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敏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河南 洛阳　471003)



坍塌的“山巅之城”
——论唐·德里罗的“9·11”小说《坠落的人》

胡亚敏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河南 洛阳471003)

摘要：唐·德里罗的“9·11”小说《坠落的人》反映了“山巅之城”神话在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该神话破灭之后对美国民众的巨大冲击。以尼娜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深信美国是一座“山巅之城”，其光芒普照世界。他们沉浸于自身的伟大和正义之中，却看不到美国给他人带来的伤害。然而，马丁却试图指出美国在“9·11”事件中的责任和“山巅之城”神话的虚幻性。行为艺术家杰尼阿克则通过表演高空坠落，迫使美国民众正视“9·11”事件的恐怖，走出政治上的“天真”，认识到他们笃信的“山巅之城”已经坍塌。

关键词：《坠落的人》；唐·德里罗；“山巅之城”神话

0引言

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使得刚进入21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后，美国对“9·11”事件有很多反思，也涌现出多部反映“9·11”事件的小说。著名后现代小说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2007年发表《坠落的人》 (FallingMan)，堪称其中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在“9·11”袭击中，律师基思大难不死，浑身是血地从世贸大楼逃出来。他回到分居已久的妻子丽昂家，却无法摆脱阴影，难以与妻儿沟通。与遭受恐怖袭击的另一名亲历者弗洛伦斯经历一段短暂的婚外情后，他最终试图在扑克牌中逃避创伤。小说通过恐怖袭击后一群普通美国民众的混乱生活，生动展现了袭击带给他们的巨大创伤，以及他们在大厦已倾后的极度困惑。

“9·11”似乎寓示着美国“山巅之城”神话的破灭。最早在美国大陆产生的神话可以说是“山巅之城”神话，认为美国犹如一座高耸在山巅的城市，是世界的榜样。这一神话逐渐成为美国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固有的一部分，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演变有着深远的意义，影响、塑造了美国的民族性格，并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之中。然而，随着世贸大楼在“9·11”中的倒塌，美国竭力建造的“山巅之城”也随之坍塌。《坠落的人》既表现了“山巅之城”神话在美国社会中的深远影响，也生动反映了“山巅之城”坍塌后，美国社会普遍感受到的混乱、失落和创伤。

1“山巅之城”神话的起源和内涵

1630年，在满载清教徒的“阿贝拉”号抵达新英格兰前，后来成为马萨诸塞殖民地首任总督的约翰·温思诺普(John Winthrop)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布道《基督徒仁慈的典范》(一说他是在英格兰进行的布道，而非马萨诸塞海岸)，告诉即将踏上新大陆的清教徒们，他们将进行一次独特的航行，开拓一种全新但充满危险的生活，上帝不仅赞同他们的选择，而且还参与其中。他们建立的社会将是一座被世界瞩目的“山巅之城”，是其他国家的典范：

我们将发现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能以一当百，击退敌人；上帝将赋予我们荣耀，以后其他农场(定居点)上的人们将说：“愿上帝使这里变得与新英格兰一样。”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将是一座建立在山巅上的城市。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我们身上。(Winthrop, 1985: 49)

“山巅之城”的说法来自《圣经》里的“马太福音”，耶稣在巴勒斯坦的拿撒勒布道时曾用过这一比喻：“你们是社会中坚，众人表率。…… 你们是世界的光芒，一个建立在山巅上的城市不会被埋没。”(Matthew 5:14-15)约翰·温思诺普在这次布道中引用的“山巅之城”的隐喻深入人心，逐渐演变成为影响深远的美国民族神话，帮助塑造了美国的民族性格。

首先，“山巅之城”神话赋予了美国人开拓精神和英雄气质。最初的清教徒来到美洲大陆是为了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找到一方净土来自由地信仰自己的上帝，这种行为本身就蕴含了勇气和执着。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劈波斩浪，穿越浩渺的大西洋，来到广袤无垠的新大陆，他们还要在这片处女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度，并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榜样，这无疑需要有勇气和创新精神，能完成这样一件壮举的人们显然可以被称为英雄。

其次，“山巅之城”神话强调了美国人的使命感，并暗含了美国人的慷慨仁慈。既然美国是一座山巅之城，仿如黑暗中的灯塔，渴望用光芒照耀世界，为黑暗中的人们引路，那么，美国人自然无比崇高伟大，愿意无私地帮助他人；同时，美国人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些光芒传播到全世界。最初，这些“高大”的美国人指引着航行中的基督徒们，使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后来，美国人的“慷慨仁慈”还让他们乐意为身处黑暗中的“落后”的人们伸出援手，将自由和民主的光芒带给他们。

