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冰

(合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601)



巢湖生态文明示范区视域下的生态公民培育研究

苏 冰

(合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601)

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建设和生态公民的培育存在内在统一和耦合的关系，生态公民是示范区建设的主体，通过政治实践、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参与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公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向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示范区建设为生态公民提供了培育的土壤和发展的平台，培育生态公民是示范区建设的内在目的和主要内容。生态公民的培育，需要构建整体性教育体系，强化公民生态意识，培养生态化的思维方式；要注重生态实践，提高公民生态践行能力；要完善公民参与机制，畅通公民参与渠道，拓宽生态公民培育路径。

生态文明；生态公民：培育；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合肥，因水而生、因水而名，是全国唯一环抱五大淡水湖之一的省会城市。2014年7月22日，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被国家六部委列入57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之列。示范区要走出一条生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成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模式。作为实施中部崛起和安徽生态强省战略的新支点，全国大湖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示范区建设被赋予重要的战略意义。

示范区的建设，要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两难困境，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公民是建设示范区的主力军，是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基础。公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极大影响示范区的建设，每一位公民都需要承担生态责任，履行生态义务，培育“生态公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0世纪中后期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这一世界性难题，传统的自由主义公民理论和共和主义公民理论遭遇许多挑战和难以解决的问题。走出这种困境需要对传统的公民范式进行整合，以新的公民范式应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全球生态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激发了公众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主体意识，强化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权利、责任与义务的认知，增强了公众参与生态实践的动力与自觉性，从而推动了生态公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生态公民是“以传统的公民权、政治权与社会权为基础，以树立生态意识与履行生态责任为核心，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为基本特征，不断推进公民权利与义务由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由社会向自然、由代内向代际、由民族国家共同体向世界范围的拓展和深化”[1]25的“绿色公民”。生态公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和源泉，为生态文明提供主体的支撑。

1 生态公民培育和示范区建设的关系

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作为 “示范”的巢湖生态示范区要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的“典范”之路，需要通过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对工业文明之路进行扬弃，转型和提升。生态公民作为顺应生态发展的规律， 通过自己的主动积极行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生态人”，是对精于计算，肆意索取的“经济人”的反思和超越。二者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和一致性。生态公民是示范区建设的主体，是示范区建设的前提条件，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确立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全新关系；另一方面，示范区建设又为生态公民提供了培育的土壤和发展的平台，培育生态公民是示范区建设的内在目的和主要内容。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1.1 生态公民是示范区建设的实践主体

生态公民作为示范区建设的主体，是指在示范区建设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身本质力量的外化，即生态公民以其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参与示范区建设。如果承担示范区建设的主体不是具有生态意识，环境权利和义务意识，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生态公民，而是只顾短期利益、肆意掠夺和占有自然资源、而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人”，就无法推进示范区建设。生态公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实践主体”“生产实践主体”和“生活实践主体”[1]109，在示范区建设进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1.1.1 生态公民是示范区建设的政治实践主体 首先，生态公民作为政治实践主体通过参与政府环境政策制定和监督环境政策执行，以提高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使政府在有关生态环境的公共决策更加符合公众的长远利益。其次，生态公民通过发挥主体意识，在积极主动开展环境及社会管理，自觉执行和实践公共决策过程中，促进公民生态环境权利和保护生态环境责任的实现。公众的生态环境权利包括环境资源使用权、环境信息知情权、环境意见表达权、环境决策参与权、环境政策监督权和环境侵害请求权等。生态公民在实现和维护自身生态权利的同时，也在积极自觉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也意味着以各种形式捍卫和实现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文明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将会得到切实有效的构建。

1.1.2 生态公民是示范区建设的生产实践主体 在示范区建设的进程中，生产主体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都需要契合生态文明建设方向和路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企业是社会最主要的经济主体，为社会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带来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包括原材料与能源的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物的排放。因此，企业在实现利润同时，还应当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企业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采用绿色技术，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减排，降低资源消耗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产品成本；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主动进行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处理。企业应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和生态保护意识，强化企业员工生态责任意识，自觉承担环境保护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1.1.3 生态公民是示范区建设的生活实践主体 文明的样式与人类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它既表现为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也是人一定的生活方式的结果。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文明转型的重要因素和推动力量。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人的生长方式和人自身的需要满足与实现方式”。也就是说，生活方式是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选择，即人们为满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需要而从事活动的方式。消费作为人类生产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实现过程，消费方式是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是一定生活方式的反映和体现。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总体上是生存性消费，人们保持着一种相对自足的生活方式。工业文明时期，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高消费被推崇，挥霍型消费、奢侈型消费和炫耀性消费为代表的“生态破坏型消费”占主角。“这种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必然使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恶化和失衡，造成精神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2]575从根本上变革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实施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生态化转向，倡导低碳生活，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消费行为引导着生产行为，当生态公民践行“环境美德”，自觉实践对环境友好的消费行为时，当消费者自觉抵制一次性物品的使用，选择符合清洁生产流程和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时，生态文明已经在打破工业文明的范式，悄然萌生。

