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霖

(南方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后马克思主义批评视阈下的底层人物：论近期英美作品中的“新仆人叙事”

杨晓霖

(南方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510515)

摘要：后马克思主义批评是后现代语境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新的批评需要的升级版本，它依然以阐释文学文本中的阶层对立为主要议题，但与女性主义、族裔主义、酷儿文化以及后殖民主义结合更加紧密。这一批判工具适用于阐释以仆人为第一人称叙事者或第三人称聚焦者的“新仆人叙事”。本文以多个当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新仆人叙事”为研究对象，采用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其在后现代视野下的创作模式进行阐释，揭示当代“新仆人叙事”与传统仆人叙事在叙事策略和叙事话语方面的显著区别。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批评；新仆人叙事；近期英美文学作品

0引言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兴起，“仆人文学”已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2005年西方文学权威期刊《文学解释理论》(LiteratureInterpretationTheory；LIT)专刊探讨了“文学中的仆人”这一主题。现有文献中不乏研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和经典作家作品中的“主仆关系”(Master/Mistress vs. servant/maid)的著述，前者包括罗宾斯(Bruce Robbins)的《仆人之手：来自楼下的英国虚构故事》(TheServant’sHand:EnglishFictionfromBelow，1986)、本涅特(Mark Thornton Burnett)的《文艺复兴戏剧和文化里的主仆》(MastersandServantsinRenaissanceDramaandCulture，1997)、希尔(Bridget Hill)的《十八世纪历史与虚构中的仆人》(LiterateandLiteraryServantsinEighteenth-centuryFactandFiction，1996)等；后者比如英尼斯(Sherrie Inness)研究伊迪斯·华顿(Edith Wharton)小说中的家仆(Loyal Saints or Devious Rascals: Domestic Servants in Edith Wharton’s Stories “The Lady’s Maid’s Bell” and “All Souls”，1999)，纳什(Julie Nash)研究玛利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作品中的仆人(ServantsandPaternalismintheWorksofMariaEdgeworthandElizabethGaskell，2007)，泰特勒(Graeme Tytler)研究《呼啸山庄》中的主仆关系(“Masters and Servants in Wuthering Heights”，2013)等。

然而，总体看来，已有文献极少探讨近年来出版的“新仆人叙事”(Neo-servant Narrative)作品。本研究将以仆人为第一人称叙事者或第三人称聚焦者的作品称作“新仆人叙事”，以1990—2014年间出版的多部新仆人虚构叙事作品为研究文本，采用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工具，对仆人叙事在后现代视野下的创作模式进行分类阐释，揭示当代“新仆人叙事”与传统仆人叙事在叙事策略和叙事话语方面的显著区别,探讨“新仆人叙事”如何通过赋予多重边缘身份的仆人以话语权，凸显仆人群体在更复杂的主仆关系中的身份政治，改写西方“仆人史”。

1后马克思主义批评

后马克思主义批评(Post-Marxism Criticism)是后现代语境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适应新的批评需要的升级版本。它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哲学基础上，旨在对文学文本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和研究。与强调阶级对抗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女性主义、族裔主义、酷儿文化以及后殖民主义结合紧密，更倾向聚集于当代西方社会语境下文本或话语所反映的族裔和阶层文化心理、对所表达的性别和性倾向的生态阐释以及不同阶层位置的读者的认知和阅读过程等，是更符合当代现实语境和研究需要的文本分析工具。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仍为阶层文学批评工具，用以分析包含有阶层关系的文学作品，但它认为社会对立不再单纯地表现为阶级对抗，这种阶层关系更隐秘地藏身于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等关系背后(Goldstein，2005：55)；对抗空间也不集中于生产场所，而是更分散地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各种多元化场所，甚至酒吧、博物馆和商场等后现代非场所(non-place)之中(Augé，1995：79)，因而，它更倾向于研究“非工人资本家阶层对立”的文学作品。