另外，“山巅之城”神话还蕴含了美国人高人一筹的思想，它在美国的广泛流传说明美国人对自身的优越性坚信不疑。这一神话让无数美国人深信，身为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厚爱和恩惠使美国人具有超凡的能力。每个美国人都天生崇高、纯洁，能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展现出豪迈的英雄气质和慷慨仁慈的良善，足以担当世界的道德榜样。“山巅之城”神话的深远影响在著名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白外套》中有最充分的体现，表达了美国人对自己无比自信的信念：“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被选的人们——是我们时代的以色列，我们承载着世界自由的方舟。”(Melville, 1924: 189)很多美国人相信他们就是被上帝选来引导世界，担当公共道德和政治美德的楷模。正是这一点让美国人深信，他们不仅远比印第安人和黑人等有色人种优越，也比他们在欧洲的白人兄弟更为高大，因为只有他们才具备善良、崇高等与生俱来、不容置疑的性格特质。

2强烈的“山巅之城”神话情结

“山巅之城”神话在美国被广泛运用于政治之中，很多民众被潜移默化，深信美国人生而崇高、伟大、正义、无私。然而，这一神话却加深了美国人的自大心理，阻碍他们看清事物的本质。在《坠落的人》中，丽昂的母亲尼娜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尼娜是一名艺术教授，她与艺术品商人马丁·里德诺是一对有着20年关系的情人，对艺术相同的爱好使他们走到一起，但20年的感情却因两人对“9·11”的不同态度而走到尽头。两人就恐怖袭击进行多次辩论，清晰地反映出“山巅之城”神话对以尼娜为代表的普通美国民众的影响，而马丁则代表了另一种声音，试图指出“山巅之城”神话的虚幻性。

美国学者理查特·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认为：“一个民族的神话是‘民族性格’这一谜的一个面具，有助于它被人们所理解。通过神话，我们文化中前辈的心理和世界观传递给现代后辈，因此，我们对当代现实的理解，我们在世界活动的能力，都直接、且经常是悲剧性地受其影响。”(Slotkin, 1973: 3)神话是源于一个社会历史的故事，在长期使用中获得了象征意识形态并将道德意识戏剧化的力量。因此，神话是以故事的形式，用隐喻性的语言，来表现意识形态，使人们潜移默化地受之影响。“山巅之城”神话为广大美国民众所熟知，也不断地被众多政治家引用、转述，用来为美国的扩张和各种政治行为进行辩护，很多民众的思维也难以避免地带上“山巅之城”神话的烙印。从尼娜对“9·11”的态度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美国舆论宣传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以及“山巅之城”神话在美国的深入人心。

尼娜的观点在美国非常具有普遍性。她认为恐怖分子之所以袭击，是因为他们害怕美国的强大：“这纯粹是恐惧，他们袭击是因为害怕。”尼娜的观点与美国总统布什的观点如出一辙。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的当天，布什(Bush)在对全美国的讲话中指出：“美国成为袭击的目标是因为我们是最耀眼的火炬，照耀着世界的自由和机会。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止光芒的照耀。”很多像尼娜这样的美国人深信，美国是一座建立在山巅的光辉城市，是全世界的楷模。在袭击发生之后，他们并没有反思美国的哪些行为让这些“恐怖分子”忍无可忍，最终采取这种极端的方法。相反，他们安慰自己，美国遭到袭击，不是因为美国有何过错，而是因为美国过于优秀才招人嫉妒，因为美国过于强大，让“恐怖分子”深感恐惧。这些“火炬”的耀眼光芒使得美国人无法正视自身的弱点。

