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华

(山西大学 商务学院， 山西 晋中 030031)



《喊山》：北方乡村生活的多重时代回声
——山西小说界“鲁奖”风景之三

傅书华

(山西大学 商务学院， 山西 晋中 030031)

摘要：《喊山》让我们看到了丰富的全方位的历史的发展着的北方乡村图景；看到了女性生命从被摧残，没有自我到艰难生存最终逐步寻找自我的过程。在这其间，个体生命需求与社会既存格局乡村民间伦理现代历史进程相互纠缠，构成了女性形象的丰富性厚重性深刻性。与赵树理从物质的外在实存的社会实现的层面写乡民的生存不同，葛水平是从精神的内在形态的生命倾诉的层面写乡民的生存，这也导致了赵树理的小说注重叙述与白描，葛水平的小说则注重描写与意象。文学奖的评选受一时代文学语境的影响，更为合适的获奖作品未能得奖，是新时期文学评奖时经常出现的现象。与葛水平《喊山》同年发表的《甩鞭》，即为一个实例。

关键词：葛水平；乡村生活；女性形象；鲁迅文学奖；《喊山》；《甩鞭》

自1940年代至今璀灿的山西小说创作星空中，葛水平以其不凡的创作实绩及独特的创作风格，成为其中耀人眼目的一颗。自2004年被文坛冠以中篇小说的“葛水平年”之后，她的中短篇小说如《甩鞭》《地气》《喊山》、长篇小说《裸地》、依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等等迅速地称誉于大江南北，甚至她透着灵气的文人绘画，也为文坛所津津乐道。她与赵树理人生形态创作范式的异同，如都是与乡村血肉相连，并且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乡村家园；都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站在民间的写作立场上进行写作； 都是重视对乡民日常生存的真实描写，并于其中体现出了对此的价值认可、理解情怀；都是一出现就是一个成熟的大作家，且都与强势文化对其的误读有关；都是“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模式，而自得其乐地活出一份好情趣”等等，亦成为学界、文学史家所研究的话题。她的中篇小说《喊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我们不妨以此为例来进入她的小说世界，并与《甩鞭》相比较，看看是哪部小说更应该获鲁迅文学奖，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她的小说。

一

读《喊山》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真实而又生动的北方乡村生活图景。

乡民物质生活的贫困，是这幅图景中最为刺目的颜色。因为穷，勤快而又厚道的韩冲却娶不到老婆，只能用菲薄的物质上的好处獾肉啦粉面啦七分裤啦舒肤佳香胰子啦来实现与发兴之妻琴花的鱼水之欢。也还是因为穷而生出的对妻子的惧怕，发兴在家中毫无地位、尊严可言，用发兴对妻子琴花的话说：“由了人睡我自己的老婆，我不敢吭个声……我在这家里连个带软剌儿的话都不敢说……我多会管你了？啥时候不是你说啥就是啥，我就是放个屁，屁眼儿都只敢裂开个小缝，眼睛看着还怕吓了你。”*关于《喊山》的引文均出自《地气》，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文中不一一标注页码。哑巴红霞母女的生活就更为艰难：“进了哑巴家，韩冲看到哑巴的房梁上吊下来两个箩筐，箩筐下有细小的丝线拉拽着一条一条的小虫，韩冲知道那箩筐里放的是讨来的晒干了的米团子和白馍。哑巴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她手里正拿了一捧米团子放在锅台边，一块一块往下磕上面生的小虫，磕一块往锅里煮一块，锅台上的小虫子伸展了身子四下跑，哑巴端下锅，拿了笤帚，两下子就把小虫子扫进了火里，坐上锅，听得噗噗的响。韩冲眯缝着眼睛歪着脖子说：‘这哪是人吃的东西。’”腊宏为了给女儿摘野毛桃，踩了炸獾子的套被误炸身亡。甚至乡里出了命案死了人，也是用钱摆平了事：“报案太麻烦，把人抓进去，就是毙了脑瓜，就是两家有了仇恨，最终顶个屁？山里的人最讲个实际，人都死了，还是以赔为重。”

诚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是观念形态得以形成的基础。正是贫困的物质生活，形成了北方乡村独特的民间的伦理规范。譬如男女的性生活。乡村的民间伦理，虽然也并不认可男女婚外的性生活，譬如韩冲之所以迟迟不能成家“主要问题还是山上穷……次要问题是他和发兴老婆的事情……好好的三门亲事都荒了，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她。人家一听说韩冲跟甲寨上的琴花明里暗里的好着，这女人对他还不贴心，只是哄着想花俩钱儿，谁还愿意跟韩冲？”尽管大家对韩冲与琴花的男女之事心知肚明，却也给以默认，不予干涉，绝不会如庙堂之中的理学家那样，认为女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因为在乡民们看来，实际的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而男女的性生活，也是人实际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明乎此，我们也才会明白，为什么琴花在家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那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强势的性格使之然，而是其家庭物质生活水准及自身所具有的性生活资源所决定的。也正因此，发兴也才因了家庭的物质生活需求，为了让琴花满足他的性要求，才会对琴花与韩冲的性关系给以默认，而决不会给以道德上的谴责。这就是乡村的民间伦理。