仆人与雇用其进行劳动的主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对非常特殊的劳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在非生产场所的私人生活内部，这正是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谓的阶级对抗破碎化和散点式的场所之一(Howarth，2014：63)。主仆关系是处于家庭内部的社会阶层关系(household hierarchy)。这是一对悖论性的依存关系，没有仆人就无所谓主人，没有主人也就无所谓仆人(Helbroner，1981：36)。仆人是社会底层结构中与上层人物距离最近、接触最频繁的反差群体，因而成为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戏剧，勃朗特、奥斯汀的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仆人偶尔作为主要人物出现在所谓的“情色文学”或“小文学”(Radford，2009：1；Steere，2013：1)作品中，但在后现代主义之前的正典文学作品中，他们几乎千篇一律地成为虚构作品中上层人物生活的陪衬或名人传记作品里的注脚人物。然而，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创作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在近年来出版的“新仆人叙事”中，仆人的主体地位通过被赋予话语权得以凸显。

一些具有后现代意识和解构主义视角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唯物女性主义(materialist feminism)理论，它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白人社会阶层问题和女性主义侧重白人女性身份问题的局限，再现白人女性阶层压迫之外的少数族裔女性、殖民地女性、第三世界女性所遭受的多重歧视(Landry & MacLean，1993：229)。然而，在我们的语境研究下，“仆人”不局限于女性，“仆人”可能指的是作为社会文化边缘人物的男性，如莫妮卡·张笔下的越裔同性恋家厨阿滨。因而，唯物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无法满足我们的“新仆人叙事”研究需要，只有完全打通族裔人种、东方西方、女性男性、同性恋异性恋疆界的后马克思主义阶层批判理论才能更全面地解读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仆人叙事”。

2“新仆人叙事”

“新仆人叙事”指以仆人为第一人称叙事者或赋予西方马克思主义视角和思维的第三人称作品，这些作品的叙事者或聚焦者都带有非常强烈的阶层意识。新仆人叙事属于“底层人物叙事”，通过赋予下层阶级人物话语权，这类叙事开创了构建另类社会关系史的可能性。这里的“新”一方面指的是当代新出版的作品，与传统上以仆人为人物的作品相比，它们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显著的新特点；另一方面指的是除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家仆和仆役之外，虚构主体还涉及20世纪以来出现的新式家庭厨师、家庭文书(打字员)等有一定文化修养和一技之长的“新仆人阶层”(newly literate servant classes)。

被赋予叙事权和聚焦权的仆人颠覆了传统的话语地位，原本生活在传统作品中上层人物的影子和话音里的人物反客为主，讲述自己与主人之间的故事。这些将“仆人作为叙事者或聚焦者”的当代作品与将仆人作为人物的传统文学作品在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和叙事话语等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首先，在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新仆人叙事”是一种主体间“关系叙事”，更强调仆人和主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比传统上与仆人相关的故事要更注重两个主体间关系的维系和变化，而非只是重点讲述其中一方的故事；第二，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仆人叙事”倾向于采用多视角叙事模式，要么展现主人视角，同时也再现仆人视角，如费什(Laura Fish)的《奇怪音乐》(StrangeMusic，2009)和斯托科特(Kathryn Stockett)的《相助》(TheHelp，2009)等；要么展现多名仆人的叙事视角，如阿特伍德(Margaret twood)的《珀涅罗珀记》(ThePenelopiad，2005)在女主人的述说中插入12位女仆不同形式的自述；其次，在仆人讲述的故事外加入一个当代叙事框架，增强仆人叙事的真实感，如杜利(James Tully)的《夏洛特·勃朗特罪案：一部小说》(TheCrimesofCharlotteBronte:ANovel, 1999)的主体部分为勃朗特家的仆人玛莎(Martha Brown)日记里记录的与勃朗特一家相关的故事，但在外面套上一层现代故事框架——律师考茨(Coutts)在他供职的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律师事务所的阁楼上发现了玛莎当年作为呈堂证供的日记本；再次，“新仆人叙事”作家在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将后殖民、女性主义、族裔主义和酷儿理论等后现代思维融合到创作中，展现作为双重甚至多重弱势群体的少数族裔的仆人、殖民地土著仆人、具有同性倾向的仆人与存在雇佣关系的主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新仆人叙事作品的叙事意图更加多样化，一方面直接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白人社会中“主仆不平等关系”的社会罪恶；另一方面揭露某些提倡社会进步思想或宣扬宗教信仰理念的历史人物在“主仆关系”中的虚伪性或者通过仆人自述抖出历史人物不为人所知的“家丑”，还原历史“真相”(但“抖家丑”不是新仆人叙事的主要叙事意图，因为在这样的作品中，仆人大多变成了旁观者，而不是辨证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对立面)。一方面解构仆人在人格和思想方面的低劣地位，将仆人塑造成主人的忠实伴侣和创作缪斯等形象；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批判与后殖民、女性主义、族裔主义和酷儿理论等其他后现代批判工具结合起来，形成多元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念，阐释更加复杂的主仆关系。后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新仆人叙事”中的仆人叙事者或聚焦者不仅是相对于主人的他者，他们至少是“他者的他者”，另一个他者指的是他们在性别阶层、族裔阶层、性倾向阶层甚至语言阶层中的受压制身份。