由于“山巅之城”神话的影响，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当然比来自第三世界的恐怖分子高人一等。他们的思维有着明显的“二元对立”的特征。作为主体的美国人，通过否定作为客体的他者，从而肯定了自我。他们似乎是带着高傲的神情审视、评判着恐怖分子。他们谈到圣战士们原始落后的文明时，读者感受到的是叙述者背后先进的美国高科技现代文明。他们评论恐怖分子的无知和恐惧时，读者能感受到有一个与之对立的美国人形象：智慧、聪颖、英勇。在谴责恐怖分子残暴、专制、独裁时，读者感受到的是他们对美国民主、正义和自由的信心。作为客体的恐怖分子形象越低劣，就越能衬托出作为主体的美国人形象的高大。当尼娜指责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是出于恐惧时，就自然突出了美国人“英勇无畏”的品质：恐怖分子鬼鬼祟祟，而美国人光明磊落；恐怖分子被“山巅之城”的光芒所震慑，而美国人则昂首挺胸地举着熊熊燃烧的火炬，指引着世界前进的方向。因此，尼娜自然地将美国划分到正义、崇高之中，而将恐怖分子划分到非正义、落后之中。由于“山巅之城”神话给予他们的盲目自信，很多美国人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恐怖分子并不仅仅是客体，他们同样是有着独立意识和思维的主体。

尼娜对“9·11”袭击的认识还深受美国政府舆论宣传的影响。当“山巅之城”神话发展到极致，民众会认为美国的所有行动总是伟大、正义、无私的，因而催生了“正义战争学说”，成为在美国盛行的战争文化。历次战争中，美国政府都声称自己进行的是一场正义战争，民众也乐意相信他们投入其中的是一场正义战争。在宣战时，美国政府会首先谴责敌对国种种违反道德和正义的行为，以激起美国公众的义愤；然后声称美国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为了捍卫民主、正义与和平，不得不去参加战争；同时，它还要真诚地表明，美国参战绝不是出于私心和自身利益，从而向美国民众发出明确的信息——这是一场正义战争。在针对恐怖分子的战争中，美国同样采用了这种“正义战争”的宣传机制，将恐怖分子妖魔化，把美国描述为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被恐怖分子的残酷所震撼，为了民主、正义和全世界的和平，带着悲愤的心情，决意对恐怖分子进行反击。在庞大的舆论宣传下，像尼娜这样的美国民众自然会将恐怖分子视为无恶不作、冷酷无情的刽子手，认为美国即使卷入他国的事务，也都是出于正义、崇高和无私的目的，而绝不可能怀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私心。她认为恐怖分子“不可能实现什么目标。他们并没有解放人民，也没有赶走独裁者，却只屠杀无辜”(46)。她坚持认为恐怖分子所在社会的落后与美国没有关系：“(恐怖分子所在的)社会崩溃，并不是因为西方的干涉，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和他们的心态。他们自愿生活在一个封闭、贫穷的世界。他们没有进步，因为他们不想也没有努力过。”(47)正是“山巅之城”神话蒙蔽了像尼娜这样的美国民众的眼睛，使他们无法看清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而只看到了一座虚幻的“山巅之城”。

小说通过尼娜对“9·11”的态度，刻画了美国人政治上的天真，这种天真正是“山巅之城”神话赋予美国人的一种民族性格。不同时期的美国政治家对“山巅之城”神话赋予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指这样一种信念：在国家信仰、历史演变、政治宗教制度等方面，美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与其他国家都不一样。这一理论源于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一书。托克维尔1831年至1832年周游了美国之后，宣称当时建国仅50年的美国因全部由移民组成并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民主，在那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托克维尔，上卷，1995：17)，因而美国在世界各国中享有一个独特的地位。托克维尔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不仅说明美国人建立的民主远高于欧洲各国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并且隐含有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加优秀之意。和“天定命运说”*“天定命运说”最早于1839年出现，1845年被约翰·奥沙里文用来证明当时美国兼并德克萨斯是正当的。用以鼓励白人到大草原和西部定居，强调白人往西部扩张的正当性。“天定命运说”认为，美国被上帝注定，要在北美大陆从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进行扩张，有时这还包括兼并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和中美洲。相信“天定命运说”的人认为，美国的扩张不仅是合乎道德的，而且还是上帝指派的使命，美国人必须全力以赴，圆满完成。19世纪90年代，这一术语被共和党支持者再次运用，成为美国到北美之外进行扩张的理论辩护。20世纪以来，这一术语虽不再被使用，但“天定命运说”的主张，尤其是认为美国有在全世界发扬、保护民主的“使命”这一信念，一直对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持久的影响。的文化基础和宗教基础，成为伟大、正义的美国形象的佐证，促使美国在各种战乱纷争中以世界警察自居，帮助美国将为他国和自己制定的双重标准合法化。每当美国的行为超出常规时，这一神话就被用来为美国的扩张和各种政治行为进行辩护。它不仅为美国的扩张辩护，还强调了这一扩张后面的正义性、必然性以及美国人的使命感。当这一神话在美国文化中深入人心时，美国人对自身的正义、伟大和无私会深信不疑。以尼娜为代表的普通美国人正表现了这种天真，他们只看到自己的伟大，而忽视了他者的主体性和感受，他们对自己的无比自信“歪曲了他们的视线，迷惑了他们的头脑，使得要让他们吸取教训变得很难”(Baritz, 1985: 26)，严重阻碍他们对事物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3对“山巅之城”神话的批评

