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



论《文心雕龙》中的骈文批评

刘 涛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

摘 要：《文心雕龙》中的骈文批评话语较多，其内容充实，意蕴深刻，观点鲜明，论述周密，对后世骈文批评影响深远。该书中的骈文批评理论涉及到骈文文体的各个方面，展现出南朝骈文批评的总体风貌。具体来说，其内容涵盖骈文的起源与骈体发展、骈文的文体类别及风格特征、骈文的创作方法和批评鉴赏等，在六朝骈文批评方面多有建树。

关键词：《文心雕龙》；骈文；文体批评

齐梁时期，无论骈文创作还是骈文批评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从骈文批评来看，除大量单篇文章有所涉及外，尚有文学总集序言（如《文选序》、《玉台新咏序》）、史书传论（如《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子书（如《金楼子·立言》）、文章学著作（如《文章缘起》）及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等，都曾论及与骈文有关的诸多问题。其中，《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批评巨著，尽管所论述的文体种类繁多，但许多内容都是针对骈文而言的，在骈文批评方面多有建树。历来学者论及《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价值，无不褒扬有加。《文心雕龙》初成之时，刘勰欲取定于当时有一代文宗之称的沈约，“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1］712。清人黄叔琳《文心雕龙校注序》赞曰：“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孙梅《四六丛话·作家四》则将《文心雕龙》与《文选》并提且誉以美词：“彦和则探幽索隐，穷形尽状。五十篇之内，百代之精华备矣。其时昭明太子纂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实总括大凡，妙抉其心。二书宜相辅而行者也。自陈、隋下迄五代，五百年间，作者莫不根柢于此。”［2］626所谓“探幽索隐”、“妙抉其心”，皆指出《文心雕龙》对于为文之理的深度发掘与缜密剖析。民国时期的骈文学家亦同样推重《文心雕龙》，如瞿兑之说：“（刘勰）是生在骈文最盛行的时代，而作文学总批评的。虽然他自己的意思，是从经史以至于诗文无不在批评之内。然而他究竟是以骈文的立场来作书，而且他的本书就是用骈文作的……”［3］89“他的包罗万象，是古今任何论文者所不及的。”［3］93刘麟生对其也不吝美词：“彦和之书，可谓最早之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与修辞学。然即以文章而论，亦骈文中最大之著作，析理绵密，设词妥惬，只词片义，衣被华夏，余风至今未泯。”［4］50当代学者也极为重视刘勰与《文心雕龙》，范文澜高度称赏《文心雕龙》说：“刘勰是精通儒学和佛学的杰出学者，也是骈文作者中稀有的能手。他撰《文心雕龙》五十篇，剖析文理，体大思精，全书用骈文来表达致密繁富的论点，宛转自如，意无不达，似乎比散文还要流畅，骈文高妙至此，可谓登峰造极。”［5］418王运熙、罗宗强及台湾张仁青等皆曾论及《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贡献，如王氏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它总结了先秦以至南朝宋齐时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经验，论述广泛，体系完整，见解深刻，成为一部空前的文学批评巨著。全书运用优美的骈文写成，本身也富有文学价值。”［6］322罗氏则准确揭示出《文心雕龙》深邃的文学思想与严密的理论批评体系。张仁青《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称《文心雕龙》为中国文学的奇书，并将其与刘知几《史通》共论，认为二作堪称中古批评界的两大名著。

《文心雕龙》产生于骈文兴盛之时，著作本身即以俪体行文，极为讲究骈文的对偶、藻采、用典、声律及句式等形式技巧，与当时文坛的主流文风完全合拍。书中所阐发的有关汉魏六朝时期的骈文批评观，内容丰富，见解精深，体现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厚的批评素养。具体来说，《文心雕龙》中的骈文批评涉及到骈文的起源与发展、骈文的文体类型及风格特征、骈文的创作方法和作家作品等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骈文批评的各个方面，既对已有的批评观点展开系统深入的诠释，又提出了不少新的论题，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意义。书中《丽辞》、《声律》、《事类》、《练字》、《情采》、《章句》诸篇，分别论及对偶、声律、用典、辞藻、句式等，首次以骈文的形式要素为论述对象，揭示出骈文文体的基本特征，使骈文批评呈现出清晰的面貌。

一、论骈文起源与骈体发展

世之文章皆来源于儒家圣贤经典之文，此说由来已久。寻根求源，则本于刘勰的宗经复古思想，此为刘氏骈文批评的思想基础。《文心雕龙·宗经》曰：“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7］22刘勰首发“文出五经”之论，后之学者无不以“五经”或“六经”作为文章源头。骈文作为传统散文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按刘勰之说，其起源自然也应该追溯至儒家经典。换言之，骈文作为一种文章体式也源自“五经”或“六经”。若进一步探究文章（含骈文）的根源，则应追溯至天地自然之“道”。按《文心雕龙·原道》所论，“文”本源于自然之“道”，世间一切事物的文采皆为“道之文”的自然体现，文章（含骈文）也不例外。在“道之文”外化为文章的过程中，圣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由此一来，自然之道即演变为圣人之道。于是，圣人借助经典实现教化意图，相应地，圣贤经典之作即成为后来一切文章（含骈文）的起源。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原道札记》推阐刘勰之论说：“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8］3继之又举《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韩非子·解老》及《庄子·天下》以进一步诠释道之含义。黄氏以为道家提倡自然，遂谓刘勰所谓道，乃道家之道，而非儒家之道，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刘永济则认为，刘勰论文最重自然，自然即道之异名，道无所不包，而道之所包，即皆自然之文。综括各说推论如下：自然之文本存于天地之间，人人皆可得而采之，故刘勰之所谓道，似非道家之道，亦非儒家之道，更非佛家之道，而是自己所首创的文章之道。“盖人类必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有文字而后有文章，此文明进化之公式，人尽知之。凡人心有所感，必以语言表达之，语言表达之不足，则以文章表达之。自心动以至文成，冥冥中隐然有一贯串其间之道理在，此一道理即来自自然。刘氏之文学本原理论，其精义胥具于此。”［9］611由“天地自然之文”（即“道之文”）转向“人文”，圣人及其经典著述在此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故刘勰非常推崇经书，并尽力抬高其地位。《文心雕龙·原道》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庖犠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藐，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7］2由此可见，作为天地自然之道的代言者，圣人能够体认天地万物之至理，能够把握自然之道的精髓，以致于法天地而垂文成化。由“天文”至“人文”，圣人的传承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圣人所著诸经典之文中，八卦、十翼、《文言》产生之早说明了《易》居于六经之首的位置，故刘勰论文屡屡标举此书。