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当代“新仆人叙事”倾向于利用“平行叙事”这一有效的创作形式实现其后马克思主义意旨。平行叙事是一种不同作品之间的平行和衍生关系，是由一位作家从先辈正典作家已有的作品里衍生出来的新作品(Müller，1995：312)，它大多以经典作品为元文本参照，通过文类转换、叙事视角和叙事时空的转换等重写策略创作出与这个先辈文本平行的新文本(Yang，2015：513)。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创作趋势，在重新语境化的创作过程中，平行文本被赋予当代视角和理念，或增加了源文本的解读维度，或改变了源文本的价值观。

“新仆人平行叙事”的源文本主要为名人传记和经典虚构作品。将传记转换为仆人视角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雪佛兰(Tracy Chevalier)的《戴珍珠耳环的女孩》(GirlWithaPearlEarring，1999)、普林格(Kate Pullinger)的《一无所有的女主》(MistressOfNothing，2009)、福斯特(Margaret Forster)的《夫人的女仆》(Lady’sMaid，1990)、巴恩豪斯(Rebecca Barnhouse)的《女仆之书》(TheBookoftheMaidservant，2009)等。它们分别从17世纪荷兰黄金时期画家维梅尔、19世纪时装设计师达芙·戈登夫人(Lady Duff Gordon)、维多利亚时期诗人布朗宁夫人和中世纪献身基督教的神秘女人玛格丽·肯普等人的传记前文本中衍生出来。赋予经典虚构作品仆人视角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马丁(Valerie Martin)改写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的《玛丽·瑞丽》(MaryReilly，1990)和贝克(Jo Baker)重述《傲慢与偏见》的小说《朗伯恩》(Longbourn，2013)等。

通过改换经典作品或传记作品视角的方式对源文本进行后马克思主义改写是1990年之后出现的“新仆人叙事”的一个重要创作模式，它们让真实历史人物或文学经典名著中的虚构人物身边的仆人从边缘走向中心，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对家喻户晓的正典文本进行后马克思主义平行改写，“新仆人平行叙事”实现了对先辈作品的最大化利用，以最有效的方式颠覆了女性与男性、上层与底层、异性恋与同性恋、边缘与中心等之间的二元对立，体现以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和后理论思维等后现代先锋意识。

3“新仆人叙事”的4种创作模式

3.1采用白人仆役视角的平行叙事

采用白人仆役视角的平行叙事大多直接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白人社会中“主仆不平等关系”的社会罪恶，揭露某些提倡社会进步思想或宣扬宗教信仰理念的历史人物在“主仆关系”中的虚伪性，或者颠覆传统文本中仆人唯唯诺诺、粗鄙低劣、没有思想、没有修养的固有形象，重新塑造他们在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帮助主人实现理想抱负的缪斯形象。

伍尔芙曾经在《弗拉狮》(1933)这部以布朗宁夫人的绒毛犬为主角的著名传记的一个脚注里提到“丽莉·威尔逊(Lily Wilson)一生默默无闻，基本无人提及，因而它在大声呼唤一位传记作家将它撰写出来”(Woolf，1977：154)*原文为“The life of Lily Wilson is extremely obscure, and thus cries aloud for the services of a biographer”。。据伍尔芙所言，伊丽莎白(Elizabeth Wilson)是“女仆史”中最典型的标本(160)*原文为“the inscrutable, the all-but-silent, the all-but-invisible servant maids of history”。。响应伍尔芙的呼唤，福斯特于1990年出版了《夫人的女仆》。