然而，更为激进的马丁却持有不同于尼娜的观点。他否认美国是一座“山巅之城”，因而从根基上动摇了“山巅之城”神话，颠覆了美国人塑造的英雄形象。在“山巅之城”神话中，美国人自视甚高，认为由于他们的勇气、执着、慷慨无私，这座城市才光芒四射，吸引了无数赞叹的目光和其他人的纷纷效仿。但马丁认为，美国并不像美国民众想象的那么伟大、正义，相反，很多恐怖分子认为：“这个世界(美国)身患重疾，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他们的疾病正在蔓延。”(46)马丁则直接批评美国“草率地使用权力，给世界带来危险”(191)。如果罹患疾病的美国自身都存在诸多问题，它如何能成为全世界的榜样？马丁还认为这座光芒四射的“山巅之城”很可能是美国人在“西方的自恋心态”(113)促使下想象出来的。

马丁的观点之所以尖锐，是因为他注意到并强调了恐怖分子的主体性，这一直被多数美国人所忽视。他站在恐怖分子的视角，陈述美国干涉他国事务的真实目的。他指出双方实力悬殊：“一方有资本、劳工、技术、军队、机构、城市、法律、警察和监狱，而另一方面只有几个愿意去死的人。”(46-47)他认为，恐怖分子愿意献出生命，孤注一掷地奋力一搏，并不是因为他们狂热而极端的宗教信仰，相反，这源于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多种因素。对此，他“谈到失去的土地、失败的国家、外国干涉、金钱、帝国、石油”等(113)。马丁犀利地指出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过于强势，恐怖分子之所以采取极端手段，是在努力摆脱西方的支配，建构自己的身份。他表示：“他们(恐怖分子)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方安身之地，有他们自己的全球联盟，而不是我们的。”(116)此时，马丁不仅解构了“山巅之城”神话中伟大、正义的美国形象，还解构了美国人自诩的使命感。显然，当美国人言之凿凿地宣称他们在将自由与民主传播到其他国家，用“山巅之城”的光芒照耀世界之时，其他国家的人民并没有被美国华丽的辞藻所欺骗，因为当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遭到美国干涉、被美国的霸权所控制时，美国的民主和正义显得那么苍白单薄。当地人并没有对美国人的“慷慨无私”感激涕零，却满怀反感、仇恨之情，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美国式的自由与民主，而是基于其自身文化之上的独立、富足、和平的生活。

由于政见不同，马丁与尼娜开始相互疏远，最终渐行渐远。女儿丽昂却一直与马丁保持联系，因为“他帮助丽昂更清楚地审视母亲”(192)。也许尼娜因笃信“山巅之城”神话而难以对事态进行客观的评价，但马丁却让丽昂了解到是什么蒙蔽了她母亲的双眼。马丁曾对丽昂表示：“我一直是你母亲的情人，早在我认识她很久之前就是。总是那样，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193)他们之间这种前世的缘似乎更点明了两人分手的悲剧，因为政见不同，曾经深爱着尼娜的马丁也渐渐远去。尼娜去世后，丽昂最后一次与马丁告别，突然想到：“也许他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但他却是我们中的一员，这种想法让她不寒而栗，羞愧难当，我们中的一员，这意味着，不信神，西方的，白人。”(195)让丽昂感到不寒而栗的是，攻击美国的恐怖分子不仅来自第三世界，还来自西方世界内部。