时至南朝，骈风大盛，各种文体的文章都以骈体行文，即以对偶为主要表现方式，骈文臻于成熟。但是，时人往往称其为“今文”或“今体”，始终未出现“骈文”一名。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未意识到骈文的特殊性，而是将其视作一种自然的存在，与传统散体文并无明显的隔阂。此时的骈文批评尚未上升到专门文体学的层面，而仍属一般文章学的范畴。《文心雕龙·丽辞》探讨对偶修辞方式也是在一般文章学背景之下展开的，只是把对偶看作一种普通的修辞手段，并未指出大量使用对偶会改变文章的性质这一事实。刘勰未将对偶看作文章的特殊标志，所以在分析对偶的产生原因时，也仅仅是探讨此种修辞手段的缘起。然而，自骈文概念确立后，《文心雕龙》中的相关论述就成了发掘骈文起源的最合理解释。尽管刘勰的本意并非为了论证骈文的起源，但实际上达到了这一目的，故对此论题具有开先河之功。这种超越本意的骈文批评观显然受到一般文章学性质的深刻影响。

关于对偶产生的原因，《文心雕龙·丽辞》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7］588从天地自然赋予万物生灵形体，而肢体必然成双这一自然现象入手寻求对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造化赋形，有双也必有单，即有偶也必有奇，实际上是奇偶并存的。张仁青之说最为恰当：“自太极剖判，而奇偶已分，凡天下之物，多相对待，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未有是奇而非偶者，亦未有是偶而非奇者，譬之人类，其生理组织，有奇，亦有偶，奇偶相配，即形成人体美。”［10］57-58刘勰的意图在于说明对偶的起因，所以论述时极力强调使用对偶修辞的重要性，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强调似乎有些过头，而且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吻合，比如有些名篇佳作使用偶句并不多。其实，奇、偶都源于自然，有偶必有奇，应该是奇偶兼用。有些作品遣词造句之所以采取骈偶体式，其原因有多个方面，比如以对称为美的传统民族心理使然、汉语单音节文字的特点提供的便利等，对此刘勰却未提及。当然，刘勰也提倡兼用奇偶，若全用奇或全用偶，似乎皆不足取。《文心雕龙·丽辞》曰：“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7］589全用奇而不用偶，如同《山海经》中所载的一足之夔，实在不合常理。至若一味追求整齐的形式，全用偶而不用奇，则又缺乏文采且毫无生趣。唯有奇偶并用，各适所宜，方为上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丽辞札记》也说：“文之有骈俪，因于自然，不以一时一人之言而遂废。然奇偶之用，变化无方，文质之宜，所施各别。……用奇用偶，初无定律，应偶者不得不偶，犹应奇者不得不奇也。……缀文之士，于用奇用偶，勿师成心，或舍偶用奇，或专崇俪对，皆非为文之正轨也。舍人之言，明白如此，真可以息两家之纷难，总殊轨而齐归者矣。”［8］205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丽辞校释》则深入分析对偶的演进及刘勰折中奇偶的观点：“文家之用对偶，实由文字之质性使然。我国文字，单体单音，故可偶合。……至文家遣词，东汉以后，渐崇整饬，因之文句对偶为多。齐梁声律既兴，平仄谐适，尤足助成斯美。于是诗文皆务联对，而丽辞之法乃臻巧密，浸假而无体不作偶语。故后世以骈体一名，指目六朝之文。洎昌黎韩氏又别倡单行，号曰古文，与之相角，至今莫易。舍人当骈体盛行之世，即倡裁抑之论，而主‘迭用奇偶’之说，其言平正，贤于后世古文家远矣。”［11］139-140刘勰主张兼用奇偶的骈文批评观对清代许多骈文家如李兆洛、袁枚、孔广森、刘开等影响极为深远。刘勰虽然强调对偶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唯有恰当运用方能见其巧妙，若刻意雕琢对句则显得虚假浮泛，效果亦会适得其反，所以还是更加推重早期的奇偶适变、自然成对。

考究对偶的渊源，刘勰亦追溯至儒家经典《尚书》与《周易》，此或与其崇经思想有关。《文心雕龙·丽辞》谓：“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7］588翻检《尚书·大禹谟》、《易》、《诗经》、《左传》、《国语》等，俱可见到一定数量的对偶句，但因属自然而成，故只是大致对称，非如后世骈文刻意讲求对偶之严格。除《尚书》有对句外，刘勰又专举《易》之章句为例，以说明早期对偶皆属无意为之。按《易·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此所谓“序乾四德”，前由四个二四句构成对偶，四句话成为一个整体；后由四个六字句对仗而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故曰“句句相衔”。《文言》又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此所谓“龙虎类感”，无论四字句还是三字句，对偶都较工整，故曰“字字相俪”。又《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此所谓“乾坤易简”，句式两两相对，文意环环相扣，前后相承，故曰“宛转相承”。《易·系辞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所谓“日月往来”，每四句为一组，非但前后对称，而且还能隔句对仗，故曰“隔行悬合”。刘勰所引《易》之对偶四例，句式结构各异，尽管对仗不工，但对于后世骈文的对偶形式多有启发。至于对偶的方法，《文心雕龙·丽辞》列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种，认为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并分别举例以说明。至唐初上官仪则提出六对之说，而《文镜秘府论》则扩展为二十九种对偶方法。

