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李莉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中的文学批评观

张李莉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所说的语言并非指语言学，而是指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词或者文化的代表。他的文学批评观集中表现为：一、关注语言的生存困境，分别从外部的排挤和内部的堕落来剖析语言的沉默境遇；二、重构理想的文学批评，阐发文学批评在重读经典、语言沟通和文化比较上的功能；三、呼吁建立语言哲学，以语言为核心和基础，使语言内部及其与相关各领域相互交流，最终回归人文家园。概言之，解脱语言困境倚赖于文学批评，关乎语言问题所传达的观念；而文学批评要真正发挥其功能，又必须让语言置身于包含更大语言本质、具备更强的现实观照性的语言哲学中。

关键词：乔治·斯坦纳；文学批评；语言哲学；人文价值

《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是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西方人文批评的经典著作。正如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本书辑录的是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回应某个特定时刻。中译者李小均说：“斯坦纳是为数不多愿意为‘普通读者’写作的学者。他在《泰晤士文学增刊》《纽约客》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论题无所不包。”[1]《语言与沉默》早在1967年就由纽约的Macmillan Pub.Co结集出版，属于乔治·斯坦纳早期的集子之一，但中译本直到2013年才面世。著名学者李欧梵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再三咀嚼过这本书，并在2006年将该书推荐给上海人民出版社。著名书评作者刘铮在《始有集》中收录了他写于2009年9月的《乔治·斯坦纳》一文，认为像《语言与沉默》《疆界之外》等早期几本集子特别精悍，没有后期作品的冗沓感。刘铮还指出，对人文学科及语言文字差异不感兴趣的读者，是不喜欢看斯坦纳的评论的[2]。

尽管《语言与沉默》收录的文章论题各异，但斯坦纳强调，“首先，这是部关于语言的书”[3]序1，这些文章都有一个根本的主题，即探寻语言的本质及发展。在《俄尔甫斯及神话：列维-施特劳斯》一文中，斯坦纳认同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的观点，即所有文化现象都是一种语言的观点，而语言学应被看成是一种能更好地研究人类思维结构和社会复杂关系的方法和发现[3]280。李欧梵指出，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所说的语言，并不是指语言学这一门独立学科，而是指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词或者是文化的代表[3]代译序2，而这也正是斯坦纳文学批评观的立足点。只有站在这个立足点上，我们才能更确切地理解和把握斯坦纳文学批评的思想内核。本文将从语言的生存困境、重构文学批评的功能、建立一门语言哲学等三个方面对斯坦纳的文学批评观进行论述，并以此观照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状。

一、语言的生存困境

对于斯坦纳而言，语言是有生命的生物体，它既能吸收成长的力量，也会面临衰败和死亡。斯坦纳明确指出：“现代作家可资利用的语言工具受到了威胁，一方面是来自语言外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来自语言内部的堕落。”[3]35他用“沉默”一词来形容语言的生存困境，并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对语言的衰败进行了具体的剖析。

从外部来看，首先，语言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及现代艺术等领域的权威描述地位逐渐被实证的精确的话语形式所取代，由此陷入边缘、无知的处境。例如，自然科学领域的真理、现实和行为不再依赖于经验性的描述性的语词，而是创立了专门的学科，斯坦纳称其为数学语言。数学语言与言词语言的不可互译性程度越来越强，因此，“就本质而言，真实现在开始外在于语词语言”[3]25。斯坦纳还指出，从语词中撤退得最为高调惊人的当属哲学领域，笛卡尔、斯宾诺莎等将数学语言引入哲学，打破了古典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维护语言尊严和资源的传统。而现代艺术领域本身就陷入沉默之中，拒绝任何语词化的经验形式。对此，斯坦纳不得不指出，如果我们继续认为人文、言词领域占主导地位，这无非是无知之谈，或是想象力的懒惰[3]24。