1.2 示范区建设锻造和培育生态公民

1.2.1 生态公民培育是示范区建设的内在价值目标和主要内容 生态公民作为示范区建设的实践主体，对示范区建设具有“工具”和“动力”的意义。同时，生态公民培育又是示范区建设的内在价值目标，是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目的的意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并被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是某种固定的状态，而是人的本质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动态的和发展的角度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性，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是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的阶段。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最终离不开自然、人、社会三者的和谐发展，人最终成为具有生态维度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理想目标的“生态公民” 是具有生态理性、整体思维、系统思维与和谐理念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尊重自然规律，注重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3]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理想和理想状态中的生态公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把培育生态公民作为主要的价值目标和重要的内容，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理念。

1.2.2 示范区建设推动生态公民的培育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的发展进步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生态公民一方面固然是有待实现的理想化目标，另一方面却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历史生成着的现实的“公民样式”。作为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体，每一个公民不可避免受到社会实践和制度体系的影响。制度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激励、引导、调整和强制人们的行为，因此，示范区建设的实践和制度体系的构建推动和影响着生态公民的养成。示范区在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构建一整套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框架。制定示范区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示范区资源的使用、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民主制度和监督机制做出整体性的安排，建立科学有效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测量标准、考核手段和奖惩机制。通过制度安排明确个人、企业、政府等各种生态责任主体在法律制度上的地位；增强各类主体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意识，限定公民所享有的生态权利和必须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规范人们的各种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鼓励和引导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平衡。通过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完善和实施，逐步将外在的制度强制转换为公民内在的意识自觉，从而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转化为人们的共识，进而实现公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生态化转变。

2 生态公民的培育路径

示范区所代表的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扬弃，它不是少数人的乌托邦，而是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不可能也不会因为“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存在而自发产生，它需要全社会生态实践的推动，依赖于公民的生态意识与生态践行的统一。因此，生态公民作为示范区建设主体，实现其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全方位生态化转型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2.1 构建整体教育体系，形成生态化的思维方式，强化公民生态意识

思维方式“是按照一定结构、方法和程序把思维诸要素结合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思维) 运行样式”[5]。它本质上是人们实践方式(存在方式)在观念上的一种反映，并对人的现实的实践方式首先是生产方式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思维方式的生态化是指“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性的生态理念，来改造工业文明尤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反生态思维，使之转变为同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化思维的动态历史过程”[2]87。生态化的思维方式根结底是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相适应的，在这一过程中，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新的思维方式——生态化思维方式渐趋形成。这一新的思维方式为公民生态意识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生态意识是“基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科学认识而产生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系列观念、心理和行为的总和”[6]，作为一个具有多重维度的复杂概念，它在内容方面既有理论层面的生态认识，也包括实践层面的生态情感、生态意志和生态参与等。生态化思维方式和生态意识作为一种观念力量，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是一种有效的引导机制和制约机制，激发着人们的生态理性，约束人们的具体行为，对人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乃至文明样式的生态化转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公民思维方式的生态化转向和强化公民生态意识的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生态化的思维方式和生态意识的确立对生态实践有强大导向作用，对示范区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对示范区内重大项目的论证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完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构建示范区内企业责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强化企业生态责任；树立公众低碳生活和绿色消费观念也有巨大推动作用。

生态化思维方式的培育和生态意识的养成应面对示范区内全体公民，作为一项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整体性、社会性的系统工程，要注重社会各界的联动，利用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和媒体五种渠道形成合力，协同运作，相互配合。将家庭的启蒙作用，学校的主导作用，社区的渗透作用，社会的引导作用和媒体的宣传作用协调统一起来，构建一个系统的整体教育的格局。公民生态意识的养成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网络媒体对公民生活全方位的介入，必然对公民的观念和意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培育公民生态意识要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强大辐射作用，利用其快捷性、开放性、交互性、超容量、多媒体等优势，拓宽生态宣传教育平台。首先，以示范区建设为主题，推出精品网络专题。如合肥在线网推出的大型网络专题《水润合肥》，对示范区的宣传和公民生态意识的引导起到较大的作用。专题以多种形式的精美图文、图表和视频，清晰、准确地表达示范区建设实施的全景，立体展示了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实施过程以及取得的成就，集中展示了示范区建设的“总战略、总治理、总布局”，向公众生动地解读了示范区“是什么，怎么做，如何保护”。其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移动终端，以微博、微信和APP 等方式，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图文和以巢湖生态保护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及纪录片等方式，倡导人们爱惜环境，宣传生态保护知识、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

2.2 注重生态实践，促进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生态化转向，提高公民生态践行能力

生态公民是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的统一。生态公民的培育不只是意识、观念、思维方式的培育，更重要的是应该包含践行的环节，是一种实践探索过程。生态实践是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实践方式，作为对传统的实践方式的解构和超越，是使人类摆脱环境危机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实践方式，它要求人们摒弃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建构有利于人与环境共存共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使人们在生态实践中认识问题、参与行动，实现意识培育与实践践行的有机统一。

