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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困惑·倾听:关于当代贺州诗人的文学想象

2016-03-15肖晶

贺州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贺州故乡内心

肖晶

(贺州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西 贺州 542899)

立场·困惑·倾听:关于当代贺州诗人的文学想象

肖晶

(贺州学院学报编辑部,广西贺州542899)

女性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需要借助外在和内在的力量来完成自我身份认定。而诗人更善于发现自己内心的问题,怀乡情结是诗人对历史文化的自觉介入,并与古今中外的诗歌、文学、文化、生活展开真正的对话和文学想象。贺州当代众多女诗人是一群值得尊敬的歌者,她们的文学立场从抵达故乡开始,注重由情景展现历史文化视野,分析自身精神困惑,倾听内心声音,借以表达女性经验。她们以诗重返文学现场,并尝试揭示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冲击所带来的意义,在乡愁的演绎中进行文学表达和女性书写。

贺州诗人;文学立场;精神困惑;内心倾听;文学表达

贺州地处潇贺古道咽喉,是古代中州进入岭南的重要隘口,自古人杰地灵,唐代诗人就留下不少与贺州有着各种交集的诗篇。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有“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诗句,是诗人送别堂弟柳宗一而作,为伤别之作,既表现了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又抒发了诗人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窜南荒的愤懑愁苦之情。李商隐的《昭郡》有“桂水春来早,昭川日正西”,反映了诗人眼中的贺州早春之象。宋之问的《下桂江龙目滩》有“暝投苍梧郡,愁枕白云眠”,描述了桂江风光和诗人的忧患心境。关于诗歌,《诗大序》定义诗为“志之所之也”,认为诗为“言志”而存在,强调诗歌寄托人的内心情感。诗人重要的是发现自己内心的问题,并与古今中外的诗歌、文学、文化、生活展开真正的对话。贺州有着厚重的历史人文情怀,贺州的诗情画意和温婉妙曼,也催生了纪尘(蒋月英)、林虹、肖晶、杨剑华、余洁玉、诗雨(杨美英)、罗晓玲、铂斯(彭斯慧)、陈小羊、陈丹笛子、叶可可、陶耀娟、苑月(卢兰凤)等贺州当代女性作家和诗人的文学之旅。

一、文学立场:从抵达故乡开始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当代中国诗歌的黄金年代,“它以大学校园为据点,为激情膨胀的诗人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文学社交平台”[1]219。上述贺州当代女性作家和诗人,她们当中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给人的感觉是敏感,有才华,有抱负,她们写作和阅读的起点较高。2016年第3期《贺州文学》推出了余洁玉、诗雨(杨美英)、罗晓玲三位女诗人的组诗,她们的女性书写充盈着来自故乡的温暖情怀。它给笔者带来一次安静而又美妙的阅读体验,透过故乡的温情叙事,她们的写作体现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和人类的感性意义,这些组诗自由飞翔和穿越在故乡“时光的背面”,承载着关于来自乡村、来自古镇、来自内心体验的所有文学想象。

(一)余洁玉的“春天”及其他

余洁玉,“80后”诗人,鲁迅文学院第四届学员。作品发表于《星星》《广西文学》《南方文学》等期刊。曾有诗歌分别入选《广西文学》第四届、第五届诗歌双年展、《安徽文学年度诗选》《女诗人诗选》等选本。

喜欢余洁玉这首《春天之诗》:“这首诗写到春天/就发芽了,长出了绿叶/开出淡黄色的小花”,这时,诗人的内心潜藏着灵动的“诗心”,我们看见了芸芸众生中的“个人”和“我”。此时,“诗人”是“我”,“春天”昭示着梦想的启航,有着来自故乡温暖的依靠,如同“一颗清风明月之心”的少女李清照。诗人倚着春风,内心干净澄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余洁玉的“春天”是一种隐喻,诗人在困顿中内心有隐隐潜藏的希望,对平凡人生怀揣着美好的梦想,它为我们理解女性以文学的形式对生活的压力和梦想作出反应的动力提供了样板。因此她的诗歌言说,明快,柔软,清朗,充满歌唱的冲动。“不要惊动睡在花蕊中的鸟雀/也不要让春风在河面上拐弯”,这种欢畅的心境,正是诗人自由舒展情怀的真实写照。