其次，在越来越狭小的语词疆域里，语言的实际利用性降低，传统表达形式陷入危机。在古典主义历史阶段，语词能够控制生活。随着大众文化、传播形式的发展，语词所塑造的传统文学观念及其在指挥经验和管理精神事务上越来越不受重视，这就造成语言不被信任，与生活的分野越来越大。斯坦纳尤其提到诗歌语言的危机。诗人们在表现精神现实的新感觉时力求摆脱修辞诗学的传统模式，往往将诗歌的言词、句法及形式发展为私人标记，以此表现其独特性和新奇性。斯坦纳认为，只有天才诗人才能跨越破碎句法或私人意义的障碍，让读者理解、接受并产生共鸣，否则只能使诗歌语言更加贫瘠晦涩[3]36。因此，诗人该如何跨越现实新感觉和传统语言表达这道鸿沟，如何在语言表达的极限状态下寻得超越并保持语言本身的精确和活力等问题，就变得越来越迫切。

最后，语言人性化力量的丧失，使得传统修辞与非人道的政治现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斯坦纳认为，任何关于文学及其社会地位问题的思考，都要从时代的政治暴行已将人文价值和希望前所未有地毁灭这一事实出发。一方面，文学研究和教学传播的所谓最优秀知识和精神资源是否真正能教化人类的行为受到质疑。斯坦纳认为，语言所营造的人文和艺术重镇是一个虚构世界，削减了实际环境的直观性和坚利锋芒。它虽能使人类在这一虚构领域内训练有素，但却难以规约人类在现实环境中的行为动向。另一方面，非人道的政治现实何以能够在语言修辞中找到相应表达并使语言为之服务。斯坦纳认为，语言在非人道现实面前是无力的，难以避免被暴行利用，更何况，“文学价值和极端非人性，在同一共同体内共存，在同一个体感受力中能够共存”[3]72，因此，在战后“语言的整个性质正被重新思考和重新检视，这是自柏拉图和莱布尼茨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3]75。当然，斯坦纳并非主张放弃语言知识和遗产，而是要求人们应更迫切地思考古典遗产的延续，以及发掘其他观照现实的重要文化坐标。

就内部而言，其一，斯坦纳认为，语言不再被经历，语言只被言说。语言内部结构的演变，如语汇的拉长、语义的含混、语言修辞的泛滥以及语言自我的封闭，使得语言陷入了混乱、虚伪、沉闷的结构秩序中，并逐渐削弱了语言思想表达的清晰度，分散了语言情感的强度。同时，语言局限于自身结构内部，拒绝吸收或借用其他语言的活力，陷入了自我衰亡、肌体腐蚀的地步[3]110。斯坦纳在回忆录中提到：“我一辈子都试着扮演双重或三重代理人，认为一个伟大语言与文学，必须认识到他者的存在。”[4]47可见，语言不应该局限在自身结构内部，而应与其他语言进行碰撞与交流，否则就只能自我衰退。

其二，斯坦纳认识到，文学虽然应该追求自由和解放，但作者不应该将废除语言和想象的禁忌作为途径，而要尊重读者的想象力，尊重人物生命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斯坦纳眼里，色情文学具有不可避免的单调性，套路变化少，总是沿袭高度程式化的模式，并且很难真正让人类情感得到拓展。而所谓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无非是对人物身体及隐私进行赤裸、艳俗的暴露和描述。这只能逐渐导致人们想象力的枯竭及文学表现力的退化。不仅如此，斯坦纳还认为，色情文学和极权主义所建立的权力关系，必然破坏人类的隐私[5]。因为极权主义正是以色情文学的暴露来达到个人隐私和自我的毁灭之目的，从而加剧人性的麻木和钝化，实现对人类的新的奴役。

斯坦纳所指出的语言的生存困境问题具有很强的传统颠覆性和现实交互性，引发人们对所谓“必然性”“人文性”的反思，并将语言文化更多地与社会历史现实、文化发展相关联，以检视和发挥语言文化真正的人文主义价值。