对现实生存的维护，也形成了互助、厚道、公道、同情心、仗义、朴实等等乡村民间伦理属性。当逃亡户腊宏逃荒到岸山坪时，是韩冲出于同情，把自己喂驴的石板屋让给腊宏一家住，把自己在凤凰尾的地送给腊宏种，看到腊宏的女儿吃讨来的饭食，会把自己做的粉浆饼子送给她吃，并且要解释给哑巴听：“‘没啥，就两张粉浆饼子。’韩冲给岸山坪的人解释说：‘ 哑巴不会说话，心眼儿多，你要不给她说清楚，她还以为害她闺女呢。’”当炸獾误炸死了腊宏后，尽管韩冲经济能力不足，但仍然诚心实意地借钱货款要赔哑巴，在赔偿没有结果时，又尽心竭力地给哑巴送杂粮、饭食、蚕种，帮哑巴收秋，疼爱哑巴的女儿并给哑巴的女儿起名字，教哑巴做她没有做过的当地的饭食等等，以表达自己的亏欠之情：“韩冲心里就想着两个字——亏欠……咱欠人家的，这个‘欠’字不是简单的一个欠，是欠一条命。”正因此，虽然在小说的结尾，韩冲已经知道自己误炸死的腊宏是“逃亡在外的大杀人犯”，但仍然要对父亲说：“咱不管他腊宏是个啥东西，咱炸了人家，咱就有过。”这样的民间伦理属性，也体现在其他的乡民身上：协调韩冲误炸死腊宏命案的年长者在拿了韩冲送给他们的香烟后，“咧开嘴笑着，心里却不是个滋味，啥也没表态走了两步路就赚了一包烟，很有点不好意思。”当韩冲被警察带走后，韩冲爹答谢代韩冲看管了一天粉房的村人：“‘小老弟，舀一锅浆拿两包烟，我搭黑了，你也辛苦了’村人说‘谁家里不遇个难事，说啥客气话嘛’。”这都不是表面上的寒暄，而是乡民朴实的真实天性的表达。

乡村民间生活的根基是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建立在这一根基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标准是民间的伦理道德，而对这一标准的维护则是乡村民间的不成文的宗法制度。所以，当韩冲误炸死了腊宏之后，仍延续以前的做法：“过去是找长辈们出面，说和说和，找个能接受的方案，从此息事宁人。现在有了事，是干部们出面，即使是出了命案，也是如法炮制”，“叫来几个年长的坐下来商量后事”。

这样的乡村生活格局与乡村生活秩序，一方面与山村交通不便造成的封闭状态有关，一方面也为乡村生产的自给自足所决定：韩冲用乡民们生产的玉茭做粉面，乡民们用玉茭换粉面改善自己的饭食，韩冲用做粉面时的粉渣养猪，乡民们则以这猪肉来作年节婚丧的消费。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方式，使乡村的生活格局生活秩序相对稳定，并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乡村的民间伦理风土人情，任何外来力量的进入，都要融入化入其中，这就是传统中国的乡村自治及这自治的力量所在。

但外来力量的进入，毕竟会在这融入化入的过程中，使这乡村生活格局生活秩序发生缓慢的变化。我们在《喊山》中也看到了这一点：韩冲误炸死腊宏之后，虽然在处理事情时，长辈们的力量仍然存在，但毕竟不再是由长辈而是由“干部们出面”。而在用民间协商经济赔偿的传统的私了办法解决问题时，毕竟不得不考虑到“和韩老五打架的事情不是一个年头了，怕不怕老公家怪罪下来？”虽然“从光绪年到现在哪一件不是私了？”但“话不能这么说，咱还是老公家管辖下的良民嘛！”炸死腊宏的炸药也来自于乡村之外的煤矿，是由在煤矿担任保管工作的发兴和琴花的儿子从煤矿带回来，再由琴花给了韩冲的；特别是在小说结尾警察的出现，虽然“岸山坪的几位长辈和警察在理论”，虽然“山里的事情大事小事没有一件见官的，都是私了”，但警察毕竟把韩冲拘押走了，“警察说‘这是刑事案件，懂不懂？要是当初报了案，现在也许已经结了案，就因为你没有报案，我们得把你帯走。你这愚蠢的家伙。’”在历史的变迁中，现代文明打破了乡村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态，并且在现代文明之光的照耀下，乡村伦理现出了其“愚蠢”的一面。