同是“80后”学者诗人罗雨的《四月,我在北京的柳絮中打捞故乡》,则寄托了诗人在“他乡”怀念故乡的“空心人”,人在他乡,却有着别样于故乡的生存状态和忧伤情怀:“这是四月/我沿着风干的记忆踏遍/整个京城的烟雨忘了/回去的路/柳絮起起落落/导演着人生的序幕与落幕/天空的泪水发送空洞的呼唤/一声北方/一声南方”。诗人此时只能“在北京的柳絮中”充满惆怅地“打捞着故乡的影子”。面朝南方和故乡,诗人内心构筑的却是“自我囚禁”和“自我逃离”,这恰恰皆源于一种生存的焦虑和远离故乡的疏离感和漂泊感。因此,罗雨的诗为女性焦虑和活动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范式,而余洁玉则在故乡贺州的安静而平淡的生活中找到言说的出口。她们所背负的内心压力和生存空间不一样,但故乡始终是诗人心灵存放和安顿之处,在对故乡所有的文学想象中,不管“回归”还是“逃离”,关于故乡的种种意象,一草一木,一沙一尘,都能在诗人的自我言说和文学表达中找到某种联系和参照。于是,罗雨才能在北京的街头把对于故乡的记忆不停地“放在异乡的夕阳和月光里晾晒”,诗人并不吝啬将她血淋淋的伤口一次次撕碎又一次次呈现,她的内心是脆弱而又强大的,所以她的诗更自我,更有张力,令人心痛和难以呼吸,几乎把“个人”和“我”完全置放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并能自由转换。而余洁玉却只是安静地守着故乡,似乎无法在压抑和突围之间寻找到一种带有独特个性的张力,她的“春天”或许只是一个小女子的“春天”。她的《交出》,亦只是一个小女子的平常所思所悟:“立春过后,桃花向春天/交出爱情的芽苞/天空交出雨水/大地交出羽毛”,所以最后诗人喊出了“而我能交出的,除了寂静/就是虚无”,这种无力感更多是一种小无奈和小伤感。她就像春天里长在路边的一朵平凡却又坚韧的小花,安静地等着花开,更多是自说自话。但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温暖,还有她对生活的知足,对故乡的感恩,对人情的练达,对生命种种美好的期待。这是诗人的故乡情怀在乡间的小路中自然撒落的火花,温暖而清新。

(二)诗雨的“墙”意象与黄芳的“精神抵达”

诗雨一直在寻找最接近自己个性的表达方式。诗雨在《墙》中描述了“我”与“墙”的对话,“我想写一写那堵墙/它站在那里/被一种白所禁锢/没有悲伤,即便听见哭声/也没有欢愉,即便看见老鼠嫁娶/有时,阳光会进来抚摸一下它/风会进来拍打一下它/飞虫会用头撞一下它/我常常盯着它发呆/作为静态的墙,它有它的沉默/我有我的未知”。这个“被一种白所禁锢”的“墙”是诗人的“心墙”,“我的发呆”和“静态的墙”描述了一种慢下来被偷走的时光,是诗人内心挣扎和生活经验的共同呈现,充满了想象力。此刻,诗人诗雨瞬间变成“女巫”,变成“寓言家”,在动态的流年里,“寓言”成了人生的真谛。但这些片段描写、即兴抒发却缺少一种转承曲折的高潮和思辨能力,无法让诗人获得更为开阔的主题,甚至无法形成一定的对位关系。因为,“女性选择文学作为进入社会的通道,和文学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边缘地位也有关系,边缘的女性和边缘的文学在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一种对位的关系。”[2]92如果一定要将诗雨的诗歌归类,她的诗更类似闺阁诗,如同山涧小溪,流露出一种自甘边缘的心态。对女性而言,仅仅满足于身边琐事闲言碎语的议论,“将永远无法走向广大和博深”[2]98。诗人或许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更需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个性。如何走出自我圈定的“心墙”,走向对人对自我更为深切的关怀,这正是优秀的诗歌写作所需要的方向。

相比诗雨,诗人黄芳的《注定》,描述的也是要突围出“心墙”的挣扎和经验,我们更多看到了诗人奇诡的想象力,以及对人的内心反复审视与辩诘,这是一种有高度的张力。作为常常以“寓言式”的观察来表达的诗人,黄芳更注重女性体验,她不仅仅从故乡出发,更从内心出发,所以她的“精神抵达”就有了厚重的底色,尽管这种底色带着苍凉的况味,但有深度,有哲理,有对人精神层面的安慰。“抵达或离开/她注定要遇上这沿途中的落花与流水/‘天黑了,灯亮了。'/流水边的石头/注定要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清凉里/张口说话/‘天亮了,灯熄了。'/落花上的蝴蝶/注定要用最轻的一次振羽/扬起隔夜的尘埃”,于是,在这种近乎与“神”的对话中,诗人黄芳也走向了一个充满哲理的思辨高度,她的“抵达”有深度,有更多的反思能力和内省能力,以“她沿途中的抵达或离开/注定要被一桩落花流水的事件点亮和熄灭”的“寓言”,完成了一次精神探险。

