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潍县的崛起与区域商贸中心地位的形成

2016-03-16王明德

潍坊学院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潍县济南

王明德

（潍坊学院，山东潍坊 261061)

近代潍县的崛起与区域商贸中心地位的形成

王明德

（潍坊学院，山东潍坊 261061)

近代潍县的崛起与区域商贸中心地位的形成得益于它的商路枢纽位置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又进一步刺激了区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和手工业的兴起，商业经济的繁荣又推动了潍县工业化的发展。转口贸易和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加强了它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使潍县最终发展成为山东重要城市乃至成为华北地区的商贸集散中心。

潍县；商贸中心；近代

近代潍县是一个因商而兴的城市，由区区县城一跃而发展成为鲁中乃至华北地区的商贸中心，工商业发展取得突出成就，其经济总量一度在全国占居显著位置。在施坚雅勾勒的中华帝国晚期城市体系中属于第二层级的全国20个“地区都会”之一，也是行政层级最低的唯一的县级治所，[1]（P397-398）其经济地位和城市影响力远非一般县城所能匹敌。明清时期潍县是山东五大内陆商业城镇之一。近代以来，山东经济重心区由鲁西大运河沿岸转移至鲁东沿海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潍县渐从鲁东商业重镇上升为鲁中乃至华北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近代交通运输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更加重了潍县的经济地位，以至“十一条贸易线路在此汇合”，[2]（P1591）其形势“上通济南府，下通青岛（和烟台），居三大都会大道会合之点……又当铁道之中枢，为上下必由之道”[3]（P58）。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生产、聚集和发散商品的数量愈多，质量愈好，交换的范围愈广，这个城市的生命力就愈旺盛。[4]（P685）潍县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县级城市。作为青岛、济南和烟台之间的最大贸易市场，其商业辐射范围之广泛，市场聚散功能之强大，工商百业之繁荣，在山东其它同级城市中罕有匹敌者。近代潍县的崛起和商贸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如香港中文大学叶汉明教授、山东社科院的庄维民先生、山东师范大学的王守中教授等对次此都有论述。①但对于潍县崛起和鲁中商贸中心兴起的地缘条件、历史机缘和内生动力等问题，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近代潍县在山东半岛商贸线路中的枢纽地位

近代山东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交通地理格局的变化，口岸城市的开辟，沿海与内地贸易联系的加强，以及潍县的适中位置等因素一起，使潍县在山东半岛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潍县位于鲁中山地以北与莱州湾以南的山前平原地带，是鲁东和鲁西之间以及山东半岛南部与北部之间陆上通道的汇合点，为山东半岛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也是山东半岛与内地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地带。在19世纪末铁路系统建成之前，鲁东与鲁西间的主要通道除了由羊角沟经小清河到济南的河道之外，便是中央山地以北由烟台(时称芝罘)经潍县到济南，或由胶州经潍县到济南的陆上通路。这两条路线都以潍县为中心，后来又成为青岛与济南间的现代铁路网基础和烟台与潍县间的公路系统的基础。[5]（P27-37）近代以来，随着沿海烟台、青岛等通商口岸的开辟，山东境内由沿海通往内地的交通线路逐渐取代京杭大运河的地位而成为省内主要商贸线路，与此相联系的是鲁东经济重心区逐渐形成，并取代了鲁西运河经济重心区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烟潍贸易线、胶济铁路、潍烟公路、潍台公路等先后得以开辟和建成，新的商路格局形成，潍县正好处在数条商路的交汇处，成为山东烟台、青岛、济南三大商埠的连接点，这便为潍县区域性商贸中心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烟潍（烟台至潍县）贸易线的开辟是山东境内新商路格局形成的开端。清同治元年（1862），烟台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全省首个沿海商埠。商贸发展的需要，促使烟台与潍县之间形成了一条长约300公里的贸易线路，并向西延伸与周村、济南相连，其支路与羊角沟、龙口相接，潍烟商路扩大了烟台对腹地的影响，也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外国货物由烟台港入口，经潍烟商路输入山东各地。土产出口则由山东西部和西南部经小清河运至羊角沟，再沿海岸运至烟台，或由陆路交通经潍县送到烟台。[5]（P27-37）山东中部和东部的商货多以潍县为集散地，再由潍县向烟台输出。同时这些地区也以潍县为主要的商品采购地，这就加强了潍县的商品集散能力。猪鬃业、草辫业等手工业的发展，也使潍县商业兴盛起来。19世纪末期，烟潍贸易线成为山东最繁忙的商路之一，每天进出烟台的上千头驮畜中，大部分都是沿着这条商路运输货物。通过烟潍贸易线，烟台市场的影响力不仅达于登、莱、青地区，而且还扩及到河南、山西等黄河中游地区。[6]（P83-96）

