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浩然

(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关于普及乡志撰修的几点思考

余浩然

(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我国以往所撰修的乡志主要集中在山东和东南沿海的若干省份，普及率很低；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志修撰的相关法规、机构日趋完善，以及地方志学的研究不断发展，我国地方志的修撰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乡镇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为新乡志的修撰输入新素材，也进一步丰富了乡志撰修的内容。运用发生学及文化多样性的相关知识对修撰乡志进行分析，以期对乡志的撰修和普及工作作出贡献。

乡志；撰写；时机；意义

地方志是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书籍文献，一般包括书志和年鉴两部分。我国地方志写作历史悠久，成就突出，但从编撰体系上看，一般都是从省志写到县志为止，不再继续向下拓宽了，只有少数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地区，如山东和江南诸省有修撰乡志的传统。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乡志撰修工作却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据中国地方志工作指导小组统计，截至2011年，我国乡镇地方志共计3 663部，乡志撰修进入兴旺阶段。

1 普及乡志撰修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我国乡志撰写的历史并不短，学界普遍认为，我国乡志撰写兴起于宋朝，最早的一部乡志是常棠所撰的《澉水志》，但有宋一代，保存下来的乡志只有四部，除了《澉水志》外，还有梅尧臣的《青龙杂志》、沈平的《乌青记》和张即之的《桃源志》[1]，这远不及明清兴盛。据有关学者考证，明代乡镇志共有53本，现存16本，清代有记载的乡志数量为318本，现存208本[1]；乡志产生并兴盛于这三个朝代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的，是当时历史条件和方志发展规律的交融的产物。

早期撰修乡志的条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2]

首先，宋、明、清三代都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富庶的朝代。社会经济发展是对文化兴盛的必要支持，这也反映在我国所谓“盛世修书”的传统上，山东和江南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富庶之地，也是文教兴盛地区，为地方志撰修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支持和人才资源保障。

其次，三代的文化氛围也各有特点，宋朝给予了文人前所未有的优厚地位，激发了文人的创造力；在明清两朝，由于文化专制政策的限制，文人倾向于总结文化传统，出现了很多图书集成，比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乡志的新兴与发展受到文化氛围的影响，它兼备史学和文学的特点，是对地方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总结，而且从写作特点上看，其编修工作既需要讲究一定的技巧，也有赖于一定理论指导，这与文化氛围息息相关。

最后，三代的修史机构十分完善，对乡志撰修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地方志修撰一般都是政府主导修撰，专职修史机构始设于唐朝。北宋神宗熙宁以前，置史馆，设修撰、直馆之职。明朝的修史机构则由翰林院兼掌，置各级史官负责修史。清入关前，修史机构系“内三院”之一，康熙九年，废内三院而设置内阁、翰林院，各司其事。翰林院下置国史馆、起居注馆，设各级史官，修实录、史、志、起居注。

新中国以来的乡志则为官修新时期的乡志，写作方式则向县志、市志的范式靠拢，在成书比例上更加规范，在国内良好的环境、充足的人才储备和完善的政策体系等因素的支持下，上述要素反而更加具有活力。

1.1 修志机构和法规的完善 旧志的纂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缺乏一个长效机制，新中国成立以后修志的机构和各项工作条例日趋完善。我国很早就建立地方志办公室，从中央一直到县都有专门的方志修订机构，乃至到乡镇一级也有与之有交集的文化部门，机构的连贯性加上其他职能部门的配合，促成了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轮修志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也为我国乡志撰写积累了经验，锻炼了一大批方志编修人才。

专门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对方志纂修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早在20世纪末期，国务院就曾经面向全国发出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修撰工作的领导报告〉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修撰工作的通知》，但两个政治文件在效力上明显不如法律法规。到了21世纪，四川、山东两省率先出台了两地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国务院也于2006年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随后，诸多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制定了各地地方志工作条例，从而地方志撰写有了专门的法律指导。