正是有了现代文明这一维度的出现，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的乡村伦理美德就具有了现代人性的因素与品格。最初韩冲与琴花的性事，只是物质欲望与性欲望交往的结果，在这一交往过程中，韩冲是屈辱的：琴花“到韩冲忘情处会说，人家都穿七分裤了，你也给我买一条穿穿，我是二尺四的腰，要小方格子的面料。韩冲会说，穿那干啥，不好看，憋得屁股和两瓣瓣蒜一样。琴花说，你不买，你就给我下来，我看你哪头难受！韩冲在她身上正忙着，只好忙说，买买”。韩冲为给炸死腊宏之事作赔偿，去找琴花借钱，琴花长篇大论花言巧语就是不借，“韩冲看着琴花的嘴一张一合的，想自己还亲过这张嘴，嘴里的舌头滑溜溜的，有时候也咬一下韩冲的下嘴片子。”是与哑巴红霞的交往，唤醒了韩冲真正的男女之情。韩冲最初为了赔偿而与哑巴红霞的交往，是希望“要是真有人把哑巴收留了才好，她一走我就啥也不用赔了”。但在为了赔偿而对哑巴红霞的具体帮助中，譬如给哑巴红霞母女饭食，教给哑巴红霞做本地饭食、养蚕、切谷穗、给哑巴红霞收庄稼等等，在二人共同的劳作中，“韩冲箩粉，哑巴看磨，孩子在背上看着驴转磨咯咯咯笑”，韩冲对红霞渐渐产生了真正的男女之情。所以，在他临近被拘押之时，他还会对自己的父亲说：“哑巴的蚕眼看要上架了，上不去的要人帮助往上捡，她一个妇女家，平常清理蚕屎都害怕，爹，就代替我帮她一把。”在看守所里交待父亲的，也是“韩冲要你(哑巴)说话”。也是在对哑巴红霞的帮助中，在真正的男女之情的激活下，韩冲做人的尊严被唤醒了：“拼我一生的努力来养你母女仨……他要她活得比任何女人都快活。”

《喊山》让我们看到的北方乡村生活图景是丰富的全方位的历史的发展着的，这在哑巴红霞和琴花的形象塑造上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也更能让我们看到葛水平小说创作的特点。

二

哑巴红霞的命运是一个女性生命从被摧残没有自我，到艰难生存最终逐步寻找自我的过程。在这其间，个体生命需求与社会既存格局、乡村民间伦理以及现代历史进程相互纠缠，构成了这一形象的丰富性、厚重性和深刻性。

红霞原本是个一切都正常的女孩子，但后来被人贩子卖给了大她20岁的“人还懒，腿脚也不勤快”、性情凶暴的盗墓贼腊宏，从此开始了她梦魇般的生活。被腊宏殴打，吃讨饭讨来的食物，更为可怕的是，腊宏曾经打死过自己老婆，这件事在不经意间被红霞听见了，腊宏怕红霞将此事说出去，就用老虎钳揪下了红霞的两颗牙，威胁她不准说出此事。不久，腊宏在盗墓过程中犯了案，带着红霞与孩子出逃在外。腊宏怕红霞说出事实真相，不准红霞与人接触，也不准红霞与人交谈，久而久之，红霞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成了哑巴。

红霞变成哑巴的过程，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波伏娃的一句名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或者说，红霞变成哑巴的具像过程，可以视为波伏娃这句名言的一个寓言，一个深刻的抽象：红霞之所以被人贩子贩卖，是因为贫穷，因为在既存社会格局中，为利益驱使所形成的黑社会的存在：“她记得故乡是在山腰上，村头上有家糕团店，她背着弟弟常常到糕团店的门口看……卖糕团的女人说：‘想吃糕团子，就送弟弟回去，自己过来，我管包你吃个够。’她真的就送回了弟弟，背着娘跑到了桥头上。”被人贩子胁迫带走了，孩子的天性就这样被社会中的黑暗所吞噬。红霞之所以被腊宏殴打，是因为女性在贫困地区毫无地位可言：“这地方女娃儿不值钱。”更具寓意的是，红霞最初是知道男性欺压女性的真相的：“听见你娘说你打死人了，打死了大的娘。”当腊宏威胁她不准她说时，她仍然再次说出了事实真相：“你打死人了，你打死人了。”当腊宏(男性)用暴力(老虎钳)，使红霞(女性)处于惨痛的生存境况(“满嘴里吐着血沫子”)时，红霞(女性)的言说能力就被彻底剥夺了(“说不出话来”)。在腊宏(男性)的威胁下：“你要敢说一个字，我要你满口不见白牙”，“你敢从嘴里嘣出一个字来，老子就要你的命”，红霞(女性) “从此，她就少言寡语，日子一长，索性便再也不说话了。”这可以视为女性之所以没有自我，之所以“失语”的“逐渐形成的”形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对此的冷漠、默认、纵容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岸山坪的人说，一个哑巴你倒想让她从嘴里往出蹦一个字？”腊宏在殴打红霞时，肆无忌惮地狂叫：“谁敢来管我们家的事情，我们家的事情谁敢来管？”