笔者认为，斯坦纳所揭示的语言生存困境，对大部分语言的发展状况而言，都可能成为参照系。中国语言文学也不例外。首先，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提倡以及人们对经济管理的热捧，中国语言文学这门学科在社会认可度上越来越受冷落及轻视，人们对于中文学科所宣扬的文学素养、人文关怀以及现实批判的追求，逐渐被物质财产、社会地位、政治权力所取代。人们越来越少和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打交道，中文学科因而陷入“边缘化”的境况。其次，中国语言文学还存在诗意语境溃散的问题，这与当下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市场经济的冲击、大众传媒的卷席以及大众对语言的冷漠密切相关，尤其是诗歌语言，逐渐走向封闭自足的境况。最后，中国语言的人文价值及其教化作用受到质疑。“文革”之后，中国民众对“文革”的反思是否能够促使中国语言与中国民众的人性摆脱暴力与非理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表明，语言内部的问题及其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这也正是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人文学科具有人性化的力量吗？如果具有，为什么它们在黑夜到来之前失败了呢？”[3]77这些都是中国语言文学所存在的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二、重构文学批评的功能

在斯坦纳看来，语言的生存困境问题“后面的观念是：文学批评，尤其是当前与学院派同流合污的文学批评，不再是有趣的活动、负责的活动”[3]序1。也就是说，语言的存在状态与文学批评的功能有着密切关系。文学批评作为语言问题背后的观念，并不是有关语言问题的解答或解决方式，而更多地是对于这些语言问题的产生、解决及反思的一个完整阐释过程。美国作家Amit Majmudar就曾这样评价斯坦纳：“他总是能提出最好的问题，而最好的答案往往是没有答案。……斯坦纳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并非都有确切答案，他只是大胆提出，随后便开始思索。这些思索就是他的洞见，这个问题本身也成为其洞见之一。”[6]因此，笔者认为，斯坦纳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或洞见，就是他的文学批评观。

面对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价值的辉煌体系中诞生出来的语言的自戕，斯坦纳不得不对语言进行重新审视。经过纳粹政权制造的大屠杀之后，斯坦纳认识到，不论是在虚拟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课堂或日常生活中，语言并非其历来所呈现出的样子。语言是人类的产物，而作为人类交流的一种工具，它能够使其创造者达到语言目的，却不论这目的是人道的或非人道的。斯坦纳指出，“语言自身就有一种生命力，一种特殊的吸收和成长的力量”[3]110，“它们可以吸收大量歇斯底里的、没文化的廉价词汇(奥威尔揭露了如今的英语便是如此)”[3]115。不仅如此，即便语言总会发生一些改变，但其内部结构中还残留着诸如谎言、施虐等词汇。对此，斯坦纳认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观点，即“语言是一个巨大的秘密，维护一种语言及其纯洁性的责任，是一种带有象征性的精神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有一种美学意义。对语言的责任，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类的责任……”[3]117然而，这种责任应该归之于谁？斯坦纳认为，既归之于作家，也归之于批评家。

斯坦纳首先重估了作家在面临语言困境时所做出的选择。他说，面对语言出现问题的情况，作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努力使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普遍的危机，从而具有代表性意义；二是选择沉默、流亡甚至死亡。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即是得到普遍感知的典范，她“将明显不可忍受的私人伤害转换成平铺直叙的符号，转换成立刻与我们所有人相关的公共意象”[3]347。这也恰恰是普拉斯重要的诗学主张。而语言虽备受排挤而陷入沉默、无知的境地，但如果语言所需表达的东西是不可言说的和非人道的，那么，作家的沉默、流亡及死亡反而是对语言生命力和纯洁性的莫大维护。斯坦纳指出：“作家是语词的卫士和塑造者，但他不能独力完成。”[3]42这也就意味着，在斯坦纳看来，要重申文学主宰行话的权威性，仅依靠作家的保护和塑造是不够的。在作家之外，文学批评对于语言问题的引导、批判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斯坦纳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家》一文所说：“一种有生命力的批评传统(即使是在论战中的生命力)，不是奢侈，而是严峻的需要。”[3]371斯坦纳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学批评对于语言问题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

