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雯

摘要：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反应，一直反映着人们在生活中的困境和挣扎，而苦难又是人们不可回避的困境之一，所以，自古以来，“苦难”就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本文以鲁迅文学奖历年来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为例，分析其中的苦难叙事语言和模式，并探究其在小说讲授的课堂上的教授模式。鲁迅文学奖一直是在一个特别的时代背景之下展开，现今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过程中进行，“苦难”这个古老的话题具有了当代意味。本文力图从诸多获奖文本中，分析出苦难母题、叙事策略和对于苦难的超脱等意义，揭示出现当代文学中，“苦难”叙事的意义。

关键词：写作；鲁迅文学奖；苦难；救赎；叙事

自古以来，没有人会放弃平静的生活而自主地去追求苦难，而是环境和社会强加于我们的，但怎样尽快地摆脱苦难，使自己的心灵得以栖息，是人们永恒追求的话题。从文学的发展史来看，纵观国际和国内的文学走势，最为有力量的是悲剧，喜剧往往只会风靡一时；伟大的作家们，也不约而同地将焦点对准了悲剧，对苦难更是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在描写苦难和冲突的路上行进着。在这种冲突中，自然也就形成了诸多超越苦难、战胜困境的完美而伟大的典范：俄狄浦斯王虽然无法逃出命运的诅咒，但永远在寻找突破口；圣地亚哥的老人们信奉着一条永恒的信条，就是“人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被打倒”，并靠着这样的信念与命运抗争到底；鲁迅笔下的众多“革命者”则是明明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自己面对着一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仍决绝地对虚无进行抗拒，仍然没有放弃在铁屋子中呐喊……这些都是与苦难斗争的最有力的表现。 苦难扔给我们的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要么抗争，要么消解，没有第三种选择。消解苦难，也并不是向苦难妥协，无论如何，苦难还在，但消解苦难，就是实现了一种超脱和救赎。

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作家们笔下对于苦难的救赎，存在着这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反抗亦或是消解。反抗当然是人对苦难困境的一种明显的抵抗和不服从，这种与强大的困境和敌人的激烈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勇猛对峙使苦难更凸显了极致的悲苦之感；消解苦难则看似轻巧，无形之中在心中将苦难化入虚无，从而实现了救赎的过程。

《镇长之死》中的主人公——镇长，他并不缺乏反抗苦难的勇气，也不缺乏反抗的行为，他在上任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举措，可最终在残酷的社会大背景下，在绝对不可撼动、不可置疑的政治权威下，还是被迫做了历史制度和政治的牺牲品。在小说中，镇长总是在用自己的力量竭力为小镇、为小镇的人民做着什么，可悲的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像一个将军一样感动全镇的居民，他的命运，甚至是生命，被历史和政治斗争所裹挟和左右。在最后对镇长的批判大会上，人们对他的斥责荒诞无稽，但他却恰恰毁在了这种“荒诞无稽”中。

在史铁生和东西的笔下，不能消除的差异就是身体上的差异，那个正值壮年但却残废了双腿的青年，坐在轮椅上，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三个感官缺失的人，却奢望着过“一般人的生活”，读到这样的片段，即使有着铁石心肠，也会有山崩地裂的悲壮之感。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的改革开放为所有的人打开了一扇神秘的大门，使人们从历史的神话中走了出来，走向了灯红酒绿的资本世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对一个突然而至的资本世界的措手不及形成了那一阶段的文学母题。将目光从高大上的人物中抽离出来，将写作的视角转到小人物身上的描写手法，让普通人走下了“神坛”。《哺乳期的女人》展示的是一个孩子缺乏亲情的悲苦体验，原本应该属于他的亲情被社会现实无情地吞噬了。对刚刚打开国门的民众来讲，商品经济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成了无上的目的。只有惠嫂以母性的柔情体会到了一个7岁的孩子的内心失落和无奈，在父母忙于在外奔波，忙于赚钱的时候，旺旺把惠嫂当成了母亲，对着惠嫂的奶头狠狠地咬了下去，故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仍饱含深沉的力量。以《烦恼人生》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池莉，获奖作品《心比身先老》，没有一贯的柴米油盐和被琐碎生活侵蚀的爱情，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人们日益缺失的真诚，在一次旅行之后，一对情侣分别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在“我”生病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同伴们却结伴出去游玩；而恰恰是偶遇的藏族小伙加木措，对我照顾有加，还约定了要一起骑马……