对于骈体的发展，刘勰也有所论及。如上所述，关于对偶起源的探讨在骈文概念确立后，自然就具备了骈文起源论的意义，此时对偶的形态充分体现出骈文孕育时期的特征。起初，对偶皆为无意而成，不求工巧，大略对称，即所谓“自然成对”、“率然对尔”、“不劳经营”，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家开始有意追求骈词俪句。《文心雕龙·丽辞》曰：“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7］588从西汉司马相如、扬雄开始，至东汉张衡、蔡邕，崇尚并自觉运用对偶，一时之间，“偶意共逸韵俱发”，作品呈现出半骈半散的特点。这是西汉至东汉文章的总体特征，但就运用对偶而言，前后期程度又有不同。刘师培说：“西汉之时，虽属韵文（如骚赋之类），而对偶之法未严（西汉之文，或此段与彼段互为对偶之词，以成排比之体，或一句之中，以上半句对下半句，皆得谓之偶文，非拘于用同一之句法也，亦非拘于用一定之声律也）。东汉之文，渐尚对偶（所谓字句之间互相对偶也）。”［12］234司马相如、扬雄之赋皆为骈散结合，表现出追求对偶的明显倾向，但未完全骈化；而张衡、蔡邕之赋则更多运用对偶，与后来的骈赋相去不远，蔡邕的碑文也多以对偶行文。魏晋时期，骈文基本形成。以骈赋而言，曹植、王粲、陆机、潘岳、左思之作均堪称代表；以骈文而言，曹植章表及书信之文，尤其是陆机的各体文章，大量使用对偶，已体现出鲜明的骈俪倾向。诚然，在一般文章学背景下，刘勰并未明确指出西汉、东汉文章的细致差别，亦未说明魏晋诸家文章骈化程度的不同。可见，他始终是将对偶看作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法，以致于忽略了东汉以后文章中的对偶对文章形式的关键影响。正因刘勰没有提出严格意义上的骈文概念，故其骈散融通的思想显得更为公允客观。

二、论骈文的文体类别及风格特点

《文心雕龙》第六篇《明诗》至第二十五篇《书记》共二十篇，涉及到的文体共有八十余种，其中，详细论述的文体达三十余种。由于各体文章在南朝皆以骈体撰成，故可将此部分看作骈文文体论。按《序志》所说，该部分所论文体有文、笔之分，前十篇为有韵之文，后十篇为无韵之笔，论述的每种重要文体都包括“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叙述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代表作家作品、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文心雕龙》关于骈文文体类别的区分，虽未明言哪些文体属文，哪些文体属笔，其实就是依据有韵、无韵划分为文、笔两大类的。《文心雕龙·总术》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7］655刘师培则进一步推阐说：“更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于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弔》、《杂文》、《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12］102此说可谓明确。刘勰对于骈文文体的论述程式包括四个环节，其中，叙述各体文章源流与评述代表作家作品两环都具有文学史性质，可以看作一部分体文学史。刘勰叙述每种文体的源流皆沿袭史志目录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必先明其所出，继之进入下一环节，即解释文体名称含义、论其性质或功用。如“诔”：“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诔碑》）诔文最早出现于西周，为胪陈逝者德行勋绩以示悲悼之情而产生，当时必须遵循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原则，且未及士人。“铭”之一体则产生于先圣鉴诫、题勒钟鼎的意图，最早的作品为黄帝的《巾几之铭》。“祝”体文的出现源于祭祀神灵的需要，如《伊耆氏蜡辞》。又如“颂”：“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颂赞》）颂是因为要颂美盛德而产生的文体，最早的作品是帝喾时期咸墨所作的《九韶》。

