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援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刘雪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典型的事例，对国家权力与市场及国家利益三者间的关系作出了生动的阐释。日本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打开了东南亚市场，获得了财富，而财富的增长又成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提高国际地位的经济基础。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前期配合美国战略主要追求相对收益为主，后期援助理念中合作因素增加，更关注绝对收益，其目的都是为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日本；东南亚；经济援助；政治经济学

引言：

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IPE）是20世纪70年代新兴起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国际系统内政治与经济、财富与权力的互动机制。关于国家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分别从不同角度作出了阐释。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使国家追求增强自身的权力，而对权力的追求促使国家推动市场开放，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进而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利。在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相对收益比绝对收益更为重要”。[1]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把国家视为理性的经济人，强调世界市场中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国际机制的作用，并主张通过寻求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实现国际合作，在这种假设下，国家主要关注绝对收益，并不担心合作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大收益而造成对自身的威胁。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战略部署下，为重返国际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东南亚进行的开发援助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典型的事例，对国家权力与市场及国家利益三者间的关系作出了生动的阐释。一定意义上说，外援是国内政治的拓展，是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2]战后，日本通过对东南亚的开发援助，经济上得以迅速崛起，政治上重返国际社会，以经济促政治，以政治推经济，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一、“赔偿外交”打开东南亚市场

政治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关于大萧条的研究中最先强调了主导国家领导作用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以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家为实现霸权利益，通过增长与扩张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霸权国的利益要求推动世界市场的开放。战后美国的大战略目的在于实现它作为霸权国家的利益，而这种利益首先就体现为世界市场的开放。战后，在冷战哲学的影响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展开了以生存和争霸为目的的追求相对收益的斗争。日本对东南亚的开发援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起源的，一开始就带着明显的冷战烙印，是基于美国主导自由世界秩序考虑下推行建立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的一种实现手段。另一方面，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而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失去了全部海外市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因此，重新开拓市场和寻找原料产地成为战后日本迫在眉睫的问题，战后不久形成的冷战格局为日本这一燃眉之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外交”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与缅甸的赔偿协定开始直到70年代中期才结束。日本政府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与对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结合在一起，以提供无偿资金和技术援助、经济合作等准赔偿形式进行。50年代以来，东南亚成为日本重要的能源与资源进口来源、出口市场与投资场所，ODA成为日本政府与企业携手占领和开拓这一市场的有力手段。[3]70年代末，日本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达到了10%以上。在对外投资方面，到1980年，日本对东盟地区投资额为70.21亿美元，占同期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19.2%。通过战后初期以提供商品和劳务形式开始的赔偿外交，日本以ODA为主要手段，快速打入了东南亚市场，在该地区确立了经济主导地位。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打开东南亚市场后，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70年代、80年代虽然有所减缓，但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其国民生产总值由1975年的4992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29898亿美元。1987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1985年底，日本国外净资产达1300亿美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由此，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推行其霸权战略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

日本的对外经济援助是如何受制并服务于冷战格局的？冷战时期国际对外援助承担了三个主要功能：促进阵营内部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冷战工具对对方的阵营进行瓦解，维持重要战略地区的现状。日本的外援固然包含战争赔偿的成分，但主要还是以开拓出口市场、确保能源和原料供应及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主导权为目的。日本的外援虽然主要关注的也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却不像美国那样直接服务于冷战和争霸战略。然而无可置疑的是，日本的援助同样是在冷战的框架下展开的，也服务于西方阵营的相对收益。[4]

二、经济援助与政治大国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缓和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大量全球性问题，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新自由主义的视角被赋予了更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此时国际援助进入了绝对收益上升阶段。对日本来说，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复兴和崛起，财富的增加带来经济地位的提升，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日本在政治上开始强调更多地作出国际贡献，在对外援助上也开始更多考虑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促进机制建设，更关注通过绝对收益获取国家利益。1981年，日本外务省发表了《经济协力的理念———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政府开发援助》的政府白皮书，指出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相互依存和综合安全保障三大根据之上，正式提出了综合安保的援助理念。对外开展以ODA为中心的“经济外交”，以经济方式和手段扩张经济势力并扩大政治影响，成为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扬长避短的战略选择。

