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中洪



“恶意诉讼”立法规定与规制的技术及其原理
——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的合理性

廖中洪*

摘要：鉴于民事诉讼形式理性的基本特征、法官裁判的基本准则以及诉讼模式的限制，域外对于“恶意诉讼”的立法规定，不仅普遍采用的是具体行为罗列式的立法规定技术，而且也多视角、多方位地设置了多层次、多种类的规制措施与规制机制。目前我国民事程序立法上把“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作为 “恶意诉讼”成立必要条件的立法规定，以及简要、单一的规制措施与规制机制设置，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也难以适应司法实践中规制“恶意诉讼”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恶意诉讼”立法技术规制措施规制机制

“恶意诉讼”是诸多“滥诉”行为中最为严重及恶劣的一种诉讼行为，也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程序立法规制的重点。2012年我国新修《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基于近年来我国诉讼实践中“恶意诉讼”日益严重的趋势，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规定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上对于“恶意诉讼”的首次规定，对于遏制“恶意诉讼”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从诉讼实践中法官对于“恶意诉讼”的识别以及规制机制立法设置的角度上看，目前《民诉法》有关“恶意诉讼”立法规定以及规制机制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还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