文学批评的第一个功能是能向人们表明什么作品需要重读以及如何重读。对于什么作品需要重读，斯坦纳有自己的判定标准，即必须是真正伟大的作品，也就是“文学经典”。这些文学经典的影响并不局限在其所处时代，它们能够与每个时代的读者进行对话。文学批评所要做的正是维系“文学经典”。斯坦纳这样写道：“‘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源于押在神圣事物存在的可能性上的赌注，源于押在赋予这个句子合理性的‘他者’存在的可能性上的赌注。”[7]序8可以看出，斯坦纳认为伟大作品能够激发批评者的想象，对其产生巨大的冲击。而文学批评则试图记录并重构自己受震撼的强大感受，并试图将自身的体验传递给别人，文学批评的最真实洞见也许正是源于这种劝导性尝试之中[7]1。就中国文学批评而言，这一功能已由书评所取代，后者主要是对图书内容、装帧形式等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是读者选书的一个重要参考。不过，有些书评过于主观化、随意化、肤浅化，不利于读者认识到作品的真正价值。要克服这一点，则需要书评家意识到推介和维系“文学经典”的重要责任，以敏锐的眼光来解析作品，并敢于突破利益或人情的规约。

文学批评的第二个功能是沟通。斯坦纳认为，文学批评不仅要监视一个政权是否抹杀或扭曲了作家的作品，破译被毁灭的作品，还应该设法敞开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让文学在多种语言和民族的碰撞交流之中为读者展现更开阔的感受力。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认为，理想的批评家应该是理想的读者。斯坦纳认同利维斯的这一观点，指出“批评家像艺术家一样需要公众，甚至更需要公众。没有公众，理想的阅读行为，用批评的感受力重新创造艺术品的努力，注定变成武断的印象或说教”[3]259，文学批评应该加强与作品、与公众的对话和沟通。斯坦纳不赞成利维斯狭窄的民族性和时代观，指出批评家不应该固守于自家的文学领域，应关注外国文学、理解并阅读新作品。斯坦纳承认，批评家往往是过着二手生活，是“后来者”。在中国，类似的看法也比比皆是，有人甚至把批评家看作是作家的附庸者和寄生虫，为此，批评家经常陷入“失语”“无声”的尴尬处境。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常常难以与作者进行沟通，批评活动被孤立起来。中国文学批评该如何“发声”，重拾话语权和影响力，如何彰显自身特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其前提，是必须打破文学家与批评家的隔阂和对立，通过对话来增强彼此的认知，使文学与文学批评形成良好的互动。

第三，批评应关注对同时代文学的判断。斯坦纳认为，人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并非是一个平常的时代，而是经历过大规模战争和恐惧的时代，正在非人道的压力下前行的时代。历史的教训不得不要求人们改变自身的思维意识和社会认知，重新思考语言、文学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批评家对同时代的艺术有着特殊的责任，他必须从文学技巧、文学风格、文学意义、现实指向等方面将同时代文学与近代文学进行比较，对同时代的艺术贡献进行追问。这一批评功能所要达到的效果，是利维斯所呼吁的具有人文活力的社会秩序。虽然文学批评并不能够真正解决语言的困境，但“这意味着我们要尽量严肃对待伟大艺术得以传承的神秘奇迹，尽量严肃地从我们自身的生命中给出答案”[3]序3。中国文学批评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尤其是在当下大众文化泛滥的情况下，文学批评有责任对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避免斯坦纳所担心的让琐碎之物成为高深学问、抹杀了艺术作品本身等后果，展现出关于文学判断的精确性与鲜活的个性体验。

总体而言，语言困境并非是短暂存在的，人们不能任其自我猥琐、衰败，不能任其沦为非人道、极权主义的服务工具，必须发挥作家、批评家与读者的共同力量，来引导语言逐步走出困境。