如果将男性对女性的此种“暴力”从外显的具体层面，深入到深隐的抽象层面，我们就会发现，男性对女性的此种“暴力”，可以说，在经济、政治、文化、伦理等等方面，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女性正是在这种“暴力”的压迫下，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自己的言说能力，从而成了依附于男性的“第二性”。

女性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得以生存，首先是因为女性有顽强的生命力。这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于女性的生存能力、生存智慧：“走过去的人都……说哑巴聪明，知道米团子是豆馅，容易早坏。”在腊宏被误炸死之后，当村人多次想以两万元作为赔偿了结此事或者想让他人领走红霞一家时，红霞却决绝地予以回绝，因为她看中了韩冲的人品，知道只有把自己一家相托韩冲，才能终身有靠。女性这顽强的生命力更来自于女性对万事万物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热爱。红霞在刚嫁给腊宏时，支撑她活下来的，是她对腊宏前妻所生女儿大的疼爱：“红霞看着大就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在这个被禁锢了的屋子里她百般呵护着大，大是她最温暖的落脚地，大唤醒了她的母性。”红霞在其后惨痛的生活中，仍未失去对美的爱心：“平常的蓝衣，干净、平展，走了远路却看不出旅途的尘迹来”，“哑巴要出门也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怀里抱着儿，门墩上坐着闺女，身上衣服不新却看上去很干净，清清爽爽的小样儿还真让青壮汉们回头想多看几眼。”

女性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得以生存，还由于乡村民间伦理对女性的关怀：“山里人实诚，常常顾不上想自己的难，老想别人的难，同情眼前事，恓惶落难人。”在腊宏死后，村人在仲裁这个命案时，“要咱来当这个家，咱就不能理偏了哑巴，但也不能亏了韩冲。”这一关怀，更多更具体地体现在韩冲对红霞一家日常生活的关怀过程中：“韩冲端着摊好的粉浆饼子走过来放到了哑巴面前的桌子上。他说：‘吃吧，断不得营养，断了营养，孩子长得黄寡。’……韩冲拿着铁勺子梆梆磕了两下子鏊盖，指着哑巴说：‘你过来看看怎么样摊，日子不能像腊宏过去那样儿，要来啥吃啥，要学着会做饭。面有好几种做法，也不能说学会了摊饼子就老摊饼子。’” “大说：‘我有名了，韩冲叔起的，叫小书。他还说要我念书，人要是不念书，就没有出息，就一辈子被人打，和娘一样。’哑巴……看到大手里拿着一包蜡烛，她知道是韩冲给的……这时候就听得院子里走进来一个人，是韩冲。韩冲用篮子提着秋天的玉米棒子放到屋子里的地上，说：‘地里的嫩玉米煮熟了好吃，给孩子们解个心焦。’韩冲说完从怀里又掏出半张纸的蚕种放到哑巴的炕上说：‘这是蚕种，等出了蚕，你就到埋腊宏的地垄上把桑叶摘下来，用剪刀剪成细丝儿喂’。”

正是女性自身顽强的生命力与乡村民间伦理对女性的关怀，一旦有了时机，女性就开始了对自身存在的寻找，这寻找体现在红霞听了韩冲说“哑巴，你爱干净”之后激起的对自身的沐浴中：“木盆里的水汽冒上来，哑巴脱干净了坐进去，坐进木盆里的哑巴像个仙女。标标致致的哑巴躬身往自己的身上撩水，蜡烛的光晕在哑巴身体上放出柔辉……哑巴心头亮了一下，有一种新鲜的震惊，像一枚石头蛋子落入了一潭久沤的水池子，泛了一点水纹儿。”这就是女性打破没有自身的死寂的开始，虽然“水纹儿不大，却也总算击破了一点平静”。有了这样最初的觉醒，就会引发更大的觉醒、寻找的冲动，这就是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红霞喊山的描写。在听到村人喊山的声音后，哑巴也有了喊叫的冲动：“哑巴举起了脸盆，举起了火柱，张开了嘴，她敲响了：当！新脸盆上的瓷裂了，哑巴的嘴张着却没有喊出来。当！裂了的碎瓷被火柱敲得溅起来，溅到了哑巴的脸上，哑巴嘴里发出了一个字——啊！接着是一连串的当当当——啊啊啊——从山圪梁上送出去。哑巴在喊叫中竭力记忆着她的失语，没有一个人清楚她的伤感是抵达心脏的。”可以说，红霞喊山的过程，就是其作为失语的女性试图发出自己声音的过程。红霞喊山的声音，来自于传统乡民喊山的召唤，也来自于红霞自身希望走出失语，不再成为哑巴的努力。这声音一旦发出，就在时代语境中汇入到了寻找自身的现代女性解放的潮流中，成为了现代女性解放大潮中的一滴水。这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女性个体生命与现代文明的最初遇合，这或许正是红霞这一形象的意义之所在。

