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兵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发展历程与趋势

朱雄兵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摘要：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在50多年的历程中发展迅速，著作颇丰，拥有本领域的专业期刊和相关国际会议。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经典阶段、批评与幻灭阶段和学科复兴阶段，各个阶段受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研究重点各有侧重。随着研究者对相关因素的认识不断深化，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方法与视角不断丰富，理论也得到不断修正与完善，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语言规划活动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涉及到诸多可控与不可控的因素，其跨学科的性质也越来越明显，今后学科发展也将涉及到对更多相关因素的影响研究。

关键词：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发展历程；发展趋势

语言政策与规划实践历史悠久，如中国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实施的“书同文”，即用小篆统一之前六国文字。“但作为一个学科研究的历史却相对较短，对这个领域真正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1]语言规划活动大规模实施于二十世纪60与70年代，那时的语言政策与规划专家普遍认为他们对社会中的语言的新认识将有利于语言现代化、语言发展这些实际的语言规划活动，这些规划也将给那些发展中的社会带来诸多益处。由于人们认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对后殖民时代获得独立的国家有现实意义，如发展经济、缓解种族冲突、统一国家等，且对于解决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许多与语言相关的问题提供的试验场而具有了理论价值，因而该领域吸引了众多应用语言学专家进行研究。“从学科发展来看，虽然语言规划研究历史不长，但是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2]著名语言政策研究专家斯波斯基(2004)认为，“语言政策应是应用语言学的核心所在。”[3]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并不是基于理论驱动，而是根植于现实中与语言相关的各种问题，为其提供跨学科的解决措施，具有跨学科性质。

一、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学科发展历史进程与现状

Tollefson在《剑桥社会语言学手册》中将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经典即新经典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批判与幻灭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和学科复兴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4]早期该领域中普遍存在乐观主义，但不到20年，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成效令人失望，语言政策与规划进入批评与幻灭阶段。近十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经历了缓慢的复兴，研究重点也与早期研究有所不同。

(一)经典阶段

语言政策与规划早期发展主要得益于于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紧密联系。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政策与规划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Fishman、Ferguson和Das Gupta的著作中的19个案例中的11个来自非洲，其余研究了印度、海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发展中国家。[5]正如Rubin和Jernudd的著作的副标题(语言能规划吗？ 对发展中国家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早期研究似乎仅限于发展中国家。[6]那时人们普遍相信语言政策与规划对于国家实现政治或管理的整合、社会团结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对新独立国家语言规划需求的分析，特别是语言选择、扫盲、语言保持、编典、语言发展等。

尽管语言政策与规划起源于对发展的关注，研究者很快也将发达国家的相关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到20世纪70年代，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已包括苏联、以色列、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美国和爱尔兰等国的语言问题，同时大量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早期研究中，人们认为语言规划者有能力改变社会现实的语言状况，这些改变将会带来预期的社会与政治上的转型(如加强社会文化团结，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使更多人接受教育等)。将语言政策与规划和现代化或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的做法在后期研究中受到诸多批评，尤其是早期研究与实践中的乐观主义思想。其次，强调把效率、理性和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任何情况下评价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标准。由于语言政策与规划强调技术层面，Jernudd 和Das Gupta就认为语言规划者很可能比政府当局更有能力做出理智的决定来解决语言问题。[7]这种将语言政策与规划和政治分离开的尝试，即认为语言政策与规划是中立的，反映出过于相信技术专家的技能和普遍未能将语言政策与规划和政治分析结合起来。早期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普遍失败表明语言政策与规划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涉及到管理社会的权利机制，这也是后续研究对语言政策与规划批判的焦点。同时，认为民族国家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和实践的核心。这种观念在将语言政策与规划当做是民族国家加强政治、管理和社会文化整合的工具的实践中尽显无遗。首先，政府机构被认为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的主要实施者，因而大多数研究也主要聚焦于政府机构的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其次，大多数研究者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主要兴趣在国家规划与政策而不是各地语言实践。

(二)批评与幻灭阶段

对早期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批评从一定程度而言是对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规划普遍失败的表现。在这一时期，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规划的作用极大削弱。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早期研究未能确切分析当地状况对国家政策和规划的影响。 部分原因是由于过于强调技术层面而不是关注于政策的政治分析于评价。未能将语言政策与规划和政治联系起来的一个后果是规划者无法预料其政策与规划的影响。第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对受相关语言政策与规划影响的社区的语言实践与语言态度关注不足，尤其是对语言少数群体如何根据他们的社区调整、颠覆或转化国家规划的考察不够。此外，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国家相关政府机构对语言自上而下的规划，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一些机构和组织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影响，如企业公司、非政府组织、职业协会和压力集团等。第三，尽管语言政策与规划制定的初衷是为少数民族群体带来诸多益处，但现实的实践中却被统治阶层用来维持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在非洲的其他国家，制定相关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目的在于克服独立后民族融合的迫切危机，但这个目标只在少数接受过教育的精英中实现，而导致普通大众被剥夺了经济和政治权利。”[8]统治阶层利用语言政策与规划为其服务的现象绝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利用语言政策与规划来使得社会不平等和分层变得固化，不可撼动，让人们觉得那是常态。例如“在美国，联邦政策不断压制土著语言，以及许多州通过“唯英语”立法来限制拉美裔美国人的政治权。”[9]