但我们也看到了诗雨的努力,诗雨也有黄芳式的精神探险,她的《叶子》,以一个女性成长的经验和视角,抒写了一个有温度的故事,关于爱,关于互助,关于恒定,关于成长,关于生命的思考与反思。诗要写得有故事,耐看,是很不容易的。诗雨用人与自然的联系,串联起互助和爱的成长过程,展示了女性气质。“那时/我刚学会在一堵泥巴墙上/画一个男人。牵着他小小的宝贝”,诗人喃喃自语和碎片化的叙述,试图延续和拉长生命的弧线,在时光的流逝中,所有的一切,光影,速度,记忆,血脉,生命的来来去去,都变得沉静而美好。

如果说余洁玉的诗是一缕灵动的清风,诗雨的诗就是一场静谧的秋雨,而罗晓玲的诗歌,浇注的恰恰是一段历史轨迹。罗晓玲的《深坡》《大歌》《守庙的老人》《秀水的第四条河》,从故乡的文化印记出发,写得从容,有质感,透过一个又一个贺州元素和文化符号的抒写,罗晓玲精心守护着故土,守护着精神家园,从家乡的古道、瑶族风情、一个老人、一扇窗、一首歌谣、一条小河,演绎和再现了人生和历史场景,试图探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并对故乡时时刻刻保持着绵长的爱和尊重,这使得罗晓玲的诗歌写作有了更多的历史叙事,有温度,有故事性,不张扬。

二、精神困惑:寻找故乡密码

(一)罗晓玲诗歌的“生态良心”

罗晓玲,“70后”瑶族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一期少数民族创作培训班学员。作品发表于《散文选刊》《飞天》《大理文化》《广西文学》《南方文学》等期刊。有诗歌入选2014年《安徽文学》年度诗选、2015年度《红豆》诗选,出版个人散文集《紫色的河床》。

相比余洁玉和诗雨,罗晓玲更注重“生态良心”的体悟。如写富川的秀水:“水往北走/在到达村庄腹地之前难以发现/水是在空中流淌着的清洌薄凉/水声是飞鸟掠过樟树林时的几声惊叫/陪伴着几只在河边反刍的牛/那时候时光饱满如河边湿胀的棱石”。诗人眼里的故乡,到处是水流声,鸟叫声,还有安稳的日子和朴实的乡民,全诗想象奇特,有很强的现场感。“秀水”于罗晓玲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背景和一种映照,更是诗人努力实践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生态美学的写照。诗人从瑶乡地理空间和文化符号出发,寻找秀水的脉络经纬,寻找故乡的“生态密码”和历史人文轨迹,以瑶乡女儿的视角,写秀水,写深坡,写雕花的窗棂,写古老的石板路,写一个故事,写一段历史,所有一切,指向的是故乡,指向从内心到精神的同步“抵达”,这使得她的诗内容饱满丰富,朴实无华,能落地生根。“从秀峰上俯瞰/秀水是一朵雄奇的花/远古鸟兽嘴里哼出的歌谣衍生了/谁家窗棂上的雕纹/石余、八房、安福、水楼/这些伏地而梦的小兽/安落成花瓣静守着母体根茎”(罗晓玲《秀水的第四条河》),花雕,水楼,小兽,这些都是依附在秀水上的密码,它是一个个文化符号,平静中不经意串起故乡历史,它是诗人心中的田园牧歌。如写深坡的古祠堂:“你托付两只石鼓/站在岁月的左右/左为上,关乎一首阙词/右为下,关乎一些文人的思绪/横在中间的/是无数叠加走过的脚步”(罗晓玲《深坡》)。富川的深坡,深坡的古祠堂,带着斑驳的记忆,慢悠悠地向我们走来。罗晓玲的诗,让人踏实、安稳,有故事,有温情,又极具历史感。