胶济铁路的建成通车标志着新的商路格局的形成。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占领青岛，为扩张其势力范围，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始修建一条自青岛至济南的铁路，光绪二十八年（1902）修至潍县，光绪三十年（1904）通车至济南。胶济铁路的建成，便利了山东中东部地区的货物运输，改变了山东原有的经济格局，使山东的经济重心东移，即由运河沿岸转移到胶济铁路沿线。潍县正处在济南和青岛之间，距青岛183公里，距济南207公里。因而胶济铁路的通车成为了近代潍县商业贸易繁盛的催化剂，大大促进了潍县这一商业城镇的兴盛和发展。[5]（P27-37）

宣统三年（1911）津浦铁路建成通车，津浦与胶济两条铁路在济南汇合。青岛成为山东重要的海港和铁路终点站以后，烟台的经济地位便迅速为其所夺。以渤海南岸为中心的贸易体系也被较大的青岛贸易网所取代。结果烟台与潍县间的商业来往渐为青岛与潍县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所排挤。烟台与潍县间的道路系统都远不及青岛与潍县间的铁路线。[5]（P27-37）作为胶济线过往商货运输的必经之地，潍县的贸易随之改为以青岛、济南为主要输入和输出市场。潍县也逐渐成为胶济铁路沿线重要的土货、洋货集散市场。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通车后，山东原有的商路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绝大多数传统商路如陆运商路、运河商路的作用渐趋衰微，而铁路商路的作用日趋突现。[3]（P129）至此，全省基本形成了以二路（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三河（黄河、小清河、卫运河）为框架的商路网络。

公路交通网络的构建，加强了潍县的辐射与聚散功能。民国十年（1921），烟潍公路修成通车，这在当时属于高水平的近代化公路。民国十六年（1927），建成潍道公路（潍县至蒲台县道旭镇），该路起自潍县，途经寿光、广饶、博兴至蒲台县境黄河东岸的道旭镇，这是胶东各县南通京沪、北通平津国道的重要线路。另一条重要线路是台潍公路（潍县至台儿庄），全长445公里，途径昌乐、安丘、高密、诸城、莒县、沂水、临沂、郯城、峄县，最后到达台儿庄，沟通了鲁东与鲁西南地区。据统计，当时在烟潍公路上行驶的官商车数为119辆，载重达177.25吨，在台潍路段行驶的官商车辆共80辆，载重为115吨。[7]（P72-74）这些现代公路网络的构筑，加强了潍县与鲁西北和鲁西南之间的联系，扩大了以港口为中心以潍县为枢纽的商贸网络的覆盖范围。“自胶济通车，烟潍台潍筑路，形势顿为之变。沿胶济路可东抵青岛与海运衔接。西至济南，与津浦联络。经烟潍路可抵莱州、龙口、烟台，与半岛各县相沟通。历台潍路而至安丘，莒县，沂水，临沂，台儿庄，与津浦支路及大运河连贯,”[8]P15-16形成了四通八达的近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与此同时，现代交通工具逐步取代肩挑驴驮等古老运输方式，扩大了运输量和货物交流的范围。电报、邮政、电话设施的发展，也极大地方便了潍县与外界之间的联络。这样潍县与外地的物资和人力交流、信息沟通，以及因此而引发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等，有力地促进了潍县工商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变化和城市的近代化。至30年代初，“潍县经济地位之重要，胶济沿线，首屈一指”，即在山东省内除济南、青岛、烟台三城市外，其他各城镇，“工商各业，实无出其右者”。[4]（P574）