琴花的形象体现了乡村女性另外一种生命形态和生存形态。她聪明、野性、生命力旺盛，强悍、顽强地守护着自己及家人的生存。她懂得男人，会讨好、哄弄男人：“韩冲，我除了不和你住一个屋子，住一个屋子里干的事，咱都干了，也就等于是一家人了，你赚了钱就给我花，我从心里疼你……”她对传统道德观念置若罔闻，视之无物，公然与韩冲相好，且不让自家男人对此有所非议：“‘说得好听，谁睡我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少啥了？倒有你张嘴的份了！你下，你下！’琴花的小短腿小胖脚三脚两脚就把发兴蹬下了床。”她的生命力旺盛、强悍，扯块布盖脸就可以给韩冲埋葬腊宏时当哭妇；因韩冲向她借钱时话不中听,“一下就扑过去跳起来照着韩冲的脸掴了一个巴掌……发兴站起来拖住了琴花，琴花兜头给了发兴一巴掌”；在向韩冲讨要粉面时，与韩冲爹大吵大闹。但她也有单纯的一面，尽管与韩冲与韩冲爹有冲突，但“琴花憋屈得慌就想见韩冲，想和韩冲说哑巴的事情。琴花有琴花的性格，不记仇”。而这一切，都是与她守护自己及家人的生存相关：“自己两个儿，比不得一儿一女的，两个儿子说媳妇，不是个小数目，现在就得一分一厘省。”从表面上看，琴花与红霞在地位上在生存形态上是迥然不同的，琴花可谓不受男性的欺压，甚至还可以说她是在欺压男性，但只要往深里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琴花实际上也依然是把依靠男性作为自己生活的经济来源的，也依然是把自己的命运依附在男性身上的；她所遵循的规则，也依然是男性为女性所制定的规则，只是她的这种乡村女性自身的“不在”是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来呈现罢了。

作品还揭示了造成女性没有自我、失语的存在形态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男性在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品质或者人品的败坏与低下，而在于为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因素所决定的历史、社会的格局，这就更能凸显女性没有自我的失语的存在形态的必然性与悲剧性。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哑巴红霞的丈夫腊宏在用老虎钳子揪下红霞的牙齿时，是非常残暴的。他之所以对红霞如此残暴，一个方面固然是为了保护自己，担心自己所犯下的罪责被红霞泄露出去，但更重要的则是，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观念中，作为妻子的女人，是可以尽由自己来打骂的。这样一种观念的形成，我们就不能苛责作为个人的腊宏了。韩冲的性格似乎与腊宏截然不同。他善于体谅他人，也善于忍让，但在对待女性的观念上，他其实与腊宏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就以他在后来对待红霞母女态度的根本转换来说吧：“韩冲抽了有半包烟，最后想出了一个结果：拼我一生的努力来养你母女仨……他不仅要赔偿她两万，甚至十万，二十万，他要她活得比任何女人都快活。”看起来，韩冲似乎充满了对女性的爱与责任，但如果细细想一想，他之所以从“想着要山下的人上来收拾走她们母女仨”，转变成想“养你母女仨”，是因为他感到愧对被他误炸死的腊宏：“是咱把人家对闺女的疼断送了。”说到底，这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责任之心，愧疚之情，红霞母女只是体现这种责任之心、愧疚之情的道具而已。在这其中，女性仍然是一个“缺席者”“不在者”。在《喊山》中，我们看到，哑巴红霞在使她成为哑巴的腊宏因意外死去后，因为没有养活自己及孩子的经济能力，没有“自己的一间屋”，所以，她的最大的愿望及惟一出路，就只能希望让失误炸死腊宏的韩冲来养活她们娘仨，就只能是将自己娘仨的命运依附在韩冲的身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即使韩冲最后从拘留所出来，娶了红霞，红霞(女性)不是依旧以韩冲(男性)的价值意旨为自己的价值意旨么？即使她能够恢复自己的言说能力，或者说，给了她自己言说的能力，她不是依旧只能说韩冲(男性)所允许她说的话么？那么，这样一种“言说”跟“失语”又有什么根本性的本质上的区别呢？再看琴花。无论是她的丈夫，还是韩冲，看起来，都是那样地迁就于她，忍让于她，但在这迁就、忍让的背后，都没有把她当作一个人来尊重。他们不是将她作为改善经济生活的工具，就是将其作为泄欲的工具。总之，在男人那里，琴花是“工具”而非“女人”。明乎此，我们才更为佩服作者对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女性个体生命与现代文明的最初遇合程度的准确把握。