马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对美国文化进行如此深刻的批评？马丁的真实名字叫恩斯特·赫钦格，其真实身份在小说中一直是个谜，与他保持20年情人关系的尼娜对此也知之不详。尼娜只大概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末，马丁参加了德国一个名叫“一号公社”的组织。该组织反对德国政府，“他们先扔鸡蛋，后扔炸弹”(146)。后来他离开德国前往意大利，当时正是“红色旅”活跃之时。从尼娜粗浅的了解中，可以看出马丁年轻时是一个激进分子。一号公社是德国一个激进的政治社团，成立于1967年学生运动浪潮中，渴望摆脱狭隘的资产阶级生活，建立乌托邦。而意大利的红色旅则是70年代极为活跃的一个左翼组织，主张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马丁与这些组织的密切联系说明他的激进态度和对资产阶级的不满。“9·11”发生后，马丁认为发动袭击的圣战士们“与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分子有很多相通之处，都是经典模式的一部分，都有自己的理论家，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都有自己的看法”(147)。20世纪60年代也是美国“反文化运动”的高峰，年轻人对美国社会和传统提出种种质疑和挑战。圣战士与激进分子的相似，是因为他们都对西方社会的霸权表示不满，都渴望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建立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当美国社会从外部和内部都遭受攻击时，显然是自身存在着重大的问题。

在“9·11”中，世贸大楼就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美国民众笃信的“山巅之城”神话的最终坍塌：“双子塔难道不是作为财富和权力的幻象建造起来的吗？这样它们在某一天会成为毁灭的幻象。你修建一个这样的东西，以便看到它坍塌下来。”(116)随着世贸大楼的倒塌，随着“山巅之城”神话的破灭，美国民众的生活也陷入了一片混乱。马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人们在想到美国时，只会想到它带来的危险。它正在失去中心的位置，成为其自身的狗屎中心，它也只占据了这一中心。”(191)他感叹道：“我不再了解这个美国了，不认识它。在美国以前的位置上，现在是一片空白。”(193)感到困惑的不仅是马丁一人，还有美国的许多民众。

4“山巅之城”坍塌之后

随着“9·11”袭击和世贸大楼的倒塌，许多民众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坠落的人》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9·11”的梦魇与现代生活的其他苦难和死亡结合在一起，让人窒息，难以承受。老人们受到老年痴呆症的威胁，丽昂的父亲为了逃避老年痴呆症而自杀；一群群天真的什叶派娃娃兵脖子上挂着奔向天堂的塑料钥匙，甘当殉道的圣战士兵；亲历“9·11”的基思和弗洛伦斯整日生活在袭击的阴霾之中，无法自拔；丽昂难以摆脱她生活中的死亡意象；孩子们不断地仰望天空，看是否有恐怖分子驾驶的飞机从空中飞过。从某种意义上说，“9·11”并没有制造梦魇和死亡，而只是使之更加强烈地被人们感受到。

小说题目“坠落的人”(FallingMan)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隐喻。“坠落的人”原本是美联社一名摄影师理查德·德鲁(Richard Drew)拍摄的一张同名照片。世贸大楼被撞击后，火势迅猛，浓烟滚滚，许多被困高层的人们在绝望中选择跳楼。据称，当天共有200多人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生命。在一名跳楼者下坠过程中，德鲁拍摄下他头朝下坠落的一张照片，刊登在次日的《纽约时报》上。照片一经刊出，就被叫停，因为很多人认为照片过于残忍。2007年5月27日，该照片出现在《纽约时报书评》的首页，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甚至有纪录片试图确认照片中那个坠落的人。在小说中，“9·11”袭击的第二天，丽昂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那个男人头朝下，大楼在他身后，巨大的楼体填满了整张照片”(221)。丽昂感到：“他是一个坠落的天使，他的美令人感到恐怖。”(222)这张照片让人们深切体会到大楼即将坍塌之际人们的绝望心态。

然而在小说中，“坠落的人”指的却是行为艺术家大卫·杰尼阿克。他会在人们毫无防备之时，突然从高空建筑物坠下，模仿照片里那个坠落的人：“头朝下悬挂在那里。穿着西装，一条腿弯曲，胳膊放在身体两侧，一条保险绳隐约可见，从伸直的那条腿的裤子里露出。”(33)这种事先并不通知的表演往往让目睹者无比震惊。杰尼阿克进行这样的表演难道是为了哗众取宠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所有表演事先都没有通知任何人，显然不是为了让人拍摄。他还谢绝了连续3个星期、定时从古根海姆博物馆建筑物顶端坠落的邀请，拒绝了纽约、日本和欧洲等多方文化机构请他发表演讲的邀请。在他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还透露，他原本计划在最后一次坠落中不使用安全带。那么，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坠落表演呢？