专门机构的设置和专门法律的出台，使得新时代的地方志撰写具备了完全不同于旧时代地方志的性质和旧时代地方志不可能具备的写作优势。虽然当前的条例中都没有把乡志列入地方志编修写作范畴之内，但就乡志撰修的条件而言，这种制度上的优势是不能不考虑的。

1.2 方志学研究的成就 首先，方志学专业创立并不断发展。据沈松平先生考证，[3]沈松平. 方志学专业建设在国内高校的历史回顾、框架设计及未来走向[J].中国地方志，2014年(8)，38-39页.我国地方志专业的学历教育开始于1985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的“方志学干部专修班”，当时对于参加学习的学员颁发地方志专业的大专毕业证书；我国目前唯一的方志学专业于设在宁波大学，从1998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而在个别高校，如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则在历史学硕士中开设了方志学的研究方向。第一轮修志结束后，许多老同志老前辈已经退出修志一线了，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及时为修志事业输送新鲜血液无疑是对方志修撰事业的极大支持。

其次，方志学的研究成果更是斐然。比如对方志学理论研究、对方志学大家如章学诚研究、对方志资源开发、方志机构管理等的研究等，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发表了诸多论文；而中国地方志学会的成立和专门的地方志杂志的创办(比如《中国地方志》，《广西地方志》等)，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平台。

2 撰修乡志适应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需要

乡志编著的快速发展，除了受到学术传统的影响和现有的文化条件的促进外，经济的发展为乡志的修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建设的加速促成了乡镇文化的多样化发展，这为乡志的撰修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其普及发出了呼唤。

2.1 人口大幅度增加 地方志的写作往往按照分门别类的方法，落笔之处务必涵盖当地社会生活的主要门类，其对于社会生活的记述实际上正是在反映当时人们的活动。分析乡志修撰的条件，离不开对当前人口数量和人口活动特点的分析；此外我国地方志的写作是以行政单位为基本单元，但这样就忽视了各县区间人口数量的差异，基于人口数量差产生的文化差异就有可能被抹杀，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以安徽寿县为例，在2006年，寿县地区总人口133.2万人，[4]请参见2006年寿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houxian.gov.cn/content/detail/53fe99e527bea6d86c80b2a8.html到了2012年达到了138万人，流动人口约41.5万。[5]请参见《寿县年鉴》(2012年度)：http://www.shouxian.gov.cn/content/detail/53fe99f527bea6d86c80bf9c.html寿县共有25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约5.52万人，这与中西部一些县市的人口数相比也是比较多的，比如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人口只有约32.37万人，[6]请参见来风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laifeng.gov.cn/gov/zjlf/lfgk/2011-11-04/2679.html大致只相当于寿县6个镇的人口。人口的数量虽然不能与文化创造力成正比，但对于文化差异的扩大却是显而易见的。县志提一县之纲要，从写作方法上看不可能太过松弛，而要杜绝前述现象的产生必须依赖新资料的编写加以补充，因此修撰乡志是个可行之举。

2.2 小城镇建设逐步发展 按地方志的写作习惯，县志最主要是围绕两个对立关系展开，首先是社会阶层中“农民-市民”的二元结构，在古代社会有王法不下乡一说，地方治理很大程度上依靠乡绅，县志中记载是合适的；其次是市场体系中“市镇-农业”的关系，当前我国小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丰富了乡镇社会结构的层次性和体系特征。县志记录的“县—乡”社会结构，与当前“乡—村”结构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具体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来看。

首先，相对独立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与完善。经济格局与经体系不同，经济体系是指一群经济个体之间具有相互联系关系，个体间的通货可以互相兑换，任一个体的变动都会对总体造成影响；经济格局则是指社会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形式，对于产业结构分布特点的一个直观描述。在我国大部分县市不具备独立的经济体系，但是通过规划，很多地区的经济格局却是别具一格。以寿县为例，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当时寿县县委提出了主旨为“在寿县南部依托新桥机场，重点建设新桥产业园；北部依托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南工北旅战略，并沿用至今。这样充分运用区位优势形成的别具一格的经济格局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比之独立的经济体系应该说是异曲同工，可以想见，基于南部工业发展起来的乡镇和基于北部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起来的乡镇，在社会风貌的差别是明显的。