读《喊山》和对《喊山》的评论文字，有时会让人想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对《小二黑结婚》的评论文字，并由此想到葛水平对赵树理创作范式的承续。譬如，评论者在评论《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的形象塑造时，会认为三仙姑的涂脂抹粉打扮自己是女性对自身生命之美的热爱，是女性在一个时代的不自觉的女性意识对社会规范的反抗，其后的“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是对女性意识的放弃，对社会规范的投降；而赵树理对三仙姑的打扮的讽刺与对三仙姑其后放弃自身打扮的认可，其价值指向都是与知识分子现代文明观念相违背的。对赵树理塑造三仙姑形象时的价值指向可以有多种评价且各自有理，但赵树理对三仙姑形象的表现的真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并因了这种真实性，才给了后人以多种再评价的可能。《喊山》也是这样。有评论者认为，红霞最终虽然能讲话了，但因了她们娘仨的生活是依赖于韩冲的，所以，她所讲的话，也依然是男性所让她讲的话，依然只能是男性话语。这样的话语，看似女性所讲，看似是女性的声音，其实仍然是男性的话语，男性的声音。如是，红霞(女性)虽然从“哑巴”而终于“发声”了，但却依然处于“失语”的“哑巴”状态，依然是一个缺乏女性意识的“空洞能指”，但作品却将此种“失语”“哑巴”状态，视为是“失语”“哑巴”状态的结束：“哑巴不叫哑巴了，叫红霞，现在红霞看到阳光是金色的。”因之，作者葛水平作为一位女性作者，就没有达到一个现代女性所应具有的女性意识的高度，是另一种形态的女性的“失语”。但与赵树理对三仙姑形象的塑造相同，对葛水平塑造的红霞最后结局的价值指向可以有多种评价且各自有理，但葛水平对红霞形象的表现的真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并因了这种真实性，才给了后人以多种评价的可能。就是说，评价者可以对作者在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形态有多种评价，但对作者在作品中所体现的事实形态却高度认同，并成为对作品不断进行价值评价、意义挖掘的依据。这才是真正的小说。赵树理葛水平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小说。他们在作品中所体现的事实形态，是建筑在乡民生存基础上的乡村真实的生存图景，并为了呈现这一真实图景，拒绝任何观念形态对这一真实图景的改写。这是赵树理也是葛水平小说创作范式的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特征。

但葛水平与赵树理还是有着许多根本性的不同。其最主要的不同在于，赵树理是从物质的外在实存的社会现实的层面写乡民的生存，葛水平是从精神的内在形态的生命倾诉的层面写乡民的生存，这也导致了赵树理的小说注重叙述与白描，葛水平的小说则注重描写与意象，这或许是因为男女性别上的差异使之然。譬如在《小二黑结婚》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小二黑小芹婚姻如何为外界所认可的过程，二诸葛、三仙姑在这一过程中，外界对他们言行举止的评价等等，人物的意义也正在这里，至于他们内心世界的波澜，则少有呈现。而《喊山》则不同，作者也写人物命运的变化，但更注重在这变化中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表现，小说中的精彩之处也在这些地方。譬如作者写哑巴喊山中的一个小片断：“哑巴听着(村人喊山的声音)就也想喊了，拿了一双筷子敲着锅沿儿，迎着对面的锣声敲，像唱戏的依着架子敲鼓板，有板有眼的，却敲得心慢慢就真的骚动起来了，有些不大过瘾。起身穿好衣服，觉得自己真该狂喊了，冲着那重重叠叠的大山喊！找了半天找不到能敲响的家什，找出一个新洋瓷盆……脸盆的底儿上画着红鲤鱼嬉水，两条鱼儿在脸盆底快活地等待着水。哑巴就给它们倒进了水，灯晕下水里的红鲤鱼扭着腰身开始晃，哑巴弯下腰伸进手搅啊搅，搅够了掬起一捧来抹了一把脸。”在这个小片断中，作者细写了哑巴的心在村人喊山的过程中慢慢骚动的过程，并为这之后哑巴令人动魄的喊山声作了铺垫，有了发展的过程。画着红鲤鱼的脸盆及鱼儿鲜活的神态，则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成为哑巴寻找自身生命的一个文化意象。究其实，村人喊山对哑巴发出声音的召唤力量，也充满着乡村民间伦理与哑巴生命意识觉醒二者关系的寓意。所以，葛水平的小说，有着更多的诗的意味与写法，这是与其小说所表现的人的精神的内在形态及生命倾诉的内容相吻合的，构成了葛水平小说的独特之处。