三、建立一门语言哲学

在重建文学批评的功能过程中，斯坦纳希望他的文章能够暗示出建立一门“语言哲学”的目标，因为在斯坦纳看来，文学批评要真正发挥其功能，就必须让文学置身于包含更大语言本质、具备更强的现实观照性的语言哲学中。他认为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够把握语言的多重本质和流变，切实地以现实为观照点来维护和保持真正人类意义的、人道主义的语言秩序。当然，斯坦纳对语言哲学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他只是从一些大师的思想资源和某些学科的方法结构中寻找思路和灵感。他发展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和赫尔德对语言哲学的理解，认为语言哲学虽然必将转向细致的文学研究，但语言哲学应该让文学处于更大的语义、形式和符号交流的结构之中。同时，语言哲学也会按照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将哲学视为最严谨的语言，拒绝想当然的意识。可见，尚处于创作早期阶段的斯坦纳尚未对“语言哲学”产生清晰而完善的构想。

在1978年出版的《海德格尔》一书中，斯坦纳对语言哲学则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他提到：“语言哲学和关于哲学的语言充其量只能够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它们企图‘跳出’或超越讲话者自己的影子。这种跳跃和超越正是海德格尔的根本方法和鹄的(他称之为‘克服形而上学’)。”[8]54斯坦纳进一步认识到，语言哲学正是努力让人类致力于超越自我意识的圈子，而逐渐关注到他者的存在和理性语言形式。不仅如此，斯坦纳对于语言哲学研究领域的划分也更为明细和深刻。他把语言哲学分为三个研究领域：其一，以人为主题、或以人和国家的关系为主题的悲剧作品；其二，语言的多重本质及其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单种语言内部或多种语言之间互译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问题；其三，对某些相互作用问题的系统阐述，包括艺术成果、哲学成果同科学成果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这种互渗关系与20世纪野蛮极权主义的关系[8]56。这三个研究领域的划分，是斯坦纳对自己的语言哲学所作的一种较为宏观的诠释。虽然尚不能将其作为语言哲学的构成因素，却能从中发掘出他提倡的语言哲学所不能脱离、否认的理论基点、发展观念及最终走向。

首先，语言将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和基础。斯坦纳说道：“语言是人独特的技艺；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3]序5这与海德格尔的观点一致。斯坦纳说：“对于存在的任何一种严肃追问(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本真的个人或公众的天命)，必须以对语言的思考作为其出发点。彻底的洞见必须深入到各种语词的词根。”[8]95这表明，语言在显示存在时是独特而多样化的。斯坦纳对语言的重视，正是要将语言拉回到人文领域中心位置的尝试，是为语言的边缘化、沉默及其衰败进行的抗争和挽救。要保持语言的核心位置，使语言具有生命力，就必须在语言创作阶段赋予语言以强大的活力。正如斯坦纳在《托马斯·曼的〈菲利克斯·克鲁尔〉》一文中所言：“不同的语言塑造出不同的世界。更何况，一个真正重要的作家，总是从人类共同的采石场中锤炼出自己的语言。文学风格就是语言中的语言。”[3]312由此，人们才能敲打出自我的定义，才能从死亡中诞生出新的机会，才能在沉默中重新发声。

其次，语言内部及其与相关各领域的交流将是语言哲学的发展模式。为了更好地传承人文价值，继承古典遗产，使人文学科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斯坦纳一方面主张进行比较研究，吸收不同语言的活力，以此迫使人们触及生活的轮廓，触及思考、感觉，设法找到语言、文化、社会甚至人自身的出路；另一方面，呼吁人文研究中的现实关联性，避免过于投入到语言所创造的虚幻体而削弱对真正现实和需要的感觉，而应该让人文主义、文化交际以及历史现状处于共生与互动的模式。这一因素与文学批评的沟通功能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在语言哲学建构的语言内部、外部相互打破隔绝状态，文学批评才能真正地起着沟通的作用。