生态实践要求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科学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示范区要走出一条“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可循环、高效益、可持续”的绿色道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减少巢湖污染源头，从根本上控制巢湖生态环境的恶化，实现示范区的科学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生态化道路，控制土壤污染、农业生产的面源污染，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加大农业循环综合利用；坚持制造业结构调整的高端化方向，转型升级优势主导产业，推动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延伸；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太阳能光伏、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规模化，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严格资源节约和环保准入门槛，降低工业点源污染；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坚持高端转型和培育新兴业态并举，发挥近湖区域的生态资源优势，发展壮大特色旅游产业，打造环巢湖特色旅游示范地。

生态实践要求人们践行生态化的生活方式，摒弃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选择更能体现人的本质，注重生活质量的生活方式。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工业文明时代“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摒弃生态破坏型的消费方式。倡行“对自然生态结构、功能无害(或较少有害)的消费方式”[7]，这种消费方式倡行适度消费，反对过量消费，使消费“合度”；倡导绿色消费，反对不当消费，使消费“合宜”；力行文明消费，反对奢靡消费，使消费“合道”。消费方式的生态化转变引导着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是示范区建设最基础的条件和保障，也是生态公民培育的重要内容。因此，应弘扬生态消费的理念并使其深入人心，倡导适量消费、绿色消费和文明消费等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让适量消费、绿色消费、文明消费成为消费主流和时尚，让人人通过自己合度、合宜、合道的消费取向和行为，参与到示范区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来。

2.3 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拓宽公民参与渠道

示范区建设中的公民参与包括三个层面，除上述提到的公民对于环境宣传教育的参与和通过自身的生态实践参与之外，还包括通过发挥公民民主监督作用实施的政治参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不仅是环境民主的重要表现，也是实现公民环境权的重要保障”；[8]能够强化公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公民生态权利与责任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拓宽生态公民培育路径。同时，公民参与有助于在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增强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还有助于能够弥补行政监管力量的不足，帮助环境监管部门及时了解和获取各类信息，及时制止和处罚环境违法行为。当前，公民参与方式主要包括通过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参与政府决策咨询；通过信访渠道提出诉求；通过大众传媒进行表达和监督；通过社会团体( NGO)表达政策倾向等。虽有上述多种公民参与的途径和方式，但在现实层面，公民参与依然存在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公民参与范围不全面，公民参与制度缺乏规范性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拓宽公民参与渠道，从制度层面规范公众参与方式、途径和程序。

首先，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民知情权是参与示范区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基础，在信息公开的形式、载体等方面应采用便于公民知悉的方式，如报纸、电视、政府网站和专题网站等，对示范区建设和水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项目审批、日常监管和污染源监管信息、案件处理、水质监测状况、重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等信息公告公示。其次，完善公民参与机制和渠道。吸纳专家、学者参与立法和决策，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为立法、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提供支撑；拓宽和畅通公民参与渠道，通过12369环保热线、市长热线、政府网站和信访工作等方式，建立和健全公民话语表达机制、监督机制和反馈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的规则和程序，在参与时间、阶段、方式和组织程序等方面，出台更为详细和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和技术规范。第三，重视和发挥环保社团组织的作用。环保社团组织在提升公民生态意识、促进公民生态实践、倡导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维护公民环境权益、参与政策制定与实施、监督企业环境行为、促进环境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连接政府、企业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培育生态公民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要更好发挥环保社团组织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在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方面应该为环保社团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更有利的政策支持，为环保社团组织开展生态实践提供制度支持；拓宽其资金来源的渠道，为其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环保社团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水平。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探索多样化的活动方式，成为公民生态环境利益代表，为生态公民广泛参与和自我教育提供重要平台。

[1] 徐梓淇.生态公民[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 刘湘溶.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杨通进．生态公民论钢[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9)：13-19.

[4]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翻译局，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56.

[5] 李秀林，王于，李怀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98.

[6] 刘海霞，宋秀葵．生态意识: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系统[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1)：51-55

[7] 曾建平．消费方式生态化的价值诉求[J]．伦理学研究，2010(5)：89-94

[8] 范俊玉．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25-29.

[责任编辑:李 军]

On 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Citizens in View of Chaohu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SU Bing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Chaohu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citizens are both unified and integrated. Ecological citizen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demonstration through politic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practice, are the main part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nstruction. The ecological diversion of the citizens’ mode of thinking, values and ways of life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monstruction area construction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and stage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ose citizens. Cultivating ecological citizens is the inherent purpose and main content of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nstruction, which needs to build a holistic education system, strengthen citizens’ ecological awareness so as to cultivate their ecological way of thinking.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ecological practice to improve citizens’ practical ability. The mechanism and opened channel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so as to broaden the path of ecological citizenship cultiv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tizen; cultivation; Chaohu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2016-08-21

2016-09-20

2016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研究项目“生态强省视域下的巢湖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研究” (2016CX066) 、2014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强省视阈下的安徽生态文化建设研究”(AHSKY2014D77)、2016年安徽省高校社科联三项课题“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生态公民培育机制研究”资助。

苏 冰(1975— )，女，安徽宿州人，合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文明。

B82-052

A

2096-2371(2016)06-0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