刘勰对每一种文体都要追溯产生的原因，说明最早的形态，溯其源之外，还要察其终，这一意愿的实现以及该文体的发展演变都要通过评述历代名家名作得以完成。比如论“诔”，《文心雕龙·诔碑》初言夏商之前无考，西周初才出现，其时士阶层无爵位，故死后无谥号，自然亦无诔，即“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当时据诔定谥必须遵照上诔下、贵诔贱、长诔幼的规范，故天子崩殂后，要称天以诔之。继言及至春秋，鲁庄公与宋人战，御者县贲父阵亡，庄公诔之，“始及于士”，士之有诔，自此始也。其后，鲁哀公诔孔子，文辞雅致，悲情至深，此诔堪称古诔的范式。又言至柳下惠去世，其妻诔之并私谥为惠，“辞哀而韵长”。该诔的出现标志着诔体正式开始发生变化，在“诔”体发展史上具有两大重要意义：其一，同辈之间可以私下互相作诔定谥，已打破早期的作诔规范，开启了私谥之风；其二，与用于定谥的朝廷典礼之诔相比，这种私诔抒发伤悼之情更加真挚深刻，从此开始，两种诔文并行于文坛。降至汉世，皆承其流而作，如扬雄《元后诔》，杜笃《大司马吴汉诔》，傅毅《明帝诔》、《北海王诔》，苏顺《和帝诔》、《陈公诔》、《贾逵诔》，崔瑗《和帝诔》、《窦贵人诔》、《司农卿鲍德诔》等，或下诔上，或诔同辈，无一不违背早期诔作之规范。刘师培说：“诔之初兴，下不诔上，爵秩相当不得互诔，诸侯大夫皆由天子诔之，士无爵，死无谥，因亦不得有诔也。降及汉世，制渐变古：扬雄之诔元后，傅毅之诔显宗，均违贱不诔贵之礼；而同辈互诔及门生故吏之诔其师友者亦不希见。若柳下惠妻谥夫为惠，因而诔之，已启士人私谥之风；下逮东汉，益为加厉。”［12］157私诔既盛，诔文遂多，实为必然之势。汉代之诔，皆四言有韵，尚属古诔之体制，魏晋以后则调类《楚辞》，与辞赋哀文相似，属诔之变体。《文心雕龙·诔碑》曾言潘岳之诔构意写情师承苏顺，“巧于序悲，易入新切”，盖因潘文以侧艳写哀，情愈哀则词愈艳，词愈艳音节亦愈悲。此后刘宋谢庄《宋孝武宣贵妃诔》、南齐谢朓《齐敬皇后哀策文》皆情富哀思，词甚清丽，余风遗韵，并出于潘岳。《文心雕龙》论述任何一种重要文体，基本上都按照这一程序，指明该文体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情况。在评论历代名家名作之后，即转入说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征与写作规范一环，即所谓“敷理以举统”部分。从指导创作与批评来看，它体现出刘勰的骈文创作标准和批评标准，故此环节尤为重要。由于各体文章的内容性质、体裁样式不同，故其文辞风格也有差异。关于这一点，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都已提及，而《文心雕龙》文体论则有更具体的阐述。如赋体在魏晋时已趋于大幅度骈化，并有一些骈赋作品出现，至南朝则高度骈化，骈赋作品大量涌现。骈赋完全继承了古赋的体制特征又加之以对偶行文，自应归入骈文的范畴。刘勰指出赋的性质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故极重视文辞藻丽，所谓“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此立赋之大体也”（《诠赋》）。作品的文辞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容性质，故写作时予以细致区分尤为重要。如议体文用于大臣应帝王治国需要而议论政务，论点要明确集中，说理要剀切透辟，措辞要准确严谨，行文不可铺张华词丽藻。“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议对》）可见，写作议体文要依据经典及前代故实，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发论。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议》亦高度认可刘勰的观点：“然其大要在于据经析理，审时度势。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乃为深达议体者尔。”［13］133此类论述，皆指明不同文体的体制特点与写作要领，体现出刘勰对各体文章的准确分辨能力。

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刘勰论述的主要文体有三十三种，大类下又包括多个小类，文体总数共有八十一种。这些文体基本上涵盖了南朝文苑的所有文类，有的文学性较强，如诔、碑、哀、弔、论、书、表、启等，也有的纯粹属于应用文体，毫无文学性可言，如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等。尽管刘勰的文学范围很广，体类繁多，但他看重的只有诗、赋和富有文采的各体骈文及散文，在论述各种骈文文体时，能够准确选出在骈文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家，体现出对骈文演进历程的敏锐感悟与不凡见识。东汉是散文大幅度骈化的起始阶段，班固、蔡邕之作堪称代表，在骈文史上地位显著。刘勰论史传尤推重班固《汉书》的赞序，称其“弘丽”（《史传》），表现出崇尚骈文的审美取向。《汉书》各篇中的赞序，文辞典丽，句式整齐而多偶句，《汉书·叙传》中的述赞又为韵文，这些都符合南朝骈文发达以及文人重视藻采、对偶、声律的要求，所以得到刘勰的大力称美。除《汉书》赞序之外，班固的其他文章同样体现出较明显的骈俪化倾向。如《高祖泗水亭碑铭》，清人谭献评曰：“渐就整密，一变西汉之格。”［14］5又如《典引》，李兆洛称其“裁密思靡，遂为骈体科律”［14］51。蔡邕擅制碑文，名重一时，为东汉“骈文之巨擘”［15］54。其碑作骈化倾向显著，如《郭有道碑》、《陈太丘碑》等，皆对偶工整，藻采纷呈，堪与后世骈文媲美。刘麟生评论说：“蔡伯喈文一出，而后碑板文字，始成为专门绝诣，为骈文造一新纪录。盖东汉文字，已渐趋整齐画一，而非伯喈之金石文字动人，则骈文之发展，尚有待也。”［4］33刘师培推崇汉文，尤其赏慕蔡邕碑制之作：“汉文气味，最为难学，只能浸润自得，未可模拟而致。至于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音节和雅（如《杨公碑》等音节均甚和雅）。在东汉文人中尤为杰出，固不仅文字渊懿，融铸经诰已也。且如《杨公碑》、《陈太丘碑》等，各有数篇，而体裁结构，各不相同，于此可悟一题数作之法。”［12］113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对蔡邕的碑文也是极力赞美：“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7］214蔡邕碑文语词雅洁，句法齐整，与班固之文同为八代骈体文学的先驱，故受到刘勰的推重。