对于苦难，人们会本能地去反抗，但与之相对的，也切实地存在于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小说中，就是对于苦难的消解。正如李泽厚在《心理本体与乐感文化》中所说的：“中国的文化是‘乐感文化远远大于‘悲感文化的。”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道家的虚境无为，佛家的超然忘我，这些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人们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了几千年，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苦难意识之中。如果人的力量和苦难困境之间势均力敌，反抗是最有看头的，但反之，如果形成了一个“以卵击石”的形势时，反抗就成了一种奢望和不可能，所以，在这样的情景中，人们的反抗就变成了消弭，以解构作为寻找解脱的方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乡村一直承载了无数的苦难，但也被作家赋予了满满的温情幻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村的苦难比比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吟唱田园牧歌就成了诸多乡村作家对抗苦难的特有方式，如沈从文、汪曾祺、张炜、迟子建等。这些作家在超越和解构了苦难的基础上，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充满幻象和童话温情的“乌托邦”，使饱受现实生活摧残和煎熬的内心在童话的世界中得以饱满和充盈，吟唱着田园牧歌，躲进山林的鸟语花香，正是对苦难的躲避和消解。

在无法逃离现实的苦难时，当反抗都成了“鸡蛋碰石头”时，人们的目光就开始投向了远方，既然不可以反抗，那么可寻求一种消弭和解脱之路，将目光投向一个虚无的存在。李浩的《将军的部队》，用李浩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能仅仅将这样的作品定义为军旅作品，这是一篇反映人类情感的作品。在他的小说中，并没有塑造铁骨铮铮，流血流汗的硬汉的形象，而是一反常态地以“我”—— 一个曾经的勤务兵的视角，描写了一个老人的形象。在文本中，作者用到最频繁的一个词就是“眺望”。他在眺望什么？作者并没有将目光投向战争的惨烈，而是出其不意地描写着谁谁谁的脚臭，谁谁谁的笛子吹得特别好等等事件，将将军定义为一个有血有肉，经历过满目疮痍，但进行温情回顾的老人。作为一个将军，他的记忆里不可能没有战争的残酷和纪律的严苛，但老将军的记忆好似一个筛子，自动过滤到了严苛的现实和残酷，剩下了一些对于往昔的回顾，这些被过滤掉的部分，本身就意味着对于苦难的消弭，避而不谈，用温情对待，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展望，或者说是“眺望”。

1986 的《狗日的粮食》以来，刘恒及他的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刺穿人心灵的小说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由于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鲜明和故事性，他的作品也成为了影视作品的热门首选。《天知地知》延续着刘恒一贯的写作风格，用一个小人物之死，表达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观照和思索。在强大的宿命压力的摆布下，李来昆的一生几乎都是苦难的。但刘恒却抛弃了悲情的语言和歌咏，转而用一种戏谑性的语言风格消解了他人生的悲剧性，把它变成了充满了“传奇和喜剧色彩”的一生，连最后的死亡都是充满了戏剧性，也完全消解了“死亡”这一话题的沉重感和滞涩感。刘恒将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融为一炉，在主人公极为悲苦的一生中，镶嵌了很多具有幸福感的小片段，如娶了一个可心的媳妇；在广播站与别人调情；与一个小寡妇不成功的艳遇等等。就连死亡，也是戏谑性的。很显然，所有的这些小事的镶嵌和点缀，都是刘恒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解构苦难的意味，将生活中的苦难稀释了。这篇小说，即使是在不知道作者的情况下细读，基本也能跟《狗日的粮食》联想起来，这就是作家叙事策略一贯性的强大力量，也正是刘恒的过人之处。

苦难，是每个人必经的人生道路上的石头，就算再小心，也一定会被这些小石头硌到脚，是一个作为主体存在的人主体感受最强烈的那部分情感记忆。可以说，苦难和文学是“异质同构”，使苦难叙事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示着人们对待苦难的态度，对于困境及本性的反思，对于摆脱苦难的内心救赎……

在以“苦难”为母题的叙事中，层层迷雾后面的光明才是我们要苦苦追寻的东西，透过苦难寻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才是我们進行苦难叙事的终极意义。我们在探讨苦难的同时，也期待着能够读到更多的关于苦难的理解和追寻的意义，为我们这个时代增添与苦难对抗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刘士林.一个人的文化百年[M].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华夏出版社，2007 .

[3]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M].华夏出版社，2007 .

[4]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5]李泽厚.世纪新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

编辑/岳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