“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我们都已经学会了飞翔的艺术及其众多的技巧。几百年来,我们只有靠飞翔才能获得任何东西。”[3]这是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的宣言,“它张扬着意象和观念的重复,目的在于描述一种无法在任何有系统的合时宜的男性逻辑中被分析的层面。”[2]139而罗晓玲也有“飞翔的姿势”,她的“飞翔”隐藏在古镇缓慢的时光里,隐藏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于是才有了不动声色让“昔日喧嚣归于沉默/青石阶里溢出缓慢时光/祭师的讲述在祠堂里回荡/一首现代的新诗被反复修改”的从容。诗人眼里的秀水,处处有故事,景景有历史。罗晓玲写秀水的“水”,“清洌”而“薄凉”,她不仅在寻找有意义的人和事,她更在意把生活过成诗。这种寻找故乡密码的初心在罗晓玲的诗里无处不在,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恋母情结”,诗人在潇贺古道的历史遗存中固守精神家园,守护着诗心和故土情怀。她爱故乡的一草一木,努力探寻故乡的文化密码,在民族文化的诗海里徜徉,并乐此不彼。

(二)精神困惑与远方的归宿

同为“70后”贺州瑶族作家林虹,在《作家》《诗刊》《民族文学》《散文选刊》等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她和余洁玉、诗雨、罗晓玲的女性写作,同样深受唐诗宋词的影响,面对故乡的山山水水和人文情怀,她们的叙述都带有一代人面临的精神困惑。对于如何摆脱精神困惑,寻找精神归宿,贺州当代诗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从故乡寻找生命的“密码”,为的是走向更远的远方。余洁玉在“时光的背面”,叙述了“坚守”和“逃离”的两难:“遇见石碑,我总是面如青苔/害怕一道闪电/暴露我的怯懦/但我仍然要感谢命运/为我制止了/一次逃离,让我得以在这苦难的人间/像蚂蚁一样修行”(余洁玉《时光的背面》)。罗晓玲没有沉沦在纯粹的怀旧中,在对史诗般“大歌”的吟唱中,诗人的“远方”有着更为鲜明的“追梦”和“造梦”色彩:“追梦的身影在大山里/唤醒沉睡的精灵夜晚褪去黑衫/天空重新打开古老的神意/降临在瑶山的火堆上/而万物正从火堆的乳尖上/再一次脱粒而出”(罗晓玲《大歌》)。这似乎在精神层面构筑了双层悖论:第一,所有的“逃离”是为了走向更远的远方;第二,“坚守”和“怀旧”是“远方”的精神归宿。在“边缘的”的“坚守”中,贺州的诗人们通过故乡的“枝叶”和“青石阶里溢出缓慢时光”的叙述,它不仅仅是自我物化,更多是形成“坚守”和“逃离”的对应关系,是精神困惑中的突围,尽管这种突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是她们处于文化的边缘,渴望通过写作来实现自我价值和精神归宿的愿望更加强烈。

而林虹,更多在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经验的层面来考虑精神归宿的问题。林虹的文学介入方式是传统的,知性的,随意的,散漫的。家人亲情、即景惜物、感慨生死、敬畏命运是林虹的常用主题和兴奋点,但写得最多的是“爱”。一段经历,一种观察,一番沉思,一团思绪,一阵回想,都与“爱”有关:

“它深谙一种哲学,当渴望变成想念,此刻的歌唱才是值得的。它让我知道瞬间为历史,瞬间的捕捉和珍惜,是这个时代所疏忽的。它告诉我,时间是不会重置的。”——林虹《一只蟋蟀的歌声》

林虹是一位纯粹的诗人,她可以把散文和小说变成诗意盎然的“诗”语言。在林虹的笔下,布满了贺州独特的自然风光,贺江、桂江河畔的轻柔与抒情,姑婆山、大桂山的静谧与详和,还有那些淡然安静的植物。她写植物,写植物的灵魂,“向日葵 那金色的光/透着安静的暖/向着幸福或者不幸福/这绵长的昂首/坚定不移”(林虹《向日葵》)。在林虹看来,“向日葵”是幸福的指引,是所有内心安静美好的指向。她喜欢用丰盈和静默来表达发现与体验,习惯把灵魂安放在一个温暖的地方,爱亲人,爱山风,爱故乡。在故乡的小城,诗人的“日子慢得看不见黑夜/成群的鸽子在瓦背打着盹/我被落下的叶子击中/那么疼,向南的街道/有人悠闲地唱着歌”(林虹《时光的痕迹》)。她试图唤醒沉睡中的幸福,她的诗,温润,细腻,淡然,优雅,像小溪一样缓缓流淌。这些诗性的语言,散发着气息,令人回味无穷。同时,诗人还有一种“飞翔”的冲动,在故乡的诗情画意和种种深情牵绊中唤起从故乡走向远方的念想。尽管有时“时光的痕迹”让贺州的诗人无能为力,但故乡的“文化密码”使仍然使诗人着迷,如一道温暖的光,照亮黑暗。正是在心中种下文学梦想的种子,使得贺州诗人为之努力,并让它开花结果。