二、对外贸易和开埠是潍县商贸中心地位形成的重要推力

清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将济南、周村、潍县三地开辟为商埠。潍县开埠，既是其经济地位重要性的反映，又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北洋大臣袁世凯与山东巡抚周馥在联名上奏清廷要求将济南、周村、潍县自开为通商口岸的奏折中所说：“……至省城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胶关进口洋货，济南出口土货，必皆经由于此。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更于商情称便，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9]（P929-930）商埠开放的目的是吸引外国资本。开埠之后，潍县将县城南关东到白浪河，西至擂鼓山马路，南至铁路车站，北到坝崖的近1000余亩地方划为商业区。不久，德国在潍县设立领事馆，洋货也逐渐在市面出现。各外资机构主要集中于商埠区内，即南关火车站附近，有日本的南信洋行、小板洋行、山东商行、瑞祥公司，美国的美大公司、东方烟草公司以及英国与荷兰合办的亚细亚油栈等。这些洋行经销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机器、五金、煤油、烟草、棉布、砂糖、火柴、医药品等，同时还收购出口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其他原料。外国商业资本的大量出现，表明已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在潍县，经营进口洋布的布庄有十四五个。外国货币也流入潍县。原料和土产也向外国市场或设有工厂和商行的城市港口输出。[5]（P27-37）

开埠及其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潍县工业化的兴起。受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潍县原有的工业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手工业如土布、土纱因洋货倾销而趋于没落，而一些新型手工业如草辫业、花边业、发网业等则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而迅速崛起；一部分家庭手工业受出口贸易影响，在经营方式、原材料、技术等方面逐步向机器生产过渡；还有部分商人投资新式机器工业。不仅如此，在对外贸易“增长引擎”的推动下，现代商业、现代金融业开始发展起来，传统的城市封闭格局被打破，城市发展呈现出现代气息，潍县城市化进程迈入新的轨道。

潍县自开埠后，商业化进程日益加快，商家数量激增，其商务之盛，“实超过济南，居全省之冠。”[10]（P133）。据统计，民国二十一年（1932），全县商号约达3000家,货物进出口数量显著增长。潍县及其境内的坊子、二十里堡、虾蟆屯、南流、大圩河5个车站主要进口货物吨数1928年为113704吨，1929年为133591吨，1930年为110191吨，1931年为109430吨。这4年的出口或发送吨数分别为67209吨、66953吨、91807吨、73980吨。[11]（P255）可见潍县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其地位的重要性，在胶济铁路沿线，首屈一指。在山东省内除济南、青岛、烟台三城市外，其他各城镇，“工商各业，实无出其右者。”[8]P15-16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使潍县成为鲁中地区商品流通中心。“青岛、烟台进口洋货及内地出口土货皆以此为集散中心”。[12]（P88）

潍县机器工业始于1918年马惠阶等创办的坊子电灯公司。20世纪30年代中期，潍县有30家机器工厂。在30家机器工厂中，与布业相关的加工工厂就有21家。潍县机器工业的发展与本地土布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据不完全调查统计，30年代初，全县有脚踏织布机6万张，每年经铁路运出的土布7200吨，经邮局寄出的布匹包裹12-13万件，所产土布占山东全省年产量的60%。[4]（P574）潍县织布业的发展推动了铁工业、漂染、轧布、颜料等加工工业的兴起，并逐渐形成以布业为龙头的织漂染一体化产业链。在潍县，外资企业在倾销商品的同时，也投资现代工业。外资企业主要有坊子煤矿、二十里堡烤烟厂、美孚石油、亚细亚油栈、南信洋行、瑞来公司、德孚洋油等7家。英美烟草公司在潍县推广美种烟草的种植，并开始大量收购烟叶，生产烤烟。土布业和烟草种植业成为潍县经济的两大支柱勃。[5]（P27-37）