《夫人的女仆》以布朗宁夫人的女仆，即与布朗宁一家旅居意大利的真实历史人物丽莉(Elizabeth Wilson)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在一个采访中，工人阶级出身的作者福斯特(Robbins，2004：224)提到“所有仆人都牵动我的注意力”(Forster，1991：11)，这种对“楼下视角”的兴趣在整个《夫人的女仆》中随处可见。福斯特对布朗宁夫人之于丽莉的虚伪冷漠态度的描述暴露了诗人对自己身边的“下等人”自私无情的一面，布朗宁夫人在自己诗作中所塑造的“诗意的弱势群体保护者”(Avery & Stott，2003：99)形象以及在布朗宁研究者在他们的传记中所强化的捍卫“受压迫的、被边缘化的 [……]女性、工人阶级和奴隶”(6)权益的形象在这部新仆人叙事作品中毁于一旦。在小说的结尾处，她让彻底失望的威尔逊回忆已经去世的布朗宁夫人，她是“一个从她的女仆的真挚友情中撤出去的女人，而她却清高地认为她施舍了给我”(532)。

巴恩豪斯的《女仆之书》的源文本是《玛格丽·肯普之书》(TheBookofMargeryKempe)。《玛格丽·肯普之书》常被视为宗教语境下最早的女性主义作品，玛格丽·肯普通过将自己的朝圣故事口述给抄写员，为争取中产阶级女信徒争取了发声空间。而巴恩豪斯利用读者对这一文本的前知识，选取源文本中寥寥几笔带过的一位14岁女仆乔安娜(Johanna)作为叙事者。源文本中玛格丽对乔安娜极其不满，认为她“以下犯上，桀骜不驯”(Barnhouse，2009：225)，而平行文本中，乔安娜讲述她如何没日没夜、脚不离地地料理以玛格丽为首的诸多罗马朝圣者的衣食住行的故事。她被这群人使唤得团团转，女主人却对她毫不同情。在小说的第一页，乔安娜的开场白就凸显了对女主人玛格丽的极大讽刺：

我的女主人说你不能直视火，否则恶魔会从火苗里望出来看着你。“他会看穿你的灵魂”，她说。

我的女主人口口声声地说的都是恶魔。

但是在黎明鸡叫前，当我的女主人还在酣睡，而我却正蹲跪在灶前，朝着里面的余烬吹气，这时我直视着死灰复燃的火，毫不畏惧里面的恶魔。恶魔，我想，只会随着我的女主人醒来而醒来。(Barnhouse，2009：1)

虽然在这部作品里，巴恩豪斯特意加入了一位男性仆人的角色，相比之外他的阶层地位要比乔安娜高，这多少体现了作品的女性主义批评调子，但巴恩豪斯更重要的意旨不在于此，而在于上层女性对下层女性的冷漠。

传统仆人叙事大多揭示的是父权统治对女仆的压迫，但以上两部作品主要批判女性对女性的压迫(Nicholson，2014：99)，揭露提倡社会进步思想和宣扬宗教信仰理念的两位女性历史人物——布朗宁夫人和玛格丽·肯普在“主仆关系”中的虚伪性。在这一创作模式中，还有一些作品重塑仆役在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帮助主人实现理想抱负的缪斯形象。布朗的《我的大师主人克尔凯郭尔：一部中篇小说》以仆人玛格达(Magda)的日记形式，通过聚焦于她与她的主人之间不频繁但亲密的互动关系展现玛格达对宗教经典、文学和生活的思索，凸显了作为女性和仆人双重弱势阶层身份的玛格达思想的独立性和对主人创作产生的积极作用。类似的还有《缪斯仆众：改变艾米莉·狄金森生活和语言的仆人们》(MaidasMuse:HowServantsChangedEmilyDickinson’sLifeandLanguage, 2009)，作家穆瑞(Aífe Murray)将作为低层人物的男女仆人当作诗人的创作缪斯。艾米莉通过每天在厨房和餐具室里度过的大段时间让外面的世界走近了她，正是她与这些底层人物的交流改变和定义了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诗人的艾米莉。

3.2采用少数族裔仆人视角的叙事模式

一些学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避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除了展现西方白人社会内部的阶层关系之外，特别注重与族裔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融合，采用少数族裔仆人视角的叙事模式正是“新仆人叙事”凸显这一融合精神的文本产物。