三、内心倾听:走向更远的远方

相比其他类型的写作,女性诗人们更善于倾听自己的内心,常以诗的形式来表达一种状态,一种女性素质,甚至一种女性经验。这种或阴柔或纯真或性别思考或历史再现的对话以及“向故乡寻找题材”的言说方式,无论是用“充满具体的现实细节来写一个夹在传统与现代、职业妇女与家庭主妇角色之间的女性的女性的具体困惑与压抑”[4]15的文学表达,还是自我反省的自觉性和试图摆脱社会与文化边缘者的位置所作出努力的状态,我更愿意相信,女性写自己的故事,或是写“他者”的故事,无疑是想开拓一个多元的空间,“在主流的写作模式以外,当女性的写作或有关女性的作品常常被忽略的时候,可以冲击旧观念,带来其他的可能性”[4]7。

余洁玉的《倾听(组诗)》,无论是对“春天”还是“时光”的描述,她的“倾听”都是向着内心,把周遭的人和景带进某个历史场景,于是她的女性书写就不自觉地带出一种很具体的生活经验。如在《雨打芭蕉》中,有对内心的“拷问”:“静立如一棵芭蕉/默默回答长夜的拷问”。在《诗》中,有回忆的叙述中带着理想化的怀想:“我要给它一群马/冲出生活的包围/比草原,更加辽远”。从其诗歌的肌理和价值判断中也许无法显示多元的视野,或者也无法“转化”及“提升”为一个普遍的寓言,但她的叙事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是历史背景的背景,寄托了某些素质与价值,带着知识分子的思考,真实而又朴素。诗雨的《低语》也是一种自我的内心倾听:“雨来了/它那么迫切的拍打着窗门/像是想与人交谈”。在这里,作为“诗人”和“女人”的诗雨,似乎带着两种不同的状态:“坚守”和“逃离”。两者是对立的又是相互交融的立场,带着一些艰辛暧昧经验的回避,未免令人觉得这种“飞翔”和“走向远方”的想象底子还不深厚。而罗晓玲的“倾听”,更为注重一种内心平衡,如她把“深坡”的“古驿站”放进历史长河中,才能把“记住乡愁”“留住历史”演绎得如此气荡回肠:“此刻我立于你的驿站/听恕公堂的书声由远及近/听祭祀的声音返回远古/蹄声穿越八百里云和月/一支远古的萧声/又在耳边悠扬响起”。此时诗人的“听雨”“听风”和“听被马蹄声穿越的历史”,无疑是“走向远方”的执着与可以变通和入世的人生态度。“我”带着更多的敏感和自觉,去经历一段寻找自我身份和精神家园的过程,并将“走向更远的远方”的信念扩展到生活和历史中,展现了诗人的文化视野和民族情怀。但贺州作家在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的深度和广度、还原和诠释文化符号的能力以及提升文化视野和阅读高度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一群值得尊敬的歌者,她们或许远离文化的主流和中心,但却能在边缘的山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和文学的表达,只因她们用生命深深地爱着故乡,她们的文学立场和文学表达,也才能从故乡出发,走向更远的远方。

[1] 曾念长.中国文学场——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2] 周乐诗.笔尖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M]//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 黄淑娴.女性书写:文学、电影与生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Point of View,Perplexity and Careful Listening:o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Contemporary Poets in Hezhou

XIAO Ji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Hezhou University,Hezhou Guangxi 542899)

Females construct self-identity with both external forces and internal forces.Female poets in particular are sensitive to human beings'mind.Female poets actively take particip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hrough nostalgic complex by which Female poets produce their own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interact with poems,literature,culture and life.The contemporary female poets in Hezhou are respectable literary singers.As soon as they return hometown,their points of views are changing,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orizon is expressed by description of scenes in hometown,their spiritual perplexities are analyzed,their minds are open.All this is the ways to present their life and experience.In their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the contemporary female poets in Hezhou a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literary realm,with aim at the discovery of the meaning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mainstream culture and marginal culture.

poets in Hezhou;point of view;spiritual perplexity;careful listening;literary presentation

I206.7

A

1673—8861(2016)02—0069—05

[责任编辑]袁春剑

2016-04-21

肖晶(1969-),女,广西贺州人,贺州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广西桂学研究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广西文学与文化。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项目(11BSH023)、2015年贺州学院教授资助项目(HZUJS201507)、2016年度“广西高等教育创优计划”特色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项目(桂教高教[2015]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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