(三)学科复兴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进入新阶段，即学科复兴阶段，研究重点也与前两个阶段不同。自从80年代末期，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于，不管是研究者、政策制定人还是语言政策实施者都普遍接受语言政策与规划不会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这一事实。学科复兴也部分得益于更多的人认识到语言政策与规划涉及到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力量间的互动，以及社会状况的变化，如欧洲与中亚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大规模移民导致全世界范围内学习语言的人数剧增，也随之使得语言政策与规划得以复兴。在许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成为应对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措施，随之许多新的议题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移民语言的角色在教育系统中的角色以及在公共领域的使用，如何有效实施习得规划和英语全球传播对各国语言的影响等。其次，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许多新的国家得以独立，各国语言状况也发生巨大变化，语言问题与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冲突间的联系变得尤其紧密。

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解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盛行的单语意识形态。传统观念认为多语会给社会增加运行成本，而单语则有利于社会发展，但现在研究者开始反思这一观念的合理性。许多国家当局也开始修正之前盲目追求“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种语言”的错误信念。例如南非在种族隔离结束后采取了颇具创新性的语言政策，注重发展多语主义，颁布的新宪法中宣布11种语言为其官方语言，目的在于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民主发展。同时，语言人权研究也对单语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批判。Skutnabb-kangas开始提倡“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群体的母语问”[10]35；Cooper“将语言权与政治理论相结合，促进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的发展。”[11]

随着语言领域的不断扩大与研究重点的转移，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也应运而生。如语言生态视角、民族志研究和语篇分析等。基于生物多样性模型而建立的语言生态学将语言多样性视为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是人类社会的福祉。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框架主要考察语言政策与规划对语言生态与社会整体的潜在影响，主要包括语言保持、语言复兴和语言权利等。语言生态学视角的重大影响在于，颠覆了之前追求单语的观念，提倡语言多样性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受众的参与。民族志研究视角起源于对早期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忽视考察涉及到的社区所受到的影响的批评。

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发展趋势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与视角不断丰富，理论也得到不断修正与完善。随着研究者对相关因素的认识不断深化，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语言规划活动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涉及到诸多可控与不可控的因素，其跨学科的性质也越来越明显。基于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分析，现将对今后研究趋势做出总结。

第一，“更多研究将考察语言政策与规划如何加深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10]98许多研究者意识到语言政策与规划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即改善国家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经济状况，相反被政策制定者用来使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处境更加糟糕，而维护了掌权者的利益。

第二，考察社会变迁、诸多非官方机构、组织和家庭如何影响人们的语言使用，对相关语言政策采取的措施。微观层面的研究将有利于研究者理解更多对语言政策与规划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尤其是在那些没有显性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对语言政策与规划和国家安全关系的探讨将在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重要。”[12]“语言政策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语言战略计划，语言问题被“安全化”，如语言政策与规划如何与全球化、地区政策冲突和反恐战争等联系起来。”[13]“澳大利亚为在全球化时代维护其经济利益在外语教育政策上做出的改革显示出外语教育的经济属性。”[14]

第四，超国家组织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将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随着全球化与地区区域化进程不断加深，各国间的依赖也变得更加紧密。任何一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将受到所属国际或地区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极大影响。

参考文献：

[1]Kaplan,R.B. & R.B.Baldauf.LanguagePlanning:frompracticetotheory[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997:3.

[2]王辉.全球化、英语传播与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

[3]斯波斯基·博纳德.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

[4]Tollefson, J.Lanuguageplanningandlanguagepolicy[C].//R.Mesthrie(ed.).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UP:358.

[5]Fishman,J.A.,Ferguson,C.A.& Das Gupta, J(eds.).Languageproblemsofdevelopingnations[C].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68.

[6]Rubin,J., & B.H.Jernudd(eds.).Canlanguagebeplannedsociolinguistictheoryandpracticefordevelopingnations[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Press,1973.

[7]Jernudd, B. H. & Das Gupta, J.Towardsatheoryoflanguageplanning[C]//J.Rubin,and B.H. Jernudd.Canlanguagebeplannedsociolinguistictheoryandpracticefordevelopingna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Press,1973.

[8]Phillipson, R.Linguisticimperialis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45.

[9]周玉忠.美国语言政策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96.

[10]Skutnabb-Kangas,T.Linguisticgenocideineducation：orworldwidediversityandhumanrights[M].Mahwah,NJ: Lawrence Erlbaum,2000.

[11]Cooper,R.L.Languageplanningandsocial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67.

[12]陈新仁.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5.

[13]王建勤.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6):36.

[14]王辉.近20年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演变的启示[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31.

责任编辑：之者

收稿日期：2016-04-21

作者简介：朱雄兵(1991-)，男，云南曲靖人，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16)04-0081-03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endency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ZHU Xiongbing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has gone through 50 years’ fast development with abounding works, professional periodicals of its field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has generall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classical stage, stage of criticism and disillusionment and subject reviva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background in each stage, the research emphases are focused differently. With deepening of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factors, the range of research has gradually been enlarged, th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have been enriched, and the theory has constantly been corrected and perfected. People have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language planning is quite a complicated project, involving many controllable and uncontrollable factors, whose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 becomes more and more obvious.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n more relevant factors will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subject.

Key words: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development history; development tend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