在工商业的带动下，潍县金融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趋势。一方面新式金融机构——银行出现；另一方面传统的钱业部分蜕变为“银号”，传统与现代金融业并存。民国四年（1915），中国银行在潍县设立分行。20世纪20年代以后，各大银行纷纷在潍设立分行。先后有山东银行、交通银行、山东省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实业银行等分支机构设立。在此过程中，潍县旧式钱庄也开始向现代银行转变，并日趋活跃。钱庄是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金融机构，主要经营货币汇兑。潍县开埠后，市面上银两、银元、铜钱同时流通，促进了钱庄业的发展，有的钱庄又进一步转变为银号。民国五年（1916）以前，潍县钱庄主要以经营京钱票（即清末发行的纸币）；民国十年（1921）后，随着京钱票业务的“日见消减”和土布业的发展，潍县钱庄业开始以存放款为主要业务，尤其以放款为主，与银行的业务范围基本相同，这样钱庄也就变成了具有现代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据统计，30年代初，潍县共有钱庄25家，年存放款及汇兑总额达640余万元。[13]（P115-118）

开埠和工商业发展以及现代交通网络（尤其是铁路）的形成，成为潍县城市化发展的牵拽动力，传统的城市空间格局被打破，新的商业区形成，城市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为适应现代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城市交通、通讯、照明、排水等现代设施开始出现。潍县南关被规划为商埠。南关在“清末是一个郊区，……除几条街巷外，四周仍是农田、菜园、坟茔墓地”。[14]（P197）开埠后，南关经济逐渐繁荣起来，新修建的连通火车站与县城的大马路两侧汇集了众多工商户。众多商家的入住，为潍县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地价的飞涨。20世纪30年代，潍县修建了跨白浪河连接县城与东关庆成门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命名朝阳桥，该桥使城里与东关成为通衢，极大地改善了城区的交通。接着翻修了南坝崖街，路面由青石板改为花岗石板，扩建后的南坝崖街两旁商肆鳞次栉比，成为繁华市廛。民国初年潍县开始设电话，30年代，山东省建设厅长途电话潍县分局成立，设立商办电话公司，设有交换机1台，电话300台。清末潍县开始有电报机，开埠后电报业务得到较快发展，1926年电报局“有莫尔斯电报机8部，人工听录报机1部”。[15]（P364）潍县邮政业务初为日本人控制，地方邮政业务在20世纪20年代也有较大发展。

潍县新兴市区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在坊子镇（今潍坊坊子区）的兴起上。坊子位于潍县南15公里处，是一个因矿而兴的新市区。潍县开埠前，德国人便在此开采煤矿。胶济铁路建成后，又在这里设火车站。随着煤炭的大量开采，这里的人口渐聚渐多，人们开始在这里摆货摊，开商店，以至形成集市。火车站前发展成茂林街（一马路），后来又发展到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清光绪三十年（1904），地方政府开始在这里设立行政管理机构，这里始称坊子镇。德国占据坊子长达17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交战，日本人占领坊子，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德日共霸占坊子长达48年。在这近半个世纪里，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殖民者在这里建设了各种工业和生活设施，形成了坊子“南北三条马路，东西十里洋场”的畸形繁荣局面。德日帝国主义在坊子设立了德国领事馆、德军司令部、德军北大营、德建火车站、德军医院、德军礼堂、铁路大桥、天主教堂、修女院、日本领事馆、日本宪兵队、德日矿务公司、德国电报大楼、发电厂、电灯公司、日本国民学校、日本农场、运兵站、物资仓库、德军豪华官邸、日本正金洋行、横田旅馆、鱼鲜大烟馆、风月妓院、红房子水牢等，坊子俨然成为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袖珍国”。数十年间，坊子由一片乡间僻壤一跃而成为颇为繁华的现代市镇，除去其殖民地色彩不论，它还是潍坊现代城市发展的产物。1948年4月，潍县城解放后，于潍城、坊子及二者毗连地区置潍坊特别市，次年6月易名潍坊市。

人口标志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随着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政工程的建设与完善，潍县城市人口增加。光绪三十二年（1906）潍县县城人口为4.97万。其中，从事工商业的约2.7万。民国十四年（1925），人口总数为50余万，其中，县城人口约8万。民国二十一年（1932），潍县城区有12576户，82781人，显然已是颇具规模的大都会了。[3]（P58）“邑中工商两业均极发达，故人民职业，除农民占最多数目外，工商两界人数，实较各县为多”。[8]（P15-16）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从事工商业或成为城市劳动力，从而造成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