《文心雕龙·宗经》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7］23刘勰指出，“五经”是后代各体文章的源泉，文家创作若能以“五经”为楷模，则能达到“六义”之美，此“六义”实为文学（含骈文）创作与批评的标准。其中，情深、事信、义直指思想内容，风清指艺术风貌，体约、文丽则指语言风格。所谓“情深而不诡”，是说思想感情深挚而不虚假。《文心雕龙·哀弔》谓：“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7］240“隐心而结文”如同“为情而造文”，唯其如此，方能抒发真情实感，对此应予以高度肯定。“观文而属心”则同于“为文而造情”，以致于情感抒发显得虚假浮夸，虽丽而不哀，对此则应坚决反对。所谓“风清而不杂”，是指作品风貌清爽而不繁杂，强调文章应风骨清峻，明朗刚健。如檄文用于征讨敌人，宣布于众，故“务在刚健”、“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檄移》），要具有刚健明朗的特点。所谓“事信而不诞”，是说记事真实而不荒谬。这对史书中的人物传记以及单篇传记（如萧统《陶渊明传》等》、行状文（如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等）尤为重要。作家选材叙事需要辨明史实的真伪，事件必须真实可信，“其取事也必核以辨”（《铭箴》），“事以明核为美”（《议对》），否则会流于荒诞，势必大大影响说服力。又“义直而不回”，是指思想纯正而不歪曲。刘勰从儒家的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规范出发，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要纯正无邪，要做到义直、义正。如崔瑗的《七厉》“植义纯正”（《杂文》）、曹植的《诰咎文》“裁以正义”（《祝盟》）、潘岳的哀辞“义直而文婉”（《哀弔》）等，皆堪为标准。“体约而不芜”，是说作品体制简要精当而不杂芜。如潘尼的《乘舆箴》讲究雕琢辞藻，且篇幅较冗长，违背箴文的简要确切的规范，故虽“义正”但“体芜”（《铭箴》）。“文丽而不淫”，是指文辞华美而不过分。南朝骈文注重华辞丽藻，文家创作时往往不加约束，以致于“为文而造情”（《情采》）、“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诠赋》）。刘勰这一主张意在适当遏制绮靡华丽的文风，对骈文创作与批评都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当然，“六义”的提出仍基于刘勰的宗经思想，该思想贯穿《文心雕龙》全书。

关于骈文的风格特征，在上述文体论部分已有所涉及，但更为具体集中的论述则体现于《体性》、《风骨》、《通变》、《定势》诸篇中。其中，《体性》论骈文风格特点共有典雅与新奇、远奥与显附、精约与繁缛、壮丽与轻靡四组八种一一相对的风格，分别侧重于体式、用事用典、文辞与风力。作家的个性与情感不同，文风自然互异，前人已有论述，但刘勰的观点显然更全面更成体系。《风骨》针对宋齐时期“习华随侈，流遁忘反”的文章之弊，倡导明朗刚健之风格。风与骨本为两个概念，分指文章风貌的鲜明生动和刚健有力。风的特征为清、显、明，骨的特征为精、健、峻，即所谓“风清骨峻”、“文明以健”。然而，风、骨二者又是密切相关的，作家的气质、情感通过作品文辞来表现，文辞刚健精要，情感表达自然爽朗鲜明；若文辞柔靡繁冗，势必影响情感表达的俊朗明畅。如鲍照《河清颂》虽重雕琢，然气骨劲健，无纤弱之失，可谓风骨充足。而萧纲《大法颂》、《马宝颂》、《南郊颂》取佛法、祥瑞、祭典等正大题材，叙写过于华丽，矜尚藻采，篇幅宏大，风格趋向于阴柔华靡，缺乏骨力，不可与鲍照之作相提并论。谭献评曰：“（鲍文）开张工健，无一间冗之句。序亦有顿挫节奏，未可与简文并论。”［14］25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卷五亦云：“（鲍照）炼语奇丽，每苦有生涩处不可学，然其俊逸遒迈之气动宕行间，固自雄视百代。”又如谭献称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似健于仲宝”，仲宝，即王俭，曾撰《褚渊碑文》，健，即言有骨力，当指该作风格刚健遒劲。再如刘峻《广绝交论》“研炼之中自极遒宕，由其风骨高骞，故华而不靡”。能做到风骨与藻采完美结合，这正是刘勰所追求的理想文风，此类骈文作品在文苑中数量不少。

《通变》论述历代文风变化，并提出改变不良文风的主张。通变本指事物应有所变化而流通不滞，用于文学则指文章应当变化创新，但同时必须考虑到继承过去的传统，有所因革，即把继承与革新结合起来。刘勰认为，上古至刘宋时期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质趋文，商周以前之文偏于质朴，文采不足，而楚汉以后，文华过度，风骨不足。尤其是魏晋以迄刘宋，文风偏于华艳，有藻采而无风骨，又趋新求奇，形成不良倾向。若矫正不良文风，应学习《尚书》典诰的质朴刚健的风格，以适当遏制华丽绮靡之风，使作品质文兼备，雅俗皆宜。《定势》阐释文体与风格的关系。势，即文章风格。刘勰认为，文章体裁样式决定其基本风格，即所谓“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篇中列举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箴、铭、碑、诔、论、序等二十余种文体，并将其风格特征归纳为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弘深、巧艳六类。此六类特征可以说是各体文章风格的基本特征，但由于作者众多，情况多变，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故不排除有些作品呈现出主流特征以外的独特风貌。篇末还指斥宋齐以来文人追求新奇诡巧文风的现象：为趋新求奇，文人不惜穿凿，导致出现“讹势”，其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即为割裂文句或颠倒语序。如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中有“微管之叹”、“照邻殆庶”、“冠德如仁”，皆为割裂文句，以取新色之例。鲍照《石帆铭》有“君子彼想”之语，则为颠倒语序，正常语序为“想彼君子”。孙德谦《六朝丽指》说：“‘讹’之为用，在取新奇也。……文之反正，喜尚新奇者，虽统论六朝可矣。……然而论乎骈文，自当宗法六朝，一时作者并起，既以新奇制胜，则宜考其为此之法。……又庾子山《梁东宫行雨山铭》：‘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其句法本应作‘衫同草绿，面似花红’，今亦颠之倒之者，使之新奇也。”［16］8454刘勰批判创作中的“讹势”，而且突出强调颠倒语序或割裂文句的弊端，当是因为这种风气流行于六朝且影响较大。

