓即为风俗。

从版权讲，当下中国学术界均在倡导并鼓励著书立说，尤其强调于“著”，轻视于“编”。“著”指个人在专业领域内的心得体会或高屋建瓴，属于个人理论之升华。“编”则注重于将前人之成果汇聚成书，属于集体创作之结果，相对于“著”来讲，缺乏理论总结与升华。而该书特点之一，开宗明义称为“编著”。然在当下提倡著书立说背景下，作者不赶“时尚”，虽与“著书立说”来讲，缺乏一定知识产权，但恰恰是集体而编的大众性创作，是陕北民众用生活与心血完成的一部歌著，体现了学者对学术的尊重，彰显着陕北百姓集体力量，并未影响“著”之价值。这对于我们的启示之一，即接受读物时，眼界不要局限于孰编孰著的概念，不必过度重著轻编。就该书而言，它是陕北民众以生活、血泪与旋律所著的“音乐风俗志”，虽编胜著。该书虽无思辨性研究理论支撑，但集谱成书之功的“大数据”为后来人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笔者以为如若添加一些风俗场的图片，“视听”结合会更加让人身临其境。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民歌传承为适应现代化生活，选择了一种以音乐学家记谱出版的歌集式的传承方式，使民歌得以保存、传播，令其艺术生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得以绽放。然而口头传承一直是民歌自然传承的基本手段，“‘口头文本’的民歌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鲜活性’。因为无论是同一个歌手在同时或不同时的歌唱，还是不同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歌唱，他们都是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十唱九不同，而这个不同，完全是由于歌者的即兴创作所致。他们歌唱时自然而又自由的心境，决定了这种胜于‘天工’而无任何‘斧痕’的创造佳境”①乔建中：《中国当代民歌的生态与传承——兼谈中国民歌的“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载《福建艺术》2003年第3期，第6页。。谱例化的民歌，缘编者文化背景与谱例所限，留下自主意识，缺乏了即兴之可能。这大概是所有“集谱成书”的弊端所在吧。在鲜活的“俗场”中，民歌以其特有的功能为载体而绽放，一旦固化成集，远离其生态语境，其“俗性”便会弱化，不复“俗场”气氛。当然，瑕不掩瑜，作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而以陕北专题凝结而来的《风俗歌》，并未影响其整体价值。

综上所述，《陕北风俗民歌》作为一册歌集，从民俗角度加以观照，在风俗生活的主题下说歌谈曲，以俗释歌，以歌观俗，打破了音乐体裁，跳出了陕北信天游——民歌一元论局面。通过陕北风俗与当地民歌相生而伴、相辅相成的关系，直接以音乐来探析当地风俗中的民歌、民歌中的风俗，别具新意，尽显黄土塬风情。最终，让读者认知陕北民歌之灵魂、之精髓即为风俗二字。因此，这部著作当之无愧为研究当地风俗民歌的“百科全书”。

［1］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陕西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

［2］乔建中.中国当代民歌的生态与传承——兼谈中国民歌的“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J］.福建艺术，2003，（3）.

［3］萧梅.从“民歌研究会”到“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和研究［J］.音乐研究，2004，（3）.

［4］霍向贵.陕北风俗民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颜景旺，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4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