最后，语言哲学将回归人文主义家园。不论是语言、批评还是语言哲学，其最终的回归点都应该是以人文主义为核心观念的现实和精神居所。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后记》中提出，同一时间，却有不同的时间体系，它们之间不存在有效的类似或沟通，但重要的是，“发现当时死者和生者的关系，发现他们与我们的关系；尽可能像在记实和想象中那么精确地定位与大屠杀相关的同代人或幸存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无知、冷漠、共谋和帮凶”[3]179。人类被暴露于残酷现实面前时，往往缺乏勇气表露人文素养中的正直、优雅、智慧和理性；纳粹分子走上非人道的路途上时，或许并非真正缺乏人性和人文素养，而是缺乏对残忍、疯狂、暴力的节制和感知，缺乏人性与非人道意识的内在对话与抗争。语言哲学应该给予人类有价值的人文素养，给予人类实践人文价值观念的勇气以及与非人道意识形态对抗的正直与理性。

斯坦纳之所以用“回归”来描述语言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因为它与犹太人的流散宿命相关联。斯坦纳在回忆录中写道：“……介入或许是我们的使命，以提醒我们的同胞们，所有人类都必须学会如何成为彼此的‘生命过客’。没有一个社会、地区、城市、村庄，是不值得改进的。同样的，如果不公不义或是野蛮行径主导一切，那么没有一处不值得离去。”[4]71事实上，被迫离开非人道的居所恰恰是为了寻找拥有人文关怀的家园，因为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仅仅只是犹太人，只是他们“可能成为一种宝贵的刺激剂”[3]176，促使人类更有意识地回归人文主义家园。

笔者认为，斯坦纳的语言哲学具有理性化、模糊性特征，它的建立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尽管如此，中国学者仍能从中得到启发。语言哲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对于一切的语言现象，都应有一个强力而主导的普遍共识来做参照。中国当下的语言文学之所以越来越显得突兀而不合时宜，与中国社会日益缺乏表现文学性或艺术性的合适语境密切相关。语言的民族性特征被淡化，其魅力大打折扣；语境亦被当下盛行的娱乐性所取代，艺术气息和情怀逐渐丧失；大众也在传媒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感知语言艺术的耐心和兴趣。面对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中国语言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不能对其进行纵容或庇护，而要努力保存和彰显语言的魅力，逐渐唤起中国民众对于语言问题的兴趣和共识，让语言、作者、批评家与大众都参与语言文学中来，处在一个相互对话的共同体中。

四、结语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中的文学批评观繁杂而深刻，不论是对于语言生存困境的阐述、文学批评功能的重新建构，还是呼吁一门语言哲学的建立，都为读者呈现了语言的多重本质、不同形态及其人文追求，深刻地透析了语言、文学与非人道这三者的复杂关联和相互作用。他对现实敏锐的感受力，对作品透彻的评析以及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使他的文学批评观具有更深层的蕴含和启示。对于斯坦纳的贡献，《语言与沉默》一书的译者李小均曾这样评价：“作为当代文化版图上最具原创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探讨了人类创造性的秘密、语言的力量及其限度、艺术和神学的关系、现代文明的伦理前提……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英语世界推销‘中欧人文主义’的成就，从而‘重铸了批评家的角色’”。[1]确实，斯坦纳对于人文主义的推崇及其自身所处的人文主义立场，都渗透到他的著作、思想及生命里。他让人们意识到，人不能轻易迷信和固守任何传统的观念，而必须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更新知识和思想，以理性、批判、反思的意识去面对现实，建构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价值，抵抗虚伪、堕落和非人道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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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mit Majmudar.George Steiner,Last of Europeans[J].The Kenyon Review.2012,34(4)：179.

[7]乔治·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M].严忠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M].李河，刘继，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李天喜)

收稿日期：2016-01-05

作者简介：张李莉(1990-)，女，江西万载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6)02-004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