三

文学奖的评选，受当时文学语境的影响，更为合适的获奖作品未能得奖，是常有的事。但获奖与否，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地影响着作品在日后的影响力，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具代表性的，我以为就是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与《草原上的小路》这两个短篇，在当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都曾列入备选，但最终以《草原上的小路》出局而告结束。但现在来看，无论从茹志鹃小说创作风格的深化，还是从小说的艺术水准及在当时文学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上，《草原上的小路》都要高于《剪辑错了的故事》。之所以最后《剪辑错了的故事》获奖了，一是与当时对茹志鹃小说真正的价值所在还未能有准确到位的把握有关，即仍然是站在社会历史本位的立场上，认为她的小说是反映时代长河中的一滴水，而未能站在个体生命本位的立场上，看到她的小说在全面拒绝社会现实生存法则及历史运行对个体生命的消损中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及作品因之而体现的深刻、厚重，是那些再现、摹仿再广阔的“历史长河”的作品也无法与之比肩的。同时，在其时的时代语境中，虽然也已经出现呼吁人性、人道的回归，但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中，仍然是站在社会历史本位，让个体生命附属于社会历史，未能将个体生命本位作为与社会历史本位相并列的一极给以相应的认可。如此，虽然评论界都为《草原上的小路》的艺术魅力所感染所打动，但却没有找到相应的理论支持，而以反映了党群关系变化的时代主题，用了新的时空交错的表现手法这样的“时代格式化”的理论支持，并且因此以茹志鹃从写“家务事、儿女情”转而写时代重大主题是一种“进步”的误判，将奖项给了《剪辑错了的故事》。但在这之后，各种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本，一般也就都选《剪辑错了的故事》，更为优秀更具深度的《草原上的小路》反而渐渐被人遗忘，甚至有可能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同样的，在我看来，与葛水平《喊山》同年发表的《甩鞭》，似乎更应该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虽然《喊山》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而《甩鞭》发表于山西省的《黄河》杂志。

《喊山》如前所述，确实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但两相比较，《甩鞭》更胜一筹——在同样具备了前述《喊山》优点的基础上，《甩鞭》还有着诸多《喊山》不及之处，要而言之有三。

第一，《甩鞭》把女性意识的形成、个体女性命运的变化，放在了重大的具体的历史时空之内给以二者血肉相融的表现。譬如，是土改运动让小说女主人公王引兰所爱的丈夫地主麻五“坠了蛋”，送了命，从而改变了王引兰的命运。这样的历史维度，是《喊山》所不具备的。

第二，《甩鞭》在写女性意识形成、个体女性命运的丰富性是《喊山》所不及的。丰富性之一，女性天性中对新鲜事物的向往，在这向往中所体现的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在对现代文明向往中所体现的女性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是葛水平小说中经常表现的主题，常常被评论者所津津乐道的《地气》中写山上女人对山下璀璨灯火的观望即是如此。在《甩鞭》中，作者写王引兰因是大户丫环出身，对有钱人在冬天穿着洁净的衣裳，悠闲地坐在比较昂贵的木炭火旁作种种遐想的生活情趣十分向往，对经济效益不好但有着审美价值的油菜花十分向往等等。作者正是以此写出了，正是物质上的富裕，才带来了精神上的自由；而不被物质所羁绊的精神自由，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的程度，这正是现代文明的要义所在。如此，王引兰的上述向往，就体现了女性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也正是因了这一向往，因了现代文明对她的召唤，使王引兰在面对、评判身边的人、事时，有了不一样的视角与态度。譬如当工作队让她在大会上批判麻五时，她不仅不批判，反而会为麻五评功摆好。丰富性之二，是贫苦下层对美的向往及在对美的向往、追求中的被扭曲，下层反抗上层的合理与不合理的纠缠。这在《甩鞭》中，是通过放羊的铁孩对王引兰的追求所体现的。铁孩一见面，即被王引兰的文明女性气质所吸引，其后是一以贯之的对王引兰的艳羡、向往、痴情，这本来并无过错。但贫苦的下层位置，使铁孩的这种追求几无可能，从而形成了铁孩身心的极度扭曲，甚至把羊当做王引兰来释放自己的欲望。这种极度的扭曲，是贫富不公造成的贫苦地位所形成的。导致铁孩贫苦的原因自然是极不合理的：麻五用两张羊皮让铁孩为他扛了10年长工，这确实是一种罪过。所以，铁孩在土改中对麻五的斗争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斗争中，这种极度的扭曲心理，一旦有了实现之势，即可以借势而用阴谋、血腥、暴力这样的扭曲方式实现自己的心愿，这就是他因妒忌而对王引兰两任丈夫的谋杀。愿望虽然有可能实现，却因实现方式的丑陋而与最初愿望的美好南辕北辙。这样社会历史人性意蕴非常复杂的纠缠，无疑使《甩鞭》比《喊山》显得更为厚重、丰富。相较于《喊山》中腊宏对红霞丧失说话能力的迫害这种外在暴力的外在表现，体现在《甩鞭》铁孩这一形象塑造中的化为生命内部的内在的“暴力”，也就显得更具深度，更具力度，更有沉重丰厚的份量。丰富性之三，是对人性敏感、微妙、细致处的表现。譬如，《甩鞭》写王引兰的第二任丈夫李三有，因为地位低下，所以，在王引兰面前始终有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也体现在他与王引兰的性事上。王引兰在最初与他发生性事时，身心还在已经去世的麻五身上，所以，在与李三有发生性事达到忘情之处时，会连声高叫着麻五的名字。但在后来的岁月中，王引兰对李三有产生了真情，所以，在与李三有发生性事达到忘情之处时，会“有些颤抖地叫着：三有，三有三有，噢三有——突然感到了一种异样。王引兰说：‘芽儿怎么不精神了？’李三有说：‘怎么突然叫起我的名字了，一下不习惯，我等你叫麻五了。’”*关于《甩鞭》的引文均出自《〈黄河〉30年精品文库·中篇小说》，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文中不一一标注页码。