事实上，上一节里提到的穆瑞的《缪斯仆众》不仅是一部关于狄金森的一众家仆如何帮助女诗人料理家务并激发她创作灵感的故事，它还涉及种族议题。狄金森家里的仆众不仅是仆人，而且是处于主流社会阶层之外的爱尔兰移民、非裔和美洲印第安仆人、劳工、马夫、裁缝，他们不仅在干活，还在文化观点、艺术主题，甚至诗歌风格方面给狄金森造成极大影响。爱尔兰移民马赫成为诗人和其他仆人进行艺术交流的桥梁，这个从楼下、底层对艺术家和她的家庭的描述不仅表达了马克思主义阶层差异思想，而且凸显了种族和民族差异、殖民与被殖民等主题。也就是说，这一模式比前一种白人女仆叙事模式涉及更多阶层关系，除劳资阶层和性别阶层之外，还有种族阶层、殖民社会阶层等更多层级关系。

费什的《奇怪音乐》采用仆人凯迪亚(Kaydia)和黑人女工谢芭(Sheba)作为叙事者，是少数族裔仆人视角叙事模式的典范之作。费什的《奇怪音乐》选取1837—1840年，少女时代的伊丽莎白·布朗宁在牙买加的家族种植庄园短暂居住作为创作背景，采用第一人称多重视角——真实女诗人伊丽莎白·布朗宁的视角，一位在布朗宁家的牙买加庄园里作女佣的克里奥尔女性凯迪亚的视角以及一位签了终身契约在庄园里做苦力活的黑人女性谢芭。虽然《奇怪音乐》与前一节里提到的《夫人的女仆》同样是对这位女诗人与仆人关系的虚构平行创作，然而不同的是，《夫人的女仆》将后马克思主义阶层批判思维赋予仆人丽莉，揭露布朗宁夫人缺乏同情心、极度自我的雇主形象，批判她受所处社会阶层的局限导致她在诗歌里投射的自由主义和废奴主义价值观的虚伪性，而在《奇怪音乐》里，费什将这一意识同时赋予主人布朗宁夫人和仆人，主仆关系的设置在于凸显主人与仆人、黑人与白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共同人性，布朗宁在她的作品里对维多利亚社会进行批判的价值观在《奇怪音乐》中得到充分肯定(Avery，“Introduction”：6-7)。

《奇怪音乐》表现出与传统仆人叙事诸多不同的叙述特点。首先，《奇怪音乐》采用主人、家仆和劳仆3个视角，得以让处于不同社会阶层位置的读者产生不同的阅读认同。传统上与仆人相关的文学作品的受众绝大多数是具有阅读能力和闲暇的上层社会人群，因而大多迎合的是他们的阶级趣味和阅读感受。随着当代语境下主仆阶层社会文化距离的拉近，他们都同等地享有阅读权力和资源，因而“新仆人叙事”不再单一地迎合某一阶层，而是展现出更立体、更多声喧哗的对话模式。其次，《奇怪音乐》采用平行改写等后现代创作策略，虚构式地再现历史文本的创作过程。谢芭处于劳仆阶层和家庭结构中的最底层，她不仅受白人主人的压榨，还被白人男劳仆强奸。如果说布朗宁夫人是他者(女性阶层)，“属于殖民社会里的克里奥尔阶层”的“女性”，“家仆”凯迪亚则是“他者的他者的他者”，而处于4种复合阶层最底端的“殖民地”“黑人”“女性”“奴仆”谢芭则是“他者的他者的他者的他者”*黑人女性主义学者汉德森(Gwendolyn Mae Henderson)曾提出“黑人”“女性”是“他者的他者”(“the other of the other”)，此处借鉴她的说法，将处于四种复合阶层的最底端的“黑人殖民地女仆”称作“他者的他者的他者的他者”。，她甚至连他者都算不上，最多只是属于主人财产一部分的可以移动的干活机器。也就是说，谢芭故事线由于融入了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和种族批判等多重意识，而成为3条叙事线中最具后马克思主义阶层批判的文本。同时，它对应的历史文本正是诗人布朗宁夫人的第一人称叙事诗《逃跑的奴隶》(“The Runaway Slave at Pilgrim’s Point”)，只不过费什赋予逃跑的奴仆一个名字和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声音，将这首诗变成女性奴仆自己讲述的故事，揭露了处于牙买加奴仆社会阶层最底层的谢芭式人物的悲惨命运。