三、论骈文的创作方法和批评鉴赏

自《神思》至《总术》共十九篇，打通各体文章，论述与创作有关的问题。刘勰论骈文创作，当然也是在一般文章学的背景之下展开的，即通论文章创作。由于南朝时各体文章都已骈化，属于典型的骈文，所以此部分可看作最早的骈文创作方法论。在这十九篇中，《丽辞》、《声律》、《事类》、《练字》、《情采》、《章句》诸篇首次以骈文的形式要素如对偶、声律、用典、辞采、句式为研讨对象，揭示出骈文创作的基本特征，使骈文批评呈现出较清晰的面貌。

《丽辞》专论对偶的源流、种类及弊病，体现出刘勰对骈偶技巧的高度重视。作为骈文的本质要素，对偶经历了由粗浅至精湛的演变过程。刘宋时期，仅注重字对和义对，忽略声对，对仗不工，技巧较粗浅。齐梁以后，骈文成熟，声律论兴起，对偶技巧愈趋精湛，字对、义对、结构相对之外，又讲究声律相对，平仄调谐，以求音韵之美。曹道衡比较刘宋和齐梁以后骈文的区别时曾说：“刘宋初年人的骈文，从句子的字数比较整齐、文章比较华美和对仗逐步增加等现象来看，基本上可以归入骈文的范畴。然而比起齐梁以后的骈文来，不但散句还较多，对仗也不如后人讲究，更重要的是四声说还没有被明确地提出来，所以对文章的声律限制，也不像后来人那么严格。”［17］43骈文大兴时，文章无体不骈，即使史书也不例外。唐人刘知几《史通·叙事》对史书中的对偶、雕藻及虚构手法多有指责：“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18］174“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18］180《丽辞》提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种对偶类型，言对是指直接用偶词俪语表达意图，相对较容易；事对需要熟悉古代掌故，以深厚的学识积淀为基础，相对较难；反对是指用相反的事例表达相同的旨趣，真正能做好的自然属于优秀者；正对则是用相同的事例说明相同的道理，显然不如反对更出色。当然，言对、事对中各有正、反之分。刘勰虽重视对偶手法，但关于运用对偶的弊病（如重出、不均、孤立、庸冗）也毫不讳言，强调要尽力避免各种弊端。辞采是骈文的另一形式要素，骈文初起时，总体上不甚讲求藻采，但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文家愈益重视雕饰辞藻，以致于达到华丽绮靡的程度。所谓颜延之骈文“雕缋满眼”［19］881、江淹骈文“辞藻壮丽”［1］258、徐陵骈文“炼格炼词，绮绾绣错，几于赤城千里霞矣”［20］142，皆指出骈文注重藻饰的特点。刘勰对辞采、对偶、用典、声律等骈文形式要素都非常重视，故于书中详加论述。从狭义上来看，辞采专指骈文语言的形态色泽之美；从广义上来看，对偶、用典、声律也属于辞采的范畴。观《情采》、《练字》、《比兴》、《夸饰》、《隐秀》诸篇，可知《文心雕龙》论辞采的具体内容。《情采》专论情志与文采，提出为情造文的主张，即为表现情志而敷设文采。这一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是针对辞赋作品“为文而造情”的倾向而发的，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如果片面追求藻饰，势必难以表现真实情志，“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因此刘勰反对刘宋以来过于华艳的文风。在他看来，文采藻饰固然重要，“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五色杂而成黼黻”，“君子常言，未尝质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但不能过度，而且要以表现情志为基础，即所谓“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正确处理情与采的关系。“惟刘氏提倡文采，并非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所谓有条件者，言文采须与本质等视齐观，不可偏废。盖徒有其文而无其质，其文将无所依附，则不足珍矣。所谓‘文附质’、‘质待文’者，即指此而言。”［10］351刘勰重视藻采，但又提出雕琢辞藻要恰当，不可偏于诡异，如上述颠倒文句以求新奇的现象。《练字》探讨创作中的用字必须注意字形之美，显然也是讲究辞采的一个方面。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可见锤炼字词为基础，故此篇宜与《章句》合读。刘勰提出练字应力避“诡异”，反对文人使用佶屈聱牙的古字古词，应尽量运用今字今词，如此方能易于识别且不会损害文章的美感。《颜氏家训·文章》载沈约云：“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21］272其“易识字”，即言不可使艰深诡异之字入文。另如刘氏所提“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的练字要求，都是强调不同的字形应该错综搭配方可产生视觉美。此外，《章句》还提出“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之说，为骈文的四字句、六字句两种主要句式提供了理论支持。《比兴》论比喻手法，指出借外界事物为喻，以此抒情言志，可以增强文章的形象性与艺术魅力。《夸饰》肯定使用夸张手法的积极作用，但又指出不宜过度，应夸而有节，饰而不诬。《隐秀》则主张驱遣文辞应隐秀兼备，既要意蕴含蓄，又有警策之语。