三、商业经济是潍县城市化发展的引擎

潍县是一个因商而兴的城市，商业经济在城市化发展中起了引擎的作用。潍县商业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首先，商业经济以纺织业位支柱产业。20世纪初，潍县纺织业兴起。1907年，潍县人张瑞芝从日本购进足踏铁木织布机6台，试织宽幅土布。1910年，潍县“博济爱国织布厂”成立，后又扩建三家“博济”号织布厂。由于采用了新技术，所织布匹逐步由手工土布发展到白细布、斜纹布、哔叽、条子布等。数年间，织布技术不断改进，开始使用“洋纱”作原料，并普遍使用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所织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因此广受市场欢迎，织布业迅速发展起来，初有潍河沿岸兴起而遍及潍县城乡，扩及昌邑、昌乐、寿光等地，呈蓬勃发展之势。据统计，1916年潍县有铁轮机织机500台，1926年发展到4万台，1932年为8万台，至1934年猛增至15万台。仅潍县一地即年产白布412万匹。[16]（P81）当时潍县眉村一带织布户约占其总户数的2/3以上。潍县城也因此成为棉纱、棉布的集散中心。据1932年调查，该年由铁路运出布匹7200吨，由邮局运出十二三万件，品种包括原白坯布、色布、斜纹、线呢、哔叽、府绸等几大类150多个品种，远销云南、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山西等地。1934年全县布商400家，年交易额1300万元，棉纱商45家，年交易额850万元。[17]（P173）纺织业成为潍县经济的支柱产业。当时潍县号称“十万张布机”，从业人员20多万，日产布数万匹，年产棉布6000万米。据民国实业部国贸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记载，潍县每年出产的土布约占全省土布量的63%。[18]（P47）织布业的繁荣，又推动了印染、染料及纺织机械等现代产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现出了一业为主、百业兴旺的局面。1934年，潍县城市经济发展到拥有118个自然行业。同年，金城、盐业、大陆和中国四大银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当年潍县经济实力列全国第17位。[19]（P5）据1935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治委员会调查，山东省67县的棉布产量为17,360,100匹，估计全省可达2000万匹。67县中，年产在10万匹以上者有19县。19县中，最著名的当推潍县纺织区。[20]（P259）该区以潍县为中心，包括昌邑、寿光、昌乐等邻县的一部，均在胶济线北部，这一地区，约有手织机10万架。1931-1934年上半年的棉纱销量，分别为16,280吨、16,130吨、17,865吨、19,090吨。[21]（P259）到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华北农村中多种手工业出现了新的高潮，潍县织布区在“七七事变”前兴盛到了极点，土布产量年达2000万元，与烟草、猪鬃等产品一起，约占占潍县全部产值的50%，[22]P11其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其次，潍县商业经济受世界市场影响较深，农产品商品化和新兴手工业发展迅速，商品化生产优势较为明显。由于受进出口贸易的刺激，潍县传统手工业开始转型，适应市场需要的土布、草辫、猪鬃、绣货等手工业开始兴起。20世纪30年代，潍县的绣货年产销额约为100万两；猪鬃生产在山东出口商品中也占有主要份额，民国年二十一年（1932）运往青岛的猪鬃成品约52.5万公斤，每年出口总值在百万元；潍县还是山东最大的草辫生产中心，潍县和沙河镇两地的草辫业产量，占到了山东产额1/3以上。[22]（P402）农业方面，传统种植业开始转向经济作物种植。据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的调查，当年潍县烟地有8.5万市亩，产量达到创17万担；1934年烟叶种植面积达7万余亩，年产烟叶1500-1600万斤，价值300余万元；[4]（P581）20世纪20年代前后，潍县每年输出花生91万担，约占青岛、烟台出口量的70左右；[6]（P83-96）其他如高粱、大豆及豆制品的商品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带动和促使潍县转运业及有关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繁荣。