日本政府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一直都伴随有政治考量。1968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指出：“援助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经济开发与地区合作，应努力为这个地区创造稳定的和平与繁荣。这不仅是作为亚洲发达国家的我国之责任，而且与我国将来的繁荣也有着密切的联系。”[5]首先，东南亚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劳动力低廉，历来是日本重要的资源供应地、商品和资本市场，而且东南亚扼印度洋进入西北太平洋的通道，对日本保障能源供应航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在政治上，东南亚国家是日本倚重的对象，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牢固关系，是日本所构想的亚太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日本政府谋求在世界上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其策略方针主要是靠雄厚的经济实力介入国际事务，设法通过经济手段在国际上扩大政治影响、提高政治地位。日本政府决定将1992-1993年ODA重点投向包括印度支那的东南亚地区，正是为了配合突破柬埔寨问题为先期目标的亚洲外交。因此，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是日本实现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后冷战时期，ODA作为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经济援助政策行为，日益成为各发达国家政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近年来，尤其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对东南亚的ODA援助又有了明显的变化，通过经援拉拢东南亚国家，构筑对中国包围网的意图明显，其军援色彩也进一步显现，ODA正逐渐成为新时期日本实现“普通化国家”目标、成为军事大国的有力经济手段。

三、援助制度化与日本的主导权

吉尔平在论述政治与经济在国际体系层面的互动关系时指出，从短期来看，权力分布与政治系统决定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框架；而从长期来看，有效率的经济体系最终会变革政治系统，从而在某一个时点上国际经济体系的特征是由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决定的。日本通过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在东南亚地区经济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在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投资中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一般来讲，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程度越深，即越来越多的国内经济生产活动与进出口贸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国内主张与外部世界建立持续、稳定关系的政治支持者就会增加。随着经济联系的加强，出现了既得利益，即在贸易关系中国经济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利益集团，它们会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6]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改变了国内利益的形态分布，使国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必须作出的利益计算发生了改变。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通过向该地区提供ODA这一公共产品，并按照本国的利益和战略需求将其制度化，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共同利益，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日本获取绝对收益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在将对外经济援助的制度化过程中附加条件实现的。1991年4月0]日，海部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今后提供ODA的标准，即：受援国的人权状况、政治民主化程度如何，是否实行市场经济，能否严格控制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生产、军火出口和军费开支多少，能否合理开发本国资源，开展环境保护。附加条件包括从市场化、私有化等经济条件到民主、人权、法制和良好治理等政治条件，从援助国之间的关系来看，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开始更多强调绝对收益，即共同利益。有学者指出，日本的ODA将进一步做到政策多样化、措施灵活化、内容多元化、结构合理化、对象扩大化、援助领域广泛化。[7]日本对东南亚经济援助更多强调共同利益，一是基于经济相互依赖日益深入的现实经济利益考虑，二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通过强调共同利益和绝对收益，维护日本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地位，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

四、结束语

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是在冷战格局下美国为追求和维持其霸权利益的战略部署下开始的，带有明显的冷战烙印，是一种服务于西方阵营的相对收益。尽管如此，日本通过最初以商品和劳务形式的赔偿，顺利打开了东南亚市场，获取了恢复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出口市场，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振兴，在较短时间内走上了经济大国的地位，同时取得了在东南亚市场中的经济主导权地位。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国家目标和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日本更多地利用经济援助手段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后冷战时期，日本充分利用向东南亚国家提供ODA这一公共产品，并通过将其制度化和附加条件的方式，寻求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绝对收益呈上升趋势，这将有利于日本以经济援助手段促进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

[1]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

[2]周弘.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范勇鹏.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和对外援助——二战后援助国收益偏好的历史演变[J].国际政治经济评论，2008，(5).

[5][日]外务省编.我国外交的近况（第12号）[M].大藏省印刷局，1968.

[6]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王展鹏译.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林晓光.战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J].现代国际关系，1993，(6).

责任编辑：孙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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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4288(2016)05-0031-03

2016-08-08

刘雪林（1982-），女，山东潍坊人，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