关于骈文用典，《文心雕龙》亦立专章予以论述。《事类》分典故为语典与事典两类，一用于明理，一用于征义：“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7］614可见圣贤作文也同样注重运用典故，这为强调用典在骈文创作中的重要性打下良好基础。当然，用典离不开作家的才与学，需要二者结合才能实现：“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7］615若想在骈文创作中恰当运用典故，避免“引事乖谬”，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势必兼备才、学，不可偏废，于此亦见刘勰对用典的高度重视。黄侃虽认可用典，但又主张要恰切适度，反对使用生僻典事和仅为寻求新奇效果而用典：“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终则综辑故事。爰至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其甚者，捃拾细事，争疏僻典，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此则末流之弊，故宜去甚去奢，以节止之者也。……故前人之引言用事，以达意切情为宗，后有继作，则转以去故就新为主。……尝谓文章之功，莫切于事类，学旧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逃孤陋之讥；自为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免空虚之诮。”［8］240-241此说指出汉魏六朝文士善用典故的事实，强调用典的可行性及其功能，提倡用典恰切，反对过度。自汉魏以迄南朝，诗、赋及骈文无不使事用典，尤其是南朝时期，此风最盛。如果说汉代以前用典多属无意为之，至魏晋则属刻意经营、专力用典，至南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自颜延之、谢庄“喜用古事，弥见拘束”［22］43、“尤为繁密”［22］4，至任昉、王融“专以隶事见长”、“以用事见姿态”［23］724、“动辄用事”［22］52，再到徐陵、庾信“词事并繁”［14］64、“缉裁巧密，多有新意”［24］335，无不逞才炫博，大肆用事，观上述诸评语即知当时用典风气之空前盛况。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类书，可供骈文家隶事取资之用。刘勰强调用典的重要性，正反映了当时重形式的文学审美取向与重博学的社会文化风气。

声律也是骈文的一大形式要素，其根本用途在于通过平仄交错搭配以求声韵调谐的效果，在骈文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自沈约、谢朓、王融等人提出永明声律论后，骈文创作在对偶、雕藻、用典的基础上又加以声律之求，使外在形式臻于完美。明人王志坚《四六法海原序》云：“渡江而后，日趋缋藻。休文出，渐以声韵约束之。至萧氏兄弟、徐庾父子，而斯道始盛。”《四六丛话·后序》曰：“彦升、休文，肇开声韵。轻重之和，拟诸金石；短长之节，杂以《咸》、《韶》。盖时会使然，故元音尽泄也。”［2］3《四六丛话·总论》亦曰：“六朝以来，风格相承，妍华务益，其间刻镂之精，昔疏而今密；声韵之功，旧涩而新谐，非不共欣于斧藻之工，而亦微伤于酒醴之薄矣。”［2］532重视声律藻饰固然是六朝骈文追求形式美的表现，也是其长处，但过于追趋形式而忽视内容，如同酒醴一样味道浅薄，无疑又流露出较大的弊端。《文心雕龙·声律》论平仄格律的运用规则及不当使用而产生的弊病至为详尽，为骈文创作中的声律讲求提供了范式。“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7］552-553此处将声调分为飞声、沉声两种，基本上相当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浮声”、“切响”或“轻”、“重”，即平、仄两大类。大约飞声、浮声、轻指平声；沉声、切响、重指上去入三声，即仄声。按照声律论的要求，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应该间隔运用，如此一来通过声调的变化取得畅达谐美的效果，此即为声律之美。所谓“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即指不同声调的字交错配合使用，犹如沈约所说的“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刘勰还指出双声字、叠韵字不能相隔使用，否则会产生声病。“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分别相当于沈约所提八病中的小纽与大韵、小韵三种声病。刘勰指出，若声律不谐，则为“文家之吃”，可见对声韵和谐的重视。“异音相从谓之和”中的“和”指声律，“同声相应谓之韵”中的“韵”，则指押韵。此处已明确区分声律与押韵，非同于清人阮元将二者混为一谈。按阮氏《文韵说》云：“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25］126阮元推尊骈文贬抑散文，以骈文为文而以散文为笔，又强调文须讲究对偶有韵，于是将骈文中合乎音韵宫羽者（即符合声律论者），强指为有韵之文，实可谓牵强附会。

《文心雕龙》对对偶、辞采、用典、声律等骈文形式因素都非常重视，并进行细致深入的探讨，从而清晰地揭示出六朝骈文的基本特征，为后世骈文创作与批评指明了方向。由于《文心雕龙》以骈体撰成，因此可以看出刘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表现出对骈文的充分肯定。

骈文的批评鉴赏问题也是《文心雕龙》骈文批评的一项内容，它主要体现在《知音》、《程器》、《才略》、《时序》、《物色》等篇中，诸批评话语充分反映出刘勰的骈文批评鉴赏主张。《知音》集中论述了骈文批评鉴赏的核心在于树立公正的批评态度和运用恰当的批评方法。刘勰指出，针对长久以来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的文学批评倾向，需要克服偏见，进行全面而公正的批评。具体来说，就是经过全面客观的阅读考察之后再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唯有先“博观”（即博览群书），才可能做到“圆照”（客观公正的批评）。在广泛阅读作品时，应做到“六观”，即观位体（体制风格）、观置辞（运用辞采）、观通变（考察因革问题，核心为文质恰当结合）、观奇正（以儒家经典的雅正文风为本，适当酌取辞采，做到执正驭奇，而非逐奇失正）、观事义（考察典故运用）、观宫商（声律是否和谐）。刘勰认为，骈文批评鉴赏必须通过“六观”来探寻作者的情志，即由作品形式与艺术表现入手逐步深入至思想内涵。所谓“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即明确指出文辞形式成为连接作家与批评家的纽带。作家借助文辞形式来表现思想感情，以此打动读者，而批评家也必须通过考察文辞来探寻作家的情感深度，并评价作品的优劣。此“六观”之法与《宗经》中所论的“六义”标准涵盖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两大方面，成为《文心雕龙》中关于骈文批评鉴赏的重要原则与方法。《程器》探讨文人的品德修养和政治才能，指出尽管不少文人的品德有瑕疵，但也有一些文人的品德很好，并非如同世人所说的文人无行，他们之所以经常受到讥讽，主要是因为政治地位低下。《才略》论述作家的文学才能与创作特色。如陆机文才高超，缀辞繁复，诗文举体华美。“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才略》）“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体性》）“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镕裁》）据此可见，繁缛已成为陆机诗文创作的突出特点。骈文发展至魏晋，已基本形成，陆机堪称代表作家。观其《豪士赋序》、《谢平原内史表》、《汉高祖功臣颂》、《演连珠五十首》、《吊魏武帝文》、《辩亡论》、《五等论》等篇，皆藻采华美，对句工整，用典繁密，在骈文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骆鸿凯《文选学·读选导言》评其《豪士赋序》说：“裁对之工，隶事之富，为晋文冠。而措语短长相间，竟下开四六之体。”［26］311