有意思的是，费什将这首诗附在小说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谢芭的故事与诗之间的关系，让伊丽莎白的故事和谢芭的故事之间的呼应产生出一种新的效果，赋予《奇怪音乐》以创造过程叙事这一元虚构叙事特点。布朗宁夫人的诗作可谓具有后马克思主义先锋意识的叙事的话，那么，《奇怪音乐》是对这一叙事诗的散文化升华。

3.3采用同性恋仆人视角的叙事模式

同性恋在传统叙事中被看作非主流的异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异性恋阶层和意识的压迫。在与传记平行的新仆人叙事中，尽管大多数当代作家倾向于采用真实的历史仆人人物作为叙事者或聚焦者，但也不乏采用杜撰仆人视角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往往具有更明确的政治意图。越裔美籍小说家莫妮卡·张的《盐之书》(TheBookofSalt，2003)就是一部采用杜撰仆人作为叙事者的作品。《盐之书》以艺术赞助家和评论家斯泰因和她的同性恋人爱丽丝掌厨的厨师阿滨(Bính)为第一人称叙事者。为了突出阶层差异和族裔距离背景下的同性恋主题，莫妮卡·张杜撰了流浪到巴黎的越南裔青年厨师阿滨作为叙事者，讲述斯泰因和爱丽丝的同性恋生活以及厨师本人与他的同性恋情人之间的故事。与《奇怪音乐》里的谢芭一样，阿滨是这个“新仆人叙事”中“他者的他者的他者”：第一个他者指的他的亚裔身份，他被自己专制横蛮的父亲逐出家门，背井离乡远赴法国；第二指他的仆人阶层，他所从事的家厨工作注定处于受主人支配使唤的地位；第三指他的男同倾向。换言之，读者可以透过离散酷儿仆人主体性(diasporic queer subjectivity)构建这一镜头来观察阿滨(Peek，2012：2)。由于阿滨的族裔身份等原因，这位黄种亚裔在遭遇多次拒绝之后，最终得到百花街27号家厨(live-in cook)的职位，为两位美国白人主人准备一日三餐。

虽然阿滨是训练有素、怀有一技之长的“新式仆人”，厨艺倍受主人赏识，在定期于斯泰因家中举办的艺术家名流沙龙上，他不凡的厨艺总能博得来宾的夸赞，为主人脸上增光，但他时常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和家庭层级关系中仍处于最底层地位——排在两位女士的宠物狗之后。不仅如此，阿滨在语言上也处于弱势阶层，语言的掣肘进一步降低了他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层梯级。就像《奇怪音乐》里的克里奥尔女仆在语言上所处的劣势地位一样，阿滨所掌握的法语虽然能应付基本工作需要，但他解释说“这些屈尊就卑的辞藻不关乎我的外语单词知识基础，只关乎我忍气吞声的能力”(Truong，2003：13)。阿滨的叙述呈现他和主人的日常生活，透露自己在法国的生存窘境以及和法国上流社会之间的关系。阿滨的生命叙事——被殖民的经历和在法国的放逐生涯增益了他的烹饪技巧，丰富了食物的味道。食物变成主仆双方各自生活经验的沟通媒介，也因此调配出独特的饮食美学。莫妮卡透过虚构出一个与伟大作家相关的家厨人物，将小说、自传、食谱、回忆录等体裁杂糅，历史与虚构混合，族裔、性别、阶级等主题交融，呈现出鲜明的后殖民/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

3.4“新仆人阶层”叙事

20世纪初开始西方仆人阶层中出现了一类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新仆人阶层，如家庭文书、家庭记账员和打字员等。他们基本都为女性，时常出现在家庭内部，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仍属于社会阶层关系。以家庭打字员为例，她们被客体化为她们操作的打字机的一个延伸，“处于居家佣人和钟点工之间，差别和界限既微妙又强烈”(Heyns，2005：6)。讲述新仆人阶层中打字员故事的典范作品当属欧泽克(Cythia Ozick)的《听写》(Dictation，2008)。

欧泽克的《听写》一方面是回应康拉德的打字员莉里安在文学传记和虚构作品中相对于博桑科特等的缺席，一个在康拉德死后，价值甚至低于她使用过的打字机的女人；另一方面是凸显莉里安和博桑科特两位“仆人文书”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听写》除了同时将两位伟大作家的打字员中心化，让她们发声叙述她们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戏剧性地让两位“他者的他者”成为文学创作的直接参与者，颠覆了打字员被动地进行机械的敲打动作的刻板形象。欧泽克的灵感来自不同作家的两部作品之间的关联——詹姆斯和康拉德两位作家几乎同时创作的有关“灵魂出窍”的故事(doppelganger tales)——前者创作《快乐的一角》(TheJollyCorner，1908)，后者撰写《秘密分享者》(TheSecretSharer，1909)。詹姆斯和康拉德在创作时都曾雇佣一名打字员兼秘书为他们打出文稿，这两名打字员分别是西奥多拉(Theodora)和莉里安(Lilian)，她们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欧泽克虚构了她们之间的关系。博桑科特深知即使是类似波什维尔这样的男性传记作家也只在提到约翰逊时顺便提及，处于创作阶层底层的女性笔录员和打字员地位卑微，要让自己死后仍然被世人记住，必须参与创作，成为像她们的雇主詹姆斯和康拉德那样的大师。因而，她成功引诱康拉德的打字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两位伟大作家的作品《快乐的一角》和《秘密分享者》中的两段调换了过来，留给后人无法解开的谜题(Ozick，2008：34-46)。

欧泽克创设了一个镜子大厅，展现了多个重叠意象：两位作家、两位打字员、两部打字机、两个故事、两段文字，甚至两段同性恋情(Socher，2008：7)。欧泽克小说的末尾，博桑科特与伍尔芙之间发展成同性恋关系。欧泽克虚构了打字员与伍尔芙之间的同性恋关系，用以与詹姆斯的同性恋形成一对平行意象，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作为女性仆人文书和具有同性倾向的博桑科特具有三重阶层身份，是“他者的他者的他者”。在这个“新仆人叙事”中，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两位打字员在主人眼里，在社会阶层中仍然处于“被物化”的客体地位，但通过赋予她们后马克思主义意识，欧泽克颠覆了作为创作阶层的作家和作为辅助创作阶层的打字员之间的关系，让她们一跃成为合作创作者。

4结语

“新仆人叙事”是当代语境下赋予主仆二元关系中的叙事者后马克思主义阶层意识的作品，它们在社会经济阶层对立的基础上，融合后殖民、女性主义、族裔主义和酷儿理论等后现代多元思维，展现作为双重乃至多重弱势群体的女性仆人、少数族裔仆人、殖民地土著仆人、遭受语言压制的仆人、具有同性倾向的仆人与存在雇佣关系的主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新仆人叙事大多采用平行叙事模式。通过将经典名著或名人传记中的原视角转换为白人女仆视角、少数族裔仆人视角和同性倾向仆人视角，这类平行叙事以最有效的方式颠覆了女性与男性、上层与底层、异性恋与同性恋、边缘与中心等之间的二元对立，最大化地实现后马克思主义的多重政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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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路小明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6)03-0012-07

收稿日期：2015-1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心理创伤学视域下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研究”(13CWW020)、国家留学基金委剑桥大学访问项目“生命虚构叙事研究”(2013【3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晓霖，女，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叙事学研究。

Understr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arxist Criticism:Research on Neo-servant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Texts

YANGXiaolin

Abstract:Post-Marxist Criticism is the upgraded literary critic version of Western Maxism adapted according to the new critical need in postmodern context. Its subject is rather an amalgamation of feminism, racism, post-colonialism and queer criticism than a mere analysis of class antagonism in literary works. It can be served as a powerful tool to analyze “Neo-servant Narrative”, whose main characteristics is the first-person narration or focalization of a servant character. This essay aims at illuminating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Neo-servant Narrative” by categorizing four patterns of creation from the analysis of several contemporary literary texts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st-Marxism.

Key words:Post-Marxist Criticism; Neo-servant Narrative; Recent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