第三，对女性生命形态、生命力的表现，意象化的运用等等，这些葛水平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甩鞭》均比《喊山》要高出一筹。譬如甩鞭的不同效应与王引兰生命状态的不同对应，这样的丰富性就是《喊山》中哑巴单一性的喊山所不可相比的。再如，《甩鞭》中极写主人公王引兰与第一个财主丈夫麻五的男女情爱，写作为这情爱象征的金黄金黄的油菜花的诱人。后来，麻五在土改中丧命，王引兰不得已嫁给了出身好的李三有，但一直未与其同房。在若干故事情节之后，作者写李三有在野地里教王引兰识别野菜，作者说这野菜“当季是菜，过季就是草了”。在写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后，作者写道：“草生草落，世事茫茫，人还不如草木。王引兰把目光落在了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丛野菊花生长着，花瓣很稠很浓，在太阳光下闪闪烁烁。山菊花的黄有点像油菜花，花朵在风的作用下不停地翻动。她和太阳的目光在翻动着的花朵上就一起高兴了起来。李三有看到王引兰高兴，就想有什么事也该行动了。走过去撩了撩她额前被风吹下来的乱发，感到心酥了一下，两人的目光相撞，有些闪烁。”作者接下来写二人的男女欢爱：王引兰“顺手揪下那捧山菊花，朝着那金黄的软垫躺下去，酥酥张开双臂。阳光从疏密不一的高粱叶子空隙漏下来，空气里浮游着细碎的金点子，地上山菊花发出湿软的沙沙声。她看到有一只大鸟俯冲下来，几朵云彩如棉花一样开放。她闻到了青草香味，野菊花香味，泥土香味。想，和一个人在油菜地田埂上做事就是好，只是这不是油菜花也不是春天。风抚着她的大腿和腹部，搓弄着她的乳房。从未有过的激动，在一种大幅度撞击声中，她从喉管里挤出了：麻五， 嗷麻五，麻五麻五”。如果只是叙述二人的结合而没有类如“油菜花”“山菊花”这样的充满象征喻意的描写，没有“当季是菜，过季就是草了”的点穴之语，美好生命在世间的断裂性、延续性、瞬间性、蓬勃性、鲜活性等等以及这其中相互复合的复杂性、敏感性，对美好生命瞬间性的珍惜，对王引兰生命受到重大打击挫折后，其生命力的顽强与蓬勃的赞美，就都无以表达。类似这样的能够体现葛水平小说独特的创作特色的描写文字，在《甩鞭》中呈现的密度、力度，也是《喊山》所不及的。

《甩鞭》在体现葛水平小说特色，在艺术水准上，鲜明于、高于《喊山》之处多多，兹不一一分析，只是作为山西小说界“鲁奖”风景中的一个话题，希望引发方家关注的兴趣。

(责任编辑：毕光明)

收稿日期：2016-03-15

作者简介：傅书华(1953- )，男，河北唐山人，文学博士，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6-0032-08

HanShan(AnOutcryattheMountain)—A Multi-era Echo
to the Rural Life in Northern China
——The Sight of “Lu Xun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the Fiction World of Shanxi (III)

FU Shu-hua

(CollegeofBusiness,ShanxiUniversity,Jinzhong030031,China)

Abstract:Han Shan (An Outcry at the Mountain) provides for us a rich and full-rang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northern China and presents us an insight into the process of females’ life from its devastation through self-denial and formidable survival to its ultimate gradual self-pursuit.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individual life demand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course of rural folk ethics in the social existing pattern have interwoven with each other, thereby constituting the richness, thickness and profundity of the female image. Unlike Zhao Shuli’s depiction of villagers’ surv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terior, physical and existing social reality, Ge Shuiping has striven to picture villagers’ life from the angle of the interior and spiritual life aspiration, thus having resulted in Zhao Shuli’s emphasis on narration and plain depiction in his fiction and Ge Shuiping’s focus on description and images in his novels. The se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 for a certain literature prize is bound to be affected by the literary context of the specific era, and the more appropriate award-wining works may even fail to be granted the prize, which is something common in the literature award of the new period, one case in point being Shuai Bian (Whip Swinging)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same year as Ge Shuiping’s Han Shan (An Outcry at the Mountain).

Key words:Ge Shuiping; rural life; female images; Lu Xun Prize for Literature; Han Shan (An Outcry at the Mountain); Shuai Bian (Whip Swing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