其次，乡镇地方组织建设也在逐步发展，增强了乡镇政府的自主性。新世纪以来，乡镇一级政府的自主性得到了改善，比如说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开始逐步进行定期调整，乡镇还增设了政协主任，使得乡镇的干部制度逐步完善；同时，村民自治逐步发展，老百姓对参与政治事务的了解和热情都有了提高。

新经济格局的打造和基层组织建设的稳步运行对于打造地方精神和区域认同有着极强的塑造作用，对促进其独立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忽视这些新变化也就忽视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差异性；况且，地方志写作不仅仅有存史料的作用，还有为后者鉴的作用，这在当代尤为意义重大，即所谓“明目达聪之助，以扶大一统之治”；当前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于后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此时修撰乡志对于后来者的学习借鉴的作用也是积极的。

2.3 文化变迁加快 乡志文化变迁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新常态，这在全国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加快，具体来说如交通更加快捷，人才大量涌现，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等。交通的更加快捷促进了各地间的文化与交流；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保障了人才队伍建设；而现代科技因素的介入，诸如网络传媒等因素的介入引发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些问题在很多地方都存在，文化变迁的快速发展同样带来了对文化内容的破坏，例如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就面临的传承人断代，文化内容流失，文化空间被破坏等问题，收集和整理文化现象成为当前文化工作的重要一环，这其中，乡志因其“存史”的功能而有着大有可为的发挥空间。

而有些同志认为，现代传播媒介的介入使得地方文化同质性加强，乡志撰写是否还有必要？笔者认为，文化同质性增强并不等同于文化涵化，而是说人们共享文化资源的内容更加统一，传递和储存信息的方式趋于一致，很显然这不代表人们运用文化能力的同步和运用方式的一致。由于知识水平的客观差异和生活环境的原因，不同地区和不同学历水平的人们对相同文化要素的应用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这恰恰丰富了文化的多样性。换言之，虽然文化变迁加快，区域和阶层间的相互借鉴加深，大量的文化同化涵化现象出现，但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却没有理论上必然的冲突。我们看到的是，文化传统的不断变化，文化差异在代际间拉大，这都需要发挥乡志存史料的功能。

3 撰修乡志是对方志体系的完善

“存史、资治、教化、兴利、科研”是地方志的几项主要功能，也是我们编撰地方志的目的所在。从对志书体系的继承来看，加强乡志修撰有助于对志书体系的完善，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3.1 对文史材料补充 胡乔木同志就曾经指出：“市志跟它所辖的县的县志怎样分工，好像没有说清楚，如果是一部完整的市志，它就不得不把所辖的各县都列在里面；同时，它所属的各县如果又另修志，那么，这两者之间工作怎样衔接，体例上怎样协调？如果处理的不好，会不会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会不会发生重复，甚至矛盾？”[7]胡乔木：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Z].北京：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1986年12月.上一级单位的志书与下一级单位的志书在写作对象不同，写作范式也很难统一，这容易造成一些信息遗漏；同时记录方式的不同也容易造成对一些历史事实的误解；而乡志有助于减少这种失当。因为乡是我国最低一级行政单位，乡志所录用的材料都直接来源于乡土社会，可以有效地避免统计口径的冗杂，保存了许多具有较高真实度的材料。比如乡志可以对具体描述对象进行有的放矢的描述，而这在县志中并不会被采用，比如寿县的安丰高中是寿县两所省级重点中学之一，在寿县教育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县志不会对安丰高中进行太详细的记录，而如果撰修安丰镇志就可以加以发挥，为后来的研究者保存了较为详细的资料，这是对寿县县志的一个有益补充。