再者，潍县商业经济凭借其巨大的市场能量和发达的商路网络而迅速发展。近代以来，随着烟台和青岛辟为通商口岸，烟潍商路和胶济铁路的开通，新的商路网络的形成，潍县商贸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并从地方性或省内贸易发展到区域性、全国性、甚至海外贸易，以至成为华北重要的土洋货物贸易中心之一。潍县作为商贸中心，商品消纳范围往往扩及数十县。如潍县依靠烟潍贸易线和胶济铁路，一方面集中青州府、沂州府、泰安府的土货转运口岸出口，一方面又从口岸输入洋货分销上述地区。“大量外国商品如布、纱、铁盒、煤油从芝罡（烟台）运来，甚至更多的土产从南方市场运到这里”；[2]（P1591）“昌乐、寿光、安丘、昌邑、青州一带商民，凡有需求，佥向斯地购买，一时交易总值甚大，不下五六百万元”[8]。其“经济地位之重要，胶济铁路沿线，首届一指”，“商务于胶济铁路各站仅次于济南、青岛，居第三位。”[13]（P82）1906年潍县纱布输入额为350万两，行销范围达于沂州、首州、泰安、临胸、蒲台、泗水等地。20世纪20年代，潍县成为山东花生、烟草、猪鬃、绣货等项土货的最大集散市场，花生年输出量91万担，约为青岛、烟台出口量的70%左右；猪鬃输出量4，000担，占青岛出口量的80%；烟草输出量150万斤，在青岛出口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每年向上海、香港、广东输出的绣货价值100多万两。[23]（P22-292）到1932年，单是从青岛、济南流向潍县的棉纱、洋布、火柴、煤油、染料、纸烟、糖、西药八类洋货，价值即达1178万元。这一时期，潍县大小商号3000余家，交易总值约4000万元。

最后，潍县商业经济的繁荣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加快了潍县商人资本的积累，许多较大的商家开始把资本投向大城市，在青岛、济南等地开设商号，形成“潍县帮”商人集团。[4]（P658）一些潍坊商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利用地方资源和市场优势，建起了织布、印染、机器制造、化工染料、医药、印刷、面粉等各种现代工厂。他们对潍坊工业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23年，潍县商人张荆芳等合伙投资10万元成立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专门制造化学合成染料。线业公会主席康子周等投资兴建了信丰染厂。1914年，李树俊、王世荣、朱亮之合资创建三盛永碱庄；1929年，曾留学日本的张干臣与其表兄、潍县知名人士于均生，在东关后门街创办了大华染织厂，其机染丹士林布颇受欢迎；1930年，李惠之、李骏声投资，在东关王母阁创办了生产花格布、花素哔叽的惠祥染织厂；1935年，陈孝禄、魏新泉等在南大街等地相继开办了德聚、隆丰、大丰三家染厂，均以染硫化兰、硫化青等色布出名。1920年，魏子宜、张执甫在东关创办了惠东大药房，并设制药厂和医院。经过多年辛苦经营，到抗战前，已发展为年销售额20余万元，产品销售覆盖整个华北地区的大型医药企业；1940年,王振方在东关大街创办了大来面粉厂；由丁叔言、毛寄尘等原创办的和记印刷厂发展为全省闻名的现代化印刷大厂。丁子明在东关大街路北创建了潍县最高、最大的百货商店。[24]

不仅如此，潍县商业资本还投资修筑城市基础设施，兴办地方教育，发展文化事业。潍县商会董事郎辑五、武焕之、李崇德等人，曾倡议填平县城东门外的一段护城河，以扩大坝崖街商业区，便利商户经营。至1921年，商业街建成，按施工费用计价出售，各商号购得地段即可建筑商业用房。商业街的建成使用便利了地方商业的交流和发展。1929年，由潍县商会出面倡议，商民捐资建起了潍县大戏院，这是潍县最早的戏院。潍坊商人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潍县士绅领袖丁叔言，曾于宣统三年（1911）创办丁氏第一小学，自任校长。民国十年（1921）又创办丁氏第二小学。民国十六年（1927）被选为潍县中区教育会长。

总之，商业经济对于近代潍县城市化的启动和发展起了重要引擎作用，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城市化启动机制的特殊性决定的。由于城市化发展缺少强有力的工业化支撑，且受外国资本和本国小农经济掣肘，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同全国其他多数城市一样，潍县城市化进程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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