《时序》研讨历代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指明各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况及特点。刘勰提出，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风格有时偏于质朴，有时偏于华艳，还受到时代及政治文化等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质文沿时”、“文变染乎世情”，都寓有此意。魏晋时期骈文基本形成，曹植、陆机的部分作品高度骈化，有些已属于骈文。曹植之作“咸蓄盛藻”、“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体被文质”（《诗品》），可见文质结合得较好，符合刘勰文质兼备的标准。陆机之作则“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时序》），华艳绮丽，藻采纷呈，文过于质。《通变》所谓“魏晋浅而绮”，浅指用字平易，不似汉代文章深奥艰涩，绮即指绮丽，也就是富于文采。自魏晋以迄南朝，骈文家对于藻饰的追求倾向是极为明显的，故作品体现出文胜于质的特点，这也是刘勰标举宗经思想，适当遏制华丽绮靡文风的根本原因。《通变》又称“宋初讹而新”，虽立足于刘宋初期文坛而论，其实可以涵盖整个南朝时期。随着骈文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趋于成熟，文家愈益讲求对偶、用典、声律、藻饰等各种修辞技巧，趋新求奇，逞才炫博，有时甚至不惜有意颠倒文句或故意省略字词，以致于语义含混不清。如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写梁武帝勤于读书治学云：“朕本自诸生，弱龄有志，闭户自精，开卷独得。”骆鸿凯《文选学·文选专家研究举例·任彦昇》说：“六朝文琢句最工。然如此文‘朕本自诸生，弱龄有志’，谓弱龄有志于学也。省略于学二字，文义未明，读者若不就其上下语气细为推绎，几于索解不得矣。”［26］561《时序》论刘宋文学，特别强调帝王的重视与提倡导致文学（含骈文）走向繁荣：“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飇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7］675按《宋书·郑鲜之传》载，宋武帝喜好文学，颇慕风流。史家谓宋孝武帝才藻甚美，《南史·王昙首传附王俭传》也称其“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19］595。孝武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文才虽更高，但深悟其意，为文有意“多鄙言累句”，以致招来“才尽”之讥。据《宋书·始平孝敬王子鸾传》载，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宣贵妃殷淑仪薨，“上痛爱不已”，遂作《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并序》，以抒发深刻的伤悼之情。当时丘灵鞠也曾向孝武帝进献三首《挽歌诗》，表达对宣贵妃的哀悼之情，帝阅其“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句时，不禁“擿句嗟赏”。谢庄也“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今复有此才。’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史籍称该文为哀策，而《文选》则题为《宋孝武宣贵妃诔》，文同而名异。此皆为帝王崇尚文学，文士纷纷效慕而致文学趋于繁荣之例，这种现象也反映出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物色》论述文学（含诗、赋、骈文、散文等）创作与自然景物的关系。物色感发而兴情是文学（含骈文）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陆机《文赋》已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27］762之语，之后刘宋傅亮《感物赋》、南齐王融的上疏都提到物感说。至刘勰《文心雕龙》这一命题才得到充分展开与阐释，在理论上才趋向于完整。刘勰以后，钟嵘《诗品序》、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答晋安王书》、萧纲《答张缵谢示集书》、萧子显《自序》等都突出地论及感物兴情理论。《物色》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都是为了强化这一理论。《物色》又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7］694“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7］695刘宋以来，山水文学极为繁荣，不仅有山水诗、赋，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山水题材的骈文。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与施从事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等，皆堪称名篇佳作。诸文描摹山水景观细致、周全而逼真，绘声绘色，加之出以对偶、雕藻等精湛的骈文修辞技巧，故在当时文坛中颇负盛名。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明诗》），当是此时文风的突出特点。

历来论者研究《文心雕龙》，多数从整体上关注其文学理论与批评价值，而极少专力研讨其骈文批评方面的成就。其实，《文心雕龙》中的骈文批评理论颇为丰富，论述剀切详明，观点准确精当，可谓深得骈文文体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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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部兵

On the Criticism of Parallel Prose in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LIU 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Abstract：There were much criticism on parallel prose discourse in the book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with rich contents，deep implications，distinctive opinions and strict demonstration.The criticism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The theory of parallel prose criticism in the book involved all aspects of the parallel prose style，showing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criticism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In particular，its contents included the origin，the evolution，the style types，the style features，the creation method and the criticism appreciation of the parallel prose，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arallel prose criticism in the Six Dynasties.

Key words：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parallel prose；literary criticism

中图分类号：I 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83（2016）02-0008-12

收稿日期：2015-12-2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一般项目（项目编号：GD14CZW0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5ZDB06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CZW026）。

作者简介：刘涛（1974-），男，山东临沂人，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