3.2 对新撰写体裁的尝试 从乡志体裁上看，乡志的灵活性也为新方志体裁做出了必要的探讨，关于新方志的体裁及其科学性问题，一直都是方志学界探讨的一个重点，旧乡志材料的重要性无容置疑，但其科学性却值得商榷，比如部分乡志撰写时带有宣传色彩和政治化的不良倾向，有甚者甚至堕入为乡绅立传的窠臼；有的乡志由私人撰写，写作时较为随意，难尽如人意。新时期乡志的馔修由国家主导，完全能够保证写作立场的科学性和内容选择的学术性，避免上述弊端。

此外在写作方法上，乡志也可以做出有益尝试。乡志描述的单位很小，涉及的门类也有限，所谓船小好调头，乡志撰修的体裁就有很多思路可以参考，比如对于志书的设立的门类相对独立性强，很难看出具体内容相互间的影响和逻辑关系，对乡志的撰修要注意具体内容间的整合，注意把握个中联系；乡镇的人口少，面积小，经济总量也不大，非常适合做细致分析，而且既便于明确分类又有助于读者理解。此外，乡志的份量必须拿捏好，过大使之宽泛，过小又太过单薄。小乡镇可以合修，比如受制于乡镇文化间的差异性，加上前述人口分布的特点，乡镇财力不足等因素的限制，乡志的修订可以采用多个乡镇合修的方式，修一本若干乡镇的合志既避免了单个乡志较为单薄及重复等弱点，也节省了各乡镇的修书成本。

4 结 语

乡志作为地方志体系的一部分，与县志、市志、省志一样，拥有极好的社会效益；从目前乡志编修现状来看，虽然发展势头很迅猛，但是总体水平依然不高。我国现阶段的农村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既具备了乡志撰修的客观条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乡志撰修的发展之所以显得迟缓的关键是有关部门对于乡志写作的条件和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足，当然在部分地区还要克服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比如乡镇文化人才缺乏，乡镇财政支付能力有限等等。

笔者在本文中所做的分析只是论证了乡志撰修的时机和意义，并没有对撰修乡志的措施和步骤提出建议；这受制于当前乡志编写水平不足以及各地区现实差异，不能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总而言之，乡志编修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是个新鲜事物，高质量的乡志需要对借鉴一些典型经验，也要进行实地分析，这都赖于进一步调研。

[1] 褚赣生.明清乡镇志发展原因初探[J].文献，1990(2).

[2] 楼培敏.发生学方法[J].社会科学，1986(10).

[3] 沈松平. 方志学专业建设在国内高校的历史回顾、框架设计及未来走向[J].中国地方志，2014(8)，38-39.

[4] 2006年寿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DB/OL].[2016-05-20].http://www.shouxian.gov.cn/content/detail/53fe99e527bea6d86c80b2a8.html.

[5] 寿县年鉴:2012年度[DB/OL].[2016-05-18].http://www.shouxian.gov.cn/content/detail/53fe99f527

bea6d86c80bf9c.html.

[6] 来凤县人民政府网[DB/OL].(2011-11-04)[2016-05-20].http://www.laifeng.gov.cn/gov/zjlf/lfgk/2011-11-04/2679.html.

[7] 胡乔木.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Z].北京：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1986.

[责任编辑：杨立平]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YU Hao-ra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Local chronicles used to be compiled mainly in Shandong and south-east coastal provinces, which were not popular. However, since the 1980s, with the perfection of regul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on local chronicles and research on chorography, their compilation has got greatly promoted. The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provided new chronicles with new materials, which help to enrich their contents. This paper takes advantage of genetic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o analyze the opportunity for compiling these chronicles so as to implement this job and its popularization.

local chronicle; compilation; opportunity; meaning

2016-10-08

2016-11-02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少数民族‘文化空间’传承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机制研究——以壮族布洛陀歌墟文化为例”(13YJC850010)阶段成果。

余浩然(1993—),男,安徽寿县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

K292.5

A

2096-2371(2016)06-01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