“9·11”之后，很多美国民众选择逃避，不愿正视这一灾难。尼娜就曾表示：“我们有自己的废墟，但我并不想看到它们。”(116)许多像她这样的人或许更愿意想象“山巅之城”依然高高耸立，而不愿正视空荡荡的废墟。还有的民众则根本不承认美国不再是世界中心，不再是一座耸立的“山巅之城”。一名图书馆馆长对马丁说：“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仍然是美国，你们仍然是欧洲，你们看我们的电影，读我们的书，听我们的音乐，说我们的语言。你们怎么可能不去想我们呢？因为你们一直在看着我们，听着我们。问问你们自己，如果没有了美国，你们能怎么样？”(192)

同时，很多民众难以接受杰尼阿克的表演。报纸上的标题可能概括了民众对他的态度：“市长说坠落的人是个白痴。”(222)无独有偶，现实中也有一个像杰尼阿克这样表演坠落的行为艺术家。2005年，一位名叫凯瑞·斯卡巴卡(Kerry Skarbakka)的艺术家在芝加哥多次表演高空坠落，以纪念“9·11”。如同小说里的杰尼阿克一样，斯卡巴卡也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批评。《纽约日报》(NewYorkDailyNews)刊出一篇名为“将他踢到艺术里”的文章，其中芝加哥市长称斯卡巴卡的表演“令人作呕，令人愤怒”。显然，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小说里，很多美国人都仍然沉浸在“山巅之城”神话中，努力回避“9·11”的伤痛，看不到美国社会存在的痼疾。

然而，杰尼阿克却通过自己的坠落表演，迫使人们走出“山巅之城”神话制造的幻影。由于他的表演从不事先通知，因此总是让人们感到无比震撼和惊恐，“再现了世贸大楼陷入火海时，人们从楼上摔下去或被迫跳下去时的悲惨场景”(33)。曾有人指出，名为《坠落的人》的那张照片最生动地展示了新世纪里美国人感受到的绝望：“21世纪初最绝望的意象不存在于艺术和文学之中，甚至也不存在于流行音乐之中，而是存在于一张照片中。”杰尼阿克的坠落表演一次次地提醒着美国人这种强烈的绝望感。他的表演本身就“代表着‘9·11’的恐怖”(Duvall，2011：162)，不仅是单纯地将“9·11”的恐怖再现在人们的面前，还将之延伸到当前。当人们不愿正视这个废墟、这场悲剧时，杰尼阿克却通过自己的表演，迫使人们不断目睹这场悲剧，迫使人们走出天真，正视世贸大楼已经倒塌、美国的“山巅之城”神话已经破灭的现实。

小说题目里的“坠落”(falling)，不仅指人从空中坠落，还有“堕落”“沦落”之意。也许德里罗在暗示，美国这座“山巅之城”正在坍塌，美国社会也正在逐渐堕落。美国评论家杜瓦尔指出：“如果我们要从历史的噩梦中醒来，我们就必须抛弃我们政治上的天真，去努力想象，那些反对美国的人并不仅仅是不会思考的野蛮人，毫无理性地仇恨民主。”(Duvall, 2011: 168)只有敢于正视“9·11”的恐怖，敢于正视那些坠落的人们，能够认识到恐怖分子的主体性，美国人才会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

5结语

2005年，唐·德里罗(Don DeLillo)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作家必须反对体制，通过写作来反对权力、社团、国家、消费和衰弱的娱乐界的整个体制。我认为，作家就必须反对事务，反对权力试图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务。”正是通过《坠落的人》一书，德里罗解构了美国民众笃信的“山巅之城”神话，指出了神话背后的真实面貌，并批判了一些人们沉浸于“山巅之城”神话的幻象中，因其“天真”而看不清事件真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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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 1995.论美国的民主[M] .董果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校：路小明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6)03-0001-06

收稿日期：2016-0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10CWW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亚敏，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尤其是美国战争文学研究。

The Fallen City upon the Hill in Don DeLillo’sFallingMan

HUYamin

Abstract:Falling Man, Don DeLillo’s novel about the effects of 9/11, demonstrates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the myth of “the city upon the hill”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great impact on American people after the myth is proved to be illusory. The ordinary Americans such as Nina firmly believes that America is a “city upon the hill”, which illuminates the whole world. They are indulged in their own “greatness” and “justice”, unable to see the harms that America inflicts upon others. However, Martin tries to point out America’s responsibility in “9/11” and the illusion that the myth of “the city upon the hill” creates. At the same time, Janiak, a performance artist, by performing falls from tall buildings, forces American people to face the horror of 9/11, to walk out of their political innocence, and to realize the fact that the city upon the hill has fallen.

Key words:Falling Man; Don DeLillo